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导向战略与粗放增长模式的持续

出口导向战略与粗放增长模式的持续^[1]

(2008年9月)

中国经济长期采取主要依靠资源投入，特别是资本投入(投资)驱动的粗放增长模式。这种增长模式在改革开放以后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投资率已经达到35%以上。到21世纪前几年，更提高到50%左右，创造出世界经济发展史和中国经济发展史上最高的投资率纪录，导致了种种经济和社会问题。

问题在于，在投资率持续偏高、产出能力不断扩张、消费的比重不断降低的条件下为什么没有出现因需求不足导致的增长率下降，相反能够继续持续十几年的高速经济增长?这里的秘密在于，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后采用了“四小龙”(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韩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首先采用的、以适度保护和本币汇率低估为主要政策工具的出口导向政策，用旺盛的出口需求来补充内需，缓解了资源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带来的内需不足，从而将过度投资形成的过剩产能以大量出口廉价制造品的形式加以吸收，使高经济增长得以维持。

但是，出口导向型战略长期实施也会有它的消极后果:一方面，它有可能诱致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专业化”而使技术和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为维持本币汇率低估而大量收购外汇，还会导致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等问题，造成通货膨胀以及资产泡沫形成和最终破灭等恶果。亚洲采用出口导向战略的经济体几乎无一例外地在成功实施出口导向政策支持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爆发金融危机。应对不当，还会陷入长期萧条。中国能否独善其身，正是我们转变增长模式所要解决的另一个重大问题。

一、出口导向战略及其实施效果

按照粗放增长模式实现经济发展，需要不断提高投资率来维持较高的增长速度;而投资率的不断上升同时也意味着消费率的不断下降。对于这种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失衡，马克思曾经详细地分析过: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社会消费基金的相对萎缩，使失业人口增加，广大劳动人民陷于贫困状态中。与社会生产扩大的趋势相比，劳动阶级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萎缩，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严重对立。当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阶级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时，市场上的大量商品就找不到销路，出现生产的相对过剩的局面，进而形成经济危机。^[2]

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在投资驱动的高速增长过程中也都遇到了这种市场需求扩张赶不上生产扩张的矛盾。日本首先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确立了“贸易立国”的方针，采用适度的关税和非关税保护、本国货币汇率低估等一系列政策来抑制进口和鼓励出口，尽量为国家“创汇”，创立了后来为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效仿的出口导向战略。由于政府在实施出口导向政策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这一政策又被称为“新重商主义”^[3]。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以及中国香港等东亚“四小虎”(内地多用“四小龙”)等也效仿日本的做法，并因此取得了不凡的经济表现而被国际社会称为“亚洲奇迹”。再后来，印度尼西亚、越南、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也走上了这条道路。

(一)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战略

中国在1972年中美邦交正常化以后，实际上就已放弃闭关自守的政策，开始扩大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不过，当时中国采取的并不是东亚国家和地区实行的出口导向政策，而是东亚以外的发展中国家通常采用的进口替代政策，它以高度关税和非关税保护、本币高估为主要政策手段，目标在于以本国制造(或装配)的产品取代进口品。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国效法“四小龙”，明确宣布采取对外开放的方针，以便发挥我国拥有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4]，通过“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件装备、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实现出口创汇。与之相适应，人民币开始从1美元换1. 7元人民币的高汇率逐步贬值。1981年，对贸易外汇实行2.8元兑1美元，1986年是3.72元兑1美元，以后逐步下降到1990年的5.22元兑1美元。即使这样，人民币汇率总体上还是高估的。

在人民币汇率有所贬值的条件下，中国出口缓步增长(见图1)。中国的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虽然从1978年的4.2%上升到1986年的10.4%，

　图1　1979—1993年的中国进出口贸易(百万美元)

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1994)。

在1986年下半年设立外汇调剂中心以后，中国实行官方牌价与外汇调剂市场价格并存的双重汇率制度。这就是说，存在一个本币高估的官定汇率和一个本币低估的调剂市场汇率。在1993年汇改前夕，前一汇率为1美元兑5.76元人民币，后一汇率为1美元兑8.6元人民币。这意味着实行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的双重政策。由于那些能够拿到进口配额和配套外汇的企业能够从汇差寻租(rent－seeking)得益，直到1994年1月1日实行汇率并轨，中国在汇率制度上采用的还是向进口替代倾斜的政策。

