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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媒体在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中的作用分析

时间:2022-10-12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广播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对于社会机制的正常运转和百姓生活的有条不紊都具有特殊意义,它平时既是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又是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特别是在应对突发性和重大性的事件时,更应当发挥其作为沟通的桥梁作用。在此次汶川地震中,赶赴都江堰灾区的第一批志愿者就是听了广播的成都出租车司机。

第二节 广播电视媒体在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中的作用分析

一、广播媒体在抗震救灾中的作用分析

广播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对于社会机制的正常运转和百姓生活的有条不紊都具有特殊意义,它平时既是党委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又是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阵地,特别是在应对突发性和重大性的事件时,更应当发挥其作为沟通的桥梁作用。尤其是在2008年的“5·12”汶川特大地震中,广播媒介更是发挥了其他媒体无法替代的作用。

(一)广播媒体传播特点与抗震救灾

广播线性传播的特性,决定了它不受地域和时空的限制,之所以能够有广泛的受众群是由其传播的特点所决定的。

1.覆盖范围广

无线电波通过空气传播,基本上不受地域条件等外在因素的影响,所以其覆盖面非常广泛。特别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尤其是偏远的山区,收听广播是人们获取外界信息的最主要的信息渠道。汶川大地震重灾区和极重灾区的大部分地区都处在山区,广播的覆盖率高,有利于灾区和外界信息的沟通和交流。例如,在此次汶川地震的重灾区之一的陕西汉中宁强县,截至2006年10月,宁强县已在全县26个乡镇实施了50户以上“自然村通”工程145个,使3625户、1.2万余人收听到广播节目,全县广播覆盖率已达到86%。

2.价格低廉

广播的传播特性决定了广播节目的制作成本很低。另一方面广播的接收端——收音机价格低廉,广大的百姓特别是贫困地区的人民能够承受收音机的价格,所以在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广播成了抗震救灾信息发布和灾区人民接收信息的最主要的渠道。例如,在汶川震后,重灾区甘肃省徽县广电部门就及时维护调试了广播信号,开通“中国之声”等调频广播节目,积极为受灾群众购买调试了省委、省政府配发的240台收音机,让受灾群众在灾后救援的同时可以收听各种关于地震的广播节目,增强了干部群众救灾救援的信心。

3.可伴听性

众所周知,广播的接收终端基本上是收音机,收音机作为广播的承载载体具有非常显著的优势。收音机的体积小巧,非常便于随身携带,而且广播播出的频率多为中波和短波,传播距离远,基本上不受地面障碍物的影响,这使得广播的信号具有稳定性,随时随地都可以收听。在汶川地震的广大灾区,很多偏远地方的人们都是手拿一台收音机在随时收听广播的各类节目。它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在于它不像电视和网络那样,必须全心全意去收看、去上网,在收听广播节目的同时,可以做其他想做的事情。这种优势体现在地震时,就是人们可以一边收听广播关于地震的各类信息,一边实施救援与其他各项工作。

4.传播的互动性

广播的制作和播放都是很迅速的,能够根据听众的心理需求和生活需求及时地做出节目的调整,听众对于其节目的反应也非常快速,远不是报纸这个传统媒体所能企及的。例如,成都人民广播电台和四川经济台等曾播出家用电器厂商展销的广告,当天就有大批的听众打来电话询问展销的一些详细情况,更有很多听众直接赶到展销的地点,互动性之强,传播效果之快在四大媒体中都是首屈一指的[3]。广播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可以随时中断正在播出的节目,插入热线电话,让节目主持人和听众随时“零距离”接触,倾听广大百姓对于节目的看法以及他们遇到的疑难问题,答疑解惑,真正地做到为百姓的日常生活服务。汶川地震时,就有很多的广播寻人节目,广播电台通过发布寻人者和被寻者的信息,使得大家能够及时地找到自己的家人,确认伤亡的信息。

5.受众群体的特定性

广播作为一种传播媒介,它的受众范围非常具有特定性和固定性。因为它的收听可以不受很多具体条件的限制,并且它播出的节目很固定,节目连续性很强,节目的播出时段划分得比较清楚明显,就使受众很容易养成一定的收听习惯,这样也很方便广播电台去赢得稳定的受众群体。比如交通广播,就是很多出租车司机必听的广播节目,可以通过它了解路况、交通指示、及时解决道路交通突发状况的方法等方面的问题。在此次汶川地震中,赶赴都江堰灾区的第一批志愿者就是听了广播的成都出租车司机。广大的出租车司机通过广播听到地震中急需车辆救援而自发地去到各个灾区参与救援工作,给抗震救灾工作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二)广播媒体在抗震救灾中具体功能

