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汶川8.0级特大地震

时间:2022-10-12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是对“5·12”汶川地震发生前、抗震救灾期间以及灾后重建阶段灾区居民媒介行为情况相关资料较为系统的采集、分析和研究方法。通过多次深入“5·12”汶川大地震极重灾区实地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问卷938份,回收率为93.8%,剔除废卷后有效样本为904份,有效率为90.4%。进行小组访谈所选择的地点是根据在汶川大地震中受灾的严重程度、地区社会经济指标、民族情况的差异性比对进行的。

第一节 研究方法与设计

本章的研究重点侧重于媒介效果,居民的媒介行为在很大程度上表征着媒介效果。研究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项行政研究,是对政策导向的一种参考,目标是提高行政管理效率,为决策者提供理论资源,其手段和方法就是将危机信息传播系统按照有机体的方式来看待、分解,寻找在地震灾害的各个阶段居民的各种媒介行为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按照科学的方式还原本真的情况,以求解释现象,分析原因,提供经验借鉴进而有效应对自然灾害。具体到本书的研究而言,就是在突发事件发生时,管理者和决策者如何制定宣传策略、运作信息传播系统、管理媒体资源有效传递灾害信息,从而让传播效果最大化、最优化,进而影响受众的行为,减少群众生命财产的损失。

一、研究方法

本章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来对“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前、抗震救灾期间以及灾后重建阶段灾区居民媒介行为进行研究。主要体现为两种方式:一是在汶川地震极重灾区以实地发放问卷的形式采集所需数据然后作相应定量研究;二是通过焦点小组访谈的形式进一步淡化量化的工具性而从“人”的本我方面补充了解在自然环境当中人和事件发生发展的一般状况,收集调查问卷所不能采集到的人和环境的相关“软”信息。通过两种方法的结合来尽可能还原地震各个阶段的现实情况,进而分析了解在不同状态下汶川地震重灾区当地居民的媒介行为变化。同时,通过查阅报刊等相关文献资料,总结了2010年夏季7、8月份四川省在抗击山洪泥石流特大地质灾害中运用危机信息传播系统有效传递灾害信息及时灾害预警的情况,对危机信息系统的传播模型进行了一个初步的构想。

定量研究多是一种宏观层面的现象研究。定量研究通过数字的形式收集资料,运用演绎的逻辑进行描述和解释,揭露或发现研究对象间的因果关系。“定量研究是将问题与现象用数量来表示进而去分析、考验、解释从而获得意义的研究方法和过程。”[1]而定性研究多是一种微观层面的现象研究。定性研究通过文字、图片或影音的形式收集资料,运用归纳的逻辑发现规律、解释社会现象。“定性研究是指通过发掘问题、理解事件现象、分析人类的行为与观点以及回答提问来获取敏锐的洞察力。”[2]

大众传媒现象纷繁复杂,而质化研究与量化研究范式包容了不同的功能,在一项研究中既在宏观上关注事实的建构,又调查事实的真实情况,可以帮助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把握事物的面貌和性质,从而近似地把握事物的全貌。”[3]通过实地调查,在进行全面系统的问卷式的定量研究之后,“还需要借助定性研究来确定所要研究的现象和性质;在进行定量研究过程中,又须借助定性研究确定现象发生质变的数量界限和引起质变的原因”[4]

本章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是基于深入灾区进行实地调研的事实和调查问卷所采集到的数据,以及在灾区组织的多场焦点小组访谈。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是对“5·12”汶川地震发生前、抗震救灾期间以及灾后重建阶段灾区居民媒介行为情况相关资料较为系统的采集、分析和研究方法。

在将“5·12”汶川地震发生前、抗震救灾期间以及灾后重建三个阶段合并来系统考察汶川地震重灾区居民的媒介行为时主要通过定量的方法,而在分析2010年夏季四川省在抗击山洪泥石流特大地质灾害时危机信息传播系统的信息传播方式和效用时则主要通过定性的方法。

二、研究设计

1.第一部分:实地问卷调查

调查区域: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民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中国地震局等部委会同四川、甘肃和陕西三省人民政府开展了汶川地震灾害范围评估工作,完成了《汶川地震灾害范围评估报告》,其中确定了“5·12”汶川大地震极重灾区的10个县(市)(四川省汶川县、北川县、绵竹市、什邡市、青川县、茂县、安县、都江堰市、平武县、彭州市),本文据此对汶川地震极重灾区的10个县(市)居民的媒介行为进行了实地问卷调查。

问卷样本选择说明:“5·12”汶川大地震后,灾区人员财产损失惨重。汶川地震10个极重灾区中部分区域人口稀少,并且在外务工者较多,所以无法按照严格的抽样方案进行问卷样本对象的选择。故抵达灾区后根据实地情况通过入户走访的形式选择随机样本的方式来进行问卷调查。

问卷内容设计包括四个部分:抗震救灾部分(包括地震前灾区居民的媒介行为调查)、灾后重建部分、开放式问题部分、受访对象个人情况部分。问卷详见附录。

通过多次深入“5·12”汶川大地震极重灾区实地调查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问卷938份,回收率为93.8%,剔除废卷后有效样本为904份,有效率为90.4%。

备注:按照国家灾后重建的相关规划,原属于安县的永安镇、安昌镇、黄土镇6个村划归北川县行政辖区。故在问卷调查时,在安县原辖区内所做问卷调查现归属到北川县。

对于媒介的传播效果研究包括长期效果模式和短期效果模式,本文侧重针对短期效果(抗震救灾阶段),同时也包括对重建过程中的长期效果的考察。这些在调查问卷中都有相应的体现。

