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部分

二、近代史部分

中国近代史长期以来是美国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领域之一，这或许与现代美国的中国研究奠基者费正清有关，因为费正清学术主攻方向正是中国近代史。这里介绍的几部著作，涉及了中国近代史的不同侧面。

首先进入视线的，是罗伯特·穆迪(Robert Mudie)⁽⁷⁾的《中国及其资源和特征:物质、政治、社会和商业》(书目周期出版社，2008年)，这是一本向西方人介绍中国国情的书。在这部貌似资料综述的著作中，作者的如下观点值得注意——中国是一个停滞的完全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特帝国;了解中国必须将各方面贯通起来，不能奢望单独从某一方面去获取对中国的深刻理解。这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观点，其理论逻辑在于:将中国设定为“特例”，以表达西方道路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可能;将中国判决为“停滞”，以衬托西方文明的优越。作为中国学者，我们必须对西方论著中挥之不去的西方中心论有足够的警觉，以批判的立场审读其方法和观点，避免被愚弄和“学术殖民”。再就是马士(Hosea Ballou Morse)⁽⁸⁾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马尔蒂诺出版社，2008年)。这是再版书，第一版是1926—1929年位于牛津的克拉伦登出版社的版本，另有1966年的版本，表明该书的史料价值弥久不衰。这套八开本的5卷巨著，长达1886页，堪称马士学术事业的宏大纪念碑，为世人研究清代中国对外贸易史奠定了坚实基础。很少有史家具有马士这样非凡的毅力和才能，独自一人完成如此繁重的历史编纂工作。马士保留了许多珍贵材料:既有贸易细节、公司职员的日志和急件的清单，又有几种罕见的来华使节的文件，东印度公司与广州地方官员之间斗争的记录，欧洲人对中国朝廷的债务档案。对于每一位研究中英关系史和东印度公司历史的学者，这些卷宗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有助于揭示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复杂问题。

近代城市史一直是学界的聚焦对象。本年度有几本著作不可遗漏:首先是斯蒂芬·麦金农(Stephen R.MacKinnon)⁽⁹⁾的《1938年的武汉:战争、难民和现代中国的形成》(康奈尔大学出版社，2008年)。这一研究某种程度上填补了中日战争史的一个重要空白。在历史时空下，武汉保卫战成为抗日战争的转折点，并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因战争流离失所的大批难民进入了这座硝烟弥漫的城市。诗歌、散文和人口统计数据都显示了数以百万计的难民惊恐万状。这部著作凸显了1938年武汉抗战的意义，向读者展示了战时状态下军事、政治、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的真相:既有各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也涉及1850年以来的地方历史，这一历史蕴含了工业的汉阳、文化的武昌、商业的汉口;既有关于军事较量的总结，又有关于难民危机、文化压力、社会动员、国际舆论的分析。作者以洗练的手法，再现了十个月高度紧张氛围里的英勇与绝望，并冷静地思考了这场恶战带给现代中国的巨大冲击，以及文化、社会和政治的新走向。这本书虽然仅有120页，却有俯瞰中国城市的宽广视角，其所描绘的画面既复杂又细微。正如作者所言，抵抗运动鼓舞了士气，使国际舆论倒向支持中国，它也培养了中国难民的超越地域观念、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的集体意识。在该书结尾部分，作者表达了一个反讽的观点:日军占领武汉后，张之洞之子张仁蠡出任伪武汉市市长，而张之洞是晚清中国一系列现代化事业(尤其是在武汉地区)的开创者。该书的注释和参考文献多达40页，显现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可以肯定，在汗牛充栋的抗战史著作中，这是一本长期研磨的经得起时间推敲的作品。同样题材的著作，是玛西娅·瑞丝泰诺(Marcia R.Ristaino)⁽¹⁰⁾的《一个法国教士建立的中立区:战时的上海难民》(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8年)。迄今为止，这是关于中日战争惨重伤亡的最优秀的著作之一。通过研读多种语言的大量档案资料，作者描述了一个被遗忘的人及其建立安全区模式的陈年往事，凸显了一个抗战叙事中被忽略的话题。往事并不如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安全区保护了数十万中国平民。当日军1937年入侵上海之际，一位在中国生活了27年的法国神父贾奎诺挺身而出，决心给战争受害者提供安全的避难所。通过艰难的谈判和灵巧的手法，他得到了中日双方的许可，获准在战事不断的环境中建立一个安全区。贾奎诺的做法随即在中国其他城市被模仿，总计拯救了50多万中国平民的生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贾奎诺区”作为专门术语写入了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相关协议。该书探讨了贾奎诺神父的才能、性格及其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考察了促使他采取如此令人惊奇的大胆举动的各种因素，剖析了日军进攻上海前后的政治格局，论述了创建安全区必需的具体步骤和如何进行国际筹款，描述了与安全区相联系的具体生活场景，作者最后主张使这一历史遗产变成国际政治的一大举措。贾奎诺创建安全区的工作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为今天保护和援助难民提供了一个重要样板。瑞丝泰诺的著作再次体现了抗战史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也展示了该领域的研究尚有巨大空间。

