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学者教授的生活是体面而优裕的，清华哲学教授冯友兰之女宗璞在《野葫芦引》中描摹过当时的生活，一清早家里会来几拨人，菜园子送新鲜蔬菜来，冰室送来一天所需的冰块，还有小贩挑着各种零食上门来卖。
这样的静好岁月随着战争爆发戛然而止。抗战八年，中国高校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知名学者陈平原以“摧不毁的大学”来形容战时中国大学西迁的颠沛历史。数学教授们和其他同行一样，在艰苦的环境下继续研究和教学。
战争期间，浙江大学西迁贵州湄潭。举校西迁时，苏步青接到一封加急电报：岳父松本先生病危，要苏步青夫妇去日本仙台见最后一面。苏步青没有离开战火中的家园，她的妻子苏松本也不愿离开丈夫独自回国。但因妻子刚分娩不久，不能随行内迁，苏步青把妻子送到平阳乡下避难，直到1940年暑假，由竺可桢校长特批一笔路费，才将妻子和女儿接到湄潭。
在艰苦环境下，浙大的教学和科研依然有条不紊地进行。苏步青走上讲台，当他回身在黑板上画几何图形时，学生们就会议论苏老师衣服上的“三角形、梯形……”的补丁，还有屁股上的“螺旋形曲线”。晚上，苏步青把桐油灯放在破庙的香案上写教材，完成了《射影曲线概论》一书。
湄潭生活艰苦，苏步青的一个小儿子因营养不良，出世不久就死去了。竺可桢特许苏步青两个读中学的儿子吃在中学、住在家里。
在上海不少高校同样在烽火之中历经西迁、两地办学、东返复员等艰难曲折，以赓续文化命脉、保存和培养战后重建所需的人才。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开始，交大徐家汇校舍在当年11月被日本宪兵队占领。交大迁入租界，借爱麦虞限路（今绍兴路）的中华学艺社上课。那时朱公谨正在交大执教，交大1946届毕业生钱钟彭曾听过他讲课，50多年后他这样回忆当年的情景：
“有一次朱公谨先生讲课，题目是偏微分方程的特殊解。他没有照一般地分成抛物线形、椭圆形、双曲线形那么讲，而是由边界条件出发，指出可以用各种方法，如逐步逼近、变分法等手段达到目的，触类旁通，充分发挥，显示了‘条条道路都可以通向罗马’的妙谛。朱先生平时说话略有些口吃，但在课堂上讲课，不仅条理清晰，还口齿流利，滔滔不绝。我在听这次讲课时，如痴如迷，大有孙猴子在听菩提祖师说法时得闻大道的那份喜悦。”
随着日军全面占领上海，上海高校陆续西迁：同济大学迁至李庄；复旦大学和交通大学迁至重庆；大夏大学迁至贵阳；上海医学院迁至昆明、重庆……
十年浩劫中的飘零学科
建国之初，数学曾出现短暂的欣欣向荣之机，内迁的高校东返复员，海外的学者纷纷回国，开局一片向好，但随着各种政治运动深入，数学萌芽没有得以发展，而在十年“文革”浩劫中，学科和学术人才飘零如柳絮。
抗战结束不久，华罗庚到美国访问，1948年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聘为正教授。随着新中国成立，1950年春，华罗庚毅然决定放弃在美国的优厚待遇，携夫人、孩子从美国经香港抵达北京，回到了清华园，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
他是中国解析数论、矩阵几何学、典型群、自守函数论与多元复变函数论等多方面研究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并被列为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中当今世界88位数学伟人之一。国际上以华氏命名的数学科研成果有“华氏定理”“华氏不等式”“华—王方法”等。
上世纪50年代开始，国内对学科的衡量标准渐渐归于一条——实用性，对生产建设有促进作用的学科受到鼓励发展，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学科被边缘化。而数学在基础性阶段看似是一种实用工具，数学本质上是一种世界观，一种解读世界的哲学，并不能以方法论的眼光去看待。
理论数学的研究变得尤其不合时宜，相对实用的工程数学还有存在价值。华罗庚作为数论研究者，却不得不顺应风潮，从事一些离题千里的工作。他凭个人的声誉，到各地借调了得力的人员组建“推广优选法、统筹法小分队”，亲自带领小分队到全国各地去推广“双法”。
何为统筹法？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忙碌的早上，一个人要做完烧水、刷牙洗脸、听广播、做早饭等几件事，怎么安排先后顺序最高效？这就是统筹法要解决的问题。统筹法是工程管理类的内容，并不算是数学。
华罗庚所到之处，掀起了科学实验与实践的群众性活动，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69年，他推出《优选学》一书，并将手稿作为国庆20周年的献礼送给了国务院。1970年4月，国务院根据周总理的指示，邀请了七个工业部的负责人听华罗庚讲优选法、统筹法。
然而，搁置学术研究，投身热火朝天的群众运动，并没有为他换来相对安宁。随着“文革”进入高潮，
正在外地推广“双法”的华罗庚被造反派急电召回北京写检查，接受批判。1974年，他被“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江青在法家著作注释会上公开点名，说他到20多个省市推广“双法”是“游山玩水”。
华罗庚尚且如此，其他数学教授顶着“白专”帽子，处境更为艰难。有红卫兵问数学教授，两点之间直线最短需要证明么？我扔个包子过去，放条狗去追，狗一定直线冲过去。狗都知道直线最短，你不知道么？数学教授淡定地回答，如果你朝湖里扔个包子，狗也会从水里直线游过去么？
在当时人看来，数学是无用的学科，无论是两点之间直线最短，还是三角形内角和180°，都不能促进粮食和钢铁产量。数学学者们无穷无尽地去证明一些看似显而易见的定理，在许多人看来是愚蠢而没有意义的，数学作为“无用”的学科，渐渐被边缘化。
直到“文革”结束拨乱反正，数学才重新抬头。上世纪70年代末掀起过一阵子“数学热”，源于一篇报告文学。徐迟1978年在《人民文学》第1期发表了一篇《哥德巴赫猜想》，让中国老百姓认识了一个叫“陈景润”的数学家，并且感动和激励着一代人为“科学的春天”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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