1.(极)重灾区范围内广播媒体的作用

(1)传递灾区信息。

众所周知,广播媒介因为其不受地域、时空等条件的限制,在我国已达到很高的覆盖率。不论是高速发展的城市地区,抑或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农村和偏远地区,广播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信息获取、交流和沟通的重要渠道。在汶川地震这个特殊的时期,及时准确地传递灾区的信息是广播首当其冲的重要功能和职责,灾区信息系统的高速畅通是保证国家正确指挥抗震救灾,准确组织全国各个政府组织和个人进行救灾的首要前提,只有保证灾区外地区和灾区人民之间信息的沟通无障碍,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才能迅速及时地传达到灾区。广播媒介在当时信息系统近乎瘫痪,其他媒介不能使用的情况下,成了传递灾区信息不可或缺的应急沟通联络中心。

(2)了解外部信息。

由于广播媒介的传播特性,它不需要很复杂的线路系统和信号接收系统的建设,它传递信息的载体是声音,通过无线电波就可以使信息以非常快的速度传播出去,所以决定了它在地震发生后的初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汶川地震发生后,灾区尤其是重灾区,几乎所有的信息系统近乎瘫痪,信号接收不到,广播就成了灾区人民了解地震情况,知晓外部世界关于地震救援等一切信息的近乎唯一途径。据悉,在当时特殊情况下,国家还下令组织向灾区空投收音机,以确保灾区人民的信息通畅,便于有效地开展救援工作。

(3)辟谣。

在传播过程中信息的变化可能是逐渐的、微量的,最终积累变形后才显得异样和不真实,当这种异样和不真实发展到比较极端的状况便滋生了谣言。2008年5月13日,民间流传成都市自来水供应地——都江堰因为化工厂的泄漏而受到污染,不明真相的市民争相把超市的各种瓶装水和桶装水抢购一空。这时候广播媒介不仅要承担其传播地震信息的作用,还要进行辟谣。成都电台广播播发了都江堰抗震救灾指挥部宣传组提供的有关“都江堰水污染”的辟谣通告,通过滚动播出向灾民说明了都江堰水质的真实情况,呼吁大家不要盲目相信谣言,以免给自己的生活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秩序。

(4)安抚灾民情绪。

广播作为传播信息的一种载体,不仅可以传达出客观的外部信息,而且可以传递出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之情。在汶川地震发生后,无数鲜活的生命在瞬间化为乌有,许多家庭家破人亡,能够侥幸活下来的人在心灵上和精神上都留下了很深的创伤。这时候最早是通过广播媒介,媒体向灾区人民报道了这次地震的情况,安慰灾民震后的惶恐和后怕的情绪,凝聚力量,鼓舞士气,起到了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例如,2008年5月12日下午,成都人民广播电台开播了抗震救灾特别栏目《我们在一起——抗震救灾大型特别节目》,大量的热线电话和短信蜂拥而入,很多焦急的人们的平安电话、寻亲短信等源源不断,搭起了受灾人民和他们亲朋好友之间联系的桥梁,安抚了灾民焦急的心情,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他们带来了生存的希望。

(5)乡村广播传递警示信息。

乡村广播作为有声的广播系统,因其价格低廉,不需要铺设过多设施,在乡村人民日常的生活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我们常见的乡村喇叭是这种广播传播信息的重要载体,通过它可以即时地传递声音符号。在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之下,一般情况下村民都养成了收听乡村喇叭的习惯,它也是村民了解村里各项政策以及事物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在这次汶川地震中,乡村广播喇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传播消息和沟通联络的途径。例如,在水库边喝酒的村长老谢,被第一排巨浪打湿衣裤,他惊恐地看着烧开了似的水面,以为水怪现身,但是很快意识到地震来了,甩开客人直奔村里广播站,开始高喊老乡们快跑,快离开房屋[4]。这个就是当时乡村喇叭在地震中发挥作用的真实写照,在地震发生后信息系统都不能发挥作用时,乡村喇叭就成了人们获知信息的即时有效的传播途径。

2.重灾区范围外广播媒体的作用

(1)了解灾区信息。

广播作为即时传递信息的媒介,在突发性事件发生后,是最容易、最方便立即启用的传播系统。因为地震对其他媒介如电视、网络、手机的损毁程度要比广播媒介的程度大,所以在其他对信号系统要求高的媒介一筹莫展的时候,广播就成了虽是灾区但是受损不严重地区的人们了解灾区信息的重要途径。例如成都地区,虽然也是此次汶川地震的灾区,但是受灾情况相对来说不是很严重,但是在地震后,信息系统也是立即失灵,手机的通讯功能失去了效用。成都地区的市民也是通过收听广播,特别是校园中的学生,都是通过校园广播来了解此次地震的详细情况的。

(2)联络和组织救援。

广播是信息传递和交流的平台,当突发性事件发生时,广播可以立即启动进入对事件的直播状态,而且它的编辑和制作过程相对简单,只通过音频就可以传达信息了,所以它在突发性事件发生时,可以非常有效进行事件信息的传递以及实时地进行联络和组织救援等一系列的工作。在汶川地震发生后,成都广播电台就立即进入对事件的直播状态,24小时不间断地更新播报最新的情况,也通过广播节目呼吁大家伸出援手:通过与成都红十字会的联系,告知广大热心市民捐款账号,以便大家能够把自己的爱心及时有效地应用于灾区救援工作。而灾区以外的地区也是通过广播知晓地震的情况以及需要救援的信息,全国各地的人民共同团结起来,众志成城,抗震救灾,大量的帐篷以及食物等生活必需品源源不断地从各地涌入灾区。广播在其中起到很好的联络和调配作用。

