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料罗湾海战看世纪中西方海军实力的差距

从料罗湾海战看17世纪中西方海军实力的差距

任志宏⁽¹⁾

（上海　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　201306）

摘　要：明朝海军曾在相当长时段内领先于世界,但随着明王朝海禁等保守海洋政策的施行,其海军实力迅速衰落。之后虽曾有过短暂的恢复但却始终未能达到昔日的辉煌,并逐渐被西方赶超。本文即以明朝中西之间最后一次海战“料罗湾海战”为切入点,探析其时中西方之间海军实力的差距。

关键词： 明末　料罗湾海战　海军　中西方　差距

15世纪初,在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尚未拉开帷幕的时候,东方的明王朝已经拥有了一支庞大的远洋舰队,并在郑和的率领下纵横四海遨游七洋,航迹遍布三十余个国家。可以说,当时的明王朝拥有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海上力量。同时代的欧洲开始流行大地球形说,为新航路的开辟奠定了理论基础。15世纪末,随着葡萄牙和西班牙航海活动的日趋频繁,新航路被开辟出来,大航海时代的序幕由此拉开。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抵达中国沿海。几个世纪前《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的流行,使得欧洲人对于东方十分向往,认为东方遍地黄金,这对于本身就以航海贸易为目的或者为了发财而出海的欧洲航海者来说,无疑非常具有吸引力。从16世纪开始,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等都陆续出现在中国沿海。这些西方国家不论是出于贸易目的,还是怀有殖民意图,都免不了和东方的庞然大物——当时统治中国的明王朝之间发生一些摩擦和较量。1633年,中荷料罗湾海战爆发,是明王朝中西之间的最后一次海战；十一年后,明朝末代皇帝崇祯自缢于煤山,明王朝宣告终结。

一、海战发生的背景

位于欧洲西部的荷兰⁽²⁾国土狭小,土地极度缺乏。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土地的缺乏迫使荷兰人不得不面向大海讨生活。当时距新航路开辟已经有一个世纪之久,新航路渐趋成熟,欧洲与世界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加强,贸易范围空前扩大,欧洲的商路和贸易中心也从传统的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从区域地理方位来说,荷兰位于大西洋沿岸,处于波罗的海、北海到地中海的商业要道之上。莱茵河等欧洲大河的入海口皆在荷兰境内,为荷兰提供了面朝英国和大西洋的优良港口,这些条件使得荷兰成为大西洋航线上的重要枢纽,荷兰也抓住这一契机,大力发展海外贸易。其时欧洲与东方的贸易利润极为丰厚,欧洲人对于来自东方的茶叶、香料、丝绸、瓷器等趋之若鹜。公元1595年,通过一个叫简·哈伊吉斯·冯·林索登的人写的《旅行日记》,⁽³⁾荷兰人获得了通往东方航路的第一手资料。同年,派出了由霍特曼率领的第一支驶向东方进行贸易的船队。这只船队经过好望角到达印度,然后又到达印尼的爪哇岛,至公元1597年返回荷兰。尽管去时的284名船员仅剩下94人,但是巨大的利润却展示了东西贸易的美好前景,于是荷兰开始向东方派出更大规模的船队。公元1601年,即明万历二十九年,荷兰商船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沿海。

当时中国已经到了明王朝的后期,在经历了洪武、永乐年间的辉煌之后,明朝停止了大规模的航海活动,对待海洋的态度也开始日趋保守。“禁海”这一政策开始严厉执行,无论民间还是官方的海上贸易等活动都被大大限制。此时荷兰等西方国家与中国进行正常通商的要求被保守的明王朝一概拒绝,海外贸易及交往受到严重阻碍。此外,由于西方国家来东方不仅抱着通商的想法,同样也有殖民、海盗等不法行为,其在中国沿海的这些行为和试图占据中国沿海领土的做法,⁽⁴⁾都更加深了明廷海禁的决心,对荷兰等西方国家在中国沿海的行为严加限制,必要时甚至以武力进行驱逐。荷兰当时正是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不久,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以贸易立国的荷兰对于中国拒绝其贸易要求的行为非常不满,再加上欧洲人将当时的明王朝视作与东南亚土著一般,认为凭借坚船利炮可以迫使明王朝屈服。于是摩擦日益积累,至崇祯六年（1633年）,荷兰和明王朝之间终于爆发了著名的料罗湾海战。

