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理论学家李宇明先生的语言研究

李宇明，1955年生于河南省泌阳，1982－1984年师从邢福义先生攻读现代汉语专业硕士学位。 毕业后留校任教， 先后担任助教、 讲师、 副教授，破格评为教授， 担任过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 副校长， 现任国家语委副主任、 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

笔者有幸曾在华中师范大学攻读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学位时聆听过李宇明先生讲授的多门课程， 受益颇多。 本文欲对李宇明先生三十年来在学术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进行简要的综述， 追溯李宇明先生语言研究之旅，与大家共勉。

一、 幻想是学术之旅的始发站

1978年春天， 李宇明先生作为高考制度恢复的第一届大学生， 带着文学的梦想考入了郑州大学中文系。 在一次语言学学术讲演会上， 专家们对乔姆斯基的语言学的分析、 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析、 对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分析、 对层次分析法的分析、 对成分分析法的分析等等引起了年轻的李宇明先生浓厚的兴趣。 他幻想着能够走入语言学的殿堂， 幻想着也能够像这些专家们一样解决现代汉语的一些问题， 一些难题。

于是， 他开始喜欢并研究起同学们都认为枯燥的现代汉语课程， 并且在系里组织的一场现代汉语竞赛中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这极大地鼓舞了年轻的李宇明先生， 于是他更加努力钻研现代汉语， 泡图书馆曾经是李宇明先生在大学的主要功课。 他有四个寒暑假都是在图书馆度过的。 他由最初的阅读教材， 发展到钻研 《马氏文通》、 王力先生的 《中国现代语法》 和 《汉语史稿》、 吕叔湘的 《中国文法要略》， 到后来的翻阅杂志， 其中 《中国语文》对李宇明的影响最大。 从那里， 李宇明了解了中国语言学界曾经研究了一些什么问题， 知道了论文写作的一般格式。

一边读书， 一边也开始动手写文章。 李宇明说， 读是外在的知识内化，写既是创造， 也是知识内化的催化剂， 对写得满意的文章， 就呈给老师看，或投给杂志， 并自谑为 “拜杂志为师， 向杂志学习”。 投出去的文章也和我们大多数人投稿一样， 多是泥牛入海， 但是也偶有回音的。 比如 《所谓名词前头 “有” 的新议》 就在 《中州学刊》 上发表。 《试论 “名物化” 问题》曾接到 《中国语文》 的用稿通知， 虽然最终没有发表， 却是七年后发表的《所谓 “名物化” 现象新解》 （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1986.3） 的基础。

大学是李宇明先生学术旅程的出发点， 真正完全攀登上语言学庙宇的还是大学毕业后考入邢福义先生门下攻读硕士研究生学位。 在邢福义先生那里， 李宇明的智慧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启。

李宇明先生二十多年来， 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 目前他已经拥有个人专著10多部， 论文近200篇， 共计600多万字， 另有主编、 参编的著作超过20部， 有多项国际级科研课题， 获得国家级奖项多项。 李宇明先生取得的学术成就主要在儿童语言、 应用语言学、 现代汉语语法和理论语言等四个方面。 本文分别就这四个方面作个简单介绍。

二、 宝贝女儿成了儿童语言研究的实验品

20世纪80年代初期， 儿童语言研究在我国 “还几乎是空白” （吕叔湘语）。 李宇明先生决定涉足这个前人没有涉足的领域， 在朱德熙先生、 邢福义先生等一批专家的支持下， 开始进军儿童语言研究领域这样一个空白地带。 这时恰逢李宇明先生和妻子白丰兰女士的宝贝女儿出世。 出世的女儿就成了李宇明夫妇研究儿童语言的试验品。 于是从女儿呱呱坠地开始， 白丰兰女士和李宇明先生就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记录女儿的发音。 连续七年的时间， 记录女儿发音的卡片成千上万张， 女儿发音的录音带有数百盒， 拥有了几百万字儿童语言发展的原始材料， 这些资料给李宇明先生的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七年磨一剑，1991年， 《汉族儿童问句系统习得探微》 （与唐志东合著，华中师大出版社出版） 是语言学界儿童语言学领域的第一本专著， 并于1995年荣获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吕叔湘做首席顾问的 《中国语言学年鉴 （1992） 》 （语文出版社1993年） 认为此书 “由于其观察、 分析的细致以及受试者和受试语的汉语身份， 对本学科在中国的发展将具有一定意义”。 邢福义在该书 《序》 中称该书是 “凤毛麟角”， “做了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提出了十分有价值的结论”。 伍铁平说， 该书 “ （在婴儿早期发音规律的研究上） 对雅可布逊的理论提出了补正”， 为心理语言学家和心理学的研究 “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值得称道” （ 《语文建设》 1993.11）。 邵敬敏曾撰写了长篇评论， 称赞该书 “不仅提供了研究汉族儿童语言发展的相当珍贵的资料， 弥补了汉语研究在该领域中的空白， 而且丰富了儿童语言研究的一般性原则和理论” （ 《汉语学习》 1993.5）。 另外， 还有施关淦、 吴继光、 李行德等人热情洋溢地介绍、 评点或引用， 从而在语言学界引起了广泛的、 良好的反响。