2.第二部分:焦点小组访谈

2010年10月到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进行调研,在汶川县城组织了1组访谈,在汶川县雁门乡萝卜寨组织了5组访谈。

2010年11月到四川省成都市彭州市进行调研,在彭州市九峰山镇宝山村组织1组访谈,在彭州市龙门山镇白水河社区板房区组织3组访谈。

2011年1月到四川省绵阳市北川县进行调研,在北川县曲山镇任家坪村板房区组织6组访谈。

2011年9月到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中兴镇上元村调研,在上元村“中兴网络家园”组织2组访谈。

进行小组访谈所选择的地点是根据在汶川大地震中受灾的严重程度、地区社会经济指标、民族情况的差异性比对进行的。其中都江堰市旅游经济发展较好,彭州市的工业化程度较高,当地居住者以汉族为主,而北川县和汶川县受灾程度较重、经济不发达或欠发达,且当地居民以少数民族(羌族)居多。本文希望通过差异化的选择访谈地点,系统对比不同社会经济环境和人口学因子对当地居民媒介行为的影响。

根据麦奎尔的理论,传播所产生的效果程度被分成若干层,有浅层和深层的区分以及先后次序的差别,如以认知、情感、态度、行为等作为序列,代表媒介对受众产生影响的越来越深层的过程[5]。但是该理论对于本文的研究来说存在的问题是,人的行为不一定就是最高级别的效果。因此,本文选择了焦点小组访谈的形式与灾区居民访谈交流了解其在汶川地震灾害发生阶段的真实媒介行为情况。

说明:本文问卷调查所有得到的数据均使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PSS(Statistical Product and Service Solutions)17.0进行相关数据分析。

三、创新与不足

1.创新

课题组深入“5·12”汶川大地震极重灾区的10个县(市)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进行了大量的问卷调查、焦点小组访谈以及对灾区实地的走访。实地调查范围广、时间跨度大,数据资料采集具有较强针对性,任务量重,收集的材料都为直接来自灾区的一手资料。在“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深入极重灾区进行大范围、长时间的实地情况调研,并系统调查研究“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前、抗震救灾期间以及灾后重建阶段灾区居民的媒介行为尚属首次。

本章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不仅对灾区居民进行了大量的问卷调查。同时以定性的研究方法为补充和辅助,在灾区组织了十余场的焦点小组访谈,以期能够更好地还原和研究地震不同阶段灾区居民的媒介行为。实地调查、走访、观察、访谈往往可以获取更深层次的资料,发现仅用定量研究方法所不能解释的微妙特征、功能和结果[6]。这种大规模的定量与定性方法兼容应用进行社会科学调查研究是本文的一大特色和创新。

同时在分析了汶川地震不同阶段极重灾区居民的媒介行为情况后,还结合2010年夏季7、8月四川省在抗击山洪泥石流特大地质灾害中通过危机信息传播系统有效传递灾害信息的实践进行了总结和概括,对“传者”与“受者”的信息行为方式都进行了分析,并初步构建了危机信息传播系统的理论模型。还应指出的是本章属于一种探索性的描述性研究,没有过多预期的理论假设和研究假设。旨在通过实地调查,真实了解灾区居民的媒介行为,在描述的基础上进行相关的探索性研究与分析。

2.不足

研究调查范围大、时间跨度长,虽然力图使样本的数据和资料采集得尽量完善,但根据调研的实际情况反馈,还存在有一些问题和不足。

首先,问卷设计上的不足。比如问卷设计中关于抗震救灾阶段的“余震谣言”问题的调查。当地震发生后,灾区居民多处于恐慌之中,而且伴随着的是更多更加频繁余震的发生,不管是从心理还是从真实环境中,可以说灾区居民根本无法断定是否真实有“余震谣言”的存在。在2008年5月汶川地震发生后的那个时间段,任何关于地震的消息不管是真是假对于身处极重灾区的居民都是“草木皆兵”的,所以在实地调查之后,发现当时设计问卷时“余震谣言”问题的设置还不科学,最终导致问卷中这部分调查无法反映真实情况(在填写问卷时,根据灾区当地居民的大量反馈,他们对这部分内容均表示不理解,或者认为当时就没有余震谣言,当时任何关于余震的说法都是真的。因为灾区当时确实每天都在频繁余震,即使是谣言他们也无从辨识)。鉴于调研区域多为少数民族地区,灾区居民文化程度不是很高,问卷中有些问题设计过于专业不够通俗化,在问卷填写时造成障碍,对资料收集有一定的影响。

其次,研究方法上存在的问题。对于定性研究中的焦点小组访谈,平常学习中接触较少,且学习不够深入,在具体操作应用上做得很不到位。组织的十多场焦点小组访谈,并未做到严格的焦点小组,没有引起小组的焦点讨论,而更多的是以一种座谈的方式了解和收集资料。焦点小组存在着失真的情况。这对后期的资料分析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

第三,本章的研究虽然很有系统性,但是研究题目和切口较大,过于宏观,较多的是对数据资料的一种描述性分析,理论方面比较欠缺,文中所用到的相关传播理论泛而浅,还需不断深化研究。鉴于笔者的能力和精力有限,对于实地调查采集来的大量数据的整合分析,还有些力不从心。课题组尽可能地将实地调查的情况还原出来并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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