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传播研究的亚洲文化归属

抛开“多元”与“中心”之争，就意味着我们尝试着打破东西方的二元对立，打破这种主宰我们思维和实践的最主要范式。在这种视域下，我们提出传播学的“亚洲中心”并不是要统计有多少亚裔传播学者，有多少亚洲的传播学期刊，有多少“亚洲问题”，而是了解学者在研究和解释人类传播现象时，在构建传播学理论时，是否运用了亚洲文化的价值体系，是否使用了亚洲的研究方法、解释系统以及话语表达，同时考察这种价值体系、研究方法、解释系统和话语表达在多大程度上和多大范围内成为西方学者研究和讨论人类传播现象不得不考虑的参照。传播学的“亚洲中心”的一个目标就是能够在讨论研究传播问题时对西方的传播理论产生冲击，对其普遍性的概念体系作出修整，并能够建立一种立足于亚洲文化的传播学研究范式。

1962年，库恩在枟科学革命的结构枠一书中用范式（paradigm）而不是传统的理论来说明科学的发展。库恩所说的范式，一般是指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型”，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仪器、标准等同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它实际上是科学共同体从事科学活动的共同立场、共同使用的认识工具和手段（许为民，2002）^[15]。借用库恩的范式的概念，我们提出传播学“亚洲中心”的发展目标，具体来看应该朝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挖掘亚洲文化中的普世价值观

亚洲是一个小于全球的地理概念，然而亚洲地域辽阔、种族众多、宗教多样，亚洲文明源远流长、政治复杂、价值观念多元，在这样一片幅员辽阔、文化不一的土地，要建立起一个相对一致的“亚洲中心”谈何容易？然而，亚洲就其在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目的论各个层面都具有相似性和共性：“在本体论方面，亚洲文化倾向于对宇宙采取一种整体观”；“在认识论方面，对宇宙乃一整体结构的意味深长的理解，被深植于对所有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认识之中”；“在价值论方面，作为亚洲文化价值的核心观念的和谐被当作是人类传播的终极目标，而非手段”；“在方法论方面，亚洲人认为宇宙的转换过程并不是线性的，而是一种无穷的非线性循环”；等等（Chen&Starosta，2003）^[16]。因此，我们要建立的“亚洲中心”的传播学研究范式，应该挖掘亚洲不同文化中的普世价值观，打通亚洲不同亚文化之间的隔阂，在保持多样性的前提下挖掘共同性。

（二）运用亚洲文化的思维方式来解释亚洲的传播现象

西方的传播学研究来源于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从而倡导逻辑分析的思维方式和科学主义的研究方法。而亚洲哲学强调“和谐”“整体”和“中庸”，于是在解释亚洲的传播现象时，应该运用亚洲文化中的思维方式。比如：“亚洲人在传播互动的过程中更倾向于‘感知’而非理性地‘分析’或‘思考’；重视同情性传播……愿意主动接受事物、主动脱离小我、培养一种慈悲心，愿意接受他人的存在；在亚洲传播中，沉默也是一种言语表达方式”，这与亚洲人崇尚宁静有关；和谐观念能够防止“亚洲人在传播中走极端”，鼓励实践“中庸之道”；在为“避免不必要的尴尬或冲突时……亚洲人会通过一种微妙或含蓄的方式表达自己”；等等（Chen&Starosta，2003）^[17]。

（三）建构根植于亚洲文化、立足于亚洲现实的传播学理论

新的范式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不同理论体系的建立。相对于传播学研究的西方传统而言，传播学研究的亚洲范式建立的表现之一是一系列根植于亚洲文化、立足于亚洲问题的传播学理论的提出。我们所要建立的亚洲传播学也应该是只有亚洲社会、文化、价值和心理结构才能孕育和产生的，这些理论是极具亚洲特色的，是贴近亚洲现实、解决亚洲传播问题的，是那些生活在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学者不能提出的。Miike（2004）^[18]从“亚洲中心”的角度对人类传播的本质进行了再思考，提出了五个与“西方中心”相异的人类传播命题：其一，传播是提醒我们宇宙万物都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过程；其二，传播是让我们减少自私心理/自我中心主义的过程；其三，传播是我们对万物生灵的欢乐与痛苦加以体验的过程；其四，传播是我们与万物生灵之间受恩与回报的过程；其五，传播是我们将宇宙道德化、和谐化的过程。虽然Miike的理论还只停留于假设层面，但与西方实证主义研究传统不同的是，亚洲文化更崇尚阐释和演绎的研究方法，因此这些理论假设在研究层面也同样具备理论价值，是亚洲传播学研究的大胆创新和尝试。

（四）建立传播学研究的共同立场，站在亚洲视野的高度与西方对话

传播学“亚洲中心”的建立首先应该达成共识的是传播学研究的亚洲立场。立场不统一必然导致话语的多样化，而任何一个特殊的亚洲文化都不能代表亚洲文化的整体。因此，在建构亚洲传播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之前，我们应该首先建立一个亚洲人都能够接受和认同的研究立场；其次应该站在亚洲视野的高度，摒弃任何狭隘的地方主义，与西方传播学进行对话和交流。不可否认的是，西方的传播学传统能够迅速壮大并具有全球扩张的活力，原因之一就是它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和适应性，能够将“他者”文化和问题包容进来。而我们所倡导的“亚洲中心”若想在世界传播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最可行的办法就是抛弃狭隘的民族主义，站在“大亚洲”的高度，尽可能地提升亚洲传播研究方法及其理论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在此基础上，只有与西方传播学传统进行对话，取长补短，由此才能在世界传播学领域发出声音，才能为人类的传播学发展做出贡献。

【注释】

[1]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5.

[2]［德］黑格尔.逻辑学［M］.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354.

[3]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

[4]谢少波，王逢振.文化研究访谈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25.

[5]张晓锋，马汇莹.新闻传播学研究生教育现状与挑战——“中国社会与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高层圆桌会议综述［EB/OL］.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49489/76716/5294312.html.

[6]赵晶晶（J.Z.爱门森）.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11.

[7]仲富兰.传播学面临中国本土化的重构［EB/OL］.（2008-07-31）［2015-05-30］.http://blog.sina.com.cn/s/blog_51552f810100a3dw.html.

[8]Miike，Y.（2004）.Rethinking humanity，culture，and communication：Asiacentric critiques and contributions.Human Communication，7（1），67-82.

[9]Chen，G.M.&Starosta，W.J.（2003）.Asian approaches to human communication：A dialogue.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12（4），1-15.

[10]赵晶晶（J.Z.爱门森）.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11.

[11]赵晶晶（J.Z.爱门森）.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13.

[12]［英］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M］.郭英剑，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4.

[13]赵晶晶（J.Z.爱门森）.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12.

[14]赵晶晶（J.Z.爱门森）.传播理论的亚洲视维［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12.

[15]许为民.自然科技社会与辩证法［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147.

[16]Chen，G.M.&Starosta，W.J.（2003）.Asian approaches to human communication：A dialogue.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12（4），1-15.

[17]Chen，G.M.&Starosta，W.J.（2003）.Asian approaches to human communication：A dialogue.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Studies，12（4），1-15.

[18]Miike，Y.（2004）.Rethinking humanity，culture，and communication：Asiacentric critiques and contributions.Human Communication，7（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