(3)稳定和鼓舞民心。

广播在面对重大自然灾害时,不仅仅是作为一种信息传播的手段和工具,向全国各地的人民传递最新的灾难消息,它另外一个重要功能是可以让人们保持对重大灾害事件的客观认知,透过公开真实的情况公布,稳定人们惶恐的心情,鼓舞人民共同战胜灾难的信心和勇气。例如,在汶川地震发生后,广播行业组织中广协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发挥组织协调作用,在与四川广播电台达成共识的情况下,迅速组织全国各地会员单位,在2008年5月22日全国哀悼日后,组织全国73家广播电台联合直播抗震救灾大型系列报道“我们心连心”,把外界的信息带进灾区,传达党和政府的政策,展现全社会的关心,传递爱心,鼓舞了灾区和全国人民的士气[5]

3.广播媒体在抗震救灾中的局限性分析

(1)广播的接收问题。

广播媒介是通过空气等介质,以无线地磁波的形式传递信息的,所以它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地形、天气等外部客观条件的影响。尤其是在这次的汶川地震中,受灾的地区基本上都是在山区,山区的地形复杂,有碍于地形、地势等条件的限制,再加之地震对于广播信号系统的极大破坏,很多地区的广播接收不是很理想,有的偏远山区甚至接收不到广播信号,这就导致了救援工作的难度增加,被困地区受灾人们的危险性增加。

(2)听众群体有限。

广播在全国都有很高的覆盖率,绝大部分的城镇地区以及农村地区基本上都已经普及了广播系统,但是在偏远的山区受众群体却很有限,特别是此次汶川地震的重灾区,很大一部分是在偏远山区,其广播信号的接收终端比较少,导致了抗震救灾的信息受阻,很不利于救援工作的实施。另外,此次地震后,中央军委、中宣部、广电总局、中央台以及深圳、北京等地方广播媒体均向灾区捐赠了收音机,总计约30万台,以保证党和政府的声音及时传达到灾区,便于救援工作的顺利开展。但是,这些收音机有些却没有准确投递到灾民手中,而且灾区广播的信号接收不好,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收音机等资源的浪费。

(3)信息稍纵即逝。

广播媒体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是通过线性的传播方式进行信号的传送,而且它的传输载体只有音频,声音符号具有稍纵即逝性,很不利于记忆和存储,这样就很容易导致信息的遗漏和误听,达不到预计想要传播的效果。例如,在关于汶川地震的广播报道中,信息的稍纵即逝导致很多打开收音机晚的人遗漏了很多重要的信息,比如寻人启事的信息。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在灾区的信号系统被破坏的情况下,广播媒介的收听信号也处于断断续续的状态之中,再加上广播的稍纵即逝的特性,就很容易导致广播媒介的传播效果大打折扣,达不到预期的最大范围的传播。

二、电视媒体在抗震救灾中的作用分析

尽管面临网络的挑战,电视依然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大众媒介。在“村村通”工程的推动下,汶川地震重灾区在地震前已经有了相当高的电视普及率。课题组所进行的问卷调研表明,在地震前,灾民最经常接触的媒介就是电视。在彭州市、绵竹市等灾区,居民主要以收看有线电视为主;而在茂县黑虎乡等乡村,村民则主要以天线、卫星接收器收看电视为主要方式,可见有线电视在四川的发展呈现出城乡不均衡的态势。在灾后的恢复重建中,电视媒介系统的重建,本身就是灾区重建的重要内容。随着技术的进步,以数字电视、三网融合为契机,电视媒介正在发生深远的变化。

在“5·12”地震报道中,以中央电视台、四川电视台为代表的电视媒介的突破性表现,成为社会与学界热议的话题。一方面,电视媒介打破了以往灾难报道中瞻前顾后、以宣传价值而不是以新闻价值为本位的报道方式与过于形式化的叙事方式,突破了“灾难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的固有灾难新闻报道框架,果断启动直播,触目惊心的灾情现场和动人心魄的救援实时地出现在观众面前,使观众受到从未有过的震撼,央视各频道、四川卫视各频道、成都电视台各频道并机直播,加强了信息的到达力。现场画面、现场连线,表现出了透明、开放的报道态度;记者流着眼泪进行采访、央视主持人赵普在哀悼日的泪水,让人看到了一个温情、具有人文关怀的媒体,拉近了媒体和受众的距离;绵阳电视台、德阳电视台、成都电视台、四川电视台、中央电视台、香港凤凰电视台等具有不同地域性、不同新闻价值观、不同受众定位的电视媒介进行了良好的联动,报道互为补充、互相深化,共同构建了一个传播力、引导力都很强大的“舆论场”。

