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规划理论与美国安全语言战略

国家资源发展中的语言规划:在我们这个纷繁复杂、彼此间的互相依赖不断加深、越来越拥挤的生存世界里，规划变得越来越重要。国家资源发展规划往往是由人力资源发展规划和自然资源发展规划两部分构成，语言规划是国家资源发展规划中的一个比较宏观的规划。^[54]而在一个国家，语言规划又往往是由政府机构、教育部门、非（半）政府组织等多个部门合作开展的。

图2－1　语言规划的语境和语言规划过程中的要素

自20世纪后期始，很多国家的政府开始卷入语言规划，有些政府是想主动来进行语言规划，有些政府是在国家的发展受到语言发展的羁绊下不得不规划语言。政府的语言规划往往会有更大范围的意义，因为政府有权力来进行立法，政府有能力来采用一些激励或打击措施以保障语言政策的实施。在每一个语言规划实例中，往往是有一系列政府机构被卷入其间，比如商务部会因为国际贸易问题、军队会因为如何使用国外武器的问题或与国外联盟军队的合作问题、外交部会因大量的外事人员的培训问题或遴选相关人员往国外派送问题、信息服务部会就如何接近全球通信系统问题、劳工部将就如何培养多语工作人员的问题卷入到语言规划中来。

虽说中学后的学校教育不是政府机构，但学术关注的是如何接近世界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信息储存和提取系统，教育机构实际也被卷入到语言规划中来，事实上，在一些情景中，语言规划的整个担子都落在教育部门上，而没有考虑到教育部门没有那么大的视阈，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可供他们调配，或者他们没有一定的权威来影响超越教育领域范围以外的语言使用。

但教育领域也有很多政策要去制定，也有不少的语言规划要去展开:首先，就是决定什么语言将要在教育机构中被教，要考虑语言课程的设置与规划；其次必须规划语言教师的供给；第三就是要决定语言学习者的群体范围；第四是决定语言教学所要采取的手段和方法等；第五是制定语言教育的评价体系；最后是如何在财政上和物质上支持这些语言教育活动，要充分考虑资源从哪儿来，怎样维护语言教育系统的平稳发展。

半官方组织或非官方组织对语言规划的作用:有很多半官方或非官方组织深度卷入在语言规划中，最明显的例子是那些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机构，如:德国的歌德学院、法国的法兰西联盟、英国的文化委员会、日本基金会、韩国基金会等，这些组织机构的作用往往是超越了机构范围本身，而是得到了政府的扶持。

另外一个半官方组织机构的大群体就是各种类型的国家语言学术委员会和语言规划董事会，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各种类型的语言学术或教学委员会对本国的语言决策起着大大小小的作用，如美国的外语教学委员会（ACTFL）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语言规划在宗教领域也是起着很大的作用，不同的宗教信仰也会影响着语言政策的制定。同样银行、医院及和平工作组织等对语言规划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美国，如何在和平工作组织内进行语言规划，如何提升和平工作队队员们的语言水平事关国家安全问题。^[55]

语言学家豪根（Haugen）曾说:“哪里有语言问题，哪里就需要有语言政策，就需要对那里语言进行规划”。^[56]语言政策也称为语言规划，是国家有计划、有目的地对语言生活进行管理的方案。20世纪80年代末就有不少语言学家开始语言政策的研究，语言学家费希曼（Fishman）认为语言政策是“为了解决社会语言问题而采取的有组织的行动”。^[57]开普兰和波尔多夫（Kaplan and Baldauf）把该术语定义为“为了在某一社会或团体内部实现语言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思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旨在使规划的语言在社会、团体或系统中有所改变”。^[58]斯波斯基（Spolsky）认为语言政策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社区整体的语言实践、语言信仰和相关的管理决策。”^[59]瓦德哈（Wardhaugh）认为语言政策已成为现代国家建设的一部分，不仅显示了民族主义精神，还加强了国家团结的意识。国内学者陈章太认为:“语言政策是政府对语言文字的地位、发展和使用所作的行政规定，语言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就语言本身的地位、发展、规范和改革所制定的标准与法规；对语言文字使用的要求与规定。”^[60]总之，语言政策一向用来服务国家或机构，在很大程度上与政治利益相关。

语言政策和规划（简称LPLP）在社会语言学中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少社会语言学家在这个领域展开研究，作为一门学术研究，相对来说它还是比较年轻的，尤其在中国。

