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大地震周年祭

汶川大地震周年祭

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的祭日。

在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以汶川为圆心，国家的、民间的，有组织的、自发的，纪念活动此起彼伏。当地政府忙于大规模的公祭，展示政绩，评选先进；全国各地的媒体又蜂拥而去，挖掘地震旧闻、新闻；各路明星还奉献了据说是“超过历届央视春晚的慰问演出”……好容易慢慢恢复平静的灾区，重新喧腾起来。

可是，那些一年前被猝然夺去生命的亡灵，需要这样的纪念吗？他们劫后余生的亲人，受得了这样的纪念吗？

我们在这里望乡/其实/我们望不见故乡/只望得见悲伤

冯翔弃世之前写下的诗，提醒未曾遭受地震灾难的人们：悲伤，还在不断地啃噬着汶川人的心；家破人亡的创口，不是短短一年时间可以愈合的。

去年此时，我后悔过没能在第一时间奔赴灾区；秋天，为采访上海援建的四川百年名校，终于到了都江堰，住在青城山下，可惜往震中映秀镇的山路被泥石流阻挡，我失望而归。后来，获悉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北川干部董玉飞、冯翔承受不了压力而先后自杀，我被震撼了。特别是获悉冯翔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陪同涌进北川的媒体进入废墟，一次又一次地被撕开伤口，我开始庆幸没去灾区——要是去了，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在采访到独家新闻与不触碰被采访者伤口之间，把握好尺度。如果必须以伤害对方为代价，再独家、再有深度的报道又有什么意义呢？那样子当记者，于心何忍？

于是，有熟识的同行去灾区，我会建议：不要往人多的地方凑热闹，去和那些被忽视的孤老、孤儿拉拉手、说说话吧。也许，你带回来的新闻太琐碎，不如离奇的“范跑跑”、“猪坚强”们有轰动效应，可你的举手之劳对于孤老、孤儿，就是一次雪中送炭！

最让我牵肠挂肚的，始终是校舍和孩子们。

一年来，我密切关注着重建校园的点滴信息：前几天，国家发改委通报，要确保将学校、医院建成最安全、最牢固、群众最放心的建筑；国务院又召开全国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电视电话会议；而隐姓埋名的志愿者，怀揣着筹集到的有限资金，寻求着好开发商建造好学校……与此同时，另有一条新闻：广受关注的北川国家地震遗址博物馆整体设计方案已经出炉，最快将于今年下半年开工建设，初步预算总投资为23亿元左右。虽然，北川县文化旅游局官员解释说，这是一个国家级的项目，23亿只是根据负责整体设计方案的专家组论证得出的预算，最终的投资必须经过国家相关部门批准；但是，我的眼睛还是被23亿的“大手笔”刺痛了。

纪念大地震的博物馆，一定要大兴土木“楼堂馆所”吗？把北川旧县城遗址圈起来，露天的地震博物馆应该更真实、更令人身临其境。大灾之后，百废待兴，需要花大钱的地方太多了，省下建地震博物馆的钱，可以造多少震不垮的学校！

这几天，很多人在写汶川，有两句名人名言被多次引用：一是恩格斯的“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一是乔治·艾略特的“深深的、说不出的痛苦，可以称之为一种洗礼、一种新生和下一代新阶段的开始”。

是的，我们今天祭奠大地震，为的正是汲取血和生命的惨烈教训，换取民族的新生、历史的进步。

所以，尚在疗伤苦难中的汶川，最需要的是静默，是对生命的敬畏，是不说伤人的废话、不搞花哨的政绩工程，是多办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