在与地震相关的研究中,通常将研究对象置于三个时间段,分别是地震发生前、抗震救灾的过程以及灾后重建与发展,而不同阶段的研究有着各自的侧重点。那么,在汶川地震的抗震救灾阶段,电视媒体的作用如何,局限性在哪里,这是以下内容所关注的。

探讨汶川地震抗震救灾阶段电视媒体的作用,需要考虑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地区,二是时间。不同时间段,受灾程度不同的地区,都会由于受众心理的需求和差异使得电视媒体的作用得到彰显或者受到限制。地区方面,极重灾区、重灾区、一般灾区、非灾区的居民对于地震的感触可能截然不同,是否亲历地震,是否与切身利益相关等,这些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居民的心态和关注重点,进而影响到他们对于媒体形式和内容的需求。时间方面,在抗震救灾持续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受众心理也会出现差异。从地震刚发生时的惊慌失措、恐惧不安,逐渐过渡到苦不堪言、悲伤难耐,再到最后的全力抢救,他们对于媒体的期望会发生变化。

为了便于对比和分析电视媒体的作用,这里将地震中的不同地区划分为(极)重灾区范围内和(极)重灾区范围外。抗震救灾阶段,电视媒体在灾区内外的作用有所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经济条件、电力设备以及受众的差异性所造成的。汶川地震强大的破坏力给全国人民的心里都抹上了一层悲伤。但是,灾区人民和非灾区人民所怀的悲伤和表现悲伤的方式是不同的。灾区人民亲历了失去亲人和家园的痛苦,整个抗震救灾的过程都处在心力交瘁之中,他们的悲伤不需要专门的行为来表现,空气里都弥漫着悲伤。而非灾区人民的悲伤是一种仪式化的悲伤,是一种有必要表现出来的显示民族责任感的悲伤,这样的悲伤大多通过默哀、悼念仪式、捐助等方式展现出来,而电视媒体往往在传递仪式化的悲伤方面更为合适,因此,在灾区范围以外作用更大。

(一)(极)重灾区范围内电视媒体在抗震救灾中的作用

重灾区,尤其是极重灾区,大部分地处偏僻的农村,或是荒凉的大山中,因此地震带来的灾害是毁灭性的,包括广电传播系统在内的大量设施及电力系统近乎崩溃,灾民的信息接收终端遭到损坏。因此,在地震发生后不久的抗震救灾期间,对电力有较强依赖性的电视这种媒介的作用显得很微弱。

在抗震救灾的初期,电视媒体的作用受到了严重限制。这个时间段充满了紧迫感,电力系统没有恢复,信息接收端短缺问题没有解决,救援人员和灾民都在争分夺秒地抢救伤者。这期间,(极)重灾区的基本信息传播,从中央精神的传达到当地灾情的传递,几乎依赖广播这种靠电池即可运转的媒介,还有人际传播。电视媒体,无论是四川本土的媒体,还是中央或是其他地方乃至海外媒体,除了在一些经济和电力设施相对发达的(极)重灾区,如成都的彭州市外,几乎沦为了灾民无暇顾及的对象,电视媒体的特性无处发挥。另外,受众选择某种媒介往往基于自己的使用需求,希望从媒介中获取满足。但在地震突发之后的这段时间,灾区人民几乎处于混乱和惊慌状态,他们没有使用电视媒介的需求,因此电视的传播效果很难衡量。

在地震突发和全力营救阶段过后,(极)重灾区基本上已建立起了临时的电力设施,补充了损坏的设备,电视这种大众传播媒介之于当地居民的作用逐渐恢复。

(极)重灾区的居民经历了恐慌后,也逐渐平静下来,开始敞开封闭的内心,试图了解和自己密切相关的地震信息。广播由于自身的便携性和及时性仍旧占据了主要的地位,但是与此同时,电视媒体的传播优势开始凸显。

1.四川本土的电视媒体在极重灾区中的特殊作用

四川本土的电视媒体,如四川电视台、成都电视台等,由于地缘优势,为灾区居民提供了大量及时、准确、重要的信息,较之其他电视传媒,在抗震救灾的特殊时期,起到了一定的特殊作用。

(1)及时记录并传递灾区的真实情况。

处于灾区的电视媒体身处抗灾第一线,能够及时有效地传递灾区信息,广泛深入到灾区的各个区域,利用形象生动的画面直观地反映各个灾区的受灾情况、救灾一线人员的全力以赴以及灾区居民的自发抢险等。而且,地震灾区的电视媒体对于地震的破坏性具有直接的感受,在播报信息的时候更为真实和可信。例如四川电视台就播放了机房监控所拍下的电视台人员撤离的场面。