丹尼斯·阿格（Dennis Ager）认为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就是政府对语言文字的地位和应用进行有目的管理行为，语言规划分为地位规划、本体规划、语言教育规划和语言声望与形象规划。其中，地位规划是指国家关于不同类别语言地位的决策；本体规划是指对语言本身的规划，包括语言标准化和规范化的问题，语言教育规划主要是探索语言政策的思想、目标和内容与教学的关系以使这些目标在教育领域内得以实现；语言声望和形象规划是刻意营造一种有利的心理环境，这种环境对于语言规划活动取得持久成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61]制定、修改和分析语言政策对政府解决自己国家的特定语言问题，进而来维护他们的政治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有极大的帮助。政府在制定语言政策与规划时，需要考虑许多因素，如:社会文化背景、政治和经济等。随着语言政策与规划的逐步完善及合理化，语言的发展将朝着正确的方向，因此我们要对语言政策与规划更加深入了解、研究，从它的基本定义到它对社会不同方面尤其是语言教学的影响。

有关语言学的国际百科全书表明“语言规划”是有详细、系统的理论基础的，语言规划通过研究各种语言（包括方言）的使用以及语言的选择来制定相关的政策，从而解决人们间的交流问题。从该定义我们可以得知，语言规划的目的是解除人们或社区内交流的障碍，此外，语言规划的发展应该基于现有语言的学习研究上。佳尔（Jahr）认为，语言规划是有组织的活动（私人或官方的），旨在解决指定社会通常是国家范围内的语言问题。他还指出，依据相关的声明和已定义的标准，语言规划不仅由官方委员会或团体进行，也由私人机构组织进行。因此，语言规划不像法律，它可以由某些附属部门制定来解决一个大区域内甚至一个小社区中的语言问题。关于语言规划，库珀（Cooper）给出的定义更易于接受也更加有意义。他提出:语言规划是指努力通过对语言结构、功能配置的认识来影响他人的行为。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语言规划在语言的使用中只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而不是必须做什么，它不会迫使人们去遵守某些规定，而是在语言使用中尽可能地去影响他们的思想、行为与表达。“影响”这个字表明，规划并不仅限于那些有官方权力或手握军权的人。影响力经常在意识形态控制的环境中起作用，库珀曾说影响力的运用呈现了当前行为的保持，语言规划的合理目标及当前行为的改变。所有这些语言学家给出的定义都有一些共同点:1）共同的目标。语言规划被用来解决语言问题。2）以类似的方法来实施。它就像一个语言原理，人们会义不容辞地遵守。了解了语言规划是什么后，我们可以获取更多的信息以助于调查研究。语言规划由三部分组成，它们分别是语料规划、地位规划和语言习得规划。胡壮麟提出“语言规划是有意识的、有组织的活动，它既涉及私人的努力，也关乎官方的努力，主要是解决交际问题，这些问题既有语言学的，也有非语言学的。再有，语言规划要解决的是全国性问题，故需较长时间评估并在一定社会中解决这些问题，语言规划要有一定的理论框架指导。”^[62]

语料规划:库珀提出了语料规划概念，语料规划是指根据新的形势，修改旧的模式或以口头、书面代码方式在可选择模式中进行筛选。语料规划通过改变或引进拼写、发音、词汇、语法形式来试图改变或改革标准语言。泰伦斯·瓦利（Terrence.G.Wiley）指出，语料规划还包括正字规划，这涉及字母、音节和表意书写系统的创建与改革。

地位规划:地位规划关系到国家政府对各种语言的重视，尤其是那些小语种，权威机构也在扩展或限制语言在各种语境中的使用。地位规划注重的是语言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他们间的变化。此外，它还注重单一语言中各种变体的特点。决定一种官方语言、禁止学校使用某种语言等都属于地位规划。世界各地大部分国家的官方语言都不止一种，例如新加坡和印度。而有些只有一种官方语言的多民族国家，有着各种各样的少数民族语言，如中国。不管是大语种还是小语种，实际上，各种语言的使用者都注重各自所用语言在自身国家中所占的地位，而标准语言往往比其他小语种要更加得以重视。

语言习得规划:语言习得规划涉及语言教学，库伯指出“语言决策的制定涉及语言教学和使用的有关决定，那些制定者做出如此详细的规划是为了指导他人”。努力宣传和弘扬学习一门语言被看作语言习得规划的重要实例。语言习得规划与语言的传播相关。为了增加语言的使用者，我们不能靠决定该语言的地位或对语言本身做出某些变化，而是靠语言的传播。语言教学是增加语言使用者数量最重要的方式，它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各种不同的语言。一个有效的语言习得规划必须包括合理的教学计划，系统的教学材料，高效的教学方法及定期评估系统等。库伯提出的其他相关类别毫无疑问把语言学习和教学及语言传播放在了一个非常突出的位置。

