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震救灾的策略

要在物资极其匮乏的条件下落实中央制定的“十六字”方针是有很大困难的，因为一方面国家不能提供足够的救灾款，也不存在来自社会的任何补助，另一方面地震造成的损失又远远超出了地震区的经济承受能力。1970年通海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按当年值计近3亿元人民币，1974年昭通地震损失0.9亿，1976年龙陵地震损失2.77亿^[11]，这些损失是地震灾区当年经济收入的几十倍，也是地震当年云南省财政收入的十几倍。^[12]为了确保灾民在抗震救灾整个过程中都能够做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不仅恢复自己的家园，还要尽可能地为国家多生产，多打粮，从省政府到公社革委会采取了一系列如今看来不可思议但当时却有利于抗震救灾的策略。

第一，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央慰问电。由于中央慰问电包含着中央的关怀，又承载着十六字救灾方针，是灾区的大政治，因此，宣传中央慰问电就是用政治统帅救灾。有鉴于此，1970年通海地震后，云南省“紧紧抓住慰问电这个活的毛泽东思想，立即组织部队、医疗队、慰问团和一切抗灾人员五万多人的大型宣传队，……并结合座谈、访问、忆比、发放救灾物资和派出慰问团等活动，把宣传工作做深做细，使中央慰问电既迅速又深入地传遍灾区的每一个村寨、每一户人家，送到每个受灾群众的心坎上，做到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13]。1974年昭通地震灾区，云南省高级官员周兴指示，“对中央慰问电要反复的向群众宣传，要天天讲，坚决贯彻到底，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14]。在省政府的指示下，整个地震灾区的中央慰问电宣传工作得以全方位地展开。昭通地区永善县委“通过灾区各级党组织、慰问团、医疗队、宣传队，采用大小会议，田间院坝，登户宣传等多种形式和利用广播、电影、壁报等各种宣传工具，广泛深入地宣传中央慰问电，组织干部群众反复学习，深刻领会，做到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15]。1976年云南龙陵大地震后，各级政府对中央慰问电的宣传方式和力度与1970年、1974年如出一辙，中共云南省委“收到中央慰问电后，自己先用电话传给保山、德宏和临沧，同时翻印了50万份发到灾区，15万份分发给其他各地。受灾地区各级党委接到中央慰问电后，一方面召开各种会议进行传达，组织学习，一方面利用一切宣传工具进行宣传”^[16]。

抗震救灾中的宣传工作没有白费，它驱动着相当多的人忘我地劳动。不过，使地震灾区全体群众像机器一样不停地艰苦奋斗在抗震救灾岗位上，仅仅靠一般性宣传和苦口婆心地劝说是不够的，在结合宣传学习的同时，还进行革命大批判，凡是不接受宣传教育的人，就有沦为“叛徒”“内奸”“工贼”的危险，或者是“反革命”“资本主义黑货”等，要进行大批判给予否定和打倒，也就是说，群众或者听从宣传教育者的劝说，或者接受公开的批评或批判，而明智的选择就只能是接受前者，依照舆论宣传的那样，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慰问电的宣传活动，已成为具有一定强制性和规范作用的政治活动。

第二，抓基层组织建设。保证灾民不怠工的另一种手段是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排除非无产阶级积极分子和打击非共产主义价值观。云南省抗震救灾指挥部、灾区各县革委会和公社革委会基层革委会在救灾过程中特别注意纯净基层干部，抗震救灾中涌现出来的英雄、积极分子被迅速选拔到基层各级革委会中，那些表现不积极、不主动的则立即被淘汰。经过充实健全的基层领导班子显出巨大的抗灾决心。可以说，20世纪70年代云南3次大地震抗震救灾的奇迹，与当时的基层组织不无关系。

第三，树立榜样，表彰先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保持灾民的抗震救灾信心，排除悲观泄气的、依靠国家救济等思想的有效措施就是树立榜样，表彰抗震救灾英雄，在救灾过程中及救灾工作结束以后，他们常常被安排出席省、地、县举办的各种学习代表会，讲述他们的救灾事迹，以增强人们保持艰苦奋斗的信心和决心。金桂仙、李祖德等人就是1970年通海地震中产生的响当当的英雄和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