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提升整体竞争力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全面提升整体竞争力是浙江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1]

(2004年7月)

作为率先从计划经济的旧体制下脱颖而出的地区，浙江经过20年的高速发展，人均GDP已经超过2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水平，进入了工业化的后期阶段。但在新的条件下，凭借体制优势和低档次、低价格劳动密集型产品迅速发展起来的浙江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

20世纪末期，沿海的江苏、广东、福建等省民营经济的发展加速，它们的工商业和对外经济关系良好，基础设施、投资环境不断优化;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多种所有制经济逐渐形成;这些都使浙江的经济体制优势不再那么突出。其他地区的这种发展，使一些浙江人士发出了“速度比不过广东，质量比不过上海，外向型比不上江苏，潜能比不过后发省”的警号。此外，随着国内市场逐步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以及能源、土地和淡水等基本资源的短缺和生态环境的恶化，都对浙江企业的当前生产和未来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浙江经济要再上一个台阶，必须全面提升经济的整体竞争力。这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一是产业升级和经济的“高度化”，二是从早期初级市场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提升，三是转变政府职能，建设适合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政府。

一、浙江产业升级的主要方向

浙江经济是通过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发展起来的。这种产业的产品档次低、附加价值小、利润微薄、竞争力差，难以在日益加剧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正因为如此，浙江先行地区温州曾经繁荣一时的灯具、服装、纽扣等专业市场逐渐走向没落。目前政、学、企各界已经形成共识，认为浙江如果不能尽快实现产业升级，它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问题在于，浙江应当沿着什么道路，朝着什么方向进行产业升级?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证明，这对于发展中国家能否顺利实现发展目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先行的工业化国家从农业国到发达工业国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可以区分为“起飞以前”、“初级发展”和“现代发展”三个历史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大体上采取了三种不同的增长模式^[2]:在“起飞前”的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投入，它的主导产业是农业。在“早期发展”阶段，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和物质投入增加，它的主导产业是大量耗费资源的重化工业。^[3]由于在这种增长方式下经济发展受到资源有限性的极大制约，而且物质资本(不变资本)的大量投入必然带来利润率的下降、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等经济社会问题，先行国家在“现代发展”阶段，即工业化的中后期转向了以人力资本(知识和技能)积累、技术的改进和效率的提高为主要驱动力的发展。在这个发展阶段中推动经济发展的产业，在20世纪早期是服务业，在20世纪后期，则是信息产业。不少经济学家指出，20世纪后期东亚经济发展之所以出现曲折，就是因为没有能够从粗放增长的早期增长方式成功地转向集约增长的现代增长方式。

看来，浙江目前所面对的，正是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和增长方式问题。据我们在考察中的了解，目前浙江占主导地位的意见是沿着先行国家的早期发展道路前行，而不是走现代发展道路以便迎头赶上。不少人认为，浙江原有的制造业“欠厚度”，应当超高速地发展基础原材料、电力、石化、冶炼、重型机械、汽车、造船等重化工业，实现“从轻型制造业为主向重型制造业为主的高级化”。^[4]尽管浙江在发展服务业方面有深厚的历史积淀，部分企业前些年在发展信息产业方面也有良好的表现，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很多企业还是向着“重型化”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这种粗放方式的高投入、高消耗、低就业率等弊病也就很快显示出来。

这首先表现为投资的大幅度增长。在2000年到2003年的4年中，浙江省GDP增长了57%，而固定资产投资却增加了150%。这表明，经济增长是靠大量资源投入支撑的。

这样，在浙江经济增长提速后不久，就出现了土地、能源、运力、淡水以及生态环境的全面紧张。以电力为例，西方发达国家在类似的发展阶段，电力消耗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大致为1，而浙江省2003年则高达1.70以上，造成了电力的极度紧缺。与此同时，无法从国外进口的土地、淡水等基本生产和生活资料也成为经济发展的硬约束。

以上的情况说明，这种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大量耗费资源的粗放发展方式是不可能持续的。作为一个资源禀赋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后起国家，我们必须发挥“后发性优势”，即充分汲取先行国家的经验，转到现代经济增长道路上来，靠效率提高为主的内涵增长方式实现持续发展。这对于自然资源贫乏的浙江甚至中国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为了发挥“扬长避短”和“后发性优势”，从发展的需要来看，浙江必须在以下几方面作出更为积极的努力:一是建立完备的教育体系和提高各类教育的教育质量，使浙江的人力资本逐步积累;二是努力研发和应用新技术，实现技术升级和产品升级;三是发展服务业，使现代经济活动中越来越频繁的交易活动变得更为简单和快捷，降低交易成本和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四是大力发展信息产业，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浙江产业沿着现代经济发展的路径得到提升;五是努力提高企业的核心能力，创建自主品牌和参与国际竞争，促使有条件的企业由为外商做代为加工(OEM)、代为设计(ODM)升级为自有品牌制造商(OBM)。

二、企业制度和市场组织的完善

要顺利实现由粗放到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关键是要有一个好的经济体制，对于浙江来说，就是把已经初步建立起来的初级市场经济提升为现代市场经济。这必须从企业制度和市场组织两方面进行。

