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史研究起点分析
研究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史,基本问题之一是从什么开始资源型城市研究,即研究资源型城市的起点问题。中国资源型城市研究的起点就是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史研究的起点,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厘清资源型城市的起点问题。
(一)“研究起点分析”问题的提出
研究中国资源型城市史,基本问题之一即是资源型城市的起点问题。关于此问题,学术界研究较为薄弱,笔者未见专门的论文面世,涉及此问题的研究多为对其形成时代的描述,且存在分歧,即资源型城市或产生于农业时代[28],或产生于近代[29],或产生于新中国成立后。[30]有些描述还比较模糊,认为我国大多数资源型城市形成于新中国成立后。[31]笔者在《清代资源型城市研究》一书中,通过对清代以前资源开发和城市演进的考察认为,资源型城市形成于农业时代,大致经历了先秦、秦汉至隋唐、宋元明三个阶段。[32]这个考察与判断较为简略和粗糙,尚需进一步分析。
同时,还衍生出另一个问题:资源型城市内涵的各要素是什么?这些要素在什么时候显现?这是厘清资源型城市起点的关键问题。已有研究强调资源型城市内涵的要素有:资源的开采是资源型城市形成的经济成因[33]或者基本要素[34];资源型城市是城市的一种类型,必然内涵于城市的要素。笔者在《三十年社会变迁与资源型城市发展研究》一书中认为,资源开发是资源型城市形成的基本要素,资本的投入(包括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先进的技术、人才的引进、合力的城市制度、创新环境、先进的文化观念等共同构成了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动力因素,环境的恶化、地质灾害、资源枯竭、人才缺乏、经济体制不顺、建设布局不合理、不利的区位及交通条件、不健全的时候服务体系等则成为资源型城市发展的阻力因素。[35]这些判断,从历史角度考察是不够的,而研究起点,少了历史角度,说服力是有限的。所以,研究资源型城市起点,还需要研究资源型城市的基本要素,并从历史角度考察这些要素显现的时代因素。
资源型城市依托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而兴起或发展,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与资源蕴藏及开采规模紧密相连。笔者在《形成、发展与转型——清代社会变迁中的资源型城市》一书中认为,资源型城市有三条形成路径,即是从资源开发到资源型城市的形成路径、城市资源性特征不断增强而转化为资源型城市的形成路径、城市属性和资源特征同时演进为资源型城市的形成路径。[36]从这三条路径看,资源开发、城市产生以及资源和城市结合的媒介都应该纳入考察的范围。
由此,本书从概念(即人类对事物复杂过程的内部规定,这是探讨事物起点的理论前提)出发,讨论资源型城市内涵各要素的形成时代,并以此为基础判断资源型城市的起点。
(二)资源型城市内涵要素的分析
作为一种城市类型,中国资源型城市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但关于概念的回答却是近10年来才被学者广泛关注并深入研究的。什么是资源型城市,学界众说纷纭。代表有以下几种:
一是根据职工、产值、生产规模、城市发生等方面进行综合性界定,以李文彦的研究为代表。他在《煤矿城市的工业发展与城市规划问题》一文中从四个方面对煤炭城市进行了界定。[37]这个定义被认为是最早关于中国资源型城市概念界定的研究。
二是根据采掘业和采掘业从业人员等方面进行界定,代表是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研究。课题组基于发生学原则、动态原则、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以定量为主)原则,给出了界定资源型城市的四个定量指标。[38]此标准和描述被学术界广泛引用,且逐渐深入其研究。比如,赵康杰等人采用定量分析对资源型城市做出界定,并从山西省11个地级市层面对山西的资源型城市进行了判定,从而确定判断资源型城市的标准[39],深化了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研究。
三是基于资源的开发、加工、利用及相关配套服务为基本社会经济活动的标准对资源型城市进行界定,代表是肖劲松等人的研究。肖劲松等人提出了资源型城市必须具备的条件和界定原则,以此为基础,最终确定了我国2007年各类资源型城市共156座,并按主导资源进行了分类统计。[40]
四是从城市发生学角度,基于其分布状况和总体特征界定,代表是刘云刚的研究。他在《中国资源型城市界定方法的再考察》一文中指出,资源型城市(县级以上)共5种类型63个,其中煤炭型城市最多,约占总数的3/5。这些城市分布于全国21个省区,特别是黑龙江、辽宁、山西、河南、山东、安徽6省最为集中。地级资源型城市数量约占全国地级城市数的19%,市区人口约占全国地级城市人口的12.4%,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国地级城市的10.4%。[41]
五是国家从制度设计层面的定义,代表是国务院在2008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38号)的界定,即“资源型城市(包括资源型地区)是以本地区矿产、森林等自然资源开采、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城市类型”[42]。
六是从历史学角度界定。笔者在《资源型城市概念的历史考察及意义》一文中界定:“资源型城市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属于历史范畴。资源型城市是一个经济现象,与资源开发过程紧密相连。资源型城市是一种城市类型,因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而兴起和发展。”[43]
综观学术界对资源型城市概念的研究,除了第六种界定外,都是基于当代资源型城市发展而展开分析的。本书是关于资源型城市起点的研究,显然不适合采用前面五种界定方法,而应当以第六种方法为基础展开分析。换言之,界定资源型城市既要强调资源开发和利用的内容,也要体现人口、资金、区域等要素的聚居的内涵,应该是资源、人口、资金、区域等要素的有机统一。其中,“资源”和“城市”成为构成界定资源型城市的两个核心概念。同时,无论资源开发还是城市演进,都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紧密联系,三者的关系为:资源是基础,城市是载体,生产力是媒介。
为此,要厘清资源型城市起点问题,必须回答以下问题:资源开发和利用始于何时?城市产生和形成于何时?促使资源属性和城市特征有机结合的生产力开启于何时?这些要素有机融合于何时?