《语言的理解与发生》 （与陈前瑞合著， 华中师大出版社1998年） 是《探微》 的姊妹篇， 是对儿童问句系统理解与发生的全面比较研究。 该研究发现， 儿童对于语言的理解要早于语言的发生， 但理解和发生具有不同的发展节奏， 二者基本上是交替进行的， 同时还得出了儿童问句系统发展的五种顺序。 而且， 群案研究和个案研究这两种方法具有相当大的差异性和互补性， 要全面把握儿童语言的发展面貌， 必须兼用两法。 所以， 该书作为中华社科基金 “八五” 项目的结项成果， 以邢福义为组长的项目鉴定组在 《审读报告》 中评价说， “这是一部有创造性的书， 既有真实发掘的深度， 又有理论方法探讨的高度。” 《儿童语言的发展》 （华中师大出版社1995年） 以汉族儿童发展为基本材料， 也吸收了国内外同行的研究成果， 从语言、 词汇、 语法和语用等方面系统地描绘出儿童语言发展的基本面貌， 揭示了许多富于价值的发展规律。 该书还着力探索了儿童语言发展的理论问题， 对国际上流行的一些理论， 如乔姆斯基的 “语言先天说”， 雅可布逊的 “音位发展理论” 等进行了评价和修正。 由于该书初步建立起中国儿童语言学的学科框架， 既有较详尽的事实描写， 又有不少富于启发意义的规律发掘和理论总结， 还进一步阐发和完善了作者自己此前的某些观点， 因此被人誉为 “中国儿童语言学的长成之作” （陈前瑞语）。 邢福义先生在该书 《序》 中认为，该书较好地处理了 “共性和特性”、 “继承和创新”、 “事实和理论”、 “描写和解释”、 “据点和视野” 等五种关系， 并认为 “能否善于处理研究工作中各种对应统一的关系，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个学者的成熟程度”。 该书在出版之后， 有吴继光、 李向农、 陈前瑞等人在 《语言文字应用》 和 《世界汉语教学》 等专业核心期刊上发表了书评。

李宇明还发表了10多篇颇有影响的论文， 其中的代表作有： 《三岁前儿童反复问句的发展》 （ 《中国语文》 1990.2）、 《儿童反复问句和 “吗”“吧” 问句发展的相互影响》 （ 《中国语文》 1991.6）、 《儿童习得语言的偏向性策略》 （《华中师大学报》 1991.4） 和 《独词句阶段的语言特点》 （《中国语言学报》 总第7期， 1995年） 等。 作者自述， 这些著作和论文的研究素材， 是用个案的纵向追踪观察和群案的横向实验调查两种方式获取的； 在材料处理上， 既有语言学的常规性方法， 又有心理学的统计分析方法； 在研究思路上， 主要是系统的和比较的。 所谓系统的思路， 是指既兼顾到语言各子系统， 又侧重于问句系统的系统研究。 所谓比较的思路， 是指语言的理解与发生、 汉族与西方、 正常与异常以及男性与女性的儿童语言发展等诸多方面的全方位多维度比较。 正是由于建立在大量事实材料基础之上， 又采取了科学的研究方法， 李宇明发掘出汉族儿童语言发展的特殊性和儿童语言发展的一般规律， 以及制约儿童语言发展的各种要素， 十余年含辛茹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同是在1986年国家青年社科基金儿童语言学首批项目中承担相关课题的李向农博士由衷地推崇： “十年了， 大家在各自的研究方向上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而李宇明的成就尤为突出。”