安全语言规划:语言规划始终是某个语言政策的体现。政府或官方从社会需求或他们自己的需要来制定语言政策，然后在语言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划。语言政策直接影响语言规划，同时，在语言规划中，语言政策是一种表现形式。例如，国家制定的语言计划推广全国性普通话并不意味着废除方言，因此在语言政策中颁布时要恰当合理，否则会引起一些纠纷甚至将导致冲突。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有不同的对象。政府选择和规范他们的官方语言属于前者；同时，后者涉及更广泛的领域。除了一些基本的语言政策本身，后者还包括对非官方语言、方言和他们的变体的看法。许多语言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正如伊斯特曼（Eastman）所说，“语言规划是由制定语言政策的人执行的。”语言规划是在目标语确定后，通过对语言政策的制定、阐述、执行得以实现的。“语言政策和语言选择是确保语言规划可接受性、实用性和可行性的主要方面”。鲁宾和杰纳德（Rubin ＆Jernudd）曾指出，语言规划是关于语言的官方政策，所以语言规划和政策紧密相连，并且在这两部分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分。甚至可以说，它是对于语言规划者的同一目标的不同名称。

美国安全语言教育规划的目的分析:语言学家库伯在探讨语言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时指出:“语言规划的目的不仅仅是语言本身，而是为了达到其他非语言的目的，例如国家统一、政治控制、经济发展等。”^[63]美国的语言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美国政治家们是如何操纵语言来达到其相应的政治目的的。丹尼斯·阿格（Dennis Ager）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动机研究》中对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的七大动机，即身份、意识形态、形象、不安、不平等、融合、工具等进行了充分阐释，他指出语言规划的动机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复杂的，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心理等诸多因素的多维结构。^[64]除此之外，阿格认为除了这7个“I”之外，还应该增加以下两个因素:决策者或政策制定者对于某种语言的态度（attitudes）以及他们想通过这些活动所达到的具体目标（goals）。^[65]美国的“关键语言”教育战略规划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对超级大国身份的维护，美国的语言意识从根本上来说是要通过统一的或多样的语言形式来达到有效的国家治理，正如周明朗所指出的:美国意识到在全球化第四波中美国公民的多语多文化能力不仅关系到美国的安全，而且还涉及美国的经济竞争力。^[66]因此，美国重视公民的外语和外国文化的学习，这样既有利于保护国家安全，又能有效地提升美国的经济实力。“9·11”恐怖事件把美国置于无限的恐惧和不安之中，对伊斯兰和儒家等与西方世界相差较大的语言与文化的无知使得美国一下子觉得要当好“大家长”真不是件容易的事，管理全世界一下子变得很棘手，“别人已经在我们的世界里畅游，我们也要走进他们的世界”，美国应当更好地学习、了解世界上不同地区，尤其是阿拉伯世界和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地方。因此，新世纪的美国特别重视这些关键地区的语言和文化，控制、征服这些地区意味着美国安全和利益的稳定。另外，伊兰娜·肖哈密（Elana Shohamy）在深入研究后提出了操控语言政策制定的隐性规则以及语言政策或决策对社会各不同人群的影响。

作为语言政策的灵魂和语言教育思想的基础的语言意识形态在美国外语教育中相对于外语政策的形成、规划和实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67]朗姆伯特（R.D.Lambert）曾这样评价美国的外语教育:“美国外语教育能否成功的关键取决于全美社会对本土外语学习的态度，而大体上这种态度并不是语言界和教育界所能左右的。”美国的多元文化是有条件的，即人们要先承认美国的价值观。

美国安全语言教育规划的特征分析:著名语言学家希夫曼教授曾提出语言文化这一概念，在他看来，美国语言政策的最终决定权并非在于其显性的法律条文，而在于深深根植于美国民众心中的语言文化。^[68]美国的语言深受美国社会文化的影响，美国的白人群体，即统治阶层，认为少数民族或其他一些国家的语言是各种社会问题的根源，它不仅分裂了整个美国社会，最终更可能要动摇他们既有的社会地位。所以美国人对于失去既得利益怀着万分恐惧的心理。再有他们心中根深蒂固的“英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的想法，使他们极端排斥任何变化。对美国人来说，维护英语语言的地位，其实与维护他们自己白人的社会地位一样重要。

然而，美国的语言政策并非是连贯的，常常受社会影响而不断变化。保守势力占主导时，英语就成为主流，其他语言则被打击和压迫；而当民主势力占主导，人们对自由使用各自母语的要求就会极为强烈，而此时，美国的语言政策就会相对放松。但从长远来看，美国的语言政策仍是以打击非英语语言为主体。可以说，美国的语言政策是为其政治要求服务的，现有的语言政策主要还是为美国的政治需要服务。

