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电视新闻节目的发展情况

中国电视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步，到现今形成拥有2,000多个频道、近13亿观众的潜力巨大的电视市场，与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体制、文化环境等多方因素息息相关。一般认为，我国电视新闻的发展从初创到现在一共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我国电视新闻初创阶段（1958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

1958年5月1日，央视的前身——北京电视台的开播，拉开了中国电视事业的序幕。从电视事业创立到80年代初的20多年里，中国内地的电视机数量都非常少，国家没有力量大力发展电视事业，个人也没有经济能力购买电视机。在这一阶段的中国媒介生态中，电视还难以显示出其重要性。对于普通百姓而言，电视不仅是政治奢侈品，也是生活奢侈品。

1958年10月1日，北京电视台播出第一条记者摄制的电视新闻纪录片《首都庆祝建国九周年》，并进行了第一次新闻现场的直播——国家庆典活动的实况转播；1959年6月 18日，首次播出新闻性电视评论节目《谈西柏林近况》；1960年开始，央视有了每晚固定播出的《电视新闻》栏目。

从制作技术上看，这一阶段的中国电视新闻采用的是电影的技术体系。在此期间，电视制作“沿用了电影的手段和方式：拍摄用的是16mm电影摄影机，片长3分钟一盒，最多400尺，约12分钟，声画很难实现同步记录，前期拍摄画面在编辑时也采用了电影的剪接方式，全、中、近、特画面线性组合，后期配解说、配音乐，三条平行线组合成声画记录系统”^[10]。

电影技术手段的局限极大地限制了电视节目制作的自由。一般而言，胶片拍电视新闻，后期要洗印、编辑、配音，时间较长。新闻片、纪录片也很难保证时效：影像素材点式摄取，声音和画面两条线，影像只涉及生活的表层，以及将点连成线的蒙太奇组接。这样很难做到客观、真实。镜头长度小、制播一体化、制作量小、摄制周期长成为电影手段在这一时期的电视新闻节目身上打下的明显技术烙印。

与电影技术手段相对应，早期的电视新闻工作者大多也来自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各故事片厂，他们熟悉并习惯运用电影的工作方式，制作手法和观念自然也来自电影。“早期北京电视台的摄制人员大都来自‘新影’厂和‘八一’厂……在观念和实践方面都深深影响了早期中国电视的电视新闻……创作手法如出一辙。”^[11]由于能够看到的电视节目都是用电影手法拍摄制作的，观众也习惯了用看电影的方式来看电视，他们甚至直接把电视称作“小电影”。

从节目形态上看，这一阶段中国的电视新闻还远未形成具备自身特点的样式。在早期，电视新闻节目的形态主要有图片报道、电视影像报道（新闻片）以及口播新闻。其中，图片报道大多采用来自新华社的图片，在摄像处理的同时加配解说词；电视新闻片即新闻纪录片加解说，如北京电视台的固定栏目《电视新闻》，主要播放的就是这种节目；口播新闻就是广播新闻的电视版，稿件主要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如由沈力播报的《简明新闻》就是这类节目的代表。在此期间，由于电视新闻节目制作量小，各种节目形态之间的区分并不明显，各制作机构甚至将新闻片和纪录片合二为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真正有中国特色的电视新闻节目样式——新闻专题片才开始出现，这种节目样式改变了长期以来电视新闻模仿、照搬其他媒体内容样式的状态，成为很长一段时间里最为典型的电视新闻节目形态。

从传播方式上看，此阶段的电视新闻主要是“上传下达”。电视媒体在这一阶段的主要功能是“喉舌”“工具”，电视新闻“承担的是‘宣传教化’功能，扮演着党和政府的‘喉舌’角色，突出强调的是意识形态要求”^[12]，电视新闻主要是“宣传品”，其新闻属性和媒体特性都还未真正展现出来。

二、我国电视新闻走向成熟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后期）

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家走向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电视界开始与日本同行合作，拍摄了《话说长江》《丝绸之路》《望长城》等一系列文化纪录片，给中国的电视荧屏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这些纪录片在技术和艺术上的尝试直接影响了一批国内的电视制作人，在随后的几年里，《沙与海》《最后的山神》《龙脊》等一批优秀纪录片相继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与以往“画面加解说”的方式不同，这些“新派”纪录片大量运用同期声、现场采访、跟踪拍摄等纪实风格的创作手法，令观众耳目一新。在这些运用新的技术手段和语言方式，充满浓厚人文气息的纪录片的引领下，中国电视新闻的传播范式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

从制作技术上看，这一时期的电视新闻采用ENG（电子新闻采集手段）作为主流设备，不再受到电影技术手段的局限，电视拍摄和制作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和自由。70年代以来，ENG开始在新闻采摄工作中使用。ENG设备使用磁带作为记录介质，画面和声音可以同步录制，镜头长度也不再受胶片和发条长度的限制，内容可以反复编辑，为这一时期电视新闻节目样式的创新提供了全新的技术基础。