二、海战过程

料罗湾海战是中国古代规模较大的海战之一,也是明朝灭亡前与西方进行的最后一场海战。此役明廷投入了一百五十多艘战舰,几万人士兵。荷兰方面,印支殖民总部当时拥有强大的武力,共计数十艘装备加农炮的最新式战舰。荷方认为以先进的大炮武器及性能优异的快速战舰攻击中国十拿九稳,故而只派了十一艘战舰,⁽⁵⁾交由普特曼斯指挥,另有旗舰密德堡及一艘中国戎克船,⁽⁶⁾此外还包括五十艘海盗船。⁽⁷⁾公元1633年7月7日,新任荷兰台湾长官普特曼斯率领以密德堡号为旗舰的十三艘荷兰战舰,对明朝管辖的南澳发起了突然袭击。明军还击,荷兰人旋即解围北上。7月12日,荷兰舰队来到厦门,此时南澳战斗的消息尚未传来,因此荷兰舰队进行偷袭时,明廷实际处于毫无戒备的状态。结果,荷方一举烧毁和击沉了明朝十五艘舰船,⁽⁸⁾并登岸“大掠”。偷袭得手后,荷兰人封锁了厦门湾,强迫金厦附近的村庄向荷兰人进贡猪牛等物,并威胁中方开放贸易。然而明廷与荷兰人的谈判由于双方分歧过大而破裂,双方继续保持战争态势。10月22日,料罗湾海战正式爆发。

10月22日凌晨,明军主力一百五十艘战船悄悄开到了金门岛南部的料罗湾口,在那里正停泊着荷兰——刘香联合舰队的全部主力。当发现明军来袭时,荷兰舰队摆开了荷兰战舰居中、海盗船四散策应的防御阵形,明军舰队则在料罗湾东南角展开,以郑芝龙部队为先锋,顺东风采取了两路突击的战术。按照事先布置,明军主力部队全部直奔荷兰舰队,只以辅助部队对付海盗船。同时,他们采用了荷兰人在欧洲战场从未见过的打法——火海战术。明军一百五十艘战船中,只有五十艘是炮舰,其余一百条小船乃清一色火船。欧洲人最多只使用几条火船,在欧洲算是使用火船一流行家的荷兰人也从来没有遭遇过这种火船铺天盖地蜂拥而上的场面。这种战术直接打乱了荷兰舰队的阵脚,最终使得参战的全部九艘荷兰大型战舰,两艘刚一开战即被火船搭住焚毁,另外两艘则在炮战中被硬碰硬的击沉,此外又被俘一艘,其余几艘全部在受重创后逃走。明军在此役中生擒荷兰舰队指挥官1名,军官数名,船员118名,斩首20级,烧死溺死荷兰人和中国海盗1 000多名。参战的刘香战船五十艘,亦全军覆没于料罗湾。同时,明军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为对付荷兰人的盖伦船,郑芝龙手下官兵阵亡军士86名,重伤132名。此战最终以明军艰难取胜而告结束,这也是明朝在与荷兰人的数次战斗中取得战果最辉煌的一次（图一）。

图一　料罗湾海战示意图

（图片来源：何锋：《中国的海洋——明朝海上力量建设考察》）

三、明朝与西方海军的差距

料罗湾海战是明朝同西方国家的最后一次海战,此次海战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并不是明王朝的海军,而是招安的海盗头子、五虎游击⁽⁹⁾郑芝龙。此时的明王朝海军,已经不是洪武初年和永乐时期那支纵横四海的大型远洋舰队,而是一股实力大幅衰退,仅有小型船只的近海防御力量。在火器和战术方面,明朝海军也逐渐失去优势,开始停步不前。而与此同时,西方国家的海军经过大航海时代的洗礼,舰载武器、船只性能和海战战术等方面都得到了长足进步,明王朝与世界的距离开始逐渐拉开。