在救灾全面展开之后,以四川电视台为代表的本地电视传媒,大规模地展开电视直播报道,及时更新播报最新的获救人数、伤亡情况等数据,尤其在72小时的黄金救援期内。电视直播所传达的救灾现场信息,不仅充分满足了人们的信息期待,也为需要营救和帮助的人们赢得了外界的关注和及时的救援。

(2)稳定人心和鼓舞斗志。

灾难性事件带给人的情绪多是悲痛、沮丧、不安、恐惧等,但是本次汶川地震报道中,本地电视媒体恰当地处置和报道,将这种悲痛化作了奋起抗灾的勇气和信心,并一定程度上舒缓和安抚了地震灾区民众的不良情绪。

电视以真实的画面和声音接近每一位灾民,让他们看到了家园所经受的磨难,也体会到了和他们站在同一战线上的所有人的不放弃,可以让灾民更加安心,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大家的斗志。

电视通过播放新闻发布会来实现信息的公开,来确保信息的通畅和避免谣言的发生。从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起,国务院新闻办、四川省人民政府每天举行一场新闻发布会,并通过四川电视台进行直播。分别邀请政府职能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以及有关领域的专家,发布灾情震情及救灾动态信息,并公开回答中外记者的现场提问。新闻发布会往往就灾区居民关心的话题进行总结和相关信息的公布,记者也会针对受众感兴趣的话题提问,这样直观接触新闻发布会对灾区居民来说是一种心灵的抚慰,同时可以稳定情绪,树立信心。

随着救援工作的逐步展开,一个个从灾区走出来的形象深入人心。有小小年纪却不忘救同学于危难之中的男孩林浩,有躺在担架上向救援官兵敬礼的“敬礼娃娃”,有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却仍旧冲在救灾前线抢救其他生命的老师,也有不远千里奋不顾身的志愿者……在这些典型人物和事迹出现以后,各电视台陆续制作了相关专题和系列报道,电视媒体将这些触动人心的事迹通过生动形象的画面传递给灾区人民,让他们感受到了来自内心的强大呼唤,鼓励他们要坚持下去,像电视里的受灾同胞一样坚持下去,共同战胜困难。

2.国家级电视媒体在抗震救灾中的作用

汶川地震从发生的那一刻起就成了全中国的牵挂。国家级主流媒体在地震后14分钟即2008年5月12日14点46分最早发出快讯;15时,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四川地震的新闻;15点20分,“抗震救灾、众志成城”特别节目推出,央视派出约160名前线记者,联动各省级电视台的资源,连续24小时滚动直播了近200个小时的地震特别节目,开创中国电视直播史上新纪录。来自国家级媒体的如此快速和高强度的报道与关注,对于身处灾区的居民和所有救援人员来说,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1)真实权威信息传递。

央视的报道会习惯性地带有一种凝聚力,它的权威性和国家级媒体的地位除了让人感到严肃外,还能带来一种来自祖国的关怀,让身处国家任何角落的人民感受到大家庭的温暖,更不用说是灾区的人民了。国家领导人亲切的形象出现在屏幕中,急切的问候回荡在耳边,语重心长的嘱托深深印在了每位灾民的心中。当人们从巨大天灾中回过神来,知道祖国永远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那股力量是其他任何语言和行动所无法取代的。

当然,灾区不仅仅有灾民,还有无数救援官兵和志愿者,他们已经在灾区奋力救援了一段时间,在紧张的救援期间没有休息时间,他们也无暇关注媒体的报道。当全力营救告一段落的时候,他们能在电视上看到中央领导的关怀,看到国家采取的积极措施,志气势必受到鼓舞,团结一心,众志成城,也为进一步救灾奠定了良好的精神基础。

(2)粉碎谣言,引导舆论。

电视媒体一直是舆论引导的先锋,央视作为国家级媒体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在地震这类突发性灾难发生之后,对于整个社会的舆论引导显得尤为重要。随着地震救援行动的进行,各类谣言不胫而走。水源被污染、瘟疫横生、余震将至……不少市民在超市疯抢瓶装水,储备大量防御病毒的药物,一些学生甚至不敢回学校住宿楼过夜,可见每一次谣言的传播都可能影响到市民的正常生活。在流言蜚语层出不穷的时候,央视不失时机地辟谣成了所有人的定心丸。央视通过电视屏幕,将科学调查的结果、实地考察的结果以及专家分析的结果等准确地告知受众,其权威的形象对于遏制谣言有很大的效果。抗震救灾期间,舆论的一致方向毫无疑问,但是央视带有指向性的连续报道能使舆论在较长时间和较广范围内保持正确、积极的方向,减少在大灾大难期间可能出现的混乱,社会影响力不容忽视。

(二)(极)重灾区范围外电视媒体在抗震救灾中的特殊作用

1.受灾程度小的灾区

对于成都、自贡等受灾不严重的地区,人们在确定家人安全的情况下,便开始关注大量有关地震的信息,确保接下来一段时间内的安全,同时惦记着灾区人民的具体状况。对于这些地区的居民来说,电视、网络、手机等成了主要选择的媒介。因此,电视媒体在这类地区的作用明显强于(极)重灾区。