三、 应用语言学的研究使理论语言学充满生机和活力

李宇明认为，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是语言学的双翼， 基础研究使应用研究厚重扎实， 应用研究使基础研究充满活力。 而且， 学术的社会使命之一就是把研究成果投入应用。 因此， 在儿童语言的基础性研究之上， 他还自觉地致力于语言学习理论及其应用等方面的探索与实践。 李宇明依据学习方式上的不同， 把语言学习分为三种类型： ①语言习得 （Language Acquisition）；②语言学得 （Language Learning）； ③语言康复 （Language Rehabilitation）。语言习得方面， 除了儿童语言理解与发生的基础研究之外， 李宇明在 《幼儿语言教学的若干原则》 （《幼儿教育》 1994.10） 和 《母语获得理论与幼儿语言教学》 （ 《幼儿教育》 1994.11） 等论文中， 专门研究了幼儿语言教学。还有专著 《父母语言艺术》 （与白丰兰合著，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1年）和论文 《试论成人同儿童交际的语言特点》 （《华中师大学报》 1987.6） 等，专门研究了成人与儿童之间的语言交际特点和语言交际艺术。 1992年5月，由 《世界汉语教学》、 《语言文字应用》 和 《语言教学与研究》 联合发起主办了 “语言学习理论研究” 座谈会。 在会上， 李宇明第一次提出了要明确区分语言习得 （一般指第一语言学习） 与语言学得 （一般指第二语言学习）的概念， 并系统地比较了两者的异同， 也考察了语言学习的一般模式和语言学习的外部因素， 这是对语言学习理论的一个开创性的贡献， 影响很大。 其后， 有 《语言学习异同论》 （ 《世界汉语教学》 1993.1） 和 《论语言运用与语言获得》 （ 《语言文学应用》 2000.3） 等重要论文相继发表， 更深入细致地探讨了语言学习的类型和规律。 李宇明进一步认为， 在所有类型的语言学习中， 第一语言获得是最成功的， 而且第二语言获得与第一语言获得具有相关性。 所以， 最大限度地借鉴儿童语言学习的经验， 是促进第二语言教学的重要举措。 他还认为， 语言教学的根本目的是使学习者获得将语言符号与语境要素匹配起来的语言能力， 而语言能力的最佳获得途径就是语言运用， 并因此提出了 “第二语言的教学体系应当是以语言运用为轴心的教学体系”的著名论点， 为第二语言教学提供了一个十分有益的理论参考， “丰富了我们对学科本质属性的理解” （张旺熹语）。

在聋童语言的康复研究方面， 李宇明用力最勤。 从1988年开始， 他就以学术顾问的身份参与湖北聋儿语言康复中心的工作。 首先探索聋童语言学习的规律， 合作发表了 《聋童声母获得状况研究》 （ 《语言文字应用》1992.1） 和 《汉族聋童语音发展的规律及对策》 （ 《中国聋儿康复》1995.1） 等论文。 根据聋童学习语言的实际状况， 参照正常儿童语言发展的规律， 提出了 “言语行为教学模式” 和 “全面康复的观念”， 并研制出了儿童语言康复水平的测试量表， 聋童康复用 《现代汉语简化系统》 和 《聋儿语言康复发音训练操》， 主编了供聋童语训教师使用的 《聋儿语言康复教程》 （华中师大出版社1990年）， 该书1994年获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中宣部出版局等五家单位联合主办的全国首届 “奋发文明进步图书奖” 二等奖。李宇明曾说， “我国可以算是一个聋哑大国……作为一个儿童语言研究者，有义务、 有责任为这项具有人道主义和社会发展意义的事业作点贡献。”

2001年， 李宇明调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兼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所长。