(三)内涵要素产生和形成时代判定
资源型城市内涵的资源、城市、生产力等要素的产生和形成是不一样的,因此,必须对其产生和形成时代做判定。
1.资源开发和利用时代判断
资源禀赋是资源型城市形成和发展的基础条件,也是必备条件,换言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孕育了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性特征。资源是一个内涵丰富而且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人类对资源的认识、开发和利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因此,在资源型城市研究中,“资源指向”曾经是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指向自然资源,主要为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44]、国家发改委在关于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45]等中采用了这个说法,也基本成为当下很多学者采用的资源指向。
二是指向足以支撑一个城市的主导产业的自然资源,除了矿产资源外,还包括农牧渔资源。[46]
三是分时代界定资源指向。农业时代主要指向以铜、铁为主的传统资源,到工业时代主要指向以铁、煤、石油为主的现代资源,再到以铁、煤、石油、信息资源为主的新兴资源等。[47]
经过广泛讨论,学术界已基本形成共识,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指向”一般来讲是指狭义的自然资源,即人类从自然界直接获得的各种用于生活和生产的物质。已有的研究和考古发掘告诉我们,自然资源中,土地、水资源、生物资源和矿产资源始终维系着整个人类的演变过程,但与资源型城市最初直接相关的是矿产资源。所以,考察资源型城市的起点,其“资源指向”主要是矿产资源。
人类历史大约已经历了400万年时间,其中绝大多数岁月都是在旧石器时代渡过。那时,人类的主要生产活动是制作石器。矿产资源开发与利用和冶金技术一起,是在新石器时代产生的。从有关考古资料看,人类最早认识和使用的金属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的铜资源,这是人类社会进入金属时期的标志。进一步借助学术界研究成果和考古发掘遗址,可以发现,在原始社会末期至商周时期,部分种类的资源已经较大规模开发。比如,原始社会末期至夏时期,铜器用于生产和生活中,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陕西临潼姜寨、山东胶县三里河、河北唐山大成山、江苏南京阴阳营、福建崇安等地发现有少量铜器。[48]而据文献研究,陶瓷资源是较早开发的资源,所谓燧人氏、神龙氏为制陶之鼻祖,黄帝时即设有陶正之官。[49]另据研究表明,所有青铜铸造均需要锡做配料,因此,铜器的出现也标志着锡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中国的青铜器时代早期主要生产礼器,以兽面为主,主要用于祭祀。之后生产兵器,用于战争。到春秋时期,随着礼仪制度的崩溃,青铜器基本上为生活用具。同时,在铜资源利用的基础上,人类认识和使用了铁资源。铁资源的利用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它不仅加大了水利、交通的建设,还促进了农业和矿业的发展,更刺激了城市的兴起和发展。铜铁资源为主的时代,包括铜、铁、盐、煤、陶瓷等矿产资源表现较为活跃。据此可以判断,在原始社会后期,与资源型城市直接相关的部分资源种类已经出现,这些资源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在人类生活中被广泛开发和利用。
2.城市的产生和形成时代判定
资源型城市作为城市的一种类型,它必然具有城市的一般属性,可以说,城市产生和形成孕育了资源型城市的城市特征。城市是人类伟大的创造之一,几乎包括了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成为人类文明、整合和传承的载体。但要认识城市却是不容易的,正如著名城市史学者刘易斯·芒福德所言:人类用了5000多年的时间,才对城市的本质和演变过程获得一个局部的认识,也许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弄清它那些尚未被认识的潜在特性。[50]正因为如此,目前学术界对城市的形成时代尚未达成共识,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关于中国城市起源时代,一说起源于仰韶文化时期[51];二说起源于龙山文化时期[52];三说起源于史前期或铜石并用时期,为中国城市的孕育期,最早可上溯到仰韶文化晚期,大部分是距今4000多年的龙山文化阶段。[53]
关于中国城市正式形成时代,一说中国城市形成在原始社会后期[54],二说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形成于夏代[55],三说中国城市形成在商代[56],四说中国城市形成于殷末[57],五说中国城市正式形成于西周[58],六说中国城市形成在春秋时期[59],七说中国城市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60]。
综观这些研究,学者们在判断城市形成时代时,比较多地注重了这样一个过程:生产力水平提高→剩余产品的出现→社会分工→人类居住方式的变化→城市产生。由此,借助考古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成果,基本能够判断城市的形成时代,即开始于原始社会末期,完成于商周时期。在这一时期,人类逐渐由游牧走向定居,由定居走向居住范围的分离,即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社会出现分工,手工业者和商人聚集,逐渐脱离农村,形成新的地域中心——城市。在这里,城市表现出一个不同于乡村的地域范围,正如马克思所说,城市具有“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现象:孤立和分散”[61]。而且在构成上具有异质性的特征,即如学者们所说,城市是“由不同的异质个体组成的一个相对大的、相对稠密的、相对长久的居住地”[62]。
中国早期的城市一般因政治因素而起,或是一定区域内政治权力中心,或是宗教祭祀场所,或是防御堡垒。但一旦城市形成,它就必然内涵经济因素。事实上,原始社会末期至商周时期产生和形成的城市中,有一种城市类型是依靠经济力量来聚集人口,从而形成城市[63],包括二里头古城、安阳等。资源型城市是一种经济现象,其产生由经济推动。当经济因素不断发展,必然以资源开发和利用为基础。当资源开发到一定程度必然产生生产技术和生产资源的聚集,形成资源开发中心。当资源开发中心体现人口和非资源性行业聚集时,资源型城市即形成。所以,早期城市产生和形成中,经济动力孕育着资源型城市的城市特征,可以说,城市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正式形成于商周时期。这一时期,资源型城市所必须具备的城市特征已经显现。
3.资源与城市媒介——生产力的准备
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它是对人类生产活动(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精神的生产)水平的概括,内涵于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三要素。人类的任何一项生产活动,都不是孤立的,它都要与生产力的各要素相关联。因此,研究资源型城市的起点需要考察生产力的准备。