1．战船

明初之际,无论是内河楼船还是海船,都承袭了元代船舶大型化和专门化的特点。⁽¹⁰⁾永乐至宣德年间,郑和下西洋时使用的宝船更是堪称巨舟,“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中者长三十七丈,阔一十五丈”,⁽¹¹⁾可谓当时造船技术的巅峰之作。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宣德年间明朝海军远洋活动的结束,造船业迅速衰落,海上力量全面内缩,大型海船的建造工作被终止,已有的大型海船或被拆解或被销毁。数十年后,当熟悉建造大型远洋船舶的老工匠渐渐凋零,建造大型远洋船舶的技术也随之失传。船场和卫所建造的船只逐渐向小型化方向发展,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明朝晚期。

同时期西方已开启了大航海时代,从15世纪开始,随着西方各国的海上贸易越来越频繁,海上的冲突也日益增多,刺激了西方造船业的发展,欧洲的造船技术开始逐渐赶超中国。西班牙人从14世纪开始使用的克拉克帆船是当时的代表船型,这种大船“只有250吨载重量,船上设有2桅,主桅挂方帆,后桅挂三角纵帆”。⁽¹²⁾西方国家开始在帆船上安装能灵活转动的尾舵,通过对中国水密隔舱技术的借鉴,船体结构越来越稳固,船型也日趋合理,吨位日益加大。⁽¹³⁾克拉克船经过改进之后,就诞生了著名的盖伦船。盖伦船是15世纪至17世纪在欧洲广泛使用的一种大型三桅帆船,通常有两层或更多的甲板,被西班牙用作商船或战舰。为了追求更强大的火力,舰载火炮数量逐渐增多,这就必然导致战舰吨位的相应增大。15世纪末,战舰的吨位已经从世纪初的250吨增加到1 000吨,增大了4倍之多。⁽¹⁴⁾由于大型帆船优异的性能,很多欧洲国家都开始发展大型帆船,英国、法国以及后来崛起的“海上马车夫”荷兰,都开发出了自己的大型帆船。公元1514年,英国建成了排水量达到1 000吨的“大哈里”号战船,可装载21门重炮。当时的英王亨利很欣赏这艘大船,命令大量建造这种战船。最终凭借这种战船的优异性能和强大的舰载火力,在公元1588年一举击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17世纪初,荷兰人开始建立一支庞大的舰队。荷兰人建造战船吸收了当时最先进的造船技术,借鉴英国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的经验,并结合自己的创造,建造了阻力小、横帆、快速的战舰,并装备了20—30门火炮。

就在西方的帆船向大型化逐渐发展的时候,明朝海军小型化的进程依然如故,只是在嘉靖至万历年间为了对付沿海的倭患和海盗时才出现了短暂的大型化。在肃清了海患威胁之后,明朝的海军又渐序回到了小型化的路子,后期的明朝海军中充斥着沙船、哨船等小型船。而同时期中国海盗和西方国家使用的舰船却越来越大,大威力火炮也越装越多。出现在明朝沿海的荷兰人所驾船只“舟长三十丈,广六丈,厚二尺余,树五桅,后为三层楼”,⁽¹⁵⁾装备多门威力巨大的红夷炮,⁽¹⁶⁾发射的炮弹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¹⁷⁾是摧毁敌方大型战舰的主要武器。作为海盗头子的郑芝龙在与西方国家争夺中国沿海贸易垄断权的战斗中,认识到了大型战舰的优势,开始仿造。荷兰人偷袭厦门时所摧毁的十五艘战船中,有十艘就是郑芝龙仿照荷兰战舰模式建造的,其船舰体庞大,装备精良,船上还装备了部分能被拖动、带有环栓、置于双层甲板上的红夷大炮。⁽¹⁸⁾在料罗湾海战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就是作为郑芝龙的私人武装力量的五十艘大型帆船,而明朝的一百艘小型船在面对荷兰人排水量数百上千吨、装载数十门大炮的西式战舰时,显得毫无作战能力。这一百艘明廷的小船被郑芝龙当做火船使用,直接全部点燃冲向荷兰舰队。由此可以看出,明王朝后期的海军舰只建造技术上已经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图二）。

图二　1594年的荷兰盖伦船形制

（图片来源：船舶数字展览馆）

2．舰载武器

火药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宋代开始已经应用于军事。13世纪末,火药经阿拉伯人从中国传到欧洲后,欧洲的火器开始迅速发展。至16世纪初叶,欧洲的火器技术已经开始赶上并超过当时的中国。