由于工作需要， 李宇明目前正在加强应用语言学及其他方面的探索与研究。

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方面， 李宇明已发表 《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的建设》 （ 《语言文字应用》 2001.2） 和 《中国现代的语言规划——附论汉字的未来》 （ 《汉语学习》 2001.5） 等重要论文。 前文是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 （2000年10月） 的体会。 该文拓深了对规范和标准建设的理解， 并统观全局、 合理筹划， 提出了相应的建设思路， 体现了学术研究和科学管理相结合的特点。 后文先简要地回顾了清代末年以来语言文字现代化进程， 从四个方面介绍了中国现代的语言文字政策和语言文字工作， 然后指出了当代语言生活中存在的四大问题， 有理有据， 针对性很强。

在语文教育方面， 论文 《语文现代化与语言教育》 （ 《语言文字应用》2002.1） 讨论了语文现代化与语文教育的有关问题。 该文从辨析 “语文”内涵着手， 抓住了语文功能的本质， 有理有据地归纳出语文教育的三大内容； 然后立足百余年语文现代化的探索进程， 观照历史， 点评得失， 十分中肯地指出当前的四大不足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向。 该文章既有理论的高度， 又有历史的深度， 更有现实的针对性， 很有理论启发意义。

在中文信息处理方面， 李宇明认为， 为了推进国家 “十五” 规划制订的 “加速发展信息产业， 大力推进信息化” 和 “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发展战略的需要， 要特别注重解决语言文字信息处理中的诸多问题， 如汉语语音、 汉语篇章结构的处理、 科研手段和信息服务手段的现代化建设等， 应尽快研制现代汉语分词词表、 现代汉语词类及其标记规范、 现代汉语句法基本集， 以及文献的自动检索、 摘要、 翻译的评价标准等， 还有信息中产品汉语汉字的规范化问题等等。 在 《语言文字应用》 （2000.2） 编委发言摘登之中， 为了办好刊物， 推进我国语文建设， 李宇明提出了 “三个关注” 和“三座桥梁” 的观点。 他认为， 我们要关注十二亿五千万人的语言生活， 要注意社会的有关语言文字应用的热点问题， 要注意语言文字应用的学科建设， 这是 “三个关注”； 我们要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架起桥梁， 要在历史、 现实和未来之间架起桥梁， 要在研究者和社会之间架起桥梁， 这是“三座桥梁”。

2002年伊始， 李宇明接任 《语言文字应用》 主编一职， 对应于该刊创刊时首任主编龚千炎撰写的 《我们的设想》 发刊词一文， 李宇明发表了卷首词—— 《今后的设想》， 从 “社会语言生活的三大变化”、 “学风建设”和 “刊物定位及人才培养” 等方面系统阐述了办刊宗旨， 表示要 “继续发扬本刊所形成的传统， 固守学术精神， 并与时俱进、 开拓进取， 为推进语言文字的应用研究和应用语言学的学科建设， 为促进语言文字工作的科学化现代化、 为健康当代的语言生活尽心尽力。” 语言学界曾经有过一个说法， 认为应用语言学只是语言学理论的应用， 本身是没有理论的。 李宇明则认为，事实上， 语言文字应用是一个理论性很强的研究领域。 首先， 没有理论的指导， 语言文字应用必然是一种低水平状态， 甚至会出现诸多失误。 其次， 多数基础研究成果并不能直接进入到语言文字应用领域， 而是需要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 进行应用性改造。 再次， 反过来， 语言文字应用可以对已有的语言基础理论进行验证和修正， 甚至可能产生新的语言理论。 李宇明甚至预言， “本世纪下半叶所出现的新的语言理论中， 有一大部分是从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中总结出来的。”

四、 语言理论的研究为理论语言学宝库增添了新鲜血液

李宇明对语言学各个领域都有兴趣， 涉及面广， 如对文化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 方言、 民族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等都有所涉猎和创新。

由邢福义主编、 李宇明等人参编并撰稿的 《文化语言学》， 初版 （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 曾获华中师大科研一等奖， 修订版 （同上， 2000年）被列为国家 “九五” 重点图书并荣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奖。 该书两版问世十年以来多次重印， 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李宇明为该书撰写了四节内容和两个小专题， 涉及了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研究的诸多方面， 其中所撰写的总论部分第一节 “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是全书总纲。李宇明把文化语言学的学科性质定位为 “关系学科” （与本体学科相对待），规定学科对象和任务是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主要研究问题有五个： ①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 ②语言对文化的影响； ③怎样通过语言研究文化； ④文化对语言的影响； ⑤怎样通过文化研究语言。 有评论者指出，“ （该书） 首次建构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文化语言学的理论体系”， 并称之为“关系参照派”， 为文化语言学的三大派别之一。