第3本城市史的著作是王笛(DiWang)⁽¹¹⁾的《茶馆:成都的商业、日常生活和大众政治(1900—1950)》(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8年)。这是第一本大部头的关于中国茶馆的历史著作，它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城市的市民品位和文化气息。在方法论层面，该书通过呈现最基层的大众生活日常文化，提供了观察中国城市的“另类”视角;或者说，该书提供了一种从微观角度研究城市史的模式，它兼具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双重学术价值。毫无疑问，考察茶馆的运作和大众生活的实态，使我们可以突破宏大叙事的束缚，使我们可以眼光向下，深入到城市内部去认识城市的社会性格。凭借对成都历史的熟悉和档案资料的运用，王笛详细地分析了茶馆内的小社会和茶馆外的大社会。换言之，通过成都茶馆，作者透视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必须指出的是，王笛从早期的四川区域史研究，转至前些年的成都街头文化研究，再到这本成都茶馆研究，题目越做越小，但开掘越来越深，理论上的提炼也越来越精粹，这是值得国内史学工作者思考的研究路径。第4本是再版的著作，即叶文心(Wen-hsin Yeh)⁽¹²⁾的《上海的光环:一个文化史(1843—1945)》(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8年)。作者以细腻笔触展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都市文化的演变过程，描绘了一幅城市中产阶级的全新的经济文化场景。不仅如此，作者通过都市传说和视觉印象，探讨了影响都市人群及其政治的社会文化动力，从而摆脱了哗众取宠之嫌，在浮光掠影中见证了历史的深刻。

需要重点推介的是曾小萍(Madeleine Zelin)⁽¹³⁾的《自贡商人:中国近代的企业家》(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8年)。该书初版于2005年，这次再版说明了它所具有的不可忽略的学术价值。自贡盐的生产曾是中国最大的本土工业之一，经历了19世纪早期的戏剧性扩展和1930年代晚期的衰败。某种意义上，它是中国近代产业史的缩影。这本书详述了自贡商人融通资金的新奇手法，以及通过发展新技术、占领市场、整合商业组织来拓展自身实力的成长史。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中国近代产业不发达的流行看法是:社会结构、国家传统、现代银行业的缺乏、关于商业的文化偏见等。曾小萍的看法与此相左，她着力发掘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受西方影响的因素，力求展示中国商人文化的潜能，认为它能够创造有意义的技术进步和组织创新。在西方学界，该书获得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对中国商人研究的一项突出贡献，是迄今关于中国经济史的最好的著作之一。

关于20世纪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冲击，最新成果当推城山智子(Tomoko Shiroyama)⁽¹⁴⁾的《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和世界经济(1927—1937)》(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2008年)。20世纪的经济大萧条是一种全球瘟疫，凡与国际金融和商品市场有关联的经济体无一幸免。某种程度上，它也构成了现代中国经济史的一个分水岭。该书通过分析中国遭受的资金流量和贸易额剧烈衰退，描绘了国家在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在金本位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中，中国是唯一实行银本位的国家，然而国际银价的起伏不定破坏了中国的货币体系，甚至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为了应对通货紧缩，国民政府改变了对市场的放任立场，建立了一套全新的货币体系，在经济复兴的过程中，政府行为导致中国经济全面政治化。城山智子从中国与世界经济相互关联的宏观角度切入论题，深入分析了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转型，为现代中国历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视角。