美国安全语言教育规划的价值取向: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与人们对语言的看法有密切的关系，人们对于语言的不同看法会形成不同的语言规划观，语言规划观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语言教育政策者采取何种语言规划行为，美国语言学家鲁兹（Ruiz，1984）提出了影响语言教育规划的三种取向:语言作为问题（language as problem）、语言作为权利（language as right）、语言作为资源（language as resource），这三种取向可被看作三种不同的语言规划观，其中，语言问题观是指语言教育规划者为了解决语言教育领域所存在的问题而进行的规划，语言权利观是针对全球范围内语言人权受到剥夺的现象所提出的，语言权利观认为应把语言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来对待，尤其是要保护少数民族族群的语言权利，针对全球的语言资源所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的事实，语言资源观提出:语言是一种要被管理、发展和保护的资源，少数族群的语言更是一种专门的重要的资源。^[69]因此，语言教育规划者应考虑如何保护并开发语言资源的问题，针对近年来全球范围内语言生态系统遭受破坏的现状，语言学家提出了“语言生态观”的观点，指出只有保持各语言的相互平衡和相互和谐，整个语言生态系统才会达到平稳的状态，以上这四种语言规划观都从不同层面为语言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基本价值取向。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出了名的移民国家，被称为大熔炉。尽管美国的人口来自世界各地，但它不是一个有多种外语的国家，因为在其历史上有过英语独尊的运动。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发生在20世纪，该运动试图在美国实现语言的统一。后来，政府声称美国只有一种语言，那就是英语。随着该运动的进行，讲英语的人数不断增加，其他语言的使用者却变得越来越少。国际关系也影响了美国的语言政策，一战二战期间，各学校都禁止使用德语和日语。虽然美国民众喜爱法语和西班牙语，但他们学这两种语言是有限度的，也不可能用该两种语言进行自由交流。总之，当时美国的语言政策和规划集中于英语地位的确立及巩固从而挤兑其他语言。同时，美国通过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和军队力量在世界范围内对英语进行传播。美国政府已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促进海外英语教学，例如给海外人员提供培训和科学研究，给某些课程提供奖学金，普及英语教材等。在美国的确存在双语教育，但实际上它只是过渡性的语言教育。许多来自非英语国家的移民刚开始在美国生活时必须使用他们的母语来学习英语。最终，经过一段过渡期后，他们的母语将会被英语取代。因此，美国双语教育的目的是促使人们讲其他语言，减少对母语的依赖性，但其最终只使用英语。

安全语言规划对美国语言政策的影响分析

语言规划不仅包括语言地位、语言本体、语言教育规划，而且也包括语言整个大环境的生态规划，只有兼顾地位、本体、教育和生态的语言规划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要、适应社会的发展、维护国家的利益、保障国家的安全。美国的安全语言规划也是努力在做到对地位、本体、教育和生态的规划的全面顾及。国家利益是超越所有利益之上的，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是语言规划重要的本质特征。美国的安全语言规划与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近期利益有关，而且具有中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意义。下面主要从这四个方面来分析安全语言规划对美国语言政策的影响:

1.安全语言规划下的唯英语教育、双语教育:在美国少数民族语言权利及语言人权也应受到保护，卡纳伯·康格斯和菲利普森（Skutnabb Kangas ＆Philipson）在《语言人权的历史与现状》一书中指出少数民族比主体民族更迫切需要语言权利，应该从法律的层面来制定少数族群语言的教育政策。^[70]著名语言教育研究者詹姆斯·克拉夫德（Crawford，1995）指出，美国“唯英语”运动的实质是限制少数民族语言权利的使用，^[71]“唯英语”实际上就是一种语言文化霸权。克拉夫德提出了美国开展双语教育的必要性。贝克（Baker，1996）也提出语言是一种需要保护的资源，美国应以资源观而不是问题观来看待少数民族的语言或移民的语言，国家应提倡双语或多语教育以保护语言生态、维护语言多样性。^[72]

