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美国文学中的忧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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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二战后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以这些实力支撑的强大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很快取代老牌帝国英国成为世界新的霸主，美国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对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核竞赛和核扩散可能引发核灾难以及传统的核心家庭崩解的忧虑正是忧患意识在二战后美国文学中的具体表现。二战后，美国文坛出现了很多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家和生态文学作品。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重大问题，甚至是潜在的危机，对潜在危机的担忧就是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不是患得患失，也非杞人忧天，而是对潜在危机的忧思与关注，旨在预警并未雨绸缪，正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忧患意识超越个人利益与情愫，是对国家和民族，甚至是全人类所面临的危机的预断与警醒，“它潜藏在和平、安宁生活的背后，以一种强烈的批判眼光来看待现实生活中虚拟式的平静状态，它的存在基础是危机感、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1］4。二战后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以这些实力支撑的强大军事实力和政治实力很快取代老牌帝国英国成为世界新的霸主，美国进入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代。但美国知识界的一些精英，包括一些极具眼光的作家并没有被这种表面上的繁荣冲昏头脑，而是有着清醒的意识，他们以极为敏锐的嗅觉、独具的颖悟力和前瞻性，发现了美国社会以及世界上潜存的危机并将之展露于笔端，忧患意识构成了二战后美国文学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对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核竞赛和核扩散可能引发核灾难以及传统的核心家庭崩解的忧虑正是忧患意识在二战后美国文学中的具体表现。

现代科技的发展不断满足着人类的物质欲求，由于人类无限的欲求和短视行为，对自然的过度索取使得自然接近甚至超过了承载极限：“三分之二支持地球生命系统运转的生态环境已被严重破坏，维持人类生存的一些重要自然资源也几近枯竭。”［2］167对于威胁当今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的根源，最为盛行的观点是，犹太—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乃是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而科技是生态问题的助推器。但问题是，生态问题不仅存在于西方，而且也存在于东方；不仅存在于发达国家，而且也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不仅存在于犹太—基督教国家，也存在于非犹太—基督教国家。生态问题已是世界性问题，生态问题既不仅仅是宗教文化问题，也不仅仅是科技发展问题，更多的是发展观问题。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当众多的美国人正在为实现“美国梦”打拼之时，美国生态思想家和生态诗人爱德华·阿比就已经认识到了“为发展而发展”的唯发展主义的弊端，将其斥为“癌细胞的意识形态”［3］20。

二战后，美国文坛出现了很多优秀的生态文学作家和生态文学作品。被奉为美国环境保护第一声春雷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1962）是美国当代生态文学里程碑式的力作。虽然这是一部环境报告类的散文作品，但所列的环境问题令人震惊，引发了人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被称为是“和《汤姆叔叔的小屋》一样的书——一本有助于改变潮流的书”［4］419。遗憾的是，《寂静的春天》一出版就遭到了种种责难：“《时代周刊》指责她（蕾切尔·卡逊，笔者注）使用煽情的文字，甚至连以捍卫人民健康为主旨，德高望重的美国医学学会也站在化学工业一边。”［5］译序3“杀虫剂工业中大部分强硬派人士都成功地推迟了《寂静的春天》中所呼吁的保护性措施的执行。”［5］前言14－15正因为环境保护受到利益集团的阻挠，美国的生态保护相当长时间里并不得力，连曾任美国副总统的戈尔都不得不承认，“在80年代，尤其是詹姆斯·瓦特掌管内政部、安·戈萨奇掌管环保署的时候，对环境的无知达到了顶峰，毒害环境几乎被认为是强硬派经济实用主义的标志。”［5］前言17尽管遭遇层层阻力甚至威胁，卡逊始终致力于环境保护工作并大声疾呼保护生态环境。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卡逊吃惊地发现了自己原来认识上的严重不足，在人类贪欲的驱使下，即使是浩瀚的大海也会失去生机，成为死海。对此，她充满忧虑地写道：“即使是看来属于永恒的大洋，不仅受到人类的威胁，而且极有可能毁在人类的手中。”［6］120不幸的是，在《寂静的春天》出版两年后，这位生态斗士因为为之奋斗的生态环境的恶化而罹患癌症去世，成为环境灾难的受害者。