(1)稳定和安抚民心。

电视媒体通过最新救灾进展播报、直播新闻发布会、专题知识讲解等方式告知居民他们所关心的信息。相对于(极)重灾区的居民来说,受灾较轻地区的居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电视媒体的报道。由于地缘的因素,虽然未受到较大的损失,但是这些受灾程度轻的灾区观众,有的是因为亲朋好友处于重灾区,有的是关心着比自己受灾严重的同胞,有的是担心着自己所在地的安危,对于什么时候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也有疑问和期待,所以持续地关注新闻媒体所报道的地震救灾情况也成了地震发生后一段时间内人们的常态。

(2)号召和组织救助。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电视媒体生动形象地呈现出了关于受灾严重地区的信息,通过画面,观众可以看到灾区的即时情况,体会到现场的紧张气氛,在一定程度上感同身受;并且对于想赶赴现场的志愿行动有所促进。在地震救灾期间,成都市各大志愿者报名点,每天都有大量的市民在观看电视节目之后,积极主动地申请到灾区救援。

在灾难发生后,在情况危急需要广大群众献爱心的时候,电视起到了推动作用。几乎没有人能不为地震现场的惨状而动容,于是不少有爱心和能力的人伸出了援手。

2.灾区以外的区域

整个灾区范围外的居民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过着与平常无异的生活,并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和隐患威胁。他们需要像往常一样接受信息、传递信息。地震的发生牵动着每个人的心,他们大部分人都关心着灾区的情况。对于他们来说,电视媒体是了解地震救灾进程,获悉灾区信息的最有效途径。中央电视台、四川卫视以及当地电视台的持续报道、转播和及时跟进,为非灾区人民创造了一条通畅的信息渠道,营造了一种“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积极的舆论环境。

(1)引导舆论介绍灾情。

央视及四川卫视在抗震救灾期间的连续、滚动报道让全国受众的视线都聚焦到汶川地震这一重大灾难之上,同悲同悯的心情油然而生。电视媒体大量的、全方位的、多角度的报道为灾区以外地区的居民深刻了解地震信息创造了平台。

特别是对于在外务工的灾区人员,电视媒体也是他们及时了解家乡情况的渠道。灾区受灾严重,各项设施均受到损毁,救援期间通往灾区的道路又十分拥堵,导致一些在外务工人员不能及时赶回家乡,也无法与家里人取得联系。电视媒体的镜头在这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让心系家乡的人亲眼看见现场的真实情况,逼真的画面让他们与家贴得更近。

(2)增强凝聚力发挥社会整合功能。

电视传媒在抗震救灾的报道中,体现中华民族的团结一心,这点主要表现在央视的报道中。作为国家级的电视媒体,中央电视台扮演着引导的角色,在关键时刻凝聚人心。无论是新闻节目,还是抗震救灾晚会,都在其中贯彻着家国同构的传播理念。许多电视台在24小时直播灾情期间,不仅停止了其他栏目的播出,也停止了一切商业广告,这不单纯是为灾情报道腾出足够的播出时间,更重要的是整体氛围的协调和营造。

(3)联络救援、号召捐款和捐献物资。

电视媒体在联络救援方面能够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电视画面在短时间内带来的直观细节和信息是平面媒体、广播无法做到的,大家可以通过电视媒体明确灾区目前的天气、环境等状况,促使救援准备更加具有针对性。

抗震救灾阶段急需的人力、物力、财力不可估计,电视媒体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号召全国各地捐款,效果显著。2008年5月18日,中央电视台播出了长达4个小时的汶川地震抗震救灾晚会《爱的奉献》,现场共募集了多达15亿元的善款。

(三)电视媒体在抗震救灾中的局限性分析

在抗震救灾的过程中,电视媒体充分发挥了自身特性,将自身的功能最大化,在现场直播等方面起到了标杆作用。但是,无论在灾区范围内还是灾区范围外,电视媒体的局限性都显而易见。

1.广电系统的脆弱性

现代社会无疑是高风险社会,社会的各个部分之间具有高度的依赖性,整个社会又高度依赖于电力系统,一旦电力系统受到严重损坏,人们会变得无所适从。在汶川地震期间,因为电力供应系统损毁而导致了电视传播系统的瘫痪,这也是电视在灾区,尤其是重灾区中作用受到限制的主要原因。

2.预警功能有待提高

电视媒体无论从传递信息、监测环境还是娱乐大众等方面来看,都在社会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社会影响力较大,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受众的依赖和信任。作为家庭媒介,受众与电视的接触时间长,接触面广泛,更需要电视媒体增强自身服务于大众的功能。从汶川地震的实际情况中我们发现,电视媒体在灾难的预警方面表现得不尽如人意,除了设施设备可能受到干扰的限制外,相应的应急和预警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有所欠缺。