在社会语言方面， 李宇明曾针对语言国策的两个紧迫课题——语言保护和语言沟通， 提出统筹合理解决的途径——努力培养双言双语人， 很有实践指导意义。 论文 《析学构词》 （ 《语文研究》 1995.4） 是专门研究社团隐语的， 该文搜集了大量的历史材料， 归纳出析字构词的八种类型， 基本上反映了词语型隐语的实际面貌和构词特点， 这是一项富于汉语特点的、 既有趣又有用的社会语言学研究课题。 此外， 还有 《语言生活与精神文明》 （ 《语文建设》 1997.1）， 《师范大学生的语言文字状况及其教学问题》 （ 《语言文字应用》 1994.2） 和 《笔误原因调查》 （《中国语文天地》 1987.6） 等社会语言学领域的论文。 当然， 上文提到的 “语言规划和语文政策” 也属于宏观社会语言学的范畴。

在方言研究方面， 李宇明撰写有一般论文和书评近10篇。 重要论文有《泌阳话性质形容词的重叠及有关的节律问题》 （ 《语言研究》 1996.1） 和《泌阳方言的儿化及儿化闪音》 （《方言》 1996.4） 等， 前者讨论了河南泌阳话性质形容词重叠的句法、 语义特点和节律特征， 并对顿读节律及与之相关的 “过渡性” 轻声等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索； 后者描写出泌阳方言儿化韵的主要特点。 重要书评 《方言语法的思考——兼评陈淑梅 〈鄂东方言语法研究〉 》 （ 《方言》 2002.1） 提出要在对方言事实观察与描写的基础上进行谱系学和类型学解释的方法问题。

在民族语言学方面， 作者曾关注过少数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问题， 提出“要充分考虑民族自己的愿望， 既要防止 ‘语言同化主义’， 也要克服 ‘语言封闭主义’ ” （ 《语言保护刍义》， 载 《中国民族语言学通讯》 1998.1）。

在量范畴的专题研究中， 也曾涉及民族语言的词语重叠和量词发展等问题。 李宇明的语言哲学观主要散见于论著 《语言哲学对话》 （李宇明参著，语文出版社1999年） 以及 《学术之旅》 （《中文自学指导》 1997.4） 等论文中， 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 ①语言本质观； ②语言研究观。 关于语言本质的看法， 持静态观的主要是结构主义学派和转换生成学派， 静态观忽视了对语言功能的研究， 淡漠了对语言动态特点的认识。 李宇明赞同功能学派的动态观， 他提出要从时间变化、 空间接触和言语运用三个方面来理解语言本质的动态观， 并由此而决定了语言是一个开放性的、 不自足的体系。 他认为， 我国的语言学者比较倾向于用静态的眼光看待语言， 重视对语言结构的研究，而忽略了许多与动态语言观相联系的研究领域， 如语用研究、 儿童语言发展研究、 语言发展史研究等。 关于我国语言研究之现状， 李宇明首先指出了各个方面的现实差距、 处理继承与发展问题上的某些浮躁心态、 研究观念思想和方法上的一些局限和不足， 然后充分肯定了我国语言学发展的三大优势和广阔前景。 他旗帜鲜明地提出， 要重视理论研究、 应用研究和综合性研究，多做具体扎实工作。 对于理论追求， 李宇明有个人独特看法。 他认为， 理论应理解为一种意识， 一种从语言事实中发现规律、 并不断提升规律层面的意识； 理论应理解为一种追求， 一种与西方语言理论平等交流碰撞、 并进而获得具有更大普遍性的理论追求。 应该说， 语言学习、 语法以及语言学各个领域的具体研究中的代表性成果都会上升为较高层次的理论追求， 从而丰富语言理论的一般性原则和内容。 李宇明对西方语言学各流派的主要理论和方法都比较熟悉， 他还专门研究过 “功能解释语法”， 还曾把 《非谓形容词的词类地位》、 《论词语重叠的意义》 等论文归于认知语法的麾下。 然而， 他自认为研究工作的最大苦恼不是对西方的理论了解得少， 而是对汉语事实了解得太少。 对于中国语言研究尚落后于西方的现实， 我们既要有借鉴、 对话与输出的世界意识， 更要有立足于民族语言、 立足于汉语事实的本土意识， 力争从事实中生发出 “汉味” 理论， 为中国语言学乃至世界语言学作出应有的贡献。