据王兆春的研究来看,“在16世纪以前,我国火器的研制,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16世纪末叶,我国古代火器创造性研究的势头已经减弱,技术上的重大突破也逐渐减少,即使能在一些单项上有进展和成就,也不足以推动我国火器研制进入新的创造性的发展阶段。此后,火器研制先进之国的桂冠已经西落”。⁽¹⁹⁾西方依靠其背后的数学、物理学、化学、军事学的深厚积累,使得“16世纪后期欧洲火器的发展势头已开始超越亚洲而走在世界的前列”。⁽²⁰⁾

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1年）,佛郎机传入中国。佛郎机的外形与当时明代火炮大体相似,均由铜打制并缠绕铁箍,但其突出特点,是中国管形射击火器所无法比拟的。佛郎机比明朝原有火炮装填便利,发射速度快,且安装有瞄准具,在中西所有火器中最早使用准星等瞄准具,操作简便,准确性却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因此,明廷立即进行了大规模仿制,并迅速大量装备部队。

此时明朝海军主力船型开始采用大福船。福船配备的舰载武器数量为：大发1门、大佛郎机6座、碗口铳3个、喷筒60个、鸟嘴铳10门、烟罐100个、弩箭500枝、药弩10张；粗火药400斤、鸟铳火药100斤、弩药1瓶、大小铅弹300斤；火箭300枝、火砖100块、火炮20个、钩镰10把、砍刀10把、过船钉枪20根、标枪100枝、藤牌20面、宁波弓5张、铁箭300枝、灰罐100个；还有火绳60根、铁蒺藜1 000个。另外,各船每名士兵随身携带篾盔1顶、腰刀1把、钉枪1根。⁽²¹⁾

佛郎机传入中国后,深受军方人氏喜爱,明代统治者对先进的西方火炮颇为重视,对这种先进火炮的仿制和研究从未停止。明代火器专家在对待西方科学技术上是十分开明的,绝少有盲目自大的保守思想或盲目崇外的思想,而是努力学习,急于赶超。学习佛郎机炮、红夷炮等的先进之处为己用,推进明朝火器的向前发展,仿制、创新出了许多新型号和大威力的火炮,如连珠佛郎机、无敌大将军、铜发等。

火炮是海战利器,但是火炮毕竟是死物,只有火炮并不能形成战斗力。火炮需要一整套体系来配合使用：合适的装载平台,熟练的操纵炮手,适当的使用战术,如此才能在海战中发挥出威力。从单个火炮的质量来讲,其时中国的水平并不输于西方,但是西方已经逐渐形成了一整套配合火炮使用的体系,从战船到炮手,再到火炮的辅助设备,⁽²²⁾这都使得西方战船不仅装载的火炮数量多,而且射速快,从而具有更密集的火力,形成火力上的优势,并最终取得海战的胜利。这也是料罗湾海战中,荷兰人仅仅只有十一艘战船就敢于同明政府开战的原因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当时中国的火器已经开始落后于欧洲,但由于中欧交往接触频繁,使得明朝对于新式火器的学习和接受非常之快,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不足。所以该时期欧洲国家尽管在火器上开始领先,但是对明朝并非占绝对优势。这也是明朝在中后期与欧洲国家的几次交锋中不落下风的重要原因。

3．战术

火器对于军事而言是一种革命性的武器,它改变了传统的战争模式,将世界带入到热兵器时代,这一点在海战当中尤其明显。

冷兵器时代的水上战斗虽亦采用火箭等燃烧性火器,但是解决敌人的最终手段还是以冲撞、接舷战为主。火器的主要功用是放火焚烧敌船,而管状射击火器、爆炸类火器等并没有发展成熟。14世纪末,火炮开始被装上战舰,应用于海上战斗。然而在装备火炮的初期,海战战术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仍然是以海上冲撞和接舷之后的白刃战为主。欧洲各国在频繁的海战中逐渐认识到火炮的重要性,“火炮逐渐从对人的武器发展成为摧毁地船的重武器”。⁽²³⁾为了更有效地发挥火炮的威力,相应的新战术也随之出现。

郑和下西洋之后,明朝的海军开始收缩,实力大大衰减。新式战船和新式火炮的研发和生产停滞,新式战术更无从谈起。明中期开始同西方接触之后,西方先进的火炮传入中国,明朝的海战战术才开始有所改变。