3.收看方式的局限性

电视固定的家庭式的收看方式在类似于地震的灾难中成了很大的缺陷,当房屋被地震摧毁,居民无家可归的时候,收看电视成了一种奢侈。这种收看方式导致电视媒体难以在户外有效传播信息,传播范围有限,信息无法顺利传达至信宿,不利于抗震救灾等紧急过程中的信息传递,传播效果受影响较大。

4.个别电视媒体的报道失范

虽然电视媒体对于汶川大地震的抗震救灾报道整体上体现了中国电视媒体在应对突发自然灾害面前的引导力和影响力,在很多层面上,都为今后的灾难报道提供了示范效应,但其中也出现了诸多问题。

(1)未能体现科学救灾的精神。

在抗震救灾的过程中,发生了个别报道违反科学抢救原则的情况。有的记者在地震救援现场发现被埋在废墟下的幸存者后,为了及时了解伤者的心情加以报道,或为了让伤者向其家人传达平安信息,或为了塑造一个幸运、坚强、充满希望的形象,不惜耗费被埋人员的仅存体力,滔滔不绝地提问,鼓励其多说,最终导致伤者体力严重不支,甚至在被救出之时已失去生命迹象。一名电视记者贸然闯进急救室,弄脏了医生经过杀菌处理的手术服;有的电视记者把抢新闻、抢画面放在了比救人更为优先的地位,甚至要求救援者让让位,以便拍摄废墟下的幸存者。这样的行为,已经不能说是单纯地违背了新闻伦理,还说明某些电视记者缺乏基本的道德约束力,不具备作为专业媒介从业者的基本资质。

(2)缺乏人文关怀。

抗震救灾的过程牵动着无数人的心,这期间的报道除了必不可少的理性的一面外,更多地应该从受众的角度出发,报道受众关心的事实。然而,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个别电视媒体显得人情味缺乏。在有的报道中,记者为了能够抓住受众的眼球,常常不顾被采访者的感受,所提问题或不合时宜,或触及了公民的隐私。

(3)画面残酷,过分煽情。

做事要把握度,新闻报道同样如此。类似于地震这样的灾难往往导致严重的人员伤亡,而作为电视媒体的记者,在摄取现场画面的时候需要有充分的考量,什么样的画面适于传播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个别报道将镜头对准遇难者的遗体,或者是血迹斑斑的地方,这样的画面在特殊的灾难时期所带来的更多是人们不稳定情绪的堆积,甚至会造成恐慌。除此之外,有的电视媒体为了表现感同身受的悲痛心情,过分煽情,以至于矫揉造作,在受众中引起反感。

三、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中的广播电视媒体传播的经验与启示

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下,汶川大地震时的部分城市、县、城镇等经济发达的地方广播电视的覆盖率很高,再加之近年来国家一直在推进的“村村通”工程,使得广电已成为广大百姓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在某些偏远的地区以及广大的山区,广播电视的拥有率和覆盖率要明显低于城市。尤其是在汶川大地震这样的强震到来时,几近瘫痪的广电等信息系统使得大部分重灾区和极重灾区一度成了信息“盲区”,这给救援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所以,在震后广播电视信息系统的恢复和重建中,如何吸取此次抗震救灾报道的经验与教训,以及加强和改进我国广电报道的综合实力,是我们必须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一)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中的广播媒体传播的经验与启示

1.重新认识广播在突发事件中的重要性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后,广播逐渐弱于电视,甚至有人断言广播将被电视取代。但这次广播用行动为自己正名,显示出便于应急的特点,发挥了巨大作用。此次报道使广播的收听率提高,影响力、公信力上升,广告量增加;党和政府也高度重视广播的作用,给予支持,这都有利于广播自身的改革发展[6]。任何一种媒介形式的优劣势都是历史的、相对的,广播在应对突发性事件的报道中体现出来的反应迅速、覆盖范围广、成本低、可伴听性等传播优势仍然是其他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所望尘莫及的。以后的新闻工作者要充分认识到广播在突发性事件报道中的重要作用,让广播在特殊的事件中发挥自己独特的优势,为广大的听众服务。

2.建立数字卫星广播的必要性

1995年4月24日,广播电影电视部决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为了扩大节目的覆盖面和改善广播传输质量,正式开始通过中央电视台的卫星信道来传送单声道和立体声广播节目。这一技术的运用标志着我国广播传输手段获得重大进展。我国各地过去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时,通过短波、调频和微波等形式,信号质量难以保证。中国广播科学研究院从1993年开始研究开发的NICAM-728技术,就是利用传送电视节目的卫星转发器的边频,传送数字编码后的广播节目,可以有效地扩大广播的覆盖面,尤其是解决边远地区和乡镇一级的转播问题。数字卫星广播克服了传统广播系统的许多缺点,特别是可以解决地质灾难易发区——很多偏远山区的信号接收问题,它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降低灾害对于广播信号的损毁问题,应该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普及。