2.安全语言教育规划对美国政治的影响:经历了经济迅速发展的时期后，进入21世纪的美国，其经济发展的步伐放慢，甚至出现经济危机。然而，在苏联解体、欧洲也被美国超越后的时期内，美国单极独霸世界的局面是美国始终不愿意轻易放弃的。光靠军事、武力的威胁和控制已经无法支撑美国的霸权地位，再加上隐形的、无处不在的恐怖阴影使美国意识到必须要加强“软实力”，更确切一点地说是“巧实力”的发展。为达到这一目标，美国开始在政治上加强管理和调整，目的是要达到其在世界政治中的主体地位。在美国总统的领衔下，从联邦政府的各职能部门到各州的相关部门都逐步加强语言教育，出台了一系列的法案和政策文件来加强国家语言能力，特别对文化的重视。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特别是“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惨重教训，美国开始特别重视对阿拉伯语、汉语、俄语等一些对美国未来发展威胁最大的语言。在国防和情报系统方面的强化和重视是非一般的国家可与其相比较的。

3.安全语言教育规划与美国的全球战略: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的情况下，美国要考虑的是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加强对世界各个地区的管辖和控制，欧洲地区一直是美国的盟友，对美国来说，不存在很大的威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和变化让美国感到越来越害怕和担忧，害怕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强大，担忧恐怖组织不知在什么时候会对美国进行捣乱或袭击，还有一些“无赖国家”或“失败国家”都可能会给美国带来麻烦。因此，加强对关键语言教育的规划和管理显得越来越重要，让更多的美国公民通过对这些地区的语言和文化的学习从而更好地了解关键语言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等，这样就能更好地应对全球化的挑战。

4.安全语言教育规划与美国国家身份的维护:丹尼斯·阿格在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动机分析中指出，语言规划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维护国家身份。在“9·11”恐怖袭击后，加上新世纪以来美国经济的低迷，美国对影响美国霸权地位的一些不安定因素，特别是来自不明确的一些地区的威胁感到非常恐惧，但是维护美国的一超地位始终是美国最大的使命。因此，美国要对那些不安分的地区和民族进行整治，特别是阿拉伯世界和亚洲地区，因此，美国对“关键语言”的重视也是出于维护国家身份的需要，对世界霸权地位的维护。

安全语言规划理论与美国安全语言战略

在安全语言规划理论的指导下，新世纪的美国对国家的语言作出了规划和调整，美国紧紧围绕国家安全的目标，采取了一系列的战略措施。

美国国家安全对语言教育的诉求:国家安全主要分为国防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这几个方面。搞好语言教育有利于国防安全。^[73]长期以来，美国重视国防、军队、情报部门的语言教育、区域知识的学习和跨文化沟通能力，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搞好安全语言，以加强国防巧实力。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语言教育重点也就是为了经济安全，当前国际社会普遍关注语言教育政策、规划与经济安全的关系。就语言教育与文化安全的关系来说，曹迪指出语言教育与文化安全互为驱动、互为维持、互为引领。^[74]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安全已经从传统安全走向非传统安全，新安全观对美国语言规划的影响体现在:原先在美国不受重视的一些较少被教的语言，现在要么成了关键语言受到特别重视，要么正在越来越得到政府的重视。美国对待外语教育，由原先的不重视到重视，从语言观的转变来说，从原先的问题观转向了语言资源观。对美国来说，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是美国的重要资源，美国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外语资源，同时，大力投资语言教育，以保证美国在各个领域都有足够的能力来对付全球化、网络时代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从而更好地管理、统治整个世界。

因此，在全球化的今天，语言教育的安全功能凸显，以往任何时代都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广博的知识，无处不在的恐怖袭击、各种形式的网络犯罪、到处蔓延的病毒等，都需要在高科技的帮助下正确地解读世界各地的信息。这不仅仅是依靠自己的母语或英语就能解决的。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后，联邦政府深刻地感受到了语言的安全作用，这也就是美国花那么多经费来投资语言教育的原因。

语言安全与安全语言:安全化是一种特殊的言语行为，20世纪80年代末，以奥利·维夫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从言语行为入手进行“安全化”和“非安全化”研究。^[75]他在《新安全论》中引入了大量的语言分析，认为言语行为可以对某类事物进行表述，使其与威胁联系在一起，如果某事物能够被作为安全指涉的话，它就很容易演变为一种安全威胁，被“安全化”。在这个过程中，言语行为不仅仅涉及语言内容，还涉及社会内容，如言语者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等，因为只有言语对象接受了言语行为的主张，该事物才能真正实现“安全化”。故语言安全是一种特殊的言语行为，一种特殊的言语结构和逻辑，一种言语实践。^[76]

在美国的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把某个问题安全化的例子很多。“9·11”后，美国认为联邦政府部门没能把获得的很多情报翻译成英文，影响了政策的制定，国家外语能力因此被“安全化”，从而被提上国家的安全议程。