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牵动着无数具有良知的知识界人士的心，卡逊用科技类散文的形式展示严重的生态问题，呼唤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美国当代小说界同样不乏生态文学力作，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唐·德里罗的《白噪音》（White Noise，1985）。“白噪音”是科技术语，指“频率范围宽广的声波之不同组合”，也就是作者所解释的“能够发出全频率的嗡嗡声，用以保护人不受诸如街头吵嚷和飞机轰鸣等令人分心和讨厌的声音干扰或伤害。”“也可泛指一切听不见的（或‘白色的’）噪音，以及日常生活中淹没书中人物的其他各类声音——无线电、电视、微波、超声波器具等发出的噪音。”［7］唐·德里罗致译者信3小说中的“白噪音”并非仅仅代表声音污染，而是现代工业所造成的所有污染的象征，也喻示着一种用来解决问题的方法暂时解决了目前问题却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问题。“空中毒雾事件”部分是《白噪音》最关键的一章。一种名为尼奥丁衍生物的化工辅料泄露引发了铁匠镇的“空中毒雾事件”。为了消除毒雾，技术人员用军用飞机向云团喷洒一种转基因微生物，毒雾最终被这些微生物吞食掉了，但“没有人知道，一旦雾团被吃掉之后，有毒废物会怎么样，或者一旦这些微生物吃完雾团后自己会怎么样。”［7］175“空中毒雾事件”后出现了怪异的现象，没有人能说清楚原因：“自从空中毒雾事件发生之后，日落就漂亮得让人几乎消受不起。”“那轮原本已经灿烂辉煌的落日，一跃而为赭色的、宽广的、高耸入云和如同梦幻的空中景致，透露着恐怖。”“日落的过程以前只有五分钟，现在要一个小时。”［7］185人们担忧未来的生活，“空中毒雾事件”中毒的人更是提心吊胆，不知何时被夺去生命。主人公杰克·格拉迪尼教授的妻子芭比特为了获得据称可以医治的药物“戴乐儿”，与该研制项目经理格雷长期进行着性交易。杰克知道真相后决定复仇。由于他在毒雾中短暂暴露，自感死期将近，因此也急需“戴乐儿”。经认真筹划和实地观察，他开始了复仇计划，结果却上演了一场既残忍又荒诞的闹剧。虽然评论界对《白噪音》的意旨有不同的看法，但科技失控造成的生态灾难无疑是小说的关键内核。由于长期以来人们过于迷信科技的力量，科技至上的观念根深蒂固，《白噪音》展示了科技不仅不是万能的，而且一旦失控将引发巨大的灾难，这无疑促使人们思考在科技发明与应用时不可短视，要充分考虑科技产品的副作用，如果应用不当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甚至是死亡。从这个意义上讲，将《白噪音》视为科技预警或生态预警小说绝非过誉。

二战之后不久冷战开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以前苏联为首的华约两大军事集团之间紧张对峙，美国和前苏联展开激烈的核竞赛，一些无核国家出于自身安全考虑也想发展核武器，世界上空被核战的阴云笼罩，富有良知的作家将他们对核威胁的忧虑写入作品中，在作品中展示核灾难，就是要以文学为载体唤醒民众警惕核威胁，反对核战争。

在二战后期，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减少盟军的伤亡，美国先后在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颗原子弹，造成人员的巨大伤亡。对于原子弹爆炸所造成的史无前例的人道灾难，美国政府禁止发表相关报道以防引发美国民众对日本人的同情，所以当时绝大多数美国人对于发生在日本的原子弹浩劫的详情并不清楚。约翰·赫西曾受《纽约客》和《生活》杂志的委派到日本了解原子弹爆炸后的情况。赫西根据对幸存者的采访写成了一部新闻体小说（亦称非虚构小说）《广岛浩劫》（Hiroshima，1946）。小说共四章，分别叙述了原子弹爆炸的几个阶段和爆炸后人们所遭受的巨大痛苦。虽然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浩劫逐渐为世人所知，但对核武器造成的人道灾难人们不仅没有认真反思，核大国竞相发展核武器，一些非核国家也跃跃欲试要开发核武器，世界笼罩在巨大的核阴影下。为了警醒世人，赫西在广岛原子弹爆炸40周年之际续写《广岛浩劫》。续写的“灾后”作为小说的最后一章与原来的四章合在一起以《广岛浩劫》新版本（1985）面世。“灾后”一章讲述了六位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的灾后生活。核灾难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一些人终身无法走出原子弹爆炸的阴影，甚至从此醉生梦死，用及时行乐来麻痹自己，而谷本是唯一一位最终成为反核武的斗士。作者续写的一章深化了核灾难的主题，将原子弹爆炸的灾难延伸到了受害者的心理层面和精神层面，而作者特意将谷本作为最后的叙述人，无疑增强了作品反对核竞赛，呼唤无核化，呼唤和平的声音。

冷战结束后，核威胁不仅没有减轻，相反，随着前苏联的解体，部分核武器流失，而且由于美国一支独大，一些素来与美国不睦的无核国家出于自保的目的秘密研发核武器，加上核武器日益小型化，一旦小型化核武落入恐怖分子手中，后果不堪设想。正是出于对核武器扩散的威胁和可能引发核灾难的深切忧虑，科马克·麦卡锡创作了小说《路》（The Road，2006）。虽然小说没有提及核灾难引发的具体原因，但核灾难几乎毁掉了整个美国。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到处是灰烬瓦砾，到处是受害者的尸体，动植物几乎灭绝。更可怕的是，核灾难引发了核冬天，核灰尘遮天蔽日，夜里伸手不见五指，白天灰蒙蒙一片，河流是黑色的，海是灰色的，天气寒冷无比，连美国最南部热带、亚热带地区气温也常常降到零度以下。幸存下来的人们不断地向南部逃难，很多人不是死于饥饿，就是死于寒冷，还有一些人因绝望而自杀。数月过去了，但情况没有改观的迹象，人们不得不忍受寒冷的核冬天，人们顽强地活下去，只是不知何时是灾难的尽头。尽管《路》在尾声中以乐观的情怀展现了生存下去的希望，但小说中恐怖惊心的场景和幸存者面对的种种苦难给读者留下难以抹去的恐怖记忆，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核灾难可怕后果的认识。

