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被上楼”到烂尾

从“被上楼”到烂尾——河南1366个新型农村社区停建背后

记者／王彦入

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王村乡大马寨村旁的麦田里，8栋高低不齐的烂尾楼与停用的塔吊相伴而立。部分楼体还没来得及粉刷，墙体斑驳，灰白的墙面在阳光的照射下裸露出显眼的棕红色砖块来。不远处，已有锈迹的钢筋，孤独地暴露在平原的日晒雨淋里。

在通往大马寨村的马路上，仍然可见零星的宣传牌，保留着这里曾经预备大兴土木的痕迹。只是，早年用于开发建设的蓝色铁皮围栏，早已锈迹斑斑，有气无力地耷拉在荒草丛生的楼体外。而预备建楼的耕地，在荒废一段时间后，又重新种满了小麦。远远望去，绿油油的麦田与灰白的烂尾楼，在春日的阳光下，形成了鲜明对比。

四年前风光无限的赵守强、刘俊杰，去何处考察都有官员陪同左右，邻里父老更是笑脸相迎。彼时，雄心勃勃的他们，从未想过，有一天会欠下巨额债务，身边官员作鸟兽散，视之为烫手山芋，亲朋好友也对其嗤之以鼻。

用刘俊杰自己的话来讲，当年的事业现在只剩下“应付要债的、要命的、找事儿的、打滚撒泼的，还有各种起诉和黑社会。”

他的办公室被砸过，文件乱糟糟地堆在书柜一隅，当年和领导的合照也已撤下。连代步的面包车也因讨债等原因被砸过好几次，光挡风玻璃就换过四块。风风火火时，几百人的工人队伍早已不见踪影。只有赵刘二人还守在这里，不时回想当年的辉煌。

这一切，皆始于几年前如火如荼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

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末，河南省已规划新型农村社区近万个，建成及在建的新型农村社区共3250个。因这些新型农村社区规模普遍巨大，民间俗称“万人村”。

而2016年年末，新华社援引相关部门统计数据，2013年以来，河南省有1366个新型农村社区停建，直接损失600多亿元。

河南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概念形成已久，其初衷是使广大农民在不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实现就地城镇化，大体思路是将多个村庄拆迁合并成较大社区，农民搬出农屋住楼房。腾挪的土地，进行复耕，置换成建设用地。通过招商引资建工厂，农民变工人，实现就近就业，从而又达到节约土地的目的。

这场声势浩大的“拆村并居”建设运动，从豫北的新乡开始，后在全河南省铺开。一度被冠以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发展的“第二次革命”的名头。因此，曾吸引大批省内外官员前来考察、
学习。

但在现实执行中，这项工程因与政绩考核挂钩，贪大求快，出现了违法占地、浪费巨额资金、浪费土地、强迫农民上楼等与初衷背道而驰的现象，导致一些社区老村拆不掉、新房没人住，农民就近在荒地复耕；而另一些小区的“半拉子”工程，直接烂尾，房屋钢筋裸露，项目部杂草丛生。

政策裹挟下的冒进投资

赵守强、刘俊杰也后悔，如果当初没有踏入这个泥潭，而是将资金投入其他项目，现在是否会是另一番光景呢？

赵刘二人分别是河南百德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德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与合伙人。该公司成立于2012年，注册资金1001万元人民币。而他们所谓的泥潭，是一项名为“康泰社区”的建设工程。

据刘俊杰出示的文件，早在2009年11月22日，封丘县人民政府就颁发了批准实施包括“大马寨”在内的26个社区项目的批复。同年12月5日，“康泰社区”建设获县新农村办同意。所谓“康泰社区”，便是在大马寨村基础上，预备启动的新型农村社区。作为大马寨村土生土长的建筑商人，赵守强嗅到了其中的商机。

实际上，早在2008年，新乡市便已在全市大面积推广新型农村社区这项工程。而后更是制定了一套雄心勃勃的发展规划，将全市3571个行政村规划整合为1050个新型农村住宅社区。

彼时，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新乡经验”被传为美谈。省内外不少领导专门赶赴新乡考察，学习新乡模式。时任新乡市委书记吴天君更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谈及，推广新乡经验。曾有熟悉河南省情况的研究人士向媒体透露，正是因为城镇化搞得好，原新乡市委书记吴天君才得以迅速提拔，于2011年5月出任中共河南省郑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当年10月成为河南省委常委，2012年初又晋升河南省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

2016年11月11日，时任河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天君因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

“国家（政策），就像一阵风，这个领导的口味，喜欢这一口，比如当时的吴天君书记，喜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这一口，所以四区八县都大力发展。”回望康泰社区的兴与落，刘俊杰如此解读。

赵刘二人主导的百德公司成立之初，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已逐步在河南全省铺开。与此挂钩的项目如雨后春笋，在省内生长开来。赵守强回忆，那会儿包括郑州、开封、周口等在内的几个项目，都在与百德公司协商。去周口考察时，市里一位副书记、县委书记、财政局领导等人一路陪同。“只要你有兴趣来我们这儿投资新农村社区建设，只需要把土地摘牌的预定金交上，下面的所有手续，给你办完。”赵守强说，为了留住他投资，当地领导曾给予这样的承诺，为他大开方便之门。

