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作品《花间集》

西蜀词又名“花间词”是一种早期的词，从它的来源《花间集》得名。

《花间集》是最早的一部词总集（也可说是选集），是五代时后蜀广政三年（941年）赵崇祚所编集，其中包括自晚唐温庭筠等十八人的作品五百首，共十卷。作品的年代大概从唐开成元年（836年）至欧阳炯作序的广政三年，大约有一个世纪。其中收得最多的是温庭筠，共六十六首、孙光宪共六十一首、顾敻共五十五首、韦庄共四十七首，最少的是鹿虔扆和尹鹗，人各六首。编者赵崇祚自己一首也没有，序者欧阳炯只有十七首①。这也可见选者态度客观，毫无私心。入选的作者也不限于后蜀一地。例如孙光宪虽是蜀人，却长期在荆州（今湖北宜昌）高季兴部下做官（926—963年），《花间》结集时他也不在成都，而他的词却被选了六十一首之多，仅次于温庭筠。其中有的词说到“木棉”和“越禽”，说到“铜鼓与蛮歌”，都是咏南方的风物，可见编选者的材料来源不限于成都一地，他和当时别处的文人也是有联系的。所以我们不应该把《花间集》当作某一地方作家的选集，而应该说，它是代表中国在第十世纪三十年代到第十一世纪四十年代这一百多年中新兴起来的一种抒情诗歌的总集。北宋词人奉《花间集》为词的正宗，把此书的作品称为“本色词”，不是没有道理的。

一般说来，词以长短分类：“慢词”最长，自九十至二百多事，故亦称“长调”；自五十九至九十字为“中调”，五十九字以内为“小令”。《花间集》所收，只有小令和中调而没有长调慢词。这倒并不是选者对小令有偏好，故摒弃慢词而不录，实在因为自晚唐至五代（甚至在北宋初年）慢词还没有发展出来。另外一个早期选集《尊前集》也是如此，只收小令和中调。

《花间》词源出于歌女的酒令，但我们在文字上所看到的则是经文人加工的艺术品或文人们代替姑娘们设身处地想出来的作品。欧阳炯的序文说这部五百首的《花间集》是“广会众宾”所收集的“近来诗客曲子词”。其所以有必要结此一集，乃是因为编者感觉到当时的“南朝宫体”和“北里倡风”，不但形式不好（“言之不文”），而且没有真实内容（“秀而不实”），因此他特别抬出温飞卿、李太白几个大名家来，把他们的词作为模范。（但欧阳炯的序文虽提到李白的“应制清平乐词四首”，却并未选入。）

词本来是唐宋时代的“乐府”歌词。我们现在的观念，好象“乐府”只指汉魏六朝的民歌或朝会庙堂配乐的歌辞。其实宋人自己就认为词即是他们这一代的“乐府”，所以晏几道的《小山词》“自序”说：他的集子名为《补亡》，是“补乐府之亡也”。又说他的词是为歌女写的，“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这和《花间集》的序文所谓“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是同一意思。

《花间集》既然开启了北宋词坛的风气，成为当时“乐府”的正宗，在另一方面，它也确实有所秉承的。它是另一部民歌和文人曲子词的总集的继承者。那一部总集也是十卷，也专收有关妇女的诗歌作品，可以说是唐以前的《花间集》——即《玉台新咏》。这两部书都是写男女爱恋的题材，尤其是有关女子的才情美容，《玉台新咏》还写不幸的婚姻，如《孔雀东南飞》这一悲剧故事即最先见于此书。此书中有许多诗歌是才女们自己的作品，编者徐陵特意在序中称赞她们“妙解文章，尤工诗赋……清文满箧，非惟芍药之花；新制连篇，宁止蒲萄之树。九日登高，时有缘情之作；万年公主，非无累德之辞。”《玉台新咏》中确有不少是才女们自己的作品：自班婕好《怨诗》、徐淑《答秦嘉》诗乃至甄后的《乐府塘上行》、王宋的《杂诗》都是的。《花间集》中却没有标明是女子的作品。就其内容而论，虽然二书所收作品都以妇女为题材，但《玉台》所收较广，且有长篇的故事。《花间》则除咏叹女性美以外，还有一些描写南方景物及少数民族的风俗。就二书所收题材的范围而论，都偏重南方。这在《玉台》是当然之事，因为编者徐陵是南朝大臣，所收材料自然限于南朝。《花间》作者所继承的传统，也不免偏重南方，这可以从许多词牌的名称中看出来，如：《梦江南》、《望江南》、《望江怨》、《江城子》、《临江仙》、《南歌子》、《南乡子》、《浣溪纱》、《思越人》、《采桑子》、《巫山一段云》等等，都可见出其调名来自南朝，“江”是长江，“溪”是越溪。

就诗歌的形式而论，《玉台》所收除第九卷为七言和杂言外，几乎全部九卷都是五言。④《花间》则因受词调的支配，变化较多，其中尤其可注意的是用韵。后世常填的词，除少数外，⑤虽长调也都一韵到底，但《花间集》中许多是例外。凡是一韵到底的词，韵脚可以帮助断句。长调至少有两片（有的分三片，即“双拽头”）每片末一字为韵，断句时先看了片末的两个韵，便可依韵辨出句读。但在《花间》词时代，有些调子不止用一个或两个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