嘉靖到万历年间,随着佛郎机等先进火器的传入,新式火炮开始大量应用。早前名将俞大猷就提出：“海上之战无他术,大船胜小船,大铳胜小铳,多船胜寡船,多铳胜寡铳而已。”又说：“海战无巧法,只在知风候,齐号令,以大胜小,以多胜寡而已。”⁽²⁴⁾明代的海战有了近代的模式,新装备的出现促使海战战术发生了巨大改变。嘉靖年间,明军的战船一半以上的战斗人员都使用火器,到了万历年间,比例达到了70%。战法则是在80步之内用鸟铳、60步之内用箭、40步之内用飞天喷筒、20步之内开始用冷兵器标枪等,靠近则用火药桶、火砖以及其他冷兵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百步之内以火器为主多层次杀伤敌人的武器配备系统。

同时期与俞大猷齐名的另一位名将戚继光,也认识到这点。不论在南方抗倭还是在北疆备虏,戚继光都非常重视火器。在东南沿海平定倭患的时候,戚继光使用了大量的各式福船,并在上面装备先进的火铳、火炮等武器。这些仿自西方的先进火器陆续进入明朝海军服役,使得明朝海军的舰载火力迅速提高,并推动了海战战术的创新。戚继光的舰队训练完全从实战出发,务求简单有效,并制定了新的海战战术。戚继光“要求各船务必抢占上风,然后排成纵队队形鱼贯而入,以先后顺序向靶船射击”。⁽²⁵⁾根据火器的射程远近,从最远处约150米处开始,佛郎机、鸟铳等依次开火,直至接舷。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以火器为主,多层次火力布置的战术系统,较之原先那种冲撞、接舷战有了很大进步。一字纵队,依次开火,已经颇有些后世战列舰队交战的雏形。戚继光的这种纵队战术和17世纪英国海军采用的战列线战术颇有些异曲同工（图三）。

图三　戚继光舰队交战阵型

（图片来源：何锋：《中国的海洋——明朝海上力量建设考察》）

戚继光时期的明朝海军的海战战术完成了从接舷跳帮的白刃战到远距离炮击战术的转变,海军战斗力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可以说这一时期明朝的海上力量是处于一个向上恢复和发展的时期,如此下去或许会重现明初的辉煌。可惜的是,随着戚继光被调往北方备虏,他所开创的新式海军战术也难逃人亡政息的下场,明朝海军短暂的复兴戛然而止,明王朝海军战术重新回到了传统的接舷白刃战模式。就在戚继光调任蓟州三年后的1571年,欧洲基督教国家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勒班托海域爆发了大海战。通过此役,人们认识到火炮的使用在海上战争中越来越重要,这使得欧洲的帆船舰队开始出现改变及发展,更逐渐开发出以火炮为主力武器的战术,影响了日后海上战争的模式。

西方在不断的战争中摸索着更先进的海战战术和火炮使用方法。英国人率先认识到了舷侧炮的重要性,多层甲板加舷侧炮窗解决了重炮上船后的稳定性问题,同时加强船体结构以承受重炮发射时产生的巨大后坐力。这个发明催生了一种新的海战战术,即不进行接舷战,舰队排成一字纵队,以侧舷面敌,充分发挥侧舷炮的火力,依靠强大密集的火炮在远距离消灭敌人,经典的战列线（the line of battleship）开始出现。公元1588年,英国人凭借这一战术在加莱海战中一举击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海战又迎来了另一个新的时代。

明朝后期海军实力极度衰弱,已经被西方国家远远抛在了身后。之所以这一时期仍在与西方的交战中不落下风,甚至取得胜绩,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明后期对于民间海商武装势力的招安。

明末最强大的海上势力是郑芝龙,他在与西方欧洲国家的接触过程中,敏锐地发现了西方战舰火炮的先进之处,并迅速开始仿制,从而掌握了一只庞大的舰队。郑芝龙虽然也装备了西式的战舰、火炮,但是并没有学习西方的战术,战斗中以混战为主,炮战、火船、接舷白刃一起使用,依靠着灵活的战术和手下战士的精熟战技、悍不畏死精神,也能取得如料罗湾之战的胜利。但这毕竟不是世界海军战术发展的主流方向。装备与战术相辅相成,新装备促使新战术的出现,新战术则能充分发挥新装备的优势。明朝的海军经历了两个世纪的持续衰落,无论是海军装备还是海战战术已经全面落后于世界了。