五、 语法研究成果奠定了李宇明语法学史上的地位

李宇明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对语言事实的搜集、 描写和分析上。 如《存现结构中主宾互易现象研究》 （《语言研究》 1987.2） 采用了大量的事实材料， 从语义角度描写了存现结构中主宾互易的三个主要条件， 还分别从语法、 语义、 语用三方面考察了原式与变式之间的差异。 再如论文 《NP场景描写句》 （《徐州师院学报》 1987.1） 和 《论带 “了” 的三种 “（N） A点”结构》 （载 《语法求索》， 华中师大出版社1989年） 等。 在对语言事实的描写与分析上， 李宇明还注意了不同研究方法的使用。 除了使用一般的语言学研究方法之外， 还有意识地运用统计学方法和带有实验性质的测试方法。 例如， 《毛泽东著作设问句研究》 （《中国语文》 1992.6） 把观察范围进行人为性封闭， 以便用大量的数据统计结果来说明设问句使用的语法规律和语用规律， 结论可靠， 说服力强。 《词性判断能力的测试》 （ 《华中师大学报》1989.1） 运用非谓形容词作为测试材料， 设计出了四种不同的作业方式，用实验来研究成人的词性判定能力。 李宇明认为， 事实研究与理论探索从来就是密不可分的。 他个人的研究追求是， 事实研究与理论探索相结合， 事实描写和理论解释相结合。 例如 《疑问标记的复用及标记功能的衰变》 （ 《中国语文》 1997.2）， 把汉语的疑问标记分为四类： A疑问语调； B疑问语气词； C特指疑问词； D疑问句法结构。 并根据分布原则和 “同类同级” 的补充规则， 把这四类疑问标记刻划为上、 中、 下三个层级， 由此描写了疑问标记复用的规律， 阐释了因标记复用带来的信息羡余问题。 文章还描写了疑问标记功能衰变的若干格式和衰变的若干特点。

李宇明在八九十年代分别开创出两个拓荒性的研究阵地， 一个是儿童语言疑问句研究， 一个则是汉语量范畴研究。 两者都颇具特色， 有开创性的价值和贡献。 语法研究最主要的任务， 是揭示语形与语义之间错综复杂的对应关系。 从理论上讲， 从语形入手研究语义， 或从语义入手研究语形， 这两条“从外到内” 或 “从内到外” 的研究路子都行得通。 从80年代直到现在，大多数研究者强调走 “从外到内” 的路子， 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 然而，汉语是一种非形态语言， 显性语法形式欠发达， 单从语形入手可能会忽略一些隐性语法形式。 所以， 一些有识之士较早地尝试着从语义着手， 如吕叔湘、 胡明扬和马庆株等， 或理论或实践， 试图构建出汉语的某些语义语法范畴。90年代中期以来， 李宇明在前贤时哲探索的基础上， 考虑到国际上对于语言中的空间范畴和时间范畴有了一些研究， 颇具匠心地选取 “汉语量范畴” 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并以此获得国家 “九五” 社科基金的支持。

