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与质量

四、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与质量

（一）经济增长模式与增长质量的测度评价指标体系

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社会扩大再生产的方式。要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缓解对资源的压力，必须走内涵式扩大再生产的道路。国内理论界一般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指标越高越好，当前的目标是争取达到50%以上。全要素生产还反映了科技进步和人员素质提高的效果。当然，也包括了经济结构调整、生产规模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1．经济增长的效益指标。经济增长的效益指标反映当前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经济效益水平。计算公式：

全资金利税率＝利税总额÷资金总额

这里的全资金利税率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计算的，与通常意义的企业资金利税率不同。这里的分子是利税总额，利润和税金对于整个社会来说都是有用的产出，但对于企业来说只有税后净利润才是有用的。另外，这里的分母是资金总额，既包括了资金的耗费，又包括了资金的占用，是整个社会所投入的全部资金，而企业在计算时通常只计算投入的资本金。这个指标越高越好。

2．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标。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标反映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状况。一般来讲，经济结构不合理，就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制约作用，形成“瓶颈”现象。因此，通常要使经济发展过程中各产业的发展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做到协调发展。这里的产业结构平衡主要是指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工业和农业；重工业中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和加工工业；工业和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工业和建筑业；工业和商业；工业和科学教育等产业相互之间的平衡问题。在实际计算中，可以按各种比例关系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大小来确定权数，进行加总。也可以按照国民经济实际运行中各产业的供给需求状况来确定。理想的情况应当是各产业基本上供需平衡，不存在“瓶颈”制约的现象。

3．可持续发展指标。从宏观经济运行质量与稳定性、经济发展后劲、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反映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能力。主要包括：

（1）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指标。这个指标反映了国民经济在增长过程中与社会发展相互协调的程度。在实际计算中以通货膨胀率来表示。通货膨胀率反映了经济增长对社会的综合影响。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通货膨胀率越高，说明经济的增长越不健康，对社会的破坏作用也越大，社会的稳定性越差，同时社会对经济的反作用也越大，经济的持续发展也就越不可能实现。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要求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具有较低的通货膨胀水平，这样经济和社会可以相互提供理想的外部环境，促进协调发展，为实现理想的经济增长打下基础。

（2）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的协调指标。这个指标反映了国民经济在增长过程中与各种自然资源的相互协调的程度。国民经济在增长过程中，随时受到各种资源的限制和约束，这就是经济学中讲的资源的稀缺性约束。在各种资源的约束中，应主要考虑各种自然资源的约束。因为非自然的各种资源，大都可以通过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来解决。例如，资金的约束可以通过改革开放引进外资来解决。当然，这种解决也是受各种条件限制的。而自然资源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很难再产生。如煤炭、石油需要一定的地质条件和漫长的年代才能形成。在各种自然资源中，尤其要考虑能源和原材料的制约因素。在实际计算中，可以考虑以资源的综合利用率来反映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的协调程度。资源的综合利用率越高，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的协调程度越好，同样数量的资源可以维持更长久的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的质量也得到提高。

（3）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的协调指标。这个指标反映了国民经济在增长过程中与外部自然环境相互协调的程度。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除了产生各种有用输出外，也有各种废物的产生。如果经济增长到一定程度后，各种废物将环境严重污染，以致连人类本身的生存也成了问题，那么这样的增长还有什么意义！因此，经济增长不能建立在对外部环境的破坏上。那种靠牺牲环境来发展经济的做法无疑是饮鸩止渴，必须坚决予以制止。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自然环境受到污染后，反过来也影响经济系统本身的增长。例如，前段时期由于小造纸厂大量排放污水，淮河流域的水质污染严重，结果造成下游水产养殖业的巨大损失，还影响了下游居民的生活、生产用水。从整体上考虑，不仅经济没有发展，反而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因此，要实现集约型的经济增长，必须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强调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在实际计算中，以污染物的不合格排放量作为衡量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的协调指标。这个指标越高，说明经济在增长过程中对环境的污染越严重，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的协调程度越差。应用指标体系时应注意的问题是，在上述指标体系中，如何避免人为的主观因素的干扰，通过各具体指标来体现综合指标，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将各具体指标按照一定的层次结构归总为综合指标。二是运用判断矩阵法，结合专家打分，确定各方面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进行加权平均。对经济增长方式进行正确的评价，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环节。没有一个科学的标准，就无法正确评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作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程度的综合指标的集约度，应当有一个临界值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方式是否完成的数量标志。由于上述指标体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同构成了评价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准。只有同时满足上述各方面的标准，才能认为已经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因此，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应当是在每一个方面都满足一定的基本条件。这个基本条件，就是各具体指标的基本值。通过对各具体指标的基本值计算出相应的集约度，就得到了临界值，作为判断经济增长方式是粗放型还是集约型的标志（刘现军、罗荣桂、王志凌，2003年）。

