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改革与广义设计

4.社会改革与广义设计

与“工艺美术”几乎同时共生的是“设计”，对于“Design”这个词，我们的先辈早就知晓。清末出使外国的大臣在他们的奏折和见闻录中，最早给我们传回了西方工业革命后物质重新再造而由此生活变迁的消息；魏源的《海国图志》以前，甚至可以上溯到王、徐光启，对当时先进的西方设计就有了较为系统的介绍；洋务运动从某种意义上看，实际上是沉痛的中国人试图向西方学习先进设计去寻找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结构的新出路的悲壮历程。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在清末的“器道之争”、“中西体用”之辩中，作为西方之“器”的设计，会遭遇那样复杂的情境，以至于上升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国脉所系。

民国初年的学术界和专业界对此也有自己的表述——“图案”就是设计。“图”是设计终究要通过视觉表现的不可回避的载体，“案”是方案，是预想好的“计谋”，至于如此贴切的中国化的设计表述“图案”最后约定俗成为“纹样”“装饰”，那不应算是中国设计师的责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即便是上海那样的城市，对于西方的工业革命以后的成果的继承，也是消费多于产业，仅有的为数不多的民族工商业，也多集中在纺织、食品和商业流通等方面，本质如西方的“设计”的平台，实在是微乎其微，于是，视觉设计便成为最具影响力、最直接的现代设计形式，月份牌、画报、商品包装等等，成为中国近代设计的翘楚。

放眼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历史，国家政治理念中无产者政权特色与革命的朴素结合在一起，使得中国人的生活价值观建立在最简单的物质满足的基础上，设计从某一种意义上是“奢侈”和“浪费”，是国家集体意志所不允许的。因此，在那个时代里，有狭义的“设计”却没有广义的包括生活艺术的“设计”，诸如工程设计、机械设计等等的设计，是推广共产主义理念、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的需要，而不是生活的正常必需。因此，80年代自广东等地开始的中国现代设计潮，从某种意义上可看成是经由生活的一次人文启蒙。香港在这样的历史机遇中，担当了一个连接“欧陆”的中介的角色。“现代设计”概念也好，“三大构成”的训练方法也好，香港以它殖民多年的经验以及独一无二的国际化的视野，给刚从朴素的农业经济走到“市场”中来的中国设计师以惊喜。

同时中国政府有计划地向西方发达国家派出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成为推广现代设计的主要力量，德国的包豪斯思想在隔了将近半个多世纪后回到中国，从此，中国现代设计如燎原之势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现代设计的发展之快是有目共睹的，这首先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模式的转化和由此而来的生活方式的巨变，直接催生了新设计的产生。但是，必须承认，中国的现代设计的发生又是仓促和特殊的，相较于英国工业革命后的西方设计发展而言，中国80年代以来的现代设计潮不是产业社会常规发展成熟的产物，因此，在引进与传承、时尚与本土、学习与创造等复杂的关系和现实中，隐藏着许多深刻的矛盾和问题。这些问题同时也体现在设计教育上，近年因推行扩大招生而形成的设计专业在全国各省市“遍地开花”的局面，究竟结果如何？虽然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但不容忽视的是由于过快发展，教学的无序、师资的良莠不齐、教材的随意、方法的陈旧、招生的混乱等都导致了“泡沫教育”与“泡沫设计”的并存。

现代设计充满着问题的同时，在全球化经济影响下的文化一体化趋势的危机中，传统工艺的“工艺美术”又从一种新的角度为人重提。

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成因是资讯的全球化，而因特网上的“自由共享”，无疑会促进文化的全球化。对于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来说，这种因经济和产品消费所挟带来的人文精神和生活价值的一体化，很可能会由于“本土精神”的失落给人们带来一种深刻的痛苦。而设计则通过商业的营运，藉由从观念到生活的潜移默化，在其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角色。

设计界在希望中国融入世界的同时，也希望“世界的中国”，应以仍有“中国”作为前提，因为，中国以至东方的多样，是对世界的有趣与丰富的伟大贡献。

而有着悠久历史的“工艺美术”有可能是唤醒中国本土设计面向世界的重要源泉。中国不同思想、宗教、民俗、区域影响下的那些传统工艺，如果站在现代的角度对它进行重读，将会发现巨大的设计文化价值，将会成为“世界的中国”设计的一种文化身份识别，而能为多样的世界消费方式所接受。因此，面对一时冷落的“工艺美术”，人们重新发现了它独特的不可代替的价值，这就是设计史的和原创设计的价值。在此前提下，“工艺美术”和“艺术设计”不是截然分开的东西，而是需要重新认识的中国设计的两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