近年来， 李宇明围绕着该项目撰写了二十余篇论文。 论文 《非谓形容词的词类地位》 （ 《中国语文》 1996.1） 运用连续性观念， 主要在定语的范围内从空间、 程度、 时间三个维度上考察非谓形容词与名词、 一般形容词、动词等的差异与联系， 并建立起了三个相应的词类连续统， 从而第一次确立了非谓形容词的词类地位。 该文最值得称道的有两点： 其一， 连续性观念的提出和运用； 其二， 引入了程度性这一语义范畴。 论文 《动词重叠的若干句法问题》 （《中国语文》 1998.2） 考察了与 “动量” 和 “时间” 有关的动词重叠式的若干句法问题。 文章认为， 动词重叠式排斥数量词语的主要原因是动词重叠已内蕴有不能用数量词语标示的量的意义， 并由此而带来了动词时间因素的变化， 在此基础上描绘出动词重叠式的句法特征， 文章还提出了研究 “量”、 “时” 这两个重要动相范畴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 论文 《动词重叠与动词带数量补语》 （ 《语法研究与探索》 （九）， 商务印书馆1999年）通过考察动词带数量补语 （外附表量式） 和四种动词重叠式 （内蕴表量式）之间的异同以及这两类现象内部的差异性， 勾勒出它们之间在共时平面上的连续性序列； 然后简单比较这种共时的连续性序列与其语法化进程的关系。该文也许可以算作 《动词重叠的若干句法问题》 的姊妹篇。 论文 《拷贝型名量词及其在汉藏语系量词发展中的地位》 （ 《中国语文》 1999.6） 对汉藏语系名量词的产生和发展过程进行了历时性的构拟。 重要论文还有 《论词语重叠的意义》 （《世界汉语教学》 1996.1） 和 《论形容词的级次》 （《语法研究和探索》 （八）， 商务印书馆1997年）， 分别在汉语语法学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了 “量范畴” 和 “级次” 的概念， 富于汉语特点而迥异于西方体系。代表着 “量范畴” 研究系统成果的则是专著 《汉语量范畴研究》 （华中师大出版社2000年）， 该书是邢福义主编的 《华中语学论库》 中的一部， 是国家社科基金 “九五” 项目的结项成果。 李宇明认为， “量” 是人类语言中一种重要的认知范畴， “汉语量范畴” 是一种富于汉语特点的语文语法范畴。因此， 他在该书 “前言” 中表示， 该书采用的研究路向是 “从内到外”， 基于以下三点考虑： 其一， 换一个观察视角， 可以看到不同的语言景观； 其二， 从语义范畴入手， 便利于外部语形差异较大的不同类型语言之间的比较研究； 其三， 有利于语义 （本身） 研究的加强， 还有利于把握语言同世界的关系， 加大语言学研究的深度。 我们十分欣喜地看到， “汉语量范畴研究” 是这一路线从理论到实践都较成功的有益尝试。 早在该专著出版之前，吴吟在 《汉语重叠研究综述》 （ 《汉语学习》 2000.3） 一文中就曾指出：“李宇明是迄今为止对 ‘量’ 作最深入研究的一位。” 该著刚刚出版， 《世界汉语教学》 （2001.2） 上发表 “简讯” 说， “……其成果不仅丰富了汉语事实的描写工作， 而且也体现了作者在语言理论方面的诸多探索。” 另有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沈家煊在近作中咨引了该论著。 邵敬敏教授于1998年就曾预言， “如果说二十一世纪的汉语语法将会有重大突破， 那么， 首先就会表现在对语义范畴、 语义关系和语义选择的研究上。” 因此， 我们深信， 待以时日， 李宇明在 “量范畴” 上的开创性研究必将在语言学界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六、 时代赋予了李宇明先生在语言文字工作方面新的使命

时至今日， 李宇明先生在教育部任职已有好几个年头了。 李宇明先生思考的问题将更加宏观， 使命更加远大， 责任更加重大。 2007年11月22日，李宇明先生在 《中国教育报》 发表文章说， 党的十七大之后， 语言文字工作的重点领域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国家语言战略研究。 语言战略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国当前语言生活正快速发展变化， 语言生活中各种矛盾凸显， 社会需要提供语言服务的类型与方式与日俱增， 虚拟空间迅猛拓展， 汉语走向世界的脚步空前加快， 争取国际话语权正成为民族的自觉意识。 此种情况下， 我国必须及时研究宏观语言战略， 提出应对重大语言问题的科学预案。

2. 加紧研制和实施关系重大、 需求急迫的汉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 尤其是要加快中文信息处理、 语言教育等领域规范标准的研制。 做好 《规范汉字表》 送审发布工作。 开展新世纪的普通话审音工作。促进 “中华大字符集” 的建设。

3. 建立符合时代需求的立体性的语言能力评测体系。

4. 加强基于信息处理的语言应用研究和基础工程建设， 迅速提高语言文字规范化、 标准化水平， 提高我国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的质量和效率， 提升中文在虚拟世界中的影响力， 增强中文信息技术与产品的自主创新能力， 建立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共享机制， 为国家信息化提供有力的支持。