美国当代思想家乔·霍兰德在《后现代精神和社会观》一文中指出：“在接近20世纪末期的时候，我们以一种破坏性方式达到了现代想象的极限。现代性以试图解放人类的美好愿望开始，却以对人类造成毁灭性威胁的结局而告终。今天，我们不仅面临着生态遭到慢慢毒害的威胁，而且面临着突然爆发核灾难的威胁。”［8］64对于霍兰德所忧虑的两种现代性危机，生态危机和核威胁，一些美国当代作家很早就已警觉并将这些忧患呈现在作品中，这足以验证雪莱“诗人是预言家”的断言不虚。现代性带来的危机不仅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异化，而且也带来了人与人之间，包括与亲人之间关系的严重异化，对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带来了巨大冲击，造成传统家庭的崩解，因为现代性使人“失去了真正有道德的、人的价值”［9］50。1986年《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征询16位世界著名思想家关于当今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公共道德和个人道德崩溃赫然在列［10］。现代科技的发展唤醒了人类欲望的怪兽，二战后科技的迅猛发展使消费文化和享乐主义的理念浸入了大众的每一根毛孔，20世纪60年代性解放的潮流进一步瓦解了传统的家庭观念，美国进入了“后核家庭”时代，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现象已相当普遍，传统的核心家庭越来越少。

正如弗洛姆所言，以科技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使得“人不再是人，而是成了没有思想，没有感情的机器。”［11］77亲情、友情都变得疏淡，自我中心的观念盛行：“‘每个人为自己，上帝为我们大家’。自我中心的利益而不是与同胞的团结和对同胞的爱激励着每一个人。”［12］121为了自己的利益追求，人们可以置道德于不顾，这不仅发生在亲人之外的关系中，而且也发生在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包括夫妻之间。《白噪音》中的女主人公为了得到药丸“戴乐儿”，不惜置道德于不顾，背着丈夫和家人与他人长期通奸，而男主人公有过五次婚姻，婚姻来得快去的也快，四个一起生活的孩子不是同父异母，便是同母异父，家庭关系复杂，亲情之爱稀薄。科马克·麦卡锡的小说《骏马》（All the Pretty Horses，1992）中主人公的母亲不满足于牧区的生活，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不辞而别，抛弃了丈夫、幼子与自己年迈的母亲跑到圣安东尼奥当演员，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她离家十几年，不仅不回家看望老母，而且忍心丢下孩子不闻不问［13］15。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成员间的关爱与否是社会道德的风向标。家庭成员间的关系尚且如此，社会道德更可想而知了。在很多美国二战后文学作品中充斥着破碎的家庭，亲情缺失，真爱匮乏，令人触目惊心，这不仅是这些作家对当代美国家庭现状的展示，也承载着他们对现今美国传统家庭日益减少，破碎家庭日益增多的深切忧虑。

虽然美国在二战后独霸全球，国富民强，但美国当代很多作家具有很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们居安思危，积极思考，不避问题，大胆将忧患意识注入到作品中。不仅如此，一些美国当代作家还针对潜在的某些危机提出了解决之道。诗人斯奈德指出了解决生态困境的途径：抛弃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实行人与自然平等共存的生物平等主义；控制人的欲望，以“必需”为生活准则；控制人口过度增长；吸收其他文化精髓创建生态文明。他乐观地展望未来：我发誓效忠龟岛／的土地，／一个生态系／多种多样／在太阳之下／欢乐地为众生讲话［14］571。针对道德滑坡，传统家庭崩解，剧作家马梅特想重新拾回爱，“企图通过爱来克服和排遣那种刻骨铭心的孤寂感和绝望感”［15］453。虽然这些解救之道有的过于理想化，但其乐观向上的情怀无疑给作品增添了亮色。

［参考文献］

［1］阳春乔，李郴生，向青松．现代忧患意识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2］约翰·贝拉米·福特斯．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耿建新，宋兴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James Bishop Jr．Epitaph for a Desert Anarchist，the Life and Legacy of Edward Abbey［M］．New York：Maxwell Macmillan，1994．

［4］Linda Lear．Rachel Carson：Witness for Nature［M］．New York：Henry Holt and Company，1997．

［5］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M］．吕瑞兰，李长生，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6］Carol B．Gartner．Rachel Carson［M］．New York：Frederick Ungar Publishing，1983．

［7］唐·德里罗．白噪音［M］．朱叶，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

［8］乔·霍兰德．后现代精神和社会观［A］．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C］．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9］埃里希·弗洛姆．在幻想连锁的彼岸［M］．张燕，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10］潘晓生．论儒家道德伦理学说对现代文明建设的作用［J］．管子学刊，1999（3）：59．

［11］欧阳谦．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解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哲学初探［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