资源型城市形成和发展是人类的一项生产活动,它与生产力紧密相关。一方面,城市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早期的城市是生产和交换的集中地,是“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要的集中”[64],而促成这种“集中”的最根本力量就是社会分工,社会分工的缘起和进一步发展均以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变革为基础。另一方面,资源是资源型城市的首要因素,而自然资源开发的必要条件就是生产技术,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也必然以生产技术为基础。生产技术具有特定的历史内涵,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生产技术。就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而言,古代社会与手工业技术相适应,近代社会与机器生产技术相适应,现代社会与知识、信息技术等相适应,如马克思所说:“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65]
生产力水平的发展集中体现为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科学技术萌芽于石器时代,即人类以石器为主要劳动工具的时代。在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生活资料主要靠狩猎和采集来提供,其食物构成主要是野生动、植物[66],这段时期技术的“资源指向”与资源型城市“资源指向”(如前所述,资源型城市“资源指向”在形成时期主要是矿产资源)不符合,因此不能纳入考察资源型城市起点的范围。
石器时代之后是青铜器时代。中国青铜器使用历史悠久,据考古发掘,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并开始使用铜,至少在公元前3000左右,中国出现了最早的青铜器。[67]也就是说,在原始社会末期至夏朝,中国就已经使用铜器了。从使用石器到铸造青铜器是人类技术发展史上的飞跃,也是我国青铜技术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声望的原因,因为它代表的是社会变革和进步,而且由此开启了世界生产技术史上的一个时代——青铜时代。虽然至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时代被铁器时代所取代,但青铜器的影响和广泛使用至今。同时,铸造青铜器必须解决原料选(采)取、原材料的筛选和初加工、制模、各要素成分比例、熔炼、熔炉和炼场的建设等一系列技术问题,这是之后矿产资源能够大规模开发和利用所需技术的基础。因此,可以判断,资源和城市有机结合需要的生产技术开启在原始社会末期,这是资源型城市生产力的准备时期,因为生产技术一旦开启,它就必然推动生产力水平向前发展。到夏朝时期,生产技术促进资源开发和利用持续演进,推动城市区别于农村的属性也逐渐体现出来。
(四)“研究起点”问题的初步结论
综上所述,基本可以回答以下问题:资源开发和利用始于原始社会后期,广泛开发和利用在春秋战国时期;城市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正式形成于商周时期;促使资源属性和城市特征有机结合的生产力开启于原始社会末期,夏朝时期已经有生产技术的明显利用。这些回答构成了判定资源型城市起点的基础。
基于已有研究可以看到,任何一个要素的产生和形成都是一个过程,而这些要素的有机结合,更是要经历复杂的演进过程,包括从胚胎形成到孕育而生的艰苦过程,因此,无论是原始社会后期、商周时期,还是春秋战国时期,都不能判定为中国资源型城市的起点,因为这些不能完全反映其本质,不能完全囊括其内涵。
前面的回答,明确了资源型城市内涵要素最早呈现的节点。这个节点既无任何前提,也无任何媒介,是事物体系赖以建立的根据。在此将之划为逻辑起点的范畴——回答资源型城市的逻辑点。已有的分析可以判断:资源型城市的逻辑起点在原始社会末期。同时也明确了资源型城市内涵各要素充分展开的节点,在这个节点,既有前提,也有媒介,是事物体系建立的开端。在此将之划为历史起点的范畴——回答资源型城市的历史起点。已有分析可以判断:资源型城市的历史起点在商周时期。但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回答资源型城市内涵各要素充分结合的那个节点。
资源型城市内涵各要素充分结合,要求前提已经具备,媒介也已介入且发生明显作用,是事物呈现的现实存在。在此将之划为正式形成的范畴——回答资源型城市的正式形成。关于资源型城市正式形成起点的回答要复杂些,因为资源开发和城市属性有机结合而形成资源型城市还需要经历一定的历史时期,因此,这就决定了城市特征、资源属性与生产力有机融合而成的资源型城市,其形成必然表现为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笔者基于对历史悠久的典型资源型城市的实证分析判断中国资源型城市形成过程表现为:萌芽于南北朝时期,生长于唐宋时期,明显形成于明清时期。[68]关于这个过程,将另辟一目专门述之。
二、中国资源型城市的形成过程
资源型城市是城市的一种类型,其形成内涵于城市演进中,具体而言,先秦时期城市发展奠定了资源型城市形成的基础;秦汉至隋唐时期,资源型城市内涵各要素逐渐融合;宋至清初时期,资源型城市正式形成,至少到清前期,中国资源型城市已经形成。
(一)先秦时期奠定资源型城市形成的基础
纵观已有的研究,中国古代城市最早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正式形成于商周时期。期间,经历了城与市的交融、城与乡的分离过程,以及城市的正式形成过程。
1.城与市交融和城与乡分离
最初的城市不是一个概念,“城”与“市”是两个功能不同的区域。一般认为,“城”主要是为了防卫,是用城墙等围起来的地域,如《墨子》记载:“城者所以自守也。”[69]“市”则是指进行交易的场所,如《易》记载:“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70]在“市”聚人、货而交易的基础上,逐步将交易地点固化,于是人们就在固定地点建居所,专门用于交易,这就成为城的来源之一。同时,人们在自己的居所,辟出一处摆设货物,供人交易,当交易点与居所连为一体时,这就成为城的来源之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战争进行时,人们出于防御之需而建城堡,这就成为城的来源之三。可见,从最初开始,“城”与“市”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但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城”与“市”逐渐交融,久之,城与市就连在一起称呼,便成了“城市”。
原始社会中后期,随着对自然界认识的不断深入,人类学会了种植,农业、畜牧饲养与狩猎、采集分开,由此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分工。自从畜牧业成为独立的生产部门,生产效率提高了,产品有了剩余,便出现了经常性的交换。后来又有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即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这一次分工,使社会形成了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到原始社会末期,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出现,即产生了专门从事商品交换的部门——商业。这一次社会分工最大的意义在于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人类也就由此进入早期城市的形成时期。