5. 加强对社会语言生活的监测和研究。 语言国情是国家语言决策及其他相关决策的基础。 要加强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的建设， 筹划语言文字主要应用领域的研究基地建设， 指导各地语言文字工作部门对当地语言生活的调研， 进一步加强对社会语言生活的监测和研究。 用 《中国语言生活绿皮书》 等形式， 及时向社会报告语言国情。 跟踪研究语言生活中的热点问题， 及时提出对策和建议。

6. 开展新世纪中国语言普查工作。 语言是重要的文化资源， 摸清语言资源的基本状况， 开发、 保护语言资源， 已成当务之急。 语言普查须至少以县为单位设立调查点，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各方言和民族语言点的录音以数字形式保存起来， 建立永久性的中国语言数据库， 绘制详细的可传之后代的多媒体语言地图。

7. 促进汉语走向世界。 研究世界华人社区的语言状况， 促进华人社区的语言传承和各社区之间的语言沟通。 研究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特点，在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及语言文字教学等方面， 满足汉语国际传播的需求。

8. 加强应用语言学学科建设。 优先发展当代社会急需的分支学科， 如语言规划学、 语言教学、 计算语言学、 法律语言学、 播音语言学、 病理语言学等。 有条件时要促进社会一些新的语言职业的形成与发展， 如文字速记师、 语言工程师、 语言治疗师等。 （本文借鉴了华中师大研究生胡爱东先生的部分研究成果， 特此感谢！ 另外， 本文在修订的时候， 李宇明先生已调任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

参考文献：

［1］ 胡爱东. 永远站在问号前面——李宇明先生治学之道 ［J］ . 云梦学刊， 2002 （3） .

［2］ 李宇明. 学术之旅 ［J］ . 中文自学指导，1997 （4） .

［3］ 李宇明. 汉语量范畴研究 ［M］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 李宇明. 语言的理解与发生 ［M］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5］ 李宇明. 邢福义选集·跋. 邢福义选集 ［M］ .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原载 《普通话与汉语应用研究》 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

附文： 李宇明先生的经典语言

为学难， 难就难在需恒怀定性， 甘于寂寞， 不谋轰动效应， 不可急功近利， 只能一步一个脚印前行。

为学也有快乐， 乐就乐在追求的是真理， 虽不能富贵权达， 但也不必去媚富贵权达； 乐就乐在它是一种创造性劳动， 可以在方寸之内与古圣今贤对话， 可以在充分发挥才智、 实现人生价值的同时， 为人类的知识宝库增加点东西。

学术研究是一种职业， 但更是一项事业， 是需要用全部身心乃至生命去从事的一项事业。 要把学术当成生命的组成部分。

大学生求学三阶段： 首先要做一条 “蚕”， “蚕” 有天般雄心， 是条雄心壮志的 “虫”。 要立志成才、 献身学术， 这是立志期。 然后， “蚕” 自己结丝成蛹， 要勤恳踏实、 善于积累， 多作专业思考与训练， 这是休眠期， 或者叫酝酿期。 最后， “蛹” 蜕变成 “蛾”， “蛾” 是 “虫中之我”， 咬破蚕茧、 一飞而出、 自由飞舞。 要形成个人风格， 做一个有独特个性的学者， 这是成熟期。

大学生做人三阶段， 李宇明把它概括为 “民族与人生之根” 的教育，具体有三个方面的培养要求。 其一， 任何时候都不能全盘否定传统文化， 不能摒弃了民族文化的根基。 要扎根民族土壤、 培养 “传统意识”。 其二， 无论工商官学， 不要忘了普通百姓。 当代有些人贵族气太重， 要牢记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的古训， 培养 “平民意识”。 其三， 不论扎根国内， 还是侨居海外， 都是黄皮肤黑眼睛的炎黄子孙， 无论何时何地都不能损害祖国利益。 要讲究民族气节， 培养 “民族意识”。

怎样建立起自己的人生杠杆呢， 关键是要选好一个支点和参照物， 如果选取了学术事业作支点， 就不能以金钱名利作为衡量的标准了。

科研可以增长知识， 创造精神财富， 学术史更是人类历史中十分宝贵的一部分。

对个人价值而言， 好比是投石头入池塘， 水面泛起美丽的涟漪， 一圈一圈的， 是内圈波及外圈。 学术价值实现了， 个人价值也随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