不过无论如何，双重汇率加上其他奖励出口的措施(如地方外汇分成制)，使出口有了较快的增长(见图2)。到1993年，中国出口贸易总额已经上升到GDP的16.1%。

　图2　1986—1993年的中国进出口贸易(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4)。

在人民币整体高估的汇率制度下，中国在1979—1993年的15年里，贸易逆差的年份占了10年，而保持贸易顺差的年份，最高的差额也只是1990年不到87.5亿元。而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出口旺盛，而主要是因为国内经济周期的影响，国内对进口产品需求萎缩时，贸易逆差才出现下降或消除(见图3)。

　图3　1979—1993年的中国进出口贸易差额(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0，1994)。

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的关键转折点发生在1994年1月1日。1993年11月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分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两个步骤取消双重汇率制，实现汇率并轨和经常项目下人民币有管理的可兑换。随后，1994年1月1日起，两种汇率实行并轨，取消官定汇率，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企业和个人按规定向银行买卖外汇，银行进入银行间外汇市场进行交易，形成市场汇率。中央银行设定一定的汇率浮动范围，通过介入市场、买卖外汇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1994年1月1日的汇率为8.72元人民币合1美元，低于汇改前调剂市场的低端汇率，比高端的官定汇率5.76元贬值51%。在那时起直到1997年10月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有所升值，达到1: 8.28的水平。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其他国家要求人民币汇率固定以稳定亚洲经济，中国采用了这一政策，并在平息东亚金融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自此之后，人民币汇率机制实际上变成了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到2005年7月21日进行“汇率改革”、人民币汇率开始浮动以前，一直维持在1∶8.27，上下虽略有浮动，但浮动的范围极为狭小。

(二)出口导向政策支持了高速增长

1994年人民币深度贬值，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意味着中国全面实行出口导向政策。此后中国出口持续快速扩张(见图4)，而且除1997年受到东亚金融危机和人民币坚持不贬值的影响国际收入盈余有所下降外，国际收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都出现双顺差的局面。特别是2001年11月中国正式获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 TO)，在历时15年的谈判过程中，大幅度降低了关税壁垒，废止了进口配额，中国的贸易保护程度大为降低;而且，按照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从2002年1月1日起，中国降低了5300多个税号商品的进口关税，平均关税由15.3%降低至11.3%，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国际市场。在维持低汇率的政策下，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特征更为典型和突出。2002年以后，中国的对外贸易顺差超常规快速扩张，“十五”时期成为中国历史上贸易增长最快的时期。2004年以后，中国贸易顺差更是急剧扩大，从319.8亿美元快速增长到2007年的2622亿美元(见图5)。

　图4　1994年以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图5　1994年以来的中国贸易顺差(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

出口贸易的高速增长使中国能够充分发挥拥有数量大、素质好、低成本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对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非农产业的转移、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实现国民经济的整体繁荣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出口的快速扩张使中国经济在投资率超过40%甚至接近于50%的情况下，没有因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而出现经济萧条，既有的增长方式得以延续10多年的时间。

二、出口导向政策导致的问题

但是，正如东亚实行这种所谓“新重商主义”政策的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所遭遇的那样，中国在实施出口导向政策10多年以后，也渐渐显现出问题。从微观经济上说，出口导向政策鼓励了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巩固了粗放经济增长模式(所谓“打工打成了专业户”);从宏观经济上说，出口导向政策低估本币币值，为了压制汇率升值，不得不由央行买进外汇，释放出大量高能货币，形成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加速。

(一)出口导向政策的长期持续支持了粗放增长模式

从微观经济方面说，正如斯蒂格利茨指出的，出口导向型战略固然使需求不再受本国收入的限制，但却可能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专业化”，削弱长期增长的潜力;而出口以外的部门则可能维持在欠发达的层次上。

中国面临的处境正是如此。随着出口导向战略的实施，加工贸易取代一般贸易，成为最主要的贸易形式。其典型模式是深入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并在产业价值链中占据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出口企业依靠国外进口的设备和本地廉价的劳动力，从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等地进口中间投入品后，在本地组装后再出口到美国、日本和欧洲市场。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力发展“三来一补”以后，加工贸易增长速度一直远高于其他贸易，自加工贸易1996年首次超过一般贸易额以来，一直是我国第一大对外贸易方式。不仅如此，加工贸易还构成了贸易顺差的主体;加工贸易顺差持续高于当年贸易顺差总额。2005年及2006年，加工贸易顺差额占贸易顺差总额的比重分别为139. 82%和106. 43%，2007年比重有所下降，但依然高达95. 06%。^[5]

