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和干部队伍建设

（1）教师队伍建设。根据上世纪50年代初国家高等教育部（高教部）规定，国家重点高校，如清华、北大等，教师的配置比例是5!1，即一个教师要教5个学生。而一般高校是6!1为配置。

照此比例，我院当时的教师仅105名，其中有十余名是教文化课的（还有少数教师基本不能讲课），数量远远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标准。

办好学校，首要的条件，就是要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那么，教师从哪里来？一是找各电信局支援；二是要求北邮开办教师培训班。我们的这个意见上报后，邮电部同意并批准了。确定由北邮开办数学、物理、外语培训班，从二年级中挑选出部分符合担任教师的学生再深造一年，毕业后出来任教；三是从企业选调部分专业技术人员，来校担任专业课教师；四是从兄弟院校抽调了一部分毕业生。其中，北邮的毕业生中，大部分被选派来我院任教。

对于一些不能任教的同志，改行做行政工作。

经过三年的努力，到了1961年的时候，我院的教师队伍总数已经达到230多名，基本能够满足1200名学生的教学任务。

教学辅助人员如实验员、学生中的政治指导员、机关的部分工作人员等，就从当时的中专毕业生中选留了50人。

1964年7月，作者（二排左七）与无线系五九级部分毕业生合影

对我们的这个做法，邮电部批评说，随意留学生是不允许的。可那有什么办法？批评归批评，工作总是要有人去干的，而且，的确解决了急需。后来，这部分同志都成了学院的骨干，很多都成为中层干部，担任了正、副处长，党总支书记，系主任等。

到了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文革”结束，在新的发展形势面前，学院的教师队伍建设又面临了新问题。

那是77届招生工作开始前，因这一届招生人数比往届多400人，同时，又另增加了新的电缆专业，这个专业，当时不仅我们学院，就是全国也没有。原有的任课教师只有三名，是一般明线架空电缆的教师，但中铜轴电缆从未见过。所以，除了解决教材、筹备实验室、仪器、仪表等问题外，专业教师的稀缺，成为当务之急。

但是，要想引进教师，难度极大。那个年代，户口是属于管制的，要想在南京上个户口，相当困难。外地有不少教师想来南京工作，特别是一些家在上海、而本人却在西北或东北地区工作的，想回上海，可进上海比进南京还严格，所以，都希望能来南邮任教，这样靠上海近些，比较方便。

当时，我在党委常委会上提出，用三个月时间，重点解决教师紧缺的问题，会议一致同意。

就在那近三个月的时间里，除省、部召开的一些重要会议，院内一些必须经常委会讨论决定的问题外，其他一般事务性的工作，都由副书记去办，我集中全部精力解决教师问题。

此时，我抓住组织副部长，叫他什么都不要管，就是集中精力与全国电信企业、电信局发信联系，给邮电部、江苏省人事局写报告。同时，也以我个人的名义向有关方面（如武汉邮电研究院、洛阳邮电设计院、上海519工厂、上海电信局、北京电信局、西安电信工程学院等）写信求援。

当时了解到，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有一批水平很高的上海籍教师，这些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当作“臭老九”下放到了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全国恢复高考后，这部分教师不愿再回到哈军工，希望调回南方。通过联系，其中大约有60余人愿意来南京邮电学院任教，加上各地电信企业答应支援的，当时统计，大约有90多名。

学院增人需要经邮电部批准。增加教师，当时部里是百分之百的支持，但问题是，南京不让上户口。那时期，没有户口，就没有日常生活品的供应，包括粮、油、各种豆制品、各种肉类、布、烧的煤球等，总之，不管什么，都得凭户口才能领到各种票证，否则，就连买个馒头、烧饼，没有粮票都买不到。

说真话，为此，我急得常常连饭都吃不下，好多天的晚上都是彻夜难眠。

那时，我与省人事局的季局长和有关几个处的处长都很熟悉，但没有省委领导的话，他们谁都不敢批准进人，我实在急得没有办法。

后来，我从季局长那里了解到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彭冲同志住处。一天晚上，我带着组织部副部长傅玉环，带上邮电部关于开办电缆专业的红头文件，直接跑到西康路彭冲同志的家里。

彭冲原是南京市委第一书记，我是市委委员，经常在一起开会，所以比较熟悉。见面后，先向他汇报了新设的电缆专业对整个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及通信先行的重要性，特别说明，由于我国从来没有此专业，对全国来说，这是首创。同时提出，目前最大的困难是没有这方面的教师。

彭冲同志回答说：“新专业确实很重要，你们学院能办这个新专业，我们省及我个人都非常高兴，也支持你们。教师的调入，关系到城市人口问题，所以，还是要从省内解决。”

我说：“我们也知道，城市人口的增加是个大问题，政府有一定困难。但特殊问题，需根据国家建设和长远发展考虑，就应该特殊解决。比如通讯，过去打仗少了通讯不行，现在搞建设更为重要。你们领导给中央打电话，经常是半天或一天打不通，有时打通了，由于音质太差，相互听不清对方的讲话，甚至话未说完就断了。”“我1950-1954年间曾在四川、云南省邮电管理局工作过，分管电信，由于电话打不通，音质太差，尤其严冬季节，穿越大山的线路被冰雪冻住后断裂，又逢大雪封山，造成无法检修而引起通讯中断数日，直接影响到整个党、国家和军队的通讯，这种例子太多了。这都是由于我们的通信科学技术落后所至。所以，我认为绝不能只看暂时困难，而不从长远建设发展考虑，那样，就会吃更大的苦头。”

彭冲同志听后幽默地说：“你的意思说是要‘进口’。”我回答说：“我们多方了解，本省缺少这样的人才。要开办这个专业，教师非‘进口’不可，否则不能解决问题。”

彭冲又问：“那你们要‘进口’多少？”我说：“我们按每门课程计算，需引进60-70人。”彭冲说：“太多了，一下子进口那么多人，别的院校也要进人那怎么办？”我说：“那就是要从实际出发，既考虑当前，更要考虑为社会主义建设急需，再困难也得进行呀。”

彭冲听后答道：“好吧，那就同意你们‘进口’部分教师。”我说：“请你在文件上批注个意见吧。”彭冲同志当即拿起笔，写上“同意邮电学院从省外进一部分教师”几个字。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作者（中排右三）与部分教师合影

第二天，我就带着彭冲同志的批件和傅玉环同志一块儿直接来到省人事局。一见季局长我就说：“首长已批准我院从外省进教师了。”季看过批示后说：“没批数字么？”我说：“这就看你局长大人的灵活性了。”

季局长问：“要多少？”我说：“七八十名”。季说：“你老兄也太心狠了，一下要这么多？”我说：“新专业原来没有，全靠这次‘进口’。”季说：“一下进这么多太显眼，我有难处，就先进50名，好吧？”季还说：“你老兄真有办法，直接找到省委书记，佩服！”

有了教师，关键问题解决了，我也轻松了一大半。

（2）干部队伍建设。建院之初，最缺的是机关工作人员，如秘书、干事，以及做学生工作的政工干部、后勤管理人员等。

前面讲了，我们研究决定，从原电信、邮政两所中技校的毕业生中选留了50多人充实进来。另外，原先教师中少数不适应教学的同志，再加上从部队转业来了部分营、团级干部改行做行政工作。

对一些重要岗位急需、而自己又一时无力解决的，向兄弟院校请求援助。比如，新组建无线电系时，设备没有一件，教师没有一个，我们立即向北京邮电学院求援，把在北邮工作的潘锡圭同志（浙大毕业的）调来担任系主任。

到了1963年，学院的干部队伍基本配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