2.夏商西周时期城市的形成过程
夏商西周时期是中国步入文明的时代,代表是青铜器的生产。夏朝是由陶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时代,最初始于对自然铜的利用。商朝是青铜时代的鼎盛时期,生产规模大,冶铁技术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到西周时期,铜器造型变化大,且有大型铜器铸造。三代演进中,以铜为主的资源开发利用的时代特征也写进了城市的发展历程中。
夏商西周也是中国城市的形成时期。夏朝是中国历史记载中的第一个世袭王朝(约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6世纪)。夏朝都城因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因而经常迁徙,所谓“居阳无固”[71],但据学者研究,二里头古城是都城的代表,这也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王国都城遗址。[72]以二里头古城为代表的夏朝都城让人们看到了早期城市的完备状态,以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二里头文化时期,已能铸造锥、锛、铃和铜爵等较复杂的青铜器物,其中的一座墓葬中,酒器、兵器、乐器是典型的青铜器物。[73]公元前16世纪,汤建商朝,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世袭王朝。这一时期历史文献记载增多,考古发掘的遗址增多,对城市演进过程的认识也就清晰了很多,代表性城市有河南偃师、郑州、安阳、龙城及四川三星堆等。商朝城市中使用青铜器已经非常普遍,且已有大型的铜器,比如郑州商城的西墙外就发现了一处商代铜器窖藏,其中有2个大方鼎;在三星堆遗址中则发现有青铜器等千件之多。[74]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建西周。由于其统治区域范围的扩大,社会经济较前有了较大发展,且周朝统治者也十分重视城市建设,所以,这一时期的城市发展也进一步向前推进。周朝有较发达的都城[75],还有成都金沙古城、房山琉璃河遗址等城市。西周的城市遗址中,包括有大型的铜器、长篇的铭文、较薄的铜器器身,这说明冶铸技术的进步。
夏商西周三代是资源型城市的形成时期,也是逐渐广泛开采和使用铜资源及相关资源的时期。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社会生产得到发展,城市在加快形成中也扩大了对资源的利用。
3.春秋战国时期城市大规模兴起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重要的变革时期,也是城市大规模兴起的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是政治上的转型时期,也是社会经济长足发展的时期,最突出的标志就是中国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转化。向铁器时代的迈进是以青铜时代的技术发展为基础的。春秋战国时期,在青铜制造方面,从单一的范铸技术转变为综合运用浑铸、铸接、失蜡法、铸焊(锡焊、铜焊)、红铜镶嵌、错金银等多种金属技术的新工艺系统,而且分铸法有了很大的发展,成为主流,较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以此为基础,冶铁技术逐步发展起来。
随着冶铁业的发展,铁矿开采也有较大的进步,铁器也在各诸侯国境内广泛使用。在这个背景下,商人、手工业者云集到城市进行专业化劳动,这为城市的大规模兴起奠定了物质基础。据考古发掘,截至20世纪末,有明确结论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城址为420余处。[76]最可喜的是,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工商业城市,包括陶、临淄、邯郸、下都、濮阳、郑、荥阳、睢阳、彭城、陈、寿春、蓟、温、轵、洛阳、阳翟、宛、郢、雍、栎阳、姑苏、成都等。[77]同时,城市的手工业也得到发展,门类增多,规模扩大,分工更细。如郑城的手工业作坊集中在东城,分布着铸铁、冶铜、制陶等作坊,其中铸铜作坊有10万余平方米,铸铁作坊有4万多平方米。[78]
概而言之,虽然先秦时期,资源型城市作为一种城市类型还未产生,但资源开发和利用已经内涵于城市形成过程中,使城市表现出一定的资源特征,而且后来形成资源型城市的部分资源种类已经开发,且初具规模,由此奠定了资源型城市形成的基础。
(二)秦至唐时期资源型城市内涵要素融合
秦至唐时期,资源型城市内涵各要素融合主要是城市演进、资源开发、生产力水平的进步等三个要素的融合。
1.秦汉至隋唐时期城市的发展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采取了一些建立强大中央集权体制的措施。在城市建设方面,一方面是拆除城墙,强迫大量人口集中到首都咸阳,因此咸阳是宫城,是衙门城,还是一座官营手工业和商人云集的城市。[79]另一方面,秦始皇在全国建郡县,县城数目陡增,估计有八百至九百个。[80]这些郡县所在的城市也是地区的商业中心。汉代是我国古代城市出现最多的一个朝代,所谓西汉平帝时,“凡郡国一百三,县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侯国二百四十一”[81],东汉顺帝时,“凡郡、国百五,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82]。汉代出现了一批规模较大的商业城市,比如洛阳、临淄、邯郸、宛、成都为当时著名的五大城市,而首都长安是属于五大城市之上的中心城市。[83]
三国两晋时期,割据、分裂、战争频仍,许多大工商业城市都先后遭到破坏甚至毁灭,如长安、邯郸、彭城等;少数都城有发展,如邺、许都、洛阳、成都、建业等;在东北地区还兴起了一些重要的城市,如高句丽的国内城和丸都城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北朝时期,鲜卑拓跋氏崛起,统一了中国北部,北方城市出现转机,如长安、邺、晋阳等城市成为一方都会,首都洛阳则出现大的发展。南朝时期,经济中心逐渐南移,而且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人口大迁徙,城市也迅速发展起来,都城建康成为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扬州、江陵、武昌、长沙等城市成为区域内的贸易中心,明州、洪州等也成为较大的城市。
隋唐时期,中国进入古代社会的最高峰,城市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在隋朝,城市建设最大的成就是长安和洛阳的兴建。唐朝时,新增县城大约140个,从而使县城总数达1551个。[84]但发展最突出的还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突破了坊市制的限制,即许多里坊出现越来越多的店铺,方便居民就近就能买到所需物品。到唐末,城市大量衰落。
2.秦汉至隋唐时期资源的开发