在出口导向政策的保护下，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的长期保持，使中国虽然从出口额看似乎成了世界工厂，其中大部分却处在价值链的低端，只是在中国组装，缺乏资金的自主创新和专有技术，是Made in China而非Made by China。我国企业为国外企业做“代工”(OEM)的产品卖价很低，通常只有销售商卖价的1/4甚至1/10，代工企业得到的只是微薄的加工费。

而且，由于出口产品附加价值和赢利率过低，我国许多出口企业只能“以量取胜”，靠增加出口数量来维持。而这种出口战略不可避免地导致贸易摩擦、倾销诉讼的增多和增加出口的困难。

《华尔街日报》2004年1月的一篇评论文章举出一家瑞士、美国合资的罗技国际集团公司(Logitech International)的例子，来说明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扮演的角色。这家总部位于美国加州的公司在苏州的工厂每年向美国出口2000万只旺达(Wanda)牌无线鼠标，该鼠标在美国的销售价格约为40美元。其中，罗技拿走8美元(占20%)，批发商和零售商拿走15美元(占37.5%)，罗技的零配件供应商，如美国的摩托罗拉(Motorola)和安捷伦(Agilent Technologies)拿走14美元(占35%)，剩下的3美元(占7.5%)归中国，而这3美元还要用来支付苏州4000名职工的工资以及能源、运输和其他管理费用。罗技在加州的450个销售人员的收入总额，远远超过苏州工厂内4000名中国员工的收入总额。《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评论道:罗技公司的苏州货仓，可以说是“当前全球经济的一个缩影”!^[6]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承受着环境的污染，背负着‘倾销’的恶名，可是利润的大头却不在自己手里”^[7]。

显然，在我国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需要就业、资源瓶颈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收紧的情况，充分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还是利大于弊的。而当条件发生了变化，所谓“刘易斯拐点”^[8]已经或者将要出现，本国技术力量已经成长起来的时候，这种状况就无论如何也不应当继续下去了。

(二)出口导向战略威胁宏观经济稳定

从宏观经济方面说，与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相配合的出口导向政策虽然在20世纪后期对支持经济高速增长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到了21世纪初期，它的消极影响也日益明显地显露出来，出现外部经济失衡的局面。它的主要表现，是这一政策的成功实施造成了巨额贸易盈余，使中国与贸易对象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加剧，并形成本币升值的巨大压力。

如果这时候进行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或称自由化)，盈余国家的本币会自然升值，从而恢复国际收支平衡。但是，采取这种办法必然对出口企业形成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的巨大压力;而原有利益格局的惰性，往往使汇率改革政策不能及时推出。为了保持本币的低汇率，中央银行不得不通过入市干预，大量购买外币。这样做的后果是造成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形成三种可能的局面:一是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价格膨胀(assets inflation)，形成“资产泡沫”;二是一般商品价格的上涨即通货膨胀(inflation);还有一种可能是二者兼而有之。不管出现了哪种情况，一旦遇到某种冲击，例如国际市场的波动，整个经济体系或金融体系就会发生系统性风险，处置失当，甚至会陷入长期衰退。

东亚采用出口导向型政策的国家和地区普遍由于没有及时进行汇率改革和改造政府主导的金融体系，导致货币超发，进而形成巨大的资产泡沫，在外部冲击下泡沫破灭而陷入长期经济衰退。

以日本为例，它在1949年执行“道奇计划”时提出“贸易立国”的口号，实现日元贬值，配合其他抑制进口、奖励出口的政策，出口导向战略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出口导向战略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国际收支盈余的大量增加和外汇储备的大量累积。这又势必会带来本币升值压力的提高。面对这种压力，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种是实行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自由化)，以释放压力，取得平衡;另一种是中央银行强行介入，收购外汇以保持汇率稳定。选择前一种方法可能引起的问题是本币升值有可能导致出口的困难增加，因此阻力很大;采取后一种办法则不能避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运作空间缩小，货币的过量供应和泡沫经济的形成。日本20世纪70和80年代曾长期拒绝进行汇率形成机制的自由化。虽然1985年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达成“广场协议”后日元被迫升值，日本政府在深入分析日本经济存在的问题以后，也于1986年决定采用放松行政管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民间活力的作用的办法“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克服由长期实行出口导向政策造成的“内外两方面的不平衡”，但是这种调整并不顺利。为了抑制日元升值的速度，日本银行(日本的中央银行)频繁入市干预，收购美元，结果由于货币超发促成了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猛升，形成了巨大的经济泡沫，终致酿成1990年的泡沫经济破灭和此后十几年的衰退。