在节目形态上，这一阶段中国电视新闻的明显特征在于各种栏目的大量出现。这些栏目以舆论监督、生活纪实为内容重点，节目风格追求平民化、个性化。很多节目不仅富于探讨的力度和思考的深度，在制作上也反复推敲，非常精良。电视新闻因而一改以附庸、传达为主要取向的“宣传品”面貌和属性，成为充满人文内涵和艺术表现力的“作品”。在这一时期风生水起的各种电视新闻栏目中，最具代表性的要算央视的早间新闻栏目《东方时空》。

《东方时空》开播于1993年5月1日早上7点，常常被视为中国电视新闻新一轮改革的发端。这一方面是由于《东方时空》开栏目化运作和制片人制度之先河，另一方面则因为这个栏目为中国电视新闻带来了新的杂志型节目形态，以及迥异于以往的制作手法和语言样式。此前的电视新闻，主要用解说词的方式呈现报道的结论，人们很少能在其中看到采访的过程，画面上也经常是一些万能镜头：一拍农村就是麦浪滚滚、农民在收割打场，一派丰收的景象；一拍工厂就是机轮飞转、纺织女工在忙碌，一派繁荣的景象。《东方时空》改变了这种千篇一律、老套死板的状态，节目中饱含着真实的生活、新鲜的细节和朴实的情感。当时有观众写信说，“看完《东方时空》，就像刚从南方的早市上拎回一条扑腾着的活鱼，一捆绿油油的青菜。”^[13]这正是观众对这种全新的节目形态的积极回应。

《东方时空》子栏目《生活空间》的制片人陈虻曾说：“我们刚开始去拍老百姓的时候，他们的概念就是我也没做什么，你们为什么要拍我，换句话说就是我也没做什么好事儿，你们怎么要拍我，所以我觉得老百姓是不了解我们的拍摄意图的。他们是对以前的电视应该播放什么、播放了一些什么有一种理解，在此基础上来习惯性地理解我们的拍摄行为。随着这个节目的不断播出，观众慢慢明白了，并不一定你要做了什么，而是你的生活本身就有一种值得人们关注的价值。”^[14]这正是这一时期的电视新闻所发生的重要转变。从《东方时空》开始，电视新闻节目的制作者开始把镜头对准普通人的生活，用一种平视的眼光去观察和发现生活本身的价值，强调对象的个性化和素材的原生态，强调用生活本身的逻辑去结构节目的内容，从而使电视新闻逐渐摆脱了“形象化的政论”的窠臼。

继《东方时空》开播后，1994年4月1日开播的《焦点访谈》，开始重视舆论监督。1996年5月新闻评论性栏目《新闻调查》开播，对当前的新闻热点和社会现象进行了更加深入和全面的调查分析。

三、我国电视新闻的成熟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电视新闻传播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数字技术、卫星技术的广泛应用和不断升级，使电视新闻所倚仗的技术基础再一次发生了颠覆和革新，同时也为电视新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前景。另一方面，传播格局的骤然跃升和传媒生态的急遽转化使得电视新闻的制作体系和电视节目的内容与形式都受到直接影响，电视新闻的传播范式再一次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从技术手段上看，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数字设备、SNG（卫星新闻采集系统）设备和高清设备的广泛采用使中国电视新闻在传播技术上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升级和转换。在“决定人类生存”^[15]的“第三次浪潮”中，作为电子媒体的电视也完成了数字化转换。数字化设备的普遍应用极大地改变了电视制作的状态，摄录设备小型化、后期设备非线化、存储设备虚拟化使得电视制作更为解放和自由。SNG设备在新闻制作中的普遍采用使得电视具备了无可匹敌的跨越空间的能力，电视新闻进入“即时传播”时代。高清设备的大量使用改变了影像的基本属性和质量，每秒千帧的高速高清摄影机令24格25帧的电影画面格式成为过去时，清晰度和宽容度接近电影胶片的高清画质和5.1声道的环绕立体音效使电视带来的视听享受远超以往。

简言之，技术上的划时代变革不仅没有使电视这一“传统媒体”落伍，相反，电视良好地适应和融入了新的技术潮流，并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将自身的媒体特征彰显得更为充分。电视机仍然是良好的媒体终端，电视媒介大众化程度仍然最高，它依然具有非凡的活力和巨大的潜力。在新闻传播业界，电视仍然是迄今为止最为强势的大众媒体，电视新闻的时效性最强，受众最广泛，影响力最大。

反观数字革命的另一面，随着技术革新带来的影响逐步走向深入，媒介融合的趋势愈演愈烈，传媒生态正进行深刻的调整，使得包括电视在内的传统媒体面临挑战。“由于数字化的缘故，全新的节目内容会大量出现，新的竞争者和新的经济模式也会浮现出米，并且有可能催生出提供信息和娱乐的家庭工业。”^[16]一方面，媒介融合趋势的发展使得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在较短时间内取得了长足进步，迅速威胁到传统媒体的生存；另一方面，电视业在新技术平台上诞生和分化出了其他的行业类型与模式，网络电视、手机电视、移动电视、IPTV等业态的发展，使传统媒体遭遇受众分流、收视下滑的险境。同时这又为传统电视业升格为新的内容产业提供了可能。受到新技术的解放与促动以及新的传媒生态的施压与抬升，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电视开始向一个新的阶段转型，应该说，当前的中国电视正处在一个新阶段的起点上。