秦汉时期,资源开发摆脱战乱的影响而逐步恢复和扩大,盐、铁、铜、金、银、铅、锡、汞等矿的开采进入一个兴盛时期。这一时期,设置铁官49处,盐官36处。据统计,汉代铁、铜等金属采矿点有103处,其中金矿9处、银矿9处、铁矿66处、锡矿4处、铅锌矿4处、汞矿2处、铜矿9处。[85]同时,今四川自贡地区已经开始利用井盐;西汉时煤炭业逐渐大量开采,石油和天然气也被用作燃料。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铁、铜、金、银、铅、盐等矿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现与开采,但总体上看,矿业发展缓慢。[86]
隋唐时期是我国古代资源开发的繁荣时期。据统计,铁、铜、金、银、铅、锡、汞等7种金属矿的主要开采点达280处,其中,唐代有铁矿产地108处,元和初年(806)采铁207万斤,铜矿产地76处,产铜26.6万斤。[87]为了加强管理,隋唐还设有“冶官”,负责掌管冶铸业、铜矿产。据史书记载,隋唐两代设有负责矿冶生产的“冶官”271个。[88]
3.秦汉至隋唐时期技术的进步
秦朝的时间不长,但技术较前一时期却有较大的进步,所谓“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89]。没有大型的手工作坊、众多工匠的精湛技术,秦朝是难以实施如此浩大的工程的。到汉时,钢铁生产工艺进步,炼铁高炉扩大,用皮囊鼓风生产,在生产中还使用溶剂等。隋唐时期,金属冶炼的进步推动了各类资源开采规模扩大,矿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同时,还在准格尔含油区发现油气显示(石漆)。[90]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技术方面有一定进步,主要表现在:一是据史书记载,578年人们已懂得利用石油做燃料用于战争中的火攻;二是发现了玉门油田,并有记载;三是在塔里木含油区北缘库车一带发现了油苗。[91]这些发现对后来的石油的开采和使用起了促进作用。
概而言之,秦汉至隋唐时期,中国处于封建时代的发展时期,生产技术较前有发展,但每一个进步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过程,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使技术转化成生产力的过程比较漫长。城市也有迅速的发展,但要表现出资源型城市的特征,尚需时日。因此,一方面,资源开发规模不断扩大,但资源开发地转化为开发中心,并进一步演化为资源型城市的过程还比较缓慢;在城市孕育出资源特征,而使城市转型为资源型城市的过程还很漫长。
不过,也要看到,资源和城市的演进中,资源开采规模的扩大、城市中经济因素的增强,也在孕育着资源型城市的种子。以四川自贡为例。自贡在秦代分属巴、蜀二郡,北周武帝时期,先后设富世县和公井镇,这是今天自贡地区最早设置的政区。自贡井盐开采距今已有2000多年,在东汉章帝时期(56—88)就有盐业。到南北朝时,现在自贡地区的富义盐井发展起来,《舆地纪胜》有如此记载:“以其出盐最多,商旅辐辏,百姓得其饶。”[92]至北周武帝(561—578)时期,大公井与富世井同著称于蜀中。随着盐业的发展,盐井周围不断聚集人烟,北周武帝天和二年(567)以富世井为中心,东西约四十五公里,南北约五十公里的地区,设富世县,后又在大公井所在地“设公井镇”[93]。隋唐两代,自贡盐业进一步发展,“富世盐井……井盐最多,人获厚利,故曰富世”,因避讳而为富义县。唐武德年间,公井镇改为公井县。[94]
(三)宋至清初时期资源型城市的逐渐形成
宋至清初,中国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国疆域范围、民族关系、专制统治、经济发展也随之发生变化,尤其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对资源开发、城市演进、技术变革起了较大的推进作用,资源型城市的形成过程加快,陆续出现具有明显特征的资源型城市。
1.宋至清初城市的发展
宋以后,城市商业空前发展,尤其是坊市制度被打破,极大地促进了城市各项职能的变化。在城市内部地域空间结构上,市与坊的界限十分清晰。比如,长安城内有坊有市,坊是住宅区,市是商业区,市坊分开。到北宋时,大城市的商业活动已经突破了市坊的界限,营业时间不受限制。市内有娱乐贸易场所“瓦肆”,城市中行会组织发展,东京成为最大的商业都会。南宋的商业城市以临安最为繁荣,人口达到百万,市内建有货栈,专门用来寄存货物,还有酒楼和茶馆等。元朝的都市以大都、杭州和泉州最为著名,其中大都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国际性的大都会,商业繁荣,“百物输入之众,有如百川之不息”,而杭州成为南方的最大商业和手工业中心。城市格局的变化和发展状况反映了商业的高度发展。宋以后,经济作物种植扩大,统治者推行“厚农商”政策大大加强了城市和农村商品经济流通,促使城市内部的商品交流数量和种类增多,导致城市职能结构向经济方面转化,因经济因素而兴起的城市越来越多。
明至清初的城市,数量、规模、类型、功能等都有显著的发展和变化,尤其是在城市类型发展中,出现了较为集中的手工业生产中心城市,比如景德镇的瓷器在明朝就享誉海外,所谓“镇广袤数十里,业陶器数千户”[95]。又如佛山,明政府在全国管理铁矿的机构有13个,广东的铁厂就设在佛山镇,并规定广东、广西两省的铁矿工场,炼出的铁锭要集中在佛山加工[96],佛山成为南中国的冶铸基地。明代中叶以后,佛山手工业经济蓬勃发展,城市的商业特征逐渐减弱,资源性特征逐渐加强。
2.宋至清初资源的开采
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对资源的需求较之以前又有了更大的增加,资源开采技术也有了较大的提高,资源开发的范围和规模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宋朝时的资源开采主要在北宋时期,在宋治平年间(1064—1067),全国金属矿场总数达271个,开采量增大,分布也广泛,其中铁矿生产分布于36州,年收入量550多万斤;铜矿生产分布于22州,年收入量1460多万斤;锡矿生产分布于10州,年收入量230多万斤;铅矿生产分布于32州,年收入量900多万斤;银矿生产分布于68州,年收入量21万余两;金矿生产分布于25个州,年收入量1万余两。[97]元朝时,政府设机构,定法规,以保护官办矿场的恢复和发展。元代铁金银矿有较大的发展,金属铸钱的生产则远远落后于宋代。到明朝时,出现了资源开发的新高潮,全国金属矿采点达420处,产量也大幅提升。其中以铁矿采冶手工业最为发达,据统计,明初全国官铁的年收入量为1800余万斤。[98]
3.宋至清初技术的显著提高
宋至清初时期是中国封建时代手工业较为活跃的时期,手工业技术与生产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就影响资源型城市形成的生产技术而言,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资源开采技术的突破。比如,在盐业方面,自贡地区的技术改进比较突出,宋代出现了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的钻井技术——卓筒井,苏轼对此有这样的记述:“自庆历皇祐以来,蜀始创筒井,皆用机械。”[99]至明代后期,自贡井盐生产又有了重大革新,以小口深井为特征的井盐工艺达到了当时手工业生产方式所可能的高度。[100]在瓷器制造业方面,宋代出现了我国制瓷业的第一个大发展时代,产生了官窑(河南开封)、定窑(河北曲阳)、汝窑(河南临汝)、钧窑(河南禹县)和哥窑(浙江龙泉)等名窑。[101]其制瓷技术至明时有三大进步:胎质比过去细致、所施的釉颜色纯粹、花绘比过去精致。[102]其次是燃料的变革,主要为煤资源的开采和大量使用。宋时煤的开采已比较广泛,遍布于今天陕西、山西、河南、山东、河北等省。宋以后,煤代替木炭作为燃料,日益普遍。用煤冶铁,能够提高冶铁炉的温度,加速冶炼进程,提高铁的生产率,自明以后多数冶铁业已用煤做燃料。煤还用于盐业生产,成为煎盐的燃料。比如,在四川,“国朝雍正初年以后……煎盐用煤者多”[103]。除煎盐外,煤还广泛地用于烤酒、缫丝、榨油、煮糖、冶铁、烧石窑、炼钢、烧石灰、炼铜等。[104]