3.在地质灾害易发地区普及收音机

目前我国农村和偏远山区的广播覆盖率及收听质量仍有待提高,有些地区甚至还是信号、通讯盲点。地质灾害易发地区很大一部分是山区以及偏远地区,收音机等广播的媒介接收终端并没有普及,就导致了灾害发生时的信息中断,那些地方变成了“信息孤岛”,没有办法也没有途径与外部世界取得联系。所以当务之急,是在汶川地震的灾后广播信息系统的重建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广播系统的覆盖率和信号的质量问题,同时要加大收音机等广播的媒介接收终端的普及,争取做好灾难的预警工作,以在灾难发生时最大限度地降低损失和伤亡。

4.增加收音机的功能

我们平常意义上的收音机只是我们用于接收广播信号的一种终端设备,广大的听众只能被动地接收信息,收音机的功能非常单一。在以后的收音机研制过程中,应该要注重收音机在突发性事件中的一些特殊作用,比如增加收音机可以发射紧急求救信号的功能,就可以在救援过程中减少人力物力不必要的浪费,提高救援成功的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在日本,几乎每个家庭都配有一种特别的收音机,这种收音机可以手摇充电,且当接收到灾害信息时就会自动打开。这种收音机既可以成为信息传递的载体,也可以成为灾难时的自我保护和救助的一种有力工具,是非常好的发明和尝试。

5.建设和重视小区域内的广播系统

此次汶川地震很有其特殊性,表现在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一般都是在偏远的山村,这些山村的生存状态较为原始,经济水平相对来说比较落后,人们大都过着靠天吃饭、赖地穿衣的农耕生活。这些地方的居民对大众传媒的接触极少,电话、电视、电脑等电子设备几乎没有或者极为少见,广播则更多地以“电线杆上的喇叭”的形式出现,这种乡村广播所传递的信息对于这些山村来说,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它是村民获取党和国家政策以及乡村事物的最重要的传播渠道。在这次地震中,乡村的高音喇叭也在疏散村民进行逃生,进行抗震救灾的信息的传播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在灾后重建广播信息系统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小区域内的乡村广播的建设,这种设备的价格成本相对很低,也特别符合乡村人们平常的收听习惯。

(二)汶川地震抗震救灾中的电视媒体传播的经验与启示

此次电视媒体对于汶川地震抗震救灾的报道获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其中四川电视台因及时报道而在2009年5月18日获得美国广播电视文化奖,某种程度上也是得到了国际同行的认可。但是,其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1.加强完善各地电力等保障系统的工作

电视媒体对于电力等基础设施的依附度较高,尤其在重大突发自然灾害面前,由于电力系统的瘫痪会直接导致电视媒体在灾区的失效。在遇到类似于地震等突发事件时,应建立起有效的保障系统和备用电源,尽可能地在较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临时电力设施,以保证电视媒体等对电力有高依赖性媒体的运作。

2.与地震局预报部门建立预警机制

电视媒体是人们日常接触最为频繁的媒体,也是最有可能将地震等灾难信息及时传达给受众的传播渠道。在地震局监测到地震后,电视媒体能迅速获知消息,同时能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电视向全国人民发出预警信息,在灾难发生前为市民提供撤离到安全地点的缓冲时间,这将是未来电视传播系统面临的重大课题。

3.增强电视的可移动性,使其在突发事件中具有更高的应对能力

广播在突发事件中的作用之所以被强调,除了其可以脱离对电力系统的依赖而使用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便携性和可移动性。如果电视变得更灵活,其影响力将得到很大提升,所以在地质灾害较为频繁的地区设立一些户外电视设施,增加移动电视等的开发和利用,可增强电视媒体在重大突发自然灾害中的传播能力。

4.传播正确的抗灾救灾信息,增强准确性

保证报道的真实性是所有媒体应当承担的职责,在灾难发生的时候,这样的品质显得更加重要。灾难发生后,人们往往产生大量的信息需求,这时也是谣言或其他错误的信息剧增的时期,媒体只有准确传播正确的信息,才能为处于灾难中的人们提供必要的帮助,减少不必要的恐慌,为抗灾抢险提供健康的舆论环境。

5.加强记者综合素质

这里不仅仅是指业务素质,突发事件的报道也是在衡量一位新闻工作者是否能做到以人为本、体恤大众,是否拥有丰富的常识进而在紧要时刻做出正确的事实判断。记者的表现难免影响到报道的质量和受众的情绪,这一点在电视媒体中尤为突出。所以,新闻工作者在灾难报道期间,既要具备基本的传媒素养,也应当了解心理学和医疗救护等基本常识,而不至于成为救灾中的负担,起到负面的效果。

6.增强协作,共同进步

我们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协同作战的意识相对淡薄,虽然也有电视媒体使用网友转发的文字、图片和视频进行报道,但这方面的努力有待深化。在媒介融合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传统的电视媒体应积极地和纸媒、网媒积极互动和互补,这样更有利于电视媒体在传播系统中发挥更为核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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