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移民的基础是什么？

移民决策是移民制定移民计划、决定移民、评估移民决策的全过程。在对资料编码、概念化分析后呈现出“移民观”、“移民类型”、“移民准备”、“移民决策”、“移民原因”和“移民决策评价”6个子类属。

一、A1移民观

移民观是指移民对于“移民”这一行为的看法和认识。研究发现，大多数受访对象对“移民”这一行为持肯定态度并非常认可，认为移民地具有原居地不可相比的优势，认为“移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受访者A、D、E）。“移民”对大部分受访者而言是一种具有高附加值、高回报和高吸引力的决策行为。“移民”是情感、利益共同理性决策的结果，不仅“不会再有打工的漂泊感”（受访者D），也通过早期移民“房子都翻了几倍”（受访者O）。“移民”所获的利益使移民们的移民计划难以停止，一些受访者仍有“进一步打算移民的计划”（受访者E、G）。而“暂时不想移民或希望永久定居在澳门”（受访者A、B、C、D、F、I、L、M、O、W）的受访移民大多或年龄较大，或不再具有移民能力和移民动力，或在能力范围内尚无更好的移民地选择。如果有更好的机会，许多移民仍“希望自己的子女走出澳门”（受访者A、C、G、K）。

二、A2移民类型

移民类型是指移民归属的类别，它包括移民的年龄特征、移民的群体类型以及自我的移民群体定位。移民到澳门的年龄基本上可以分为成年和未成年两种状况。由于未成年移民的身心发育未成熟，大部分在澳门接受教育，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贴近甚至已经完全融入本地，他们很清楚“我自己就是澳门人”（受访者Q、R）。而成年人因为生活、教育、文化、工作经历迥然不同，移民体验和身份认识相差殊远。移民的身份性质又可分为投资移民、技术移民和亲属移民三种类型。他们在澳门的准入门槛上要求不同，技术移民和亲属移民相对投资移民经济条件差，生活压力大，资源少。尤其是第一代亲属移民群体，普遍文化层次技术水平偏低，移民生活布满艰辛。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移民群体经济水平、文化差异及澳门移民背景复杂，许多移民在自我的“移民群体归属”上都具有清晰的界限。例如“我承认我穷”（受访者U），“我们是正宗的第一代的合法移民”（受访者C）。许多受访者甚至拒绝将自己划归到某个移民群体中，如投资移民A认为“就是偷渡移民拉低了澳门整体水平”（受访者A）。移民群体间也存在较强的群体矛盾，一些受访投资移民提到“许多非投资移民和本地人认为就是投资移民炒高了楼市”（受访者A），但他们却不这么认为，“我们来澳门投资就是为了拯救澳门的楼市”（受访者A）。

本着不同的利益，移民群体间自动形成了一个移民社会阶层等级，偷渡移民和亲属移民代表着底层社会，而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是富裕阶层和精英。由于往更早期追溯，澳门的大部分内地移民都来自周边广东和福建的农民、渔民阶层，因此，对新贵的技术移民、投资移民和来自发达地区后迁而来的亲属移民群体而言，原有澳门社会亲属移民的整个社会身份基座是底层的、学历低下的、文明程度低的，不屑与之交流的。移民群体间因先天类型的不同，就产生了群体间的隔离。

三、A3移民准备

移民准备是指移民在移民行为产生前期对未来生活的预备，包括移民知识、移民前的心理准备与行为准备。为了更好地做一个英明的移民决策，受访移民通常会收集大量的关于移民地的信息，如移民政策、当地文化历史背景、经济环境、子女教育、工作方式等移民知识。大部分受访移民存在移民前的心理担忧，其中最害怕的是“担忧被本地人歧视”与“担忧移民生活不适应”。尽管访谈者最后都发现之前的担忧是多余的，但是来到新的文化环境里担忧是不可避免的，例如“担忧被本地人歧视”（受访者P、T），“担忧澳门作为赌城治安不好”（受访者K），“担忧移民生活不适应”（受访者A、D、M），“担忧粤语不适应”（受访者N），“担忧自己的工作能力”（受访者D）。

为了能够缓解移民前的紧张情绪，大部分移民都会进行一些短期的预适应行为，如短期的实地旅行、关注粤语节目、学习粤语、搬到珠海居住等，增加自己对移民地的了解。例如一些人在移民到澳门之前已经开始关注粤语节目、学习粤语，或者提前搬至珠海进行语言和生活的过渡适应。大部分技术移民在移民前都在澳门有过短期的工作和学习经历。一部分非广东籍的投资移民虽然并不常在澳门生活，但工作和经营的业务领域也在广东范围内，对以广东生活方式为主的澳门生活有一定的接触和了解。

移民在来澳门生活前通常会对澳门进行一定的文化了解，做“文化适应”的准备。大部分移民在未移民前都曾经到澳门来观光旅游或探亲，不少投资移民在移民决策上比较慎重，移民前对澳门的历史、政策、教育等方面了解十分细致。尽管如此，一些访谈对象还是认为“自己对澳门的了解十分表面”（受访者H、J、T），一些跟随父母和亲人移民到澳门的访谈对象还是认为“澳门太神秘，移民前不了解澳门。”（受访者A、E、G、Q、P）。很明显，即使移民在移民前做足文化适应的功课，仍然会在与移民地的文化碰撞中措手不及。