概而言之,宋至清初时期是中国封建时代手工业较为活跃的时期,手工业技术与生产都有了显著的提高。在资源特征和城市属性结合的过程中,借助相关史料,可以看到如表1-1所示的情况[105]。
表1-1
从表1-1可以看到,宋以后,资源型城市逐步形成,明清初期是其形成的主要阶段,其主要特征有:
第一,这些城市具有形成于同一宏观社会背景(农业时代)中、建立在手工业生产基础上、结构单一、异质性特征体现不够明显等特点,在资源种类上完全是以铜、铁、盐、煤为主的传统资源。
第二,由于每个城市面临的微观社会背景不同、生产技术的变革速度和力度有差别、历史沉淀的影响程度各异、地理环境及所受的影响不完全相同等因素,农业时代的资源型城市在形成和发展中表现出不平衡性的特征。
第三,在促进资源型城市形成的各要素中,资源禀赋是基本要素。资源性是资源型城市的基本特征,资源型城市的演进基于资源赋存及资源开发,因此受限于技术进步和制度供给,资源丰度高的地区才是资源型城市演进的主要区域。
第四,因生产技术水平低下,加上资源主要用于自给,几乎没有商品生产,多数资源开发程度极低,基本上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在演进中,仅有部分资源开发地随技术的推进和社会需求的不断扩大而发展为资源型城市。比如,直隶开平的煤矿在农业时代的开发即是这样:“该处煤窑,乃明代开起,遍地皆有旧矿”,土人“见煤即锄,由面至底”,“锄至有水之处,又须戽水,不知锄愈深,(水)愈涌,非止路远,而且泥泞,遂至锄煤戽水均有不堪之苦时,势必弃之。或有采至中途,忽遇煤槽侧闪,无从跟寻,因而弃之”。[106]
【注释】
[1]刘宏煊:《中国疆域史》,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26～27页。
[2]刘宏煊:《中国疆域史》,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3]刘宏煊:《中国疆域史》,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38页。
[4]刘宏煊:《中国疆域史》,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47～48页。
[5]司马迁:《史记》(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9页。
[6]刘宏煊:《中国疆域史》,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页。
[7]刘宏煊:《中国疆域史》,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147～148页。
[8]刘宏煊:《中国疆域史》,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9]刘宏煊:《中国疆域史》,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页。
[10]刘宏煊:《中国疆域史》,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282页。
[11]胡建文:《论述第四纪新构造运动、气候对地貌、地层和生物分布的影响》,《黑龙江科技信息》,2011年第30期,第88页。
[12]张兰生:《中国第四纪以来环境演变的主要特征》,《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第81页。
[13]傅崇兰等:《中国城市史发展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14]李爱琴:《黄河的改道及其影响》,《濮阳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第17页。
[15]李爱琴:《黄河的改道及其影响》,《濮阳教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第17页。
[16]傅崇兰等:《中国城市史发展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5页。
[17]葛肖虹、任收麦、马立祥、吴光大、刘永江、袁四化:《青藏高原多期次隆升的环境效应》,《地学前缘》,2006年第6期,第118～130页。
[18]钟章成:《自然环境保护概论》,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26页。
[19]钟章成:《自然环境保护概论》,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31页。
[20]主要参考朱连奇、赵秉栋编著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的理论与实践》,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页。
[21]沈振剑:《中国自然资源地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6页。
[22]沈振剑:《中国自然资源地理》,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
[2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2012中国矿产资源报告》,北京:地质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2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2012中国矿产资源报告》,北京:地质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25]李金发、吴巧生:《矿产资源战略评价体系研究》,北京: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26]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2011中国矿产资源报告》,北京:地质出版社,2011年版,第45页。
[27]孙贤国:《中国自然资源利用与管理》,广州:广东省地图出版社,1998年版,第8～13页。
[28]周德群、汤建影、程东全等:《中国矿业城市研究——结构、演变与发展》,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29]刘云刚:《中国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机制及其调控对策的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37页。
[30]张米尔:《市场化进程中的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31]梁争平在《资源型城市新兴产业规模化研究》(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8年版,第5～6页)一书中,引用学术界研究成果,认为“1878年,直隶开平煤矿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资源型城市——唐山的诞生”,但在讨论资源型城市形成和发展时,又是从1950年开始的,他认为:1950—1960年为形成高峰期,1961—1980年为形成滞缓期,1980—1990年为第二个滞缓期。朱德元在《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概论》(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一书中认为,资源型城市形成主要在工业化初步和中期阶段。这些表明:对资源型城市形成时代的判断是比较模糊的。