(一)提升企业制度，优化管理模式

在浙江经济的发展初期，基本的企业组织形式是个体业主拥有的家庭作坊或“前店后厂”的家庭厂商。在企业规模扩大、雇员增多、业务越来越复杂的情况下，原有的企业组织形式就不再适应，需要提升。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大中型企业在企业制度演化上的主流趋势，是向产权社会化、经营集中化的股份公司转化。但是，目前浙江绝大多数企业步入营业额在1亿元至2亿元以内的中型企业以后的一般做法，是组成具有“核心层”、“紧密层”、“松散层”、“协作层”等多个层次的“企业集团”。这种多级法人制的企业往往由于各“成员企业”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而成为一个缺乏统一意志和统一步调的诸侯联盟，造成资金分散、相互拆台，为了取得局部利益不惜损害整体利益等不良后果。因此，一些企业正在努力将自己整合成多事业部制的公司。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应当支持他们的这种努力，为我国大公司的成长提供更好的条件。

应当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有必要改组为公司制的现代企业。不同行业、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和具有不同历史背景的企业要求不同的企业组织形式。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也是少数大企业和为数众多的小企业并存的。不过，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小企业，也必须是具有自己核心竞争力的“专、精、特”的企业，在企业组织与管理上必须是严密和有效的。

无论是大中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改善组织和管理的关键都在于引进经理人员、会计人员、工程师、高级技工等专业人员，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浙江很多企业都是家族企业，或是由家族企业演变而来，如何保证引进的专业人员能与业主以及业主的亲友故旧和衷共济地共事，是一个企业能否在现代市场的激烈竞争中站稳脚跟的关键。从目前的情况看，在家族企业中引入职业经理人等专业人员还存在不少障碍，例如，业主家族和企业的文化氛围排斥外部优秀人才，对职业经理人的权利和利益法律保障不足，职业经理人本身的管理经验不全面，专业人员缺乏高尚的职业道德等。要改变这种情况，需要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二)实现由早期市场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的提升

关于市场状况的改变，目前在浙江最受瞩目的，是市场的“业态升级”。在浙江经济早期发展中，企业多半采取“三现交易”(现场、现金、现货交易)作为主要交易形式，这种交易方式辐射范围有限，交易成本偏高，交易规模难以有大的扩展，甚至会逐渐走向萎缩。目前浙江一些地方，如义乌、绍兴的专业市场正在进行从“三现交易”到以贸易公司为中介的业态升级，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应当注意的是，即使浙江的专业市场升级到了以商业企业为中介的交换，也还不能说浙江的市场交换的“业态”已经从早期市场经济提升到了现代市场经济。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的学说，市场交换有三个递进的发展阶段，这就是:(1)在熟人之间重复进行的地方性人格化交换;(2)由交易双方所属的族群、商会、宗教等共同体实施合约的初步非人格化交换，即早期市场经济;(3)通常在陌生人之间进行的范围广大、由第三方(通常是政府)实施的非人格化交换，即现代市场经济。显然，浙江大部分地区的市场还处在从第(1)种交换形态到第(2)种交换形态的过渡之中。我们的任务，是要创造条件，进一步实现由第(2)种交换形态到第(3)种交换形态的过渡。

现代市场经济有三个最重要的特征:一是上述高级形态的非人格化交换占主导地位;二是交易部门，即商业、金融、电信等服务业高度发展，使流通“业态”能够提升到用现代信息技术装备起来的全球化的供应链管理;三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通过第三方执法来实施合约。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服务业的高度发展对于降低在总成本中日益占有重要地位的交易成本具有决定性的作用。^[5]浙江服务业在历史上曾经有过较好的基础;建国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缓慢;改革以后仍无大的起色。在最近几年“重点发展重化工业”的浪潮中，服务业在浙江GDP中的比重不升反降。^[6]这对于浙江省改善经济结构和提高经济效率是极其不利的。当务之急，是加快发展流通业、金融业、电信业和其他服务业，浙江就能在建立现代市场经济方面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使自己的竞争优势得到确立。

三、建设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

促进浙江产业升级和提升浙江经济形态的关键在于转变各级政府的职能，建设适合于现代市场经济的服务型政府。与计划经济下的从宏观到微观、什么事都管的全能政府相比较，这种服务型政府既是有限的政府，又是有效的政府。

(一)限制各级党政机关配置资源和进行微观干预的权力

在过去20多年中，浙江许多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对待企业的态度比较开明，使企业的经营环境较为宽松。这也是浙江民营经济能够较快成长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与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比较，浙江各级政府仍然拥有过多的经济资源支配权和对企业微观活动的干预权。特别是近年来全省各地区加强政府对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领导以后，许多地方党政领导用自己掌握的土地资源和银行信贷资源来“经营城市”，按照自己制定的“产业规划”发展“支柱产业”，按照“重点扶持企业”名单“扶大、扶优、扶强”。