四、A4移民决策

移民通常会谨慎地在多个移民地或移民地与原居地之间比较之后做出移民决策。投资移民因资金充足，一般都有二三个备选的移民地。技术移民和亲属移民受雇主和亲属的限制，没有较多选择的主动权。大部分受访的投资移民身边具有非常浓厚的移民风潮，例如A，“我就决定要换个环境啊，因为当时中国流行出国嘛，尤其在上海很多人去美国啊，去加拿大，就是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在上海读书的时候那些老师啊，就知道有些老师为了出国不结婚的，就怕影响签证，就知道大家都愿意出国，尤其是上海人去日本的特别多”（受访者A）。移民被认为是一种有面子的行为，是实力的见证，也是不停止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我们班有一半的同学都移民了”（受访者E）。因而，澳门作为最终移民地的选择是个人或家庭综合实力的外在表现，是移民谨慎理性分析后的最佳决策而不是冲动的决定。

许多跟随家人迁至澳门的受访移民虽并未参与决策过程，但他们内心却也深知这是最佳的决策。例如A移民的决定虽然是丈夫最终决策的，但是她心里也十分认可，他们客观分析后才定下这一决策。“我主要是因为语言的问题，我怕我突然去一个陌生的国家我的语言会跟不上就没法适应那里的生活。觉得去澳门嘛，虽然是广东话，但是还是中国，还是觉得饮食习惯也好，语言方面也好，这方面可能会比较容易适应。还有我觉得我们去澳门，而且离家也不远，坐飞机的话也就两个小时。你可能多方面考虑啊，你要去美国可能要十几个小时，就会觉得离开家里的亲人太远……你可能觉得澳门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受访者A）

五、A5移民原因

引发移民选择移民至澳门有四个主要原因：逃避／出走、提升生活质量、情感满足、事业发展。逃避／出走型移民，通常是为了逃避旧环境例如离婚引发的关系破裂，或逃避内地法律和政策对家庭及个人可能产生的经济损失如生二胎或三胎等而选择移民到澳门。提升生活质量型移民通常考虑到出入境便利、安全、离家近、更容易融合等因素考虑移民到澳门。情感满足型移民选择移民到澳门大多为了家人团聚、情感归属，为给自己寻找家的感觉。事业发展型移民则是因为某个商机而来到澳门，期待在澳门有事业的新天地。移民的四个原因并不是互相独立的，而是互相补充的，共同起作用来增加移民决策的理性。

例如受访移民E的家庭选择移民的原因很复杂。“我爸妈他们分开了，我爸就和他的新欢舍弃了旧爱吧！呵呵一起来到了澳门。其实我爸和我妈就生了我和我妹，我爸的新欢带了她的一个女儿。就来到我们家了，然后就和我爸在一起生了我的弟弟。所以，这几重关系的话，弟弟上户口会更加麻烦。所以他就是想移民。我没有看过加拿大，其实那时候加拿大应该是更便宜，而且比较快，哪用到这里需要七年啊！然后也有想到过澳洲吧，但是觉得太远，离家的距离太远的话，就要把所有的东西啊都变卖掉。而且他是做生意的嘛，对做生意来讲还是蛮复杂，因为他不熟悉那个做生意的环境、各个行业啊，然后他就会觉得压力比较大。也有去香港看过，也准备去香港了。那时候是零四年。去香港也看的，香港他有一个问题是说他好像不是可以马上有（身份证）。你在没有拿身份证以前有一段时间，政府会发一张纸，而那张纸是不可以找到学校的，一定要到你拿身份证才可以。以后他们到澳门咨询说，即使你拿的是那张纸我们也可以让你上学。所以那时候就考虑了澳门了，也不错的选择。”（受访者E）

六、A6移民决策评价

移民决策评价包括对移民决策的满意度，移民期待与移民难易度三个方面。虽然移民的行为决策呈理性状态，但移民对决策行为并不总都满意，这是因为移民对该决策后产生的结果的满意指数各不相同。其中，时间是影响移民决策满意度的最大压力。移民办理手续及获取非永久居留身份证的等待时间、获取永久居留身份证的长期等待时间，以及技术移民为等待获取永久居留身份证而不得不维持与雇主的关系成本、为使家人获得正式澳门身份而不得不承受多年夫妻两地分居生活的情感折磨等，都使移民的生活因为等待而陷入焦虑。

受访者M虽然很容易地拿到了澳门的身份证，但是等待亲人来澳团聚却足足花了十年。“国内那个政策啊，以前的人事关系，有一个俗话叫作走后门，你一定要找关系才可以申请，那我自己的家属啊，申请了十年。”（受访者M）

这样的状态，让移民们不断对自己当初的移民决策进行评估，并时时地担忧，使整个从移民决定至拿到永久身份证的阶段成为严重的身份焦虑期。受访者E当时很幸运地获得了技术移民的资格，但是要维持技术移民的资格，她就要更加辛苦地工作，这让她对澳门身份仍然感到不安全。“这个东西不可控嘛，人都会有一种一些东西当你没有办法去控制的时候，你总会有一点不安全感。比如，这份工作是别人给你的一份工作，（老板）他可以用你也可以不用你是吧？就像我这个身份证，他可以把你否掉，也可以继续到七年下来我就可以拿到了。所以这个东西是未知的，它需要七年的时间，所以它这种不安全感是肯定有的。而且它跟我的工作相关，比如说我的工资要加多少啊，如果工资太低会不会有影响，如果十个月的工资会不会有影响，这都是可以有影响可以没影响的东西，所以是个未知数，就会有些担心。”（受访者E）

不过，焦虑并不是毫无帮助，也无形中增加了身份价值的宝贵度，使那些经过漫长等待拿到身份证的移民仍然感到十分幸运。受访者F恰好赶上了2007年技术移民的末班车，不过，她足足等了七年的时间才拿到澳门非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她还要再等待七年才能拿到永久性居民身份证，等待让她更珍惜来到澳门的机会。“已经等了很久，政府也没有说不批，但就是一直在等……可是没想到后面它又批准了下来……拿到身份证时，有一点心理优越感，因为可能申请等了很久，现在投资移民已经不行了嘛，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刚好插到最后一批。”（受访者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