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舆论思想家的解读

第三节　对舆论思想家的解读

有一个概念叫做“世纪人”。人们有时这样称呼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生活或社会生活中留下鲜明印迹者^[13]。那么，在近代舆论思想研究的名单中，就少不了梁启超的名字。这不仅是因为他有近三十年的海内外的办报生涯，更重要的是他大量流传下来的有关报刊与舆论思想的论作，如：《论报馆有益于国事》、《敬告我同业诸君》、《国风报叙例》、《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清议报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等。甚至有学者认为，梁启超是中国全面研究舆论问题的第一人^[14]。还有学者对大陆近百年梁启超研究综述发现，除了1949～1978年由于很多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梁启超，对他有“流质易变”歧见纷纭、褒贬不一外，1978年以后对梁的评价也一直“居高不下”，认为他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例如，在新闻传播学方面，学者们的评价为：

他“是以政治家身份从事报刊活动的第一人”，“真正在政坛崭见头角是在主编《时务报》之后”，其作了如下贡献：主编《时务报》，推动近代第一办报高潮；提出“耳目喉舌”论，揭示报刊的多方面功能；创造“时务文体”，“开一代文风”。有学者认为尽管“梁的报纸思想也是为他的政治服务的”，但他仍然是“中国近代新闻事业史上的一座丰碑深刻的新闻思想家，影响了后世的办报活动”。有学者评价说“在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五四运动时期完成的近代舆论转型中，被誉为‘舆论骄子’的梁启超起到了核心人物的作用”^[15]。

从舆论思想上看，梁启超被称为近代中国舆论研究第一人，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舆论的论说。经后人总结，梁启超的舆论思想大致可以概括为：①将“舆论”定义为公开表达的多数人的意见。例如，《读十月初三日上谕感言》明确指出，夫舆论者何？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也。是故少数人所表意见，不成为舆论；虽多数人怀抱此意见而不公表之，仍不成舆论。②报馆的天职之一为代表舆论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力。例如，《敬告我同业诸君》中写道，某以为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者是也……此种监督权谁操之？曰：舆论操之。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虽谓报馆为人道之总监督可也。③所谓豪杰与舆论的关系须经历“敌”、“母”、“仆”三个阶段。集中体现在《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的文章之中。④现代立宪时代需要健全舆论。《国风报》叙例中指出，健全舆论包括：常识、真诚、直道、公心、节制。

有关专门论述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著名思想家梁启超的新闻舆论观的研究文章层出不穷。例如，李秀云的《梁启超的舆论导向观及其现代意义》、史媛媛的《梁启超与中国社会舆论的近代转型》、段乐川的《梁启超的舆论监督思想》、沈继成的《梁启超与〈时务报〉》等，通过对梁启超的办报活动与思想文本进行再整理，对梁启超的舆论思想进行重新阐释与评价。梁启超的舆论思想不乏真知灼见，闪烁智者的光芒。但也有批评者指出，“梁的思想极不深刻，也毫无创见，但他在晚清宣传了输入了西方资本主义的新空气，使人们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解放”^[16]。“言论界之骄子”梁启超也曾自谦道：“启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坏力确不小，而建设则未有闻。晚清思想界之粗率浅薄，启超与有罪焉。”^[17]虽然梁启超“时务体”的政论文章有些可能是应急之作，但他中西并蓄的舆论观是近代中国舆论思想的重要资源之一。

美国著名记者、专栏作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18]诞生于1922年，最早被广泛地介绍到中国。李普曼的《公众舆论》揭示了一个由想象建构的虚拟环境，人的主观性认识的局限无法穷尽客观真实。一般认为，李普曼的舆论思想属于精英意识视角的公众舆论观。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的近代文献中，李普曼的舆论思想成为引用率最高的西方思想资源之一，对近代中国舆论思想的变迁产生重要影响，直到现在李普曼的舆论思想还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兴趣点。

黄旦在《舆论：悬在虚空的大地？——李普曼〈公共舆论〉的阅读札记》一文中，基本上吻合李普曼1922年提出的舆论怀疑论，指出“人所神往的舆论，就这样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如神将大地悬在虚空”^[19]，“在虚空中悬浮的舆论，想起来就让人心里慌兮兮”^[20]。黄旦这里所指的“虚空”即是指“舆论没有可能”。他写道：

