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学校工作来说，培养和建设一个良好的校风，对于培育高素质人才，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1959年3月，邮电部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邮电教育工作会议上曾就校风问题开了个专题讲座。当时，仅仅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但最后并没有形成一个定论。
会议结束后，我们就发动全院干部、教师和学生开展讨论，请大家就我院的校风建设问题提出建议。
参加讨论的学生，主要是正在校学习文化的老干部，分为初、高中两个班。这些同志都是邮电系统的中层和基层干部，他们长期在地方邮电部门做领导工作，实际工作经验很丰富，也有组织、领导能力，只是文化程度较低。因此，邮电部决定把他们送到学校来学习文化，时间三年。
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学校是由原山东抗日根据地邮政干部班创建起来的，那时的要求，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今天，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仍然需要培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才。所以，我们的校风就应该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而抗大的校风又是毛主席提出的。
1959年5月，作者（前排右五）与长305班至上海实习师生合影
最后，经院党委全体委员认真讨论，一致同意并正式决议，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作为南京邮电学院的校风。
为了为配合校风宣传，让师生员工都能充分了解并熟悉我们的校风，院广播站除了配合宣传报道外，还经常播放革命歌曲，坚持每日中午播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革命歌曲。
校风确定后，我们要做的就是解决“学生学习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教学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等问题，并围绕这些问题，逐步拟订出各项实施细则，开展各项工作。
首先，注重政治思想教育，明确教师对学生的教育与培养，不仅仅是科学知识与专业技术上的灌输，政治思想水平也要有一定的提高。教书育人，教师不单要教书，而且还要会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教师的言行应该成为学生的表率。因此要求政治指导员住在学生宿舍，与学生们共同生活。
开始，有些教师不同意，不仅是专业课教师，就连政治课教师也认为，他们只能在课堂上讲，平时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是他们的任务。对此，我们反复做工作，说明教师的表率作用、教师的举止言行对学生直接影响的重要性，同时规定，教师要遵守教师守则，强调教师不得与学生谈恋爱，教师要从政治思想、学业上关心和爱护学生。
另外，我们把每周三下午确定为政治学习时间，经常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努力把学生们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其次，拟订《学生守则》，加强学生作风养成。新生入校后，专门有一周的入校教育，主要是讲校史、讲传统，介绍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组织学习《学生守则》，讲清学习的任务和目的，并安排学生参观校园建设，使新生对学校有一个基本了解，增强学习的自觉性。
一般情况下，学生进校后的第一课，都由我亲自来讲，主要是讲清学习的任务和目的，教育学生要尊重教师，热爱学校等。
另外，在《学生守则》中也专门规定了学生在校学习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喝酒、吸烟等。要求同学们在学习上要刻苦钻研，生活上要艰苦朴素。
为了规范校园管理，学校还实行了干部、教师校园夜间（每天晚间10时前）的巡视制度。
1975年7月，作者（二排左五）与学院学生活动部宣传组师生合影
第三，配合校风建设，开展各项活动，实行干部、教师、学生劳动制度。每周六下午，组织全体师生参加各种义务劳动两个小时，这些劳动，只要我在学院，每次都亲自参加，绝不做花架子，而是脚踏实地地干。每周六，中层以上干部轮流全天到食堂帮厨，洗、切菜及打扫卫生等，与学生们同桌吃饭，但按规定交足粮票、菜金。
此外，每年一度的夏、秋季农村的收割劳动，院系领导干部都亲自带队，组织学生们下乡参加劳动。
1963年，毛主席提出“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号召。那时，大学是五年制，五年中要有一个月的时间，组织学生到部队去，在军营中过军队生活，一切按军队要求进行训练。
记得1975年，我亲自带领1973届的学生，从学校步行30千米来到位于市郊方山的军区通信团学军。其间，行军、操练、生活完全按部队要求进行，包括文艺活动都一样。如在来回的行军途中，还组织文艺小分队表演小节目，鼓舞士气，组织收容队、纪律检查小组等等。
学生们在军营开展学军活动
通过开展学军活动后，学生们的政治思想素质有很大提高，学习积极性也高了，能自觉遵守校规，同学间有困难互相帮助，尤其是在毕业分配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绝大多数学生都主动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文革”前和从1972-1979年这期间，高校的毕业生都是直接包分配的。当时，绝大多数学生都服从组织分配，只要开会名单一宣布，没有二话可讲。有的没有宣布他去边疆，如内蒙、新疆、西藏等地，还不高兴，认为组织上对他不信任。
那个年代从学校走出来的毕业生，大都受到用人单位的高度评价。1983年5-8月，我曾分别到太原、西安、成都、长沙、井冈山等地进行调查，企业的领导及企业里的老工程技术人员们对我们南邮毕业的学生，普遍反映很好，说他们谦虚好学，对科研有钻劲，没有大学生的架子，是实干家，善于独立思考，组织能力强，实际动手能力强，团结互助等。
后来，很多学生都成为我国邮电系统的领导骨干。如中国电信集团公司的正、副总裁，都是南邮毕业的；很多省市的移动、联通、邮政局的领导也都是南邮的毕业生。就连国际电联的第一把手，也是我们南邮毕业的学生。
从1958-1965年这七年间，学校的教学工作也遭遇到了几次大的冲击：
一是1958-1959年的大炼钢铁。自1958年9月起直到1959年1月，学校按照上级要求，全部停课炼钢铁。同时，还要参加社会劳动，修铁路、修秦淮河，给农村送肥料，参加农村的夏收和秋收。
这种把学生们的大量精力投入到生产劳动中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63年前后。那个时候，学校不像学校，学生不像学生，简直就是劳动大军了。
二是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1年，我们国家遭受了极其严重的自然灾害。先是旱灾，后是洪涝，人民的生活极端困难。在粮食供应方面，虽然规定学生每人每月32斤，教职工每人每月28斤，体育教师30斤，油半斤，但各种副食品，如鸡蛋及各种肉类等，根本无法保证供给。除了当时被称为“飞机包菜”的一种蔬菜外，其他几乎都见不着。
由于没有副食品，粮食根本不够吃。学生是八个人一桌，早餐只有每人一大碗稀饭，没有任何小菜；中、晚餐每个桌上一大盆白菜汤，虽是干饭，但却不能自己装饭，要由担任桌长的同学平均分配给大家。
为了渡过难关，政府提出，要求学校自己种菜、养猪，而且是要党委书记亲自抓。所以，当时又有了什么“菜书记”“猪书记”之称，学校正、副书记和院长的主要精力，就是解决师生们的吃饭问题。
那段时间学校很乱，提出种菜要见缝插针，将所有种花的地方，连花盆都得倒掉改种菜。就是这样，也有将近90%的人浮肿，生肝病的也很多。
我们院领导在那段时间里，无论是思想还是工作，都特别紧张，主要是怕饿死人，结果，把学生的体育课及早操都暂停了。这些，对教学和各种工作都造成了很大影响。
在那段困难时期，市政府对教师、老干部很关心。特别供应每人每月猪肉一斤，白糖一斤，黄豆三斤，但这些都是需要凭票到指定点去购买的，而且经常供不应求。
到了1962年以后，形势开始好转，一切逐步走上正规，人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学校的教学和学生们的培养，都取得了新的成绩与进步，一直到196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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