2003年秋季，围绕外汇制度改革和人民币升值问题，中国经济界和经济学界出现了广泛的内部争论。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余永定教授明确地指出了长期保持固定汇率和国家外汇储备过快增加可能引致的危险，主张“尽快恢复汇率浮动、不要害怕人民币升值”^[9]。由于对长期采取出口导向政策使出口企业躺在低要素价格和低汇价上面，缺乏从事技术升级和产品更新的压力和动力的担心，我也认为余永定教授的意见是正确的，应当得到政府政策的支持。

遗憾的是，与当年台湾的情况相似，由于担心升值影响出口进而拖累经济增长，内地迟迟未能恢复人民币的浮动。正像蒙代尔(Robert A.Mundell)－克鲁格曼的“不可能三角”理论^[10]所指出的那样，在一个国家选择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的同时，其货币政策不可能具有独立性。这样，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中央银行只能被动地大量发钞以收购外汇。2003年中央银行平均每天收购2亿—3亿美元，2004年猛增到5亿—6亿美元。为制止人民币升值而大量收购外汇，中央银行释出了巨额高能货币，这使国家货币政策的运作处于极为被动的状态，不可避免地造成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如图6所示)。

　图6　1994年以来的中国外汇储备余额(10亿美元)

在人民币升值压力继续加大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在2005年3月宣布制定汇率改革方案，到7月21日宣布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恢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一次升值2%，此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小步上扬。2007年升值速度有所加快，到2008年7月21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1美元兑6.8271元人民币。

人民币缓慢的升值可以防止对经济特别是出口企业产生过大冲击，但是，也导致大量“热钱”进入中国，“赌人民币升值”，加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为了抑制人民币升值速度，中央银行不得不频繁入市，加快用人民币收购美元等外汇资产的速度。央行收购外汇资产的数量，2006年达到每天6亿—7亿美元。以后中央银行外汇收购进一步加速。2006年2月，国家外汇储备达到8750亿美元，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一位。到2008年上半年，国家外汇储备达到18088亿美元，已经超过了西方7个发达工业化国家外汇储备的总和。这些国家外汇储备，是用大量中央银行的高能货币(在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表现为“外汇占款”)购买来的;再通过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过程，就转化为巨额的现实购买力。例如，为了收购1. 8万亿的外汇储备，中国人民银行大约要释放15. 6万亿高能货币，再乘以大约5倍的货币乘数，转化为60万亿以上的货币购买力。虽然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发行中央银行票据(俗称“央票”)、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等对冲措施，但仍然形成巨额货币供应和流动性泛滥。这些超量供应的货币流到资产市场，即造成股票、房地产、收藏品等资产价格飙升，形成资产泡沫;流到商品市场，则表现为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形成通货膨胀。

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的结果，首先在房地产、股票、收藏品等资产市场上反映出来。从21世纪初起，中国许多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上涨，而房租却不升反降。这表明房地产市场泡沫开始形成。2004年房地产价格快速上涨，保持两年高位后，2007年继续大幅上扬(如图7)。一般来说，职工年收入房价比超过6，也就是说，人们用6年多的全部收入才能买到一套住房。在中国的条件下，这可以看作进入房地产泡沫区间。沿海城市年收入房价比在2007年更达到10上下，广州、北京、深圳的年收入房价比都达到13以上，超过了台湾1990年地产泡沫顶峰时台北的收入房价比12。^[11]

　图7　1997—2006年房价和房价收入比的变动趋势图

资料来源:冯燮刚:《中国安居之路:走出房地产迷局》，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版，第26页。

