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电视新闻叙事语态的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末起步的中国电视业，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这种发展和我国的经济建设、政治体制和文化环境等的变化密切相关。上文已经论述，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电视新闻自身的变化，包括技术条件、节目形态，以及传播语态的发展。

从叙事学的角度看，叙事即叙事者按照一定的逻辑在一定的时空内“讲故事”的过程，这和信息传播的过程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我们可以将信息传播过程中的报道语态引申到叙事学中，即成了叙事语态。

从叙事（传播）语态上看，中国电视新闻业从1958年开始到21世纪初叶的历程，可以简要地划分为三个阶段：“主持人讲话”“记者说话”与“主持人与记者对话”。下文即用叙事语态的特点来代表每一阶段电视新闻叙事范式的整体特征，当然，电视新闻在各个阶段的叙事范式都由以上三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

一、“主持人讲话”的阶段（1958年至20世纪80年代初）

从叙事学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电视新闻呈现出一种“主持人讲话”的姿态。

这时候正处于我国电视新闻的起步阶段，我国新闻从业者对电视媒体的认知度还不足，此外，那时中国还相对闭塞，难以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电视新闻制作方式，整个电视传播的范围也只限于小部分能够买得起电视的受众。因此，新闻从业者对电视媒介本体特性的探索和运用较为滞后，这都限制了我国电视新闻叙事语态的表达。

这时期担任叙述人的只是主持人，更确切地说是主播，他们在电视新闻的呈现过程中承担了向观众播报新闻事件的任务。新闻从业者用画外音解说代替了记者的报道，大量使用图片新闻，对电视画面的构思和编辑还很稚嫩。这一时期的中国电视在观念上深受苏联模式影响，其中最主要的观念就是“形象化的政论”。在电视工作者看来，观众是“被教育的对象”，电视新闻因而“强调艺术的教化作用，言必有意义，行必有倾向，思必有升华”^[15]。电视新闻节目的口吻也是高高在上，一派“讲话”的姿态。

该时期，我国电视工作者对直播的积极性也不高，即使有如国庆庆典活动等的直播，也还是囿于实录操作，主持人只是负责预告和串联信息，对新闻的调度和整合能力很有限。因此，这一阶段我国的电视新闻叙述只处于萌芽阶段，正式的叙述语态还未成形。

二、“记者说话”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后期）

这一时期，我国逐渐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电视界也以极大的包容姿态与其他国家的电视台交流合作，比如央视与日本电视台（NHK）拍摄的大型文化纪录片《话说长江》等，我国的电视媒体开始与国际接轨。此外，ENG设备的广泛运用和电视新闻制作手段的进步也释放了我国电视工作的激情和创新能力，各式各样的节目形态层出不穷。这一时期也开始了对同期声和长镜头的频繁使用，“纪实”成为我国电视新闻工作者的重要观念。

与制作观念上的“纪实”相对应，这一时期电视新闻节目中另一个重要的改变是主持风格的变化。90年代末，凤凰卫视主持人鲁豫在《凤凰早班车》的新闻播报中，一改过去字正腔圆的播音风格，开始用一种“说话”的方式播报新闻，被业界称作“说新闻”。紧随其后，其他电视台在新闻报道中也开始使用记者出镜报道，记者也开始“说新闻”，以记者“说新闻”为新闻报道的主体，尤其是在直播中，这种特征更明显，我国电视新闻叙述语态由此进入了“记者说话”的阶段。

这一阶段也出现了各种电视新闻栏目。这些新闻栏目以舆论监督、生活纪实为内容重点，节目风格追求平民化、个性化。在具体的运作中，“说话”成为主要的报道方式，记者的角色得到了强调，“我在场”成了各档新闻栏目的追求目标。此外，和“主持人讲话”阶段大量使用图片新闻不同，这一时期开始重视对电视画面的选取和编辑，关注“动态”的事件，即故事性强的题材。但受制于电视技术的发展以及宣传政策的影响，新闻直播的水平并不高，主要表现在对叙述时间的把握能力不足上，电视新闻工作者满足于实录，一旦出现意料之外的情况就会失措，在对直播“历时”和“共时”关系的运用上还显稚嫩。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我国电视新闻工作者也开始主动探索电视新闻的叙述特点，只是缺乏将其运用于直播中的自觉性和能力。

三、“主持人与记者对话”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末至今）

这一时期，数字技术、卫星技术等被广泛应用，与之相关的数字设备、SNG设备和高清设备的广泛采用也使得我国电视新闻的制作手段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媒体的发展改变了媒介格局，也给传统电视媒体带来了巨大挑战，为了应付该挑战，我国电视媒体开始大量运用直播，尤其是对重大突发事件的直播开始成为各大媒体抢占的热点区域。

在电视新闻直播中，主播与记者之间的连线交流成为最能体现电视媒体优势的传播样式。对新闻事件的报道在主播与记者的一问一答之间完成，新闻的传播方式一变而为“互动交流”。为了强化与观众的互动，部分直播节目开始引入网络评论员角色，让受众直接在报道过程中发声，尽管这种直播模式目前还不成熟，但它显示了我国电视工作者强化受众意识的主动性。

从某种角度上看，连线直播报道改变了电视新闻的传播模式。主播与记者之间的实时连线实际上围绕观众展开。主播代表观众提问，记者回答主播也就是观众关心的问题，一问一答之间，观众被卷入到一个互动的交流过程中来，从而实现了“参与”。因此，我国电视新闻真正进入了直播状态下的叙事阶段，即“主持人与记者对话”的阶段。

这一阶段成熟的直播叙事语态开始形成，记者和主持人在电视新闻的呈现过程中共同承担了向观众讲述新闻事件的任务。我国电视新闻工作者也开始根据具体的题材，有针对性地运用同步直播、前导式直播和追溯性直播。较于前两个阶段，这一阶段最大的突破是对叙事时间的把握，尤其是创造性地运用“共时”和“历时”关系，以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在具体的直播中，新闻播报仍以现场记者“历时”性表述为主体，但在现场没有什么变化的情况下，记者也开始自觉使用大量与现场相关的信息来填补。现场记者主动将与此事件相关的各种事件进行补充，进入背景、影响等元素的呈现时，直播的叙述也由新闻的第一落点转向第二、第三落点。在演播室里则往往会出现嘉宾或评论员，他们对事件的发生、发展和走向给出一些分析、评价、预测，主播有时也会对一个事件进行评论，横向拓展直播的信息量。如今，这种“共时”性的信息拓展模式在直播中被广泛采用，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和创新运用，“共时”性叙述将会衍生出更为多样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