四、结　语

明朝曾经有过一支实力强大的海军,不论数量还是装备都领先于整个世界。随着从明宣宗开始的历代帝王都对远洋持冷漠的态度,明朝海军实力迅速衰落。而这一时期正是西方欧洲各国开始大力发展航海事业的时期,各种新装备、新技术、新战术层数不穷,西方各国海军实力飞速发展。此消彼长之下,明朝在造船、战术、火炮等领域开始逐渐落后于西方各国,带来的后果就是明朝海军实力整体落后于西方。

从明初的艨艟巨舰到明末的小小舢板,从郑和下西洋的帆樯如林到后期的帆桅寥寥,明朝海上力量的衰落令人扼腕,而料罗湾海战的胜利亦正如同大明帝国落日前最后的一抹辉煌,令人叹息！

【注释】

(1)作者简介：任志宏（1984— ）,男,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考古专业硕士,就职于中国航海博物馆学术研究部,研究方向为考古、航海历史。

(2)当时的国名叫“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地区包括现在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东北部的一部分,为了行文方便,本文统一称为“荷兰”。

(3)［美］斯塔夫理阿诺斯著,吴象英、梁赤民译：《全球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15页。

(4)荷兰1601年进犯澳门、1604年、1622年两度占据澎湖,1626年占据台湾岛。此外还有葡萄牙企图占据澳门,私据双屿,西班牙人在台湾建立据点等殖民行为,都遭到了明政府的坚决驱逐。

(5)这11艘船都是荷兰型的盖伦船,体积庞大,火炮众多。船名分别是Jacht,Bredam,Weiringen,de Fluyt Warmondt,Texcel,Weesp,Couckercke,Catwijck,Zeeburch,Kemphaen,Salm。

(6)戎克船,一词是日本人用来称呼“中国式帆船”的汉字写法,是从英文对中国帆船称呼的“junk”音译而来,再以汉字写出,所以其实是外来语的汉字化。中国帆船,是中国独创的帆船类型,相传于公元前200年的汉朝便已出现。经改良演变后,直至20世纪初仍活跃于中国近海,多用来贸易载运。

(7)此五十艘海盗船属于东南沿海另一个大海盗势力刘香所属,原本是郑芝龙“十八芝集团”成员之一,后因不愿随郑芝龙降明而与其决裂,成为西方国家在东南沿海的买办代表。

(8)这十五艘船中有十艘属郑芝龙所有,五艘属明朝官军所有。

(9)明朝武官职位,正五品,郑芝龙被明朝招安后授予此武官职位。

(10)何锋：《中国的海洋——明朝海上力量建设考察》,（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3页。

(11)［明］马欢原著,万明校注：《明钞本〈瀛涯胜览〉校注》,（北京）海洋出版社,2005年,第5页。

(12)杨槱：《帆船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0页。

(13)唐志拔编著：《海船发展史话》,（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页。

(14)同③。

(15)《明史》卷三二五《和兰传》。

(16)因该火炮首先是从荷兰引入,而当时中国称荷兰人为红夷或红毛夷,故而这种炮称为红夷炮。

(17)《明史》卷三二五《和兰传》。

(18)何锋：《中国的海洋——明朝海上力量建设考察》,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39页。

(19)王兆春：《中国火器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77页。另：关于中国火器开始落后与西方的时间节点,有三种不同的看法,分别是：16世纪后期,17世纪末期和19世纪。笔者倾向第一种观点。

(20)王兆春：《世界火器史》,（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08页。

(21)戚继光：《纪效新书》卷十八《治水兵篇第十八》。

(22)如消除后坐力的装置和侧舷的炮窗。后坐力消除装置要到17世纪初才发展成熟,出现了效果好且装置简单的用绳索来消除火炮后坐力的装置。15世纪末英国人首先开始使用侧舷炮窗这一设计。

(23)杨槱：《帆船史》,（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2页。

(24)易泽阳：《俞大猷与明朝海防探微》,《社科纵横》2009年4月,第146页。

(25)何锋：《中国的海洋——明朝海上力量建设考察》,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