[32]刘吕红:《清代资源型城市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76～86页。
[33]朱德元:《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概论》,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34]刘吕红:《三十年社会变迁与资源型城市发展研究——以四川攀枝花城市发展为释例》,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页。
[35]刘吕红:《三十年社会变迁与资源型城市发展研究——以四川攀枝花城市发展为释例》,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9页。
[36]刘吕红、阙敏:《形成、发展与转型——清代社会变迁中的资源型城市》,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5页。
[37]李文彦界定包括煤矿职工占全市工业职工的比重大于25%,全市工业总产值构成中煤炭工业的比重不小于15%;煤矿生产规模最小不低于200万吨/年,煤炭开发应是该城市兴起的主要原因等要素(《煤矿城市的工业发展与城市规划问题》,《地理学报》,1978年第1期,第63～77页)。
[38]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的界定包括采掘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采掘业的产值规模、采掘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人员的比重、采掘业从业人员规模等要素。由定量得出了定性的判断:资源型城市是因资源的开采而兴起或发展壮大,且资源性产业在工业中占有较大份额的城市等(见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界定与分类》,《宏观经济研究》,2002年第11期,第37页)。
[39]赵康杰等选择的判断资源型城市的指标包括原煤产量(吨)、人均原煤产量(吨人)、全市采掘业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采掘业从业人员(万人)、全市采掘业从业人员占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等(见赵康杰、赵玉娟:《资源型城市的界定与分类:以山西为例》,《城市探索》,2011年第12期,第40页)。
[40]肖劲松等人认为,资源型城市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对当地自然资源进行开采与利用,资源型产业占据该城市经济的主体,人口和用地规模称得上城市的区域。以此为基础,得出资源型城市界定的三个原则:以统计年鉴所公布的城市为样本空间,以市辖区为研究范畴;以城市社会经济结构与当地自然资源的依存关系为判据;分类别选择适宜的指标和定量标准。由此,按照该界定原则,以定量为主、定性为辅界定了煤炭、冶金与建材、森工类资源型城市;根据资源分布与城市资源禀赋、有无大型加工企业、旅游业在全国行业中的地位等非定量指标,判定非森工的其他农副产品加工与旅游资源型城市(见肖劲松、李宏军:《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界定与分类探析》,《中外能源》,2009年第11期,第15页)。
[41]刘云刚:《中国资源型城市界定方法的再考察》,《经济地理》,2006年第6期,第940页。
[42]《国务院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38号。
[43]刘吕红:《资源型城市概念的历史考察及意义》,《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116～120页。
[44]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界定与分类》,《宏观经济研究》,2002年第11期,第37页。
[45]《国务院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7〕38号。
[46]肖劲松、李宏军:《我国资源型城市的界定与分类探析》,《中外能源》2009年第11期,第15页。
[47]刘吕红:《资源型城市概念的历史考察及意义》,《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116～120页。
[48]余也非:《中国古代经济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7～63页。
[49]吴仁敬、辛安潮:《中国陶瓷史》,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50][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51]徐丽珍:《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形成》,《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54～56页。
[52]杜瑜:《中国城市的起源与发展》,《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第148～157页。
[53]何一民:《中国城市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54]杜瑜:《中国城市的起源与发展》,《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第148～157页。
[55]毛曦:《论中国城市早期发展的阶段和特点》,《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第29页。
[56]耿曙生:《论中国城市形成于商代》,《苏州科技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第107～111页。《中国古代史常识》(专题部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64页。
[57]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上海:新知书局,1948年版,第12页。
[58]那波利贞著,何建民译:《中国古代都市的研究》,《时事类编》第五卷,第九期。徐丽珍:《论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形成》,《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54～56页。
[59]张鸿雁:《论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辽宁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第45～49页。
[60]郭天沅:《上古至宋中国古代城市考略》,《学术月刊》,1981年第6期,第64～67页。
[6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页。
[62]Wirth L.Urbanism as A Way of Liv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38(9):44.