（二）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以1995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

1．1978～1995年，为全要素生产率（TFP）大幅度提高阶段。改革时期中国出现经济高增长，并不是由于资本增长明显上升（这个阶段资本增长反而有所下降，减少了2．2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由负变正作出重要贡献，相对改革前提高了5．2～6．5个百分点。根据分析，1978～1995年期间，中国经济增长来源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劳动力保持较高增长（为2．6%）；二是资本存量出现了较高增长（为9．3%），但低于1952～1978年期间的增长率（11．5%）；三是人力资本（按15岁以上就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计算）增长率为2．2%；四是全要素生产率由改革前（1952～1978年）的－1．9%提高到3．3%～4．6%（按不同的资本或劳动权重计算），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在33%～47%之间^[1]。上述计算结果与国际上的主要研究结论比较接近。

2．1995～2003年，为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下降阶段。1995年以前的经济高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高增长并没有能够持续下去，在1995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来源发生重大变化。首先是在1995～2001年期间经济增长率（8．2%）低于长期潜在增长率（9．3%～9．5%）。其次是增长来源发生重要变化：一是就业增长率明显下降，仅为1．2%，出现经济高增长、就业低增长的情形，中国经济吸纳就业能力下降。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2001年底，城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515万人，非国有企业下岗职工200多万人，登记失业人员680多万人，共计1400万人待就业。同时，农村尚有1．5亿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每年全国还新增加劳动力1200万～1300万人。而每年新增就业岗位只有约800万个左右。二是资本存量高增长（为11．8%）。该指标比1978～1995年高2．5个百分点，也略高于1952～1978年期间的增长率（为11．5%）。结果资本生产率（等于经济增长率减去资本存量增长率）由正（为0．5%）变负（为～3．6%），下降了4．1个百分点，表现为资本深化过程，劳动人均资本增长率高达10．6%，是全世界各国最快的资本深化过程，几乎比1978～1995年期间高出4个百分点，出现资本替代劳动、资本排斥劳动的情形。三是人力资本高增长为2．8%。由于这一时期扩大了高中和高等学校招生数，2003年，中国高等学校在校生已经居世界首位。四是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下降，为0．3%～2．3%之间（按资本与劳动不同的权重计算），大幅度下降了2～3个百分点。这表明，1995～2001年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低下，无论是资本生产率还是全要素生产率都明显下降。值得关注的是2003年，中国经济形势，GDP增长为9．1%，已经接近长期增长潜力（为9．3%～9．5%之间）；全国投资增长率为26．7%，大大高于1979～2001年期间的平均增长率（为10．9%），这表明，已经出现明显的投资过热；估计当年资本存量增长率为15．8%（考虑了折旧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在6．3%～9．5%（取决于资本和劳动的权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降为1．1%～－1．1%之间，估计这一年全要素生产率贡献可能是负值，并与计划经济情形相似。这表明，2003年尽管经济增长率达到长期潜在增长率，还没有出现全局性的“经济过热”，但是已经出现了局部投资过热，投资增长率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不仅不能产生良好的投资效应，而且还大幅度降低了资本生产率增长率，估计为－6．7%。经济增长率大大低于资本存量增长率，大幅度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显然这是典型的“低质量、低效率的高增长、高投资”，是不可持续的增长模式。

（三）我国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的问题

我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1950～1979年为9．4%，1980～1990年为10．2%，1990～1998年为11．1%，1999～2001年为7．5%。同期，世界平均年均增长速度只有3%左右。中国年均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但经济增长质量却在许多指标上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根据世界银行《增长的质量》（2001年）提出的资产积累、经济增长和福利的分析框架，促进发展有三种资本：有形资本、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有形资本通过经济增长为福利作出贡献；人力资本通过提高其收益为增长和福利作出贡献，因为人力资本投资诸如对教育、健康、饮用水等投资本身就会增加人民福利；同样，对自然资本投资，改善生态环境，对人民健康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也是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但是过分地依赖有形资本，或者长期执行扭曲政策，或者对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投入不足，都会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存在的问题主要是：