而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电视新闻所依存的传播格局也发生了急遽的变化。“电视传媒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电视的内容与市场、与观众的收视日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产业化、集团化、市场、效益、效率、收视率、受众需求以及成本核算、营销、广告等影响着电视实践。中国电视全面进入了以‘产品’为主导的阶段。”^[17]随着各省级电视台纷纷上星成为全国频道，电视业内的商业竞争迅速白热化。受收视率和广告效益的驱使，电视新闻内容走向多元化，社会新闻、娱乐新闻的比重加大；在形式上，故事化、差异化、刺激性成为明显的追求和取向。

从节目形态上看，由于电视跨越空间的能力和多种符号共用的优势在即时传播领域无可匹敌，这些优势又集中体现在直播形态上，因此，直播成为电视新闻在这一阶段最为重要的节目形态。这种变化，仅从《东方时空》由以前的纪实类杂志型栏目变身为直播消息类节目即可见端倪。由于数字技术带来的设备小型化趋势，电视的摄录设备更便于携带，更便于现场操作，现场制作逐渐成为电视新闻节目中最为核心的制作方式。甚至，电视节目编排和频道结构的方式也因直播而发生改变，不仅突发事件的直播会随时打破常规的节目编排，常规节目之间的过渡与衔接也越来越多地以直播的方式实现。一言以蔽之，对新闻频道而言，不仅节目是直播的，整个频道都是在直播状态中的。

要点小结

1. 新闻是对新近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的报道，通过报道或评述有重要意义的事实从而达到影响舆论的目的。

2.电视新闻是以现代电子技术为传播手段，以声音、画面、文字为传播符号，对新近发生、发现或正在发生、发现的事实的报道。

3.电视新闻是新闻大概念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在具有新闻传播的共性特征的基础上，还具有电视传播媒介赋予的个性特征。其中，电视新闻的共性规律体现为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时效性，其个性特征体现为传播符号的综合性、蒙太奇思维、现场体验和异地共时性。

4.电视新闻节目可以分为消息类新闻节目、专题类新闻节目、评论类新闻节目。

5.专题类新闻节目是综合运用各种电视表现手段和播出方式，详尽、深入地报道某一新闻事实或者某些具有新闻价值，又为广大观众所关心的典型人物、经验、新出现的社会现象等的新闻节目。做好电视新闻专题要认真把握和构建叙事逻辑，一般可以从时间线和主题线两方面来把握。

6.我国电视新闻的发展经历了初创起步阶段（1958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走向成熟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后期）和成熟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三个时期。

思考与研讨题

1.什么是电视新闻？它有什么特点和优势？

2.我国电视新闻一般可以分为哪几种？国外又是怎么划分电视新闻的？

3.怎样做好消息类新闻和专题类新闻？

4.评论类新闻节目的优势体现在哪些方面？我国有哪些代表性的评论类新闻节目？

5.查阅最近的文献，了解我国电视新闻节目的新发展和新创造，并概括出这种发展趋势。

延伸阅读

1.杨伟光主编：《电视新闻分类与界定》，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

2.〔英〕特伦斯·霍克斯著，瞿铁鹏译：《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3.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叶子：《电视新闻：与事件同步》，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

5.曾祥敏：《电视新闻学》，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6.朱羽君、殷乐：《生活的重构》，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7.刘习良：《中国电视史》，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

8.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9. 〔美〕尼葛罗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

【注释】

[1]参见杨伟光主编：《电视新闻分类与界定》，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2]参见赵玉明、王福顺主编：《广播电视辞典》，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98页。

[3]〔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与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32页。

[4]参见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页。

[5]参见韩俊丽：《论电视新闻中同期声的有效应用》，载《新闻传播》2013年第12期。

[6]参见叶子：《电视新闻：与事件同步》，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73页。

[7]参见曾祥敏：《电视新闻学》，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

[8]参见叶子：《电视新闻：与事件同步》，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页。

[9]参见曾祥敏：《电视新闻学》，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05页。

[10]朱羽君、殷乐：《生活的重构：新时期电视纪实语言》，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11]刘习良主编：《中国电视史》，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

[12]同上书，第31页。

[13]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1页。

[14]参见文化系列片《我们一同走过》，中央电视台《见证》栏目2004年10月播出。

[15]〔美〕尼葛洛庞帝：“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见《数字化生存》，尼葛洛庞帝著，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16]〔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8—29页。

[17]胡智锋、周建新：《从“宣传品”、“作品”到“产品”——中国电视50年节目创新的三个发展阶段》，载《现代传播》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