政府充当重要经济资源的配置者和介入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是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的。这既会造成资源的误配置和效率损失，也是滋生腐败的重要根源。在浙江的不少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到浪费土地等极为稀缺的资源的情况，表明政府成为稀缺资源的基本配置者具有较大的负面作用。某些地方政府对造假、售假等的“睁只眼，闭只眼”等执法不力，甚至包庇纵容^[7]，也给我们提出了警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不应过于紧密，否则就很容易造成裁判员和运动员合一，产生党政官员弄权枉法、以权谋私等弊病。

在我们召开的座谈会上，有不少地、县领导提出这样的指导原则:凡是市场能管、百姓自己能管、民间组织能管的事情，政府都不要管;市场现在还管不了的微观经济活动，也要创造条件让市场去管;即使政府不能不管的事情，也应当尽量运用市场手段和经济杠杆进行间接调控。例如，宁波地区工业用水极度紧缺，运用价格杠杆进行调节，就比采用工业用水配给制更富有弹性和更有利于提高水资源的使用效率。一位企业家说得好，浙江应当利用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即将生效的机会，全面系统地对行政审批作一次彻底的清理，以便像改革初期率先发展民营中小企业一样，率先取消审批制度，进行一次新的制度创新。

(二)有效地执行政府的服务职能

政府淡出市场并与企业保持距离，并不意味着政府应当无所作为。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在设定和执行市场规则、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对特殊行业进行监管、主持社会公正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各级政府机构一方面对不该管的事管得太多，另一方面又有许多该管的事没有管。浙江企业迫切要求政府在以下方面加强政府的服务功能:

1.实现政务公开和依法行政。目前浙江的电子政务硬件设施是比较完备的，但应用却显得不足。政府必须对公共信息的公开化作出明确规定，将各种法规和政府的主要政策措施都通过政府网页公之于众，便于群众监督，并使企业和居民个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后果具有可预测性，使官、民的行为都受到法律的约束。

2.切实保护产权和严格执法。在现代市场经济的交易中，政府作为公正的第三方实施合约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为了提升浙江的市场“业态”，必须实行法治。加速企业核心技术开发的关键在于切实保护知识产权，使创新者得到利益。目前产权，特别是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等现象仍然相当广泛地存在着。这种状况必须尽快加以改变。

3.改善文教设施和商贸环境。近年来，浙江各地在道路、大楼、广场、绿地等城市“硬件”建设上下了很大的力气，但对文化、教育、信息等“软环境”建设却有所忽视。实际上，为了留住本地的厂商、吸引外地厂商，“软环境”的改善较之“硬环境”的建设更加重要，各级政府应当对它付出更大的努力。

4.加强对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在以往20多年中，浙江的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小企业的快速成长，但是近年来，一些地方对小企业的支持有所减弱。例如，有定量补贴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是繁荣中小企业的一项重要举措，而浙江全省179家企业信用担保机构中只有27家获得财政补贴或商会的补贴，这就使它们收取的保费过高，分担风险的能力十分有限。为了保持浙江经济的活力，这种忽视小企业的倾向应当及时加以扭转，大力改善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完善对中小企业的社会服务体系。

5.充分发挥民间组织的作用。社群组织的发展壮大，是建设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环节。温州等地在建设民间商会和发挥其作用，如树立地区品牌、维护企业权益、提供技术培训、开发共用技术、与政府沟通和加强企业自律等方面，创造了许多好经验。政府应当在全面总结它们经验的基础上，大力推广它们好的做法，使民间商会有效地处理行业公共事务。

【注释】

[1] 2004年4月6—18日和5月27—28日，本书作者与几位同事在浙江9个县市考察，就浙江经济如何再创新优势问题进行了调研，访问了25家企业，与各界人士作了广泛的讨论。这份调查报告摘要，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调研报告》，2004年第93号(总第2152号)。

[2]增长方式或增长模式的这种演变历程，最先是由P.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教科书中加以总结的(参见P.萨缪尔森［1985］:《经济学(第12版)》，高鸿业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6—1358页)。

[3]1931年德国经济学家W.霍夫曼(Walter G.Hoffmann)把这种增长方式下的产业结构变化外推到工业化中后期，提出重工业将在工业化中后期愈益占有主导地位的所谓“霍夫曼经验定理”。不过20世纪欧美国家的工业化并不是按这一“定理”变化的。

[4]邵捷、金连华(2004):《寻找重化工业时代的浙江特色》，载《浙江日报》，2004年3月19日。

[5]据沃利斯和诺斯计算，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民收入的45%以上被用于交易，而在一个世纪以前，这个比例只有20%(诺斯［1990］:《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刘守英译，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8页)。香港利丰集团董事长冯国经指出，在从购入原料直到进入消费者手中的整个供应链中，制造成本只占1/4，而处理交易的成本要占3/4(利丰研究中心编著［2003］:《供应链管理:香港利丰集团的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10页)。因此，发展服务业对于降低总成本和提高社会的整体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6]2003年，浙江省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9.7%，仍大大低于当代典型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7]例如，一位赴浙江采访“假奶粉”源头的记者写道:“在浙江苍南，一些企业都已经向《新民周刊》记者自曝家丑，但某些政府部门在接受采访时依然套话连篇，矢口否认当地企业生产劣质奶粉。”(《新民周刊》，2004年4月26日—5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