照此来看，用什么东西托住半空中的舆论，用李普曼式的“专家”还是杜威举荐的“教育”并不打紧，最要紧的倒是得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舆论究竟是在何方水土安身。曾为此而问让于国内几本舆论学论著，几无收获，甚至李普曼及其观点都不见提起，好生纳闷也好不失望。万一有好事者，仿照齐美尔“社会是如何可能的”那样的问题，冷不丁问一声“舆论是如何可能的”，真不知该如何作答^[21]。

姜红对黄旦提出的“舆论如何是可能的？”作出了回应。同样是对李普曼《公共舆论》的解读，她引借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中的“舆论八要素”的观点，指出舆论的主体是公众，舆论的客体是事实、事件或公共事务，舆论的本体是意见。由于公众是有偏见的非理性公众，公共事务是可以被歪曲虚构的事务，意见是有不正确的错误意见，舆论是不可能的。但姜红认为要想让舆论成为可能，首先，必须有一群能真正剔除成见的理性公众存在，其次，这些理性公众能完全了解世界的真相、事实的真相，然后他们依据理性和真相公正地表达意见^[22]。最后，她的口号是：反抗虚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舆论才是可能的。

单波等对李普曼舆论思想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新闻传媒如何扮演民主参与的角色？——评杜威和李普曼在新闻与民主关系问题上的分歧》和《理性的驾驭与拯救的幻灭：解读李普曼思想的价值与困局》两篇论文之中。第一篇研究文章认为，李普曼在《舆论学》（即《公共舆论》）一书中倾其全力所要证明的是，一般的公民是没有进行理性的自我管理能力的，从而试图在根本上推翻传统的参与式民主理论^[23]。而杜威代表着传统的民主理论，即民主的实现在于努力恢复公众的权利，使其畅所欲言，要求自己的合法利益，同时发现、聆听并服从公众的利益需要^[24]。单波等通过对李普曼与杜威舆论思想的比较，得出的结论是：

一方面，新闻传媒要从参与式民主理念那里获取思想来源，提供更好的信息给理性的公众，帮助公众在参与式互动过程中形成对公众事务的恰当理解；另一方面，新闻传媒又要面对李普曼对现代民主的内在危机的批评，不仅要警惕个人利益、偏见对新闻传播的扭曲，还要防止把公众参与形式化、仪式化，因为这只不过是把营造公众声音当作控制舆论的艺术，制造着民主的假象^[25]。

单波、罗慧在《理性的驾驭与拯救的幻灭：解读李普曼思想的价值与困局》中，认为李普曼对理性的反思仅停留在对“刻板印象”的洞见，即理性会遭受到情感、习惯和偏见等非理性的挑战，如同三棱镜的反射般混淆事实与虚构的界限。单波、罗慧认为李普曼对理性的反思还未进入更深的层面，即是对理性自身局限性的反思，即理性的限度，将人的理智能力限定在规定范围之内。因此，单波、罗慧对李普曼的让专家、贤能、精英代表大众进行理性思考与判断的方案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这并不是解决公众非理性或者说“驾驭理性”问题的最终“拯救”之道。单波、罗慧最后提出了三个解决要点：首先，回到“完整的人”的理念上来，祛除单向地把人想象为理性的人或非理性的人的观念；其次，新闻传媒一方面要像杜威一样维护民主的理想，另一方面又要像李普曼一般警惕现实的危机；第三，相信媒体，相信公众，让公众面对真相、面对事实，提供讨论公共利益的无限多样的可能性，相互尊重每个人的传播权利^[26]。

李普曼受到近现代学界的广泛关注不在于他的学术水平，而在于他天才式的思想创见。“议程设置论”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坦称“李普曼是现在我们简称为议程设置思想的学术先祖”^[27]。罗杰斯评价道：“毋庸置疑，李普曼对传播学产生了最重要的、非学院式的理智的影响。”^[28]近代以来，国内舆论研究对李普曼思想的译介与讨论相比于其他西方学者，是最及时、最同步、最广泛的。这对于研究近代中国舆论思想变迁的特点有着积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