鸦片问题是近代中国研究的永恒话题。本年度再版了艾伦·波姆纳(Alan Baumler)⁽¹⁵⁾的《共和政体下的中国人和鸦片:比洪水猛兽更可怕》(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8年)。该书考察了20世纪早期中国政府试图控制鸦片的情形。19世纪中叶，吸食鸦片在中国非常普遍，并酿成鸦片战争的惨祸。在这本书里，作者让我们意识到:当20世纪西方的吸毒概念进入中国，鸦片成为了比洪水猛兽更可怕的问题。在有识之士的要求下，民众和政府均相信剔除鸦片是当前面临的紧要任务之一。在此情境下，国民政府开始借鉴国际社会的经验处理鸦片问题。与此同时，现代公民观念得以放大，成为现代中国的公共话语之一。该书不仅丰富了我们有关鸦片问题的知识，而且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丰富了我们对现代中国国家建构的整体历史的认识。显然，这样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拓宽了中国现代史的学科视域。

这里要推介一本特别的著作——安东篱(Antonia Finnane)⁽¹⁶⁾的《中国服饰的变化:时尚、历史与国家》(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08年)。2007年已出精装本，这是精装本之再版。作者并未单纯谈论“时尚”，而是将“时尚”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下予以探讨，字里行间充满关于性别、阶级、民族主义如何影响中国时尚的独到分析。由于19—20世纪中国服装给人留下的老旧印象，一直以来人们倾向于将“时尚”与西方文化画上等号。安东篱的著作让人大开眼界，它向公众表明充满活力的时尚是大清帝国晚期中国人生活的重要部分。20世纪初期，尽管中国服装仍然是简单和单调的代名词，但是现代时尚已开始浮现:穿蓝色长袍的男人们开始接受帽子和皮鞋，女孩子开始穿紧身夹克和窄裤，土布粗衣开始让位于机织服装。这些服饰上静悄悄的革命具有深远意义，并导致了20世纪后半期中国城市和农村的服饰文化转型:从辛亥革命时期的紧身夹克和高领，到文化大革命时期军人样式的流行，再到今天中国人色彩斑斓的衣饰。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服饰必将引领世界潮流，成为“时尚”中心。可以肯定的是，这本书必将促进中国研究领域的时尚研究，以及相关的比较研究、社会经济史研究、文化史研究和后殖民研究。

有一本迈克尔·狄龙(Michael Dillon)主编的论文集，书名是《中国经济史(1949年之前)重要论文集》(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8年)。长久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对西方史学家而言一直是个悖论:到底是增长、发展，还是停滞、沉沦?是否存在伴随某一崩溃时期而出现的长达数百年的停滞的经济周期?或者说，它一直平稳行进，然后在18世纪前达到了高峰?甚至，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孕育着与西方道路不同的另一种可能?可以确定的是，中国经济增长从未发展到一种完全的工业革命阶段，李伯重的江南早期工业化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例证。拥有四大发明优先权的中国被西方赶超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其中的原因在中国国内和国际上都是众说纷纭。收录在本书中的重要论文涵盖了经济史研究的基本命题，诸如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手工业和早期工业化、贸易和商业、交通和运输、税收和金融等。开篇的几篇论文讨论了秦汉时期经济的早期发展，接着集中讨论了学界颇多争议的所谓宋代的“商业革命”，明中叶工商业的扩张，以及19—20世纪西方和日本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另一本论文集是滨下武志(Takeshi Hamashita)⁽¹⁷⁾的《中国、东亚和全球经济:区域和历史的视角》(劳特利奇出版社，2008年)，该书汇集了作者有关近代亚洲贸易的各种专论。滨下武志是著名的中国经济史专家，他提出的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贸易圈”概念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讨论，成为至今仍有影响力的有关中国历史的少数几个分析模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