首先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有形资本高投入为支撑的。从资金投入看，我国投资率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并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按照与国际可比的支出法核算，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1980年为34．9%，1995年为40．8%，2003年高达42．7%。大大高于美国、德国、法国、印度等一般20%左右的水平。“六五”、“七五”、“八五”、“九五”和“十五”前三年，每增加一亿元GDP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别是1．8亿元、2．15亿元、1．6亿元、4．49亿元和4．99亿元。有形资本过度深化，投资边际报酬递减，投资的盈利程度必然下降。此外，对外国投资企业实行大量的减免税收，以低价土地、基础设施、能源提供变相补贴，扭曲了有形资本的资源配置。

第二，资本价格（指实际贷款利率）大大低于劳动价格（指实际工资增长率和其他福利），鼓励厂商多用资本、少用劳动，多投有形资本、少投人力资本。从1995年以来，出现了国有企业资本存量大幅度增长，但是不仅不创造新增就业，而且大规模裁减在岗职工，到2002年底，中国的国有和城镇集体单位在岗人员已经累计减少了6000万人，超过一个法国的总人口数，也相当于1995～2002年全球20个主要国家制造业就业人员减少数（为2200万人）。

第三，劳动生产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经济效益还不够理想。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最突出的问题是科技落后，劳动力素质不高，从而劳动生产率低。我国劳动生产率水平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2．88%，还不及发达国家的1／20。中国从业人员占世界的25%，按美元计算，创造的财富却只相当于世界的3．22%。主要原因是中国科学技术水平总的来看还比较落后，经济增长中科技含量不高，劳动力素质还比较低，就业人口的满负荷工作日比较少。

中国资源产出效率大大低于国际先进水平。按现行汇率计算，我国单位资源的产出水平相当于美国的1／10，日本的1／20，德国的1／6。每吨标准的产出效率，我国只有785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8．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中国资源利用效率也很低。我国现在农业用水有效率只有1／3，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44．44%，而单位产值的能耗却是日本的6倍，韩国的4．5倍，美国的3倍。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10～30倍。由于资源产出效率和利用率低，加速了资源的过度消耗，加大了环境污染，破坏了生态平衡，过高的治理成本抵消了三大资本的利用效率和效益，阻碍了经济可持续发展。

第四，经济增长与分配相对失衡。突出表现在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降低了经济增长对人民福利的作用。据统计，1978年城乡收入差距比为2．47∶1，1994年扩大到2．61∶1，1997年为2．47∶1，2003年进一步扩大为3．24∶1。如果考虑到福利、生产成本支出、实物估价等因素，实际差距可能为5～6倍。与收入差距拉大相关联的是贫富差距开始出现。世界银行报告认为，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正在迅速上升，从低于印度的水平（基尼系数为0．20）上升到了接近美国的水平（1998年基尼系数为0．40，考虑到非正常收入，有的估计基尼系数为0．51）。根据国家统计局测算，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1985年基尼系数为0．23，不平等状况还较低，经济增长很有效地减少了贫困；1988年基尼系数为0．341，1990年为0．343，1995年为0．389，1999年为0．397，2000年为0．417，超过了国际警戒线^[3]。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的效果也明显降低。如果用欧希玛指数测量，我国最贫穷的1／5家庭收入仅占全部收入的4．27%，次贫穷的1／5占9．12%，中间的1／5占14．35%，次富有的1／5占21．13%，最富有的1／5占50．13%。根据美国1990年的数据，美国最贫穷的1／5家庭收入仅占全部收入的4．6%，而最富有的1／5占44．3%。中国居民总收入增加一个百分点带来的贫困减少率却下降了。改革的初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推动了这一进程，成为中国经济迅速增长和两极分化迅速扩大的主要开端。根据世界银行的另一项研究，提出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pro－poor growth）的测量方法，不是以一个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来衡量，而是以该国穷人的收入增长率来衡量，他们发现90年代（指1990～1999年）中国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与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率差异甚大。全国家庭居民年平均收入增长率为7%，但是最穷的家庭收入增长率仅为3%，最富的家庭收入增长率为11%；尽管在90年代中国经济增长率和居民收入增长率在全世界是最高的，但是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率只有4%左右。

第五，社会交易成本不是创造新增财富，而是转移财富，也会减少经济增长。例如，在金融市场的租金达到9%，增加了企业和私人贷款的实际费用（谢平、路磊：中国金融腐败研究：从定性到定量）。据估计，在90年代后半期，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等四种主要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占GDP的比重在13．3%～16．9%之间。1998～2002年期间，全国法院共审结和执行各类案件4188万件，平均每万人口326件，比前5年增长36%。其中全国各级法院审结一审民商案件2362万件，比前5年增长20%，诉讼标的金额31971亿元，增长2．4倍，作者估计这一数额相当于同期GDP总量比例的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