语言安全与国家社会安全关系密切。所谓语言安全，陈章太给出的定义是“语言文字及其使用能够满足国家、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不出现影响国家、社会安全的语言问题。”^[77]他还指出:语言安全的内容相当丰富，涉及方面较广，具体包括语言文字本身状况和语言文字使用与国家社会安全的关系。就语言文字及其使用的状况来说，语言种类、数量、地位、功能、声望、规范化等，还有少数民族语言问题、语言权利问题，外语教育、双语教育、语言人才储备问题、语言信息处理问题、网络语言使用问题、母语的国际传播等都与国家、社会的安全稳定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就国家、社会方面来说，要求语言及语言的使用应当适应国家、社会稳定发展的需要，确保语言安全，尽力避免因语言问题而影响国家、社会安全的事情发生。而国家、社会对语言安全也可能会有负面影响，如对重大语言问题重视不够，语言政策乏力，语言规划不周，对语言安全缺乏敏感性和预见性等，都可能造成语言问题，并对国家、社会安全不利。还有，只要处理好各种语言问题，语言问题就可以转化为语言资源，因此需要制订科学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加强语言立法和语言管理，保障语言权利，提供语言服务，协调语言关系，促进语言发展。

安全语言是指为了安全的语言，当今世界，国际政治风云变幻，我们需要学习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来把握世界政治发展的格局，同样纷繁复杂的社会中，特别是网络社会中暗藏着各种各样的恐怖信息或违法犯罪端倪，这些也需要借助语言来打开一扇一扇窗来了解事实的真相。美国是比较早意识到安全语言的国家，安全语言是语言规划的重要目标和动机。^[78]在安全语言思想意识的引领下，美国正在提升自己国家的外语语种能力和语言资源的质量，从而更好地保障国家未来的安全。

不同语言观视角下的安全语言教育

语言安全理论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欧洲，哥本哈根学派把“安全化”过程与“言语行动”联系起来，认为二者之间的联系造就了一种特殊的话语结构。^[79]“国家之间通过一定的言语行动建构起相互理解和信任，并在应付外部安全威胁方面达成共识”，从而愿意共同采取紧急措施去对付安全威胁。安全化的特征在于它是“一种具体的话语”，在安全话语中，一定的事件被戏剧化，使其显得极为重要，于是，通过把某个事件说成是一种安全难题，国家行为体便可声称有必要采取特殊的手段去应对。

基于语言资源观的分析

语言是人类宝贵的东西，我们应该珍视、开发和利用。语言兼具社会资源和自然资源属性。一方面，人类借助语言建构社会、互相联系，语言有着巨大的社会功能，并能产生很大的社会效益。另一方面，语言系统及其要素作为物质存在，可以无限充分地被开发利用，尤其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语言科学技术方兴未艾，语言应用领域迅速扩张，各种语言产品及与语言相关产品的开发已成为最具活力、最具经济效益的新兴产业领域，语言已经进入到经济和高新科技领域，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并且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语言作为资源的性质会体现得越来越明显，其资源价值越来越显著，因为在高度信息化社会，在物质、能源和信息这三大资源中，信息是重要资源，信息资源的拥有量、利用率、安全性、处理能力等都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和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而作为信息主要载体的语言自然也就成为重要资源。上述所有这些，都无不日益彰显着语言的资源属性、资源功能和资源价值。可以说，语言是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其潜能将会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被开发出来。

语言安全是基于语言不是一个给国家、民族带来麻烦的问题，而是被看作一种重要的资源。语言资源观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语言本身是一种资源；另一方面，学习并掌握一门语言也是一种资源。

每一种语言本身都是一种资源，因为每种语言背后都蕴涵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思维等社会资源，这就意味着，任何语言，不管大小，都具有自己的价值和角色。不过，语言越强势，使用范围越广，其价值就越大。例如《英国文化委员会1987—1988年度报告》指出:“英国真正的黑色金子不是北海的石油，而是英语。长久以来，它是我们文化的根基，现在它正在成为商业和信息领域的全球语言。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充分挖掘它的潜力”。^[80]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掌握一门语言就相当于获得了一种资源。因为在全球化的信息时代，谁掌握了语言，谁就能更快更好更直接地获得信息和使用信息，信息就是资源。所以，现代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Gadamer）说:“谁拥有语言，谁就拥有世界。”^[81]

