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学者这样定义跨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是探讨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如果据此定义,那么两位来自不同国家的人进行的交谈就变成了跨文化传播,而实际上,他们的交谈只不过是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人际交流。那么,我们所研究的跨文化传播到底是什么呢?事实上,跨文化传播的核心要点是对带有不同观点、信仰和价值观的人际间相互作用的意义分析,是对这些人由于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而产生的相应差异的分析。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美国社会学家帕克(R．E．Park)和赫伯特(G．Herbert)等人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罗杰斯,1999)。帕克等人的导师,德国著名社会学家西梅尔(G．Simmel)首先提出了“陌生人”的概念,他认为不同文化群体的人彼此之间是陌生人,这一观点对芝加哥学派的跨文化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受西梅尔“陌生人”概念的启发,帕克等人提出了四个新的概念:①社会距离;②边缘人;③差异性;④世界主义。这四个概念的核心,是来自不同群体人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可以说,芝加哥学派的研究成果为“二战”后在美国兴起的跨文化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经济、科学、政治和军事上均处于世界显赫地位的美国,开始推出一系列援助发展中国家的计划,但是不少项目都以失败告终。美国人逐渐意识到,这些项目的失败,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原因,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也对项目的实施产生了很大影响。大部分外交官在国外仍然生活在讲英语的人的圈子里,并不了解当地的文化风俗、生活方式、行为准则、风土人情,因此才会在工作上遇到重重困难和种种阻力。针对这些问题,美国政府于1946年成立了外事服务学院(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对援外的技术人员和外交官进行培训,负责培训任务的教员主要是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任务是培训准备出国、将生活在不同国家的外交官和使馆工作人员(Leeds-Hurwtz,1990)。
作为人类学教员的爱德华·霍尔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外事服务讲习班开始了自己的研究。霍尔最初的工作是向学员提供一些基本的文化人类学训练以补充语言训练。不久,霍尔就认识到,一般文化理论的抽象概念对外事服务讲习班中将到国外工作的学员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学员们对能使他们与东道国的人交往沟通的特定的实用知识更感兴趣(Leeds-Hurwtz,1990)。因此,霍尔开始把注意力集中于探讨文化如何影响面对面交往上。他并不是把文化作为一般的宏观现象加以研究,而是从声调、手势、表情、接触、时间和空间等微观问题入手,传授如何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沟通,并通过对文化的研究扩大到对传播的研究。霍尔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的概念,并提出了文化是传播,传播也是文化的观点(罗杰斯,1999)。1955年,霍尔在一篇题为《举止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Manners)的论文中提出了跨文化传播的范式。1959年,他的《无声的语言》(The Silent Language)一书问世,标志着跨文化传播已经形成了一门独立的学科,因此霍尔也被认为是跨文化传播研究之父。
以西梅尔为代表的欧洲社会学家关于人际关系的理论,被美国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广泛应用于跨文化研究之中,并且在其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重要概念,主要的有:
群体与其他群体(ingroup and outgroup) 人们在社会活动中结成不同的群体,属于一个群体的成员之间视对方为自己人,成员之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信任、和平相处;但一个群体的人视其他群体的成员为外人,不同群体成员之间关系较为疏远,相互之间抱有不信任感甚至敌意。
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 视自己的文化为中心,并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衡量其他文化,认为自己的文化优于其他文化。
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 与民族中心主义恰好相反,指的是了解和评价某种文化要在其所处的社会、经济、政治、宗教、科学技术环境下进行,不能因为其他文化与自己的文化不同,就轻视其他文化。
偏见、歧视和定势(prejudice,discrimination and stereotypes) 偏见是将自己文化群体与其他文化群体加以比较,未经足够的调查即形成一种对其他群体的负面态度。当对其他文化群体的负面态度付诸行动时,就会产生歧视。可以说,歧视就是偏见的行为表现。而持偏见态度的人往往具有定势思维,过于简单化地概括事实,从而产生一种统一的认知态度,进而妨碍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深入了解和顺利沟通。
独裁性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 独裁性格通常与偏见、定势和民族中心主义密切相关。独裁者往往采用定势思维,对其他民族群体持有偏见,寻找强制手段证明本民族优于其他民族,从而证明自己是世界的强者和主宰者。
跨文化传播是一门多学科交叉而形成的新兴学科,它在借鉴和汲取其他学科有益的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形成了诸多适应于自身的研究方法。在霍尔研究的时期,跨文化传播与文化人类学密切相联,因此形成了早期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社会科学研究传统。但随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转变,传播学研究也从定性方法转入定量方法的研究。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量化方法和统计分析已经成为探究传播的主要方法。当前,社会科学假设、量化手段和检测假设构成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主流方法,但对于特定的课题,还有一些学者采取定性分析的方法研究文化和传播。定性研究方法通常不追求文化现象和人类行为的因果关系,只是描述而不是预见。经常使用的定性分析法有访谈、个案研究以及民族志法。最近,后现代理论家对科学实践和假设的批评也产生了一些关于文化和传播的研究(Steven Best&Douglas Kellner,1991)。虽然后现代主义仍处于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边缘,但是,它在修辞学研究、艺术和文学方面的影响却很大。
跨文化传播其实代表的是一种过程:文化形式穿越时间与空间而移动,在某个特定的时空中,这些文化和其他文化形式与环境产生互动、彼此影响,创造出新的文化形式,并改变了文化环境。当前,最具影响力且得到广泛认同的少数效果之一,便是大众传播国际化的趋势,其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文化的全球化。传播国际化的倾向所造成的潜在的文化效果问题,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讨论,得出了造成全球性媒介文化倾向的几个原因,而其中最重要的是“打破时空限制,以低成本穿越国界、传送声音及(动态)影响到全世界各地”的能力大幅增加,另一个同等重要的原因则是全球性媒介产业(以及媒介产业的全球性市场)的兴起,提供了全球化的组织架构和驱动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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