2006年春季，股票市场也开始上扬，年底上证综合指数收盘2675点，而2005年底该指数仅为1161点; 2007年股市继续狂升，到当年10月16日竟达到6124点这一历史最高位，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股票价格水平提高了将近6倍，静态市盈率(P/E)高达72倍，如果考虑到当期赢利包括股票投资收益等不可重复的赢利，动态市盈率还要高出许多(见图8)。这表明中国证券市场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泡沫。在泡沫形成期间，投资者由于账面财富的增加而获得某种似是而非的满足。然而，“天下没有不破的泡沫”。股价愈是虚高，市场就愈是处在一种岌岌可危的状态。

　图8　上证指数日线(2005年6月1日至2007年11月2日)

资料来源: W ind资讯。

由于通货膨胀的滞后效应，消费物价指数(CPI)的上升要比房地产和股票价格慢上一步。但到2007年，通货膨胀也显现出来。该年3月，CPI指数上涨超过3%，7月已经超越“温和通货膨胀”的上限，达到5.6%，以后一路上升，2008年上半年CPI同比上涨7.9%，实际利率早已经是负数。

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并存使宏观经济稳定政策进退两难。一方面要对付通货膨胀、稳定物价水平，另一方面又要小心翼翼地避免房地产和证券资产泡沫一下子破灭造成系统性风险，而宏观经济当局可以使用的政策工具却十分有限。例如，提高利率会使已经饱受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提高之苦的中小企业雪上加霜，其效果却因为会引发更多逐利“热钱”的流入而大打折扣。信贷紧缩更容易使中小企业发生资金周转困难和生产停顿的问题。2007年春季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其冲击波逐步在国际金融市场蔓延，并影响实质性的生产部门。到2007年底，我国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一些中小企业经营困难，甚至歇业倒闭的情况。随着消费物价指数(CPI)和生产物价指数(PPI)的上扬，中央政府陆续出台控制粮食、成品油和电力价格的行政管制措施，使市场机制的自我平衡作用也难以发挥，经济沿着与政府期望的结构优化、节约能源、环境友好、创新驱动相反的方向发展。

总之，由于以汇率低估为基本特征的出口导向政策的延续，使中国的外部失衡加剧。因此，必须随着经济发展向着更加市场化的方向转变，特别是要适时放开汇率这一开放经济条件下最重要的价格参数。遗憾的是，中国与其他采用出口导向战略的亚洲经济体一样，由于担心本币升值拖累出口和经济增长，容易对调整出口导向政策和进行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犹豫不决，结果外汇资产快速膨胀，并转化为货币的过量供应，出现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并存的复杂局面。汲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教训，为了避免金融的系统性风险，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调整出口导向政策，便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注释】

[1]本文选自吴敬琏(2008):《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版，第129—148页。

[2]马克思(1867):《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689—692页。

[3]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是一种流行于16—18世纪西欧的社会思潮。它的主要主张是:国家应当积极干预经济，采取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政策，努力增加国家的外贸收支盈余，积累货币财富。基于这种思潮的经济政策被称为“重商主义体制”(mercantile system)。“二战”后某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建立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以及它们所实行的出口导向政策也带有某些重商主义的色彩，因此，又被称为“新重商主义体制”。

[4]当然，这只是一种低层次的静态比较优势，中国的腾飞不能仅仅靠发挥这样的比较优势。详见后面的论述。

[5]张莉(2008):《我国贸易顺差的结构分析及影响评估》，见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网站。

[6]Andrew Higgins(2004):“As China Surges，It Also Proves A Buttress To American Strength”(《中国的崛起加强了美国的霸权》)，Wall Street Journal，2004年1月30日(A1版)。

[7]转引自吴敬琏(2005):《破解增长模式新课题》，载《文汇报》，2005年3月9日第8版。

[8]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的剩余劳动力模型，在工业化实现以前的二元经济中，由于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劳动力是无限供应的，因而即使在城市非农产业中获得就业机会的劳动者，工资也很难得到提高。然而随着非农产业的不断增长和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最终会使剩余劳动力枯竭，非农产业所需劳动力供给出现短缺，工资也开始上升。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出现短缺的转折点，被经济学家称为“刘易斯拐点”。

[9]余永定(2003):《消除人民币升值恐惧症，实现向经济平衡发展的过渡》，载《国际经济评论》，2003年9—10月号。

[10]所谓蒙代尔—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理论，是指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等三个目标最多只能实现两个，而不可能同时实现。

[11]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2008):《我国房地产泡沫研究及应对措施》，http://house.china.com.cn/goufang/%E6%B3%A1%E6%B2%AB.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