语言资源观与语言资本理论有着紧密的联系。布迪厄文化投资理论对美国“关键语言”战略影响较大，布迪厄的投资理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美国投资关键语言教育的战略意义，布迪厄是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资本”这个概念的，他认为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以物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形式），这种劳动可以作为社会资源在排他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群体所占有，他把资本分为三类: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并不具有经济资本那样的基本特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资本，而只是体现了与经济资本的相似性。在文化资本理论里，文化资本是一种能力，它包括语言能力、社会交往能力、专业技能、个人的风度举止以及对成功机会的把握能力等。文化能力以内在化为前提，这一过程需要学习，需要时间的投入，这一过程不能由他人代替，必须由习得者身体力行。对此布迪厄曾有过形象地比喻，他指出，文化能力的获得“必须由投资者亲力亲为，就像肌肉发达的体格或被太阳晒黑的皮肤，不能通过他人的锻炼来获得那样。”既然文化能力是一种内在化的文化资本，那么它就成为人的固定财富，成为一个人的确定的组成部分，成为人的内在素质，正像布迪厄所说的由“实有”变成“实存”。

语言的资源论是和“文化资本”紧密相连的，良好的文化资本是以相应的语言资本为前提的，有了好的语言资本就容易获得好的文化资本，语言资本又会转化成教育资本、文化资本、最后是经济资本。语言资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教育的早期阶段，但是在整个教育阶段都会有影响。^[82]阿特肯森给“语言资本”下的定义是“能流畅而愉悦地使用一种地位更高的世界性语言的能力，而且世界各地在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等方面都拥有权力和地位的人都使用这种语言。”^[83]新世纪的美国突然意识到“关键语言”这一重要的语言资本对其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不惜付出重大代价来投资于此，目的就是要获得更大的文化资本、教育资本、经济资本，从而全面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安全。

从世界和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任何语言对人类社会，或者对一个多语言的社会来说都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因为每种语言背后都蕴涵着一个民族的独特文化和思维等资源。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语言资源论对美国学校的外语语种的影响体现在:二战后崛起的新兴经济体的民族国家语言受到关注，如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由于日本和韩国的经济的崛起，促使了日语和韩语在美国学校的高注册率。19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崛起促使了汉语的注册率持续增长。

与语言资源论紧密相连的还有语言软实力论。目前世界各国为确保自己国家的语言文化的优势而制定了各种推广自己国家的语言和文化的政策，如英国的文化委员会、德国的歌德学院、法国的法兰西学院、中国的孔子学院都是各自国家推广本国语言和文化的重要机构。这些来自各个国家的语言文化机构，为自己国家的语言在国外的教学提供了良好的教师资源和设施。比如中国的孔子学院遍布世界各地，在美国的很多孔子学院，它们为美国各级教育机构提供汉语教学，最终也促使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和社会人员学习汉语。

基于语言经济学的分析

语言经济学是基于西方人力资本学、教育经济学的一门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其理论观点为我们进一步认识语言与收入、语言与人力资本、语言与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特别是在本书的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政策的研究上，运用语言经济学的理论来进行分析、研究，有利于更好地理解美国的国家政策及其在“关键语言”上的投资战略。

语言经济学，作为一门边缘交叉学科，最早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教授马尔沙克（Jacob Marschak）提出来的。著名学者格林曾对语言经济学下了这样的定义:“语言经济学主要是使用经济学中的概念和工具来阐释语言各种变量间的关系，它研究的重点是经济变量在处理或协调语言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语言经济学依托的理论有语言哲学、人力资本、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其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语言对收入的影响、语言与经济的发展、语言相关服务的市场培养、语言规划选择的成本与收益等问题。^[84]马尔沙克提出了语言的四个经济学性质:价值（value）和效用（utility）、成本（cost）和效益（benefit），认为经济学与语言优化（optimality）的探求密切相关，对这四个方面的分析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成为语言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经过40多年的发展，语言经济学已经成为一个跨教育学、语言学、经济学等学科的边缘交叉学科，语言不仅仅体现某种身份或具有某种潜在价值，而是作为一系列属性的集合，这些属性共同影响说话者的社会经济地位。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人力资本，语言投资与其他投资一样，可以增加个人收入，语言和其他的商品一样具有稀缺性，不同语言的经济价值是不同的。

语言政策评估是语言经济学的另一个重要研究内容，语言政策深深植根于政治学。通过分析、测量其成本和效益，来制定或选择更为正确、合理的语言政策，提高效率，获得成本-效益的最大化，最终使某种现存的语言环境演变成另一种更理想的语言环境。如何在众多选择中确定一项语言政策，从原则上来说，政策分析家会去证实和评估每一项选择所带来的影响，这些影响被称作语言环境的净价值元素，第一个相对容易的步骤是，评估每一项政策选择所产生的个人净市场价值，例如学外语所付出的额外时间、精力和投入的资本等，这些支出从收入中扣除，目的是实现个人净市场价值；其次，评估社会市场价值，它是社会成员个人市场价值总和，社会市场价值表现为超过（或低于）个人市场价值，非市场的成本和效益可能会因语言环境的变化而产生的盈亏，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影响，用经济学的术语描述就是“效用”，这个值应该先评估个人的非市场价值，再合计起来得出总的社会市场价值，语言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反映出了语言的“商品属性”，作为特殊商品，它的经济运行过程与其他任何一种标准商品的经济运行过程是不一样的，因此它的相关产品、销售和交易的运作有其特殊性，评估任何一项语言政策都应该计算其社会市场和非社会市场的成本与效用，得出总的社会净价值，如何将社会净价值提高到最大值才是最佳的，才应该被采用。

