内陆开放区的劳动力社会保障问题

内陆开放区解决城乡统筹发展问题,不仅是要缩小城乡区域差距,更是要促进区域人的发展问题,其中关键是如何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建立健全区域内的劳动力社会保障机制。

(一)国内外劳动力转移模式分析

从国内的劳动力转移模式看,主要有就地转移模式和异地转移模式两种形式。就地转移模式主要是指离土不离乡的转移模式。即“在不发生地域转移的条件下,通过在农业内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来转移和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方式”^[18]。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传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方式主要是发展乡镇企业,让农民进厂进镇,发展以小城镇为依托的农村商品经济。就地转移具有浓厚的保守色彩。实践证明,沿海发达地区等区域乡镇企业发展较快,就地转移的成效比较好。而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较慢,就地转移成效还不明显。另一种是异地转移模式,是指随着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城市转移,被城市工业及第三产业所吸纳,最终实现农村城市化或城乡一体化。这是工业化及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必然现象。农民的跨区域流动,规模大、数量多,形成了“农民工潮”,异地转移模式已经成为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方式。从形式上看,农民工基本实现了脱离农村的生产方式,但从户籍管理角度来看,他们仍属于农村人口,他们的家庭关系、享受的社会服务并没有被彻底改变。

从国外的劳动力转移模式看,主要有政府主导模式、自由迁徙模式、战略发展模式三种形式。政府主导型模式的主要代表国家是英国,英国政府通过制定法律强制和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探索了从惩罚、济民、济身到福利国家的实践路径,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为世界各国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英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圈地运动开始到18世纪20年代；第二阶段从18世纪30年代工业革命开始到19世纪末；第三阶段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第四阶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19]特别在二战后,由于经济和科技的高速发展,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节省的剩余劳动力通过健全的福利制度保障了社会的安定。自由迁徙模式的代表国家是美国。“在工业化初期的1840年,其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的比重为63%。”^[20]美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具有一定的自发性和自由性特征。从19世纪30年代,西进运动成为典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行动。19世纪末工业化不断崛起,迅速消化掉被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异地转移为工业化带来了充足的产业工人,美国走出了一条工业化、城市化和非农化同步发展的道路。日本国土狭小、土地贫瘠、人口众多,为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成功转移,日本走出了一条依赖政策和法律优势的战略路径。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政府制订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1年日本政府制定了农业基本法和农业现代化资金筹措法,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成功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第三产业部门流转的目标,同时由国家补贴利息,向农户提供长期低息贷款,促进农业现代化,改变原有的农业结构,并且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实现了全体国民均保险的目标。

(二)内陆开放区劳动力转移的社会保障问题

内陆开放区要建构或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解决劳动力社会保障问题是制度创新关键。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带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具有一定的自身特征：一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进程,导致农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或不彻底；二是中国农民的特有“农民工”身份,导致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工”无法享受应有的市民待遇和服务；三是“农民工”的生存和生活现状,带来严重的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社会问题,医疗、保险、社会保障和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社会保障问题突出。

因此,内陆开放区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仅关系到农业、农村和农民,即“三农”问题,而且关系到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从“农民工”到市民的转变等一系列问题。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本质上讲是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增长问题,影响国家的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我国下一轮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内需,内陆开放区实施对外开放战略是采取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双向模式,应该在释放和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强社会保障法制建设,这客观上也为我国体制改革提供了试验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