[63]何一民:《中国城市史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6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页。
[6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8页。
[66]吕红亮:《当“石器研究”成为一门专业:王幼平著<石器研究:旧石器时代考古方法初探>评介》,《江汉考古》,2008年第4期,第118～123页。
[67]据考古发掘,大约在六七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发现并开始使用铜,代表是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曾出土一件半圆形残铜片,经鉴定为黄铜。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国出现了最早的青铜器,代表是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件青铜刀,这是目前发现的中国进入青铜时代的证明。见《中国的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的划定》,来自百度文库http://wenku.baidu.com/view/a5c6e5c06137ee06eff918ca.html。
[68]笔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景德镇在明清时期的瓷器业中一枝独秀,明末时即有城市的雏形,到清前期成为代表性的瓷资源型城市;自贡地区在北周即已成为资源开发中心,到清前期成为代表性的盐资源型城市;博山在元朝时即为资源开发中心,明时建构起资源型城市的雏形,到清初形成代表性的煤资源型城市;佛山在北宋时成为商业城镇,到明末清初演变为资源型城市,在清代中前期的高度发展中成为代表性的铁资源型城市;安徽铜陵是较早形成的资源型城市,在南唐时即表现出了资源型城市的特征。
[69]吴毓江(撰)、孙啟发(点校):《墨子校注》(上),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7页。
[70]《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上),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6页。
[71]孔晁:《逸周书·度邑解》,北京:商务印书馆,1925年版,第4页。
[72]何一民:《中国城市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7页。
[73]朱训:《中国矿业史》,北京:地质出版社,2010年版,第44～45页。
[74]朱训:《中国矿业史》,北京:地质出版社,2010年版,第44～45页。
[75]包括邰邑(今陕西咸阳阳陵南邰遗址)、岐邑(今陕西扶风县周原)、镐京(今陕西长安县沛西乡)、郑邑(今陕西华县)、犬丘(今陕西兴平县槐里城)、洛邑(今河南洛阳)等(何一民:《中国城市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0页)。
[76]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载附录《春秋战国城市一览表》,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
[77]何一民:《中国城市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8页。
[78]何一民:《中国城市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8页。
[79]傅崇兰等:《中国城市发展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80]戴均良:《中国城市发展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29页。
[81][汉]班固:《汉书·地理志》(第六册),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640页。
[82]范晔:《后汉书·郡国志五》(第十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53页。
[83]戴均良:《中国城市发展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页。
[84]何一民:《中国城市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4～250页。
[85]朱训:《中国矿业史》,北京:地质出版社,2010年版,第51页。
[86]朱训:《中国矿业史》,北京:地质出版社,2010年版,第52页。
[87]朱训:《中国矿业史》,北京:地质出版社,2010年版,第52～53页。
[88]朱训:《中国矿业史》,北京:地质出版社,2010年版,第53页。
[89]司马迁:《史记》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39页。
[90]朱训:《中国矿业史》,北京:地质出版社,2010年版,第52页。
[91]朱训:《中国矿业史》,北京:地质出版社,2010年版,第52页。
[92][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六七):“富顺监,古迹注。”
[93]秦有考、李仁古:《自贡市志·城市建设志资料长编》,自贡城市建设志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印,1988年版,第5页。
[94][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三),刻本,广雅书局,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
[95]蓝浦:《景德镇陶录》序,五月书房发行,1980年版。
[96]曾锐锋:《佛山冶造业简史》,《佛山文史资料(第十一辑):铸造行业史料专辑》,1991年版,第2页。
[97]朱训:《中国矿业史》,北京:地质出版社,2010年版,第54～55页。
[98]朱训:《中国矿业史》,北京:地质出版社,2010年版,第54～55页。
[99][宋]苏轼:《东坡志林》(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77页。
[100]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05页。
[101]在吴仁敬、辛安潮的《中国陶瓷史》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宋时“瓷艺,既精进如斯,故官窑辈出,私窑蜂起,其间出群拔萃最著名者,有定、汝、官、哥、弟、钧等名窑”(见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102]童书业:《中国手工业商业发展史》,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
[103]祁守华、钟晓钟:《中国地方志煤炭史料选辑》,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379页。
[104]李绍强、徐建青:《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明清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04页。
[105]资料来源:(1)《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颜神镇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2)《淄博矿务局志》,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1993年版。(3)广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史研究室、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广东省佛山市博物馆:《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4)佛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佛山市志》,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5)景德镇市志编纂委员会:《景德镇市志略》,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6年版。(6)安徽省铜陵县志编纂委员会:《铜陵县志》,合肥:黄山书社出版社,1993年版。(7)个旧市志编纂委员会:《个旧市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8)[清]程廷济修,凌汝绵纂:《乾隆年浮梁县志》(卷十二),南昌:江西省图书馆,油印本,1960年版。(9)自贡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自贡市志》,北京:方志出版社,1997年版。(10)《中国资源科学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393～396页。
[106]唐廷枢“察勘开平煤铁矿务并呈条陈情形节略”[光绪二年九月二十九日(1876年11月14日)],见熊性美、阎光华:《开滦煤矿矿权史料》,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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