依据语言经济学的理论，不难看出，美国的“关键语言”教育是一项促进美国外语教育与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全球地位的外语教育发展规划。美国联邦政府拿出大量的经费来支持关键语言教育，其背后有着深刻的道理和目的，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美国政府着力提高其社会净价值来满足其国家安全战略发展的需要。

基于“语言是软实力”的分析

在全球化背景下，语言文化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和国际冲突的一个方面。“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来的，具体地说，是20世纪90年代初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提出来的。1990年，奈发表《变化中的世界力量的本质》和《软实力》等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中译本《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奈在书中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从那以后，软实力就成为一个时髦词出现在世界各地的书刊报纸上。

小约瑟夫·奈（Nye，2006）认为软实力“是一种通过吸引力而不是通过威逼或购买而达到目的能力”。维基百科给软实力的定义是:“在国际关系中，一个国家所具有的除经济、军事以外的第三方面的实力，主要是语言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民意等方面的影响力”。软实力就是指文化的力量、榜样的力量、理念和理想的力量，凭借这种力量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制约对方。

语言既是个人的软实力，也是国家的软实力。^[85]就个人而言，语言能力是人的一切素质的基础与核心。首先，语言是人类唯一思维工具，人的思维要靠语言，只有对语言有深刻的领悟、准确把握和得体的运用，思维才可能敏捷、发达，才能富有智慧和才能。其次，语言是最重要的表达工具，人的思想智慧和感情愿望都必须依靠语言来表达，只有对语言有深刻的领悟、准确的把握和得体的运用，才可能最得体地表情达意，再好的思想和发现，也需要运用语言把它思考清楚、表述出来，否则就无法为人所知、无法实现其价值。再有，语言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无论什么人，不可能不与人交际。要实现与人的成功沟通、交往和协调，必须要掌握语言这个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还有，语言具有无比强大的征服力，因为它可以征服人心（这比武力征服更重要）。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作为一个人，时刻都会有各种不同的诉求，需要别人理解、支持和帮助，这就需要使用语言。只有准确而得体的语言，才能使人明白，才能让人接受，甚至打动人心，从而使自己的诉求得到充分的满足。总之，语言对于人类非常重要。

语言也是国家的软实力。有学者将软实力归纳为:文化影响力、意识形态影响力、制度影响力和外交影响力。约瑟夫·奈指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来自三种资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86]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不仅需要强大的军事实力、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技实力，更需要强大的软实力。《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指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与科技的结合日益紧密，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强弱的重要尺度之一。”而语言不仅是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文化的最重要载体，是文化的集中体现，是民族国家的标志，是文明程度的象征，语言也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语言文化凝聚形成的力量是巨大的民族国家力量。但也只有当一国的文化与观念在国际社会广为流行并得到普遍认同时，才能称其为软实力，而语言是信息传播的最重要媒介和手段，因此语言不仅是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软实力的基础、最重要载体和无可取代的传播媒介。正如李宇明在《强国的语言与语言强国》一文中所指出的:“语言的强弱与语言所属社团的强弱盛衰呈正相关。语言强弱不仅是国家强弱盛衰的象征，而且语言也会促进国家的发展强大。语言是综合国力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87]

在全球化时代，软实力在各国安全体系中的重要性增强。在世界多极化和全球化的格局下，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软实力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在当今时代，国家的安全只靠硬实力是不行的，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就是最好的说明，软实力与硬实力对于国家的安全同等重要。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已由传统安全向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双向并轨发展。当前国家安全正面临着一系列新形势、新问题，并表现出一系列新特征，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在不断增加，国家安全的领域也在不断扩展。大量的非国家行为体（如各种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在不同程度上保障了国家的安全；国家安全也从军事、政治领域逐渐扩展到经济、科技、信息、文化、生态等诸多领域，这些复杂的新形势、新因素便形成了国家的“新安全”。新安全使得人们开始用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来认识和研究国家安全问题。这些非传统安全增加了国家新的安全威胁，软实力是解决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