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跨文化传播的批判性回顾

在这个后现代学术范式发生更替的时期，人类传播研究中以欧美为中心的学科遭遇了研究范式的缺失。因此人类传播研究需要寻求基于东亚思想体系、理论和方法的有建设性的新范式作为替代（Kincaid，1987^[4]；Tsujimura&Kincaid，1990^[5]）。除了上述学术氛围的原因外，潜在的研究贡献还来自于东亚的传播学者、教育者和实践者，他们的工作不断地受到东亚及美国传播学研究者的激励（如Chen，2001；Gordon，1998/1999；Ishii，1997，2001a，2001b，2001c，2004；Ishii，Klopf&Cooke，2003；Ishii，Kume&Toyama，2001；Miike，2002；Yum，1988）^[6]。在这种研究范式“缺失—寻找”的情况下，东亚的传播学者、教育者和实践者亟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在他们的文化中，哪些方面可以并应该被积极地贡献出来，从而在整体上完善和充实当代“欧美中心”的跨文化传播及人类传播研究？（Chen，2001；Hara，2003^[7]；Miike，2002，2003）在此研究中，“范式”这一学术概念可被定义为指导理论建设和研究方向的所有预设、假说及方法的总和（Ishii，2001a）。

在传播学研究中，以欧美为中心的思想、理论及方法在过去数十年中作为一种传统而被传承，并被视为具有客位的、泛文化的、普遍性的特征而被运用于实践。这如今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后现代学者、教育者和实践者的广泛质疑与批评。比如，跨文化传播研究者Kim（2002）^[8]强调，极度需要“将曾经狭隘的欧美学科国际化”。他不无忧虑地指出：“除非我们引入国际化的视角与维度，否则美国的传播学研究将永远看不到自身困囿于文化的预设与局限。”基于类似的批评观点，Yum（1988）不失时机地提醒“欧美中心”的传播学研究者：

……大部分的研究和理论都建立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基础上。随着越来越多的亚洲学者进入传播学领域，用北美传播模式来解释亚洲的传播现象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甚至对于北美传播现象的某些方面也是这样。

Chu（1986）^[9]对“欧美中心”的传播学研究有更为具体、更具批评性的意见。总的来说，北美的传播学研究有以下五点不足：（1）过于强调以实践经验为依据（经验主义）的研究；（2）过于依赖量化研究方法；（3）简单问题重复研究；（4）忽视了社会结构与传播之间的潜在关系；（5）忽视了传播中的文化因素。第五条批评意见可能并不直接适用于跨文化研究，但是其他四条毫无疑问已经被无数“欧美中心”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著作、文章所印证。

跨文化心理学是与跨文化传播关系密切的一个学术领域。在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中，Ho（1998）^[10]认为，若将“欧美中心”的心理学思想、理论、方法不加分析地直接引入并应用于亚洲的心理学研究，可能会带来一定的危险：

……对西方心理学的依赖只能导致研究者对亚洲/亚洲人产生片面的甚至是扭曲的认识。不仅如此，将西方心理学全盘进口到亚洲的做法是一种文化的帝国主义，是思想殖民的延续。亚洲人如今要面对的对他们自身的成见，不仅来自于西方的研究者们，还来自于完全躺在进口心理学（主要是美国心理学）理论上的亚洲研究者们，这种现象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

就当代“欧美中心”跨文化传播研究而言，至少还有八点不足需要进行批评性的和合理的分析研究。

第一，“欧美中心”的文化研究从本质上说受到基督教的一神论思想和笛卡儿的二元论哲学的制约，从根本上不同于非基督教的宗教和非笛卡儿的哲学思想。

第二，“欧美中心”的跨文化研究建立在崇尚个性、独立与竞争的欧美传统文化价值观基础上，不能理解与之文化迥异的亚洲群体，因此具有种族上的排他性。

第三，“欧美中心”的传播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希腊—罗马”那种以说话人（信息的发出者）为中心、注重说服程度（传播效果）的修辞方法；而对于亚洲那种以听话人（信息的接收者）为中心、强调传播活动参与各方之间的关系的传播活动则关注甚少。

第四，“欧美中心”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所依赖的意识、理论上方法的标准是基于男性白人在传播活动中的视角与实践；研究者却不加分析、理所当然地将这些视为客位的、泛文化的、普遍的准则。

第五，“欧美中心”跨文化传播研究者的兴趣大多集中在北美内部的跨文化、跨种族、跨民族的传播与关系问题上，忽视了北美人在国际环境中，尤其是身处东亚时的跨文化问题。海外教育战略特别工作组（Strategic Task Force on Education Abroad）2003年的讨论会（2003）^[11]报道中表达了对美国这种单边的研究态度的担忧：“美国人在学习外国文明上的勉强可能会成为国家安全的隐患。”

第六，以欧美为中心的研究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在最近和当前发生的跨文化问题上，缺乏历时的或者说历史的视角和方法；而后者却正是促进系统化研究所必不可少的。

第七，“欧美中心”的跨文化研究不解决宗教问题，即使宗教在建构文化基础的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Imamichi，1981）^[12]。

第八，“欧美中心”的跨文化研究在讨论语言问题时既片面又有局限性。这一缺陷可用熟知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来说明，也可与以下事实相印证：大多数说英语的北美研究者只会使用一种语言，这使得他们在从事有关非英语文化及非英语传播活动尤其是有关东亚的研究时，在文化上也在语言上受到很大的限制。

以上对以欧美为中心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这些缺陷的综合批评，也意味着当代的研究范式非常需要用新的选择来完善和充实。而这种新选择将来源于西方以外——尤其是来自东亚——社会文化的视角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