对赵守强软磨硬泡的，还有家乡领导。这也为他最终选择回乡建设埋下了伏笔。“既然领导这么看得起，我也觉得在哪儿做都是做，最起码做在老家，不管项目利润大小，是给家乡的父老乡亲带来了实惠。”抱着这样的想法，百德接手了康泰社区的建设项目。

2013年下半年，康泰社区开工。最先建设的是四栋七层高楼。因为领导催得紧，工程进度很快，上百位工人同时开工。村民至今记得，晚上饭后散步经过社区周围，工人们都在热火朝天地干活。

当时，大马寨村主路两旁贴满了“康泰社区”的建设宣传。无论是开发商还是老百姓，都对“新农村”建设的口号熟稔于心。

加班加点地赶工几个月后，2014年年初，四栋高层建筑就基本封顶了。在一场不算正式的预售会上，四栋高层建筑的房源被预定一空，这让赵守强很欣慰，“当时真的是感觉挺来劲儿，挺鼓舞人心的。”

据赵刘二人回忆，康泰社区规划合并8个村，占地200多亩，预计建设53栋大楼，容纳近万人。在《凤凰周刊》获取的规划图里，除了住宅外，还包括商业街、超市、卫生所、学校等配套设施。

与此同时，在封丘县黄陵镇、城关镇、应举镇等隶属乡镇，22个新型农村社区业已启动，9个新型农村社区计划启动，全年新开工建房面积104.5万平方米。

河南省其他乡镇也在积极推进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隶属郑州市的中牟县，规划要将235个行政村合并为50个新型农村社区。紧邻郑州的开封市也曾计划，要在2012年年底前开建100个新型农村社区。截至2012年5月，安阳市已启动建设113个新型农村社区，涉及359个行政村，共投入资金56亿元。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末，全河南省已规划新型农村社区近万个，建成及在建的新型农村社区共3250个。

赵守强说，从2010年到2016年，连续五年，自上而下都在倡导新型农村的口号。鼎盛时，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进度还曾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主要参考标准。“如果不推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项目，作为一个县（领导），作为一个乡（领导），在这个晋升、工作调整上一票否决。”赵守强说。

封丘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印发的《县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实施方案》指出，“2013年，全县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要取得突破性进展，凡没有启动社区的乡（镇）都要启动1—2个新型农村社区。”并明确表示“对完不成任务的乡（镇）责任领导，追究相关责任。”在新乡市许多乡镇，老百姓将当年的这场龙卷风似的建设运动，与几十年前的“大跃进”相类比。

口号喊得响，鼓励政策层出不穷，政府不断催促进度，这让赵守强信心满满。2014年年中，百德再次开工，另外八栋新楼又陆续拔地而起。

但与当初的美好设想不同，这八栋被寄予厚望的新楼最终难逃烂尾的宿命，而规划里共建53栋大楼的目标，因政策的朝令夕改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原计划修建6栋高层建筑的诗美居社区，在先期两栋建筑还未完工的情况下便已停建。该社区建设从一开始便伴随着违规占地、强迫农民“上楼”、拖欠工人工资等质疑。

禁建令下，村民“被上楼”

新型农村社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节约土地，进行复耕。将分散在各宅基地上的居民，统一安置于新建的高层建筑里，对宅基地进行复耕，或者用于商业建设。但现实执行中，不少居民质疑开发商、政府涉嫌违法占用耕地，不仅起不到节约的作用，还存在浪费的嫌疑，与初衷背道而驰。

回想起当年突如其来的社区建设，家里有耕地被占的马良学含泪控诉开发商与政府的“强占”行为。

马良学今年六十有余，左腿骨头坏死十几年，丧失了劳动能力。马良学的弟弟马良海，在2016年因病去世，留下了妻子、三个孩子以及八十多岁的老父母。

2013年，马良海欲翻修老宅基地，改善妻儿、父母的居住环境。无奈，碰上了康泰社区的建设，为了让老百姓统一住进社区，政府出了“禁建”政策，禁止老宅基地上的一切建设活动。

“老百姓想把自己宅基地上的老房拆了，重建，但政府不让，就为了让你一定要住进高楼层。农村嘛，孩子大了，要结婚，需要新房，这边不让建，一些着急的就购买了高楼层。”多位村民如是说。

那段时间，凡是有翻修、重建行为的，被政府发现，一律推倒。马良学的一个本村堂弟，在那期间曾尝试新盖一个头门儿，修了三次，均被乡里来人推倒。

“禁建”政策一度激起不小民怨，甚至爆发肢体冲突，“我家的宅基地，为什么我不能建”的控诉随处可闻。为了保证社区房的市场需求，强迫农民上楼的行为时有发生，被戏称为农民“被上楼”。

也是在这样背景下，欲建新房不得的马良海，迫于无奈，与开发商签订了“土地置换协议”。

据马良学提供的“协议书”显示，马良海经村委会协调，与百德公司签订土地置换康泰社区住宅协议。马良海位于村南的一块约5.28亩的自留地，以一次性转让的方式交与百德公司建房使用，待一期工程完工后由马良海再优先选择其中任意一套，住宅面积为120平方米，多退少补。协议签订后，由村委会作为第三方担保，双方均不得反悔。

北京市中创（郑州）律师事务所高承才律师看过该“协议书”后表示，“协议书”本身，存在违法嫌疑。高承才说，农村集体土地只有两种置换方式，一是农户对农户的置换，农户之间为方便耕种和各自需要，对各自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交换。交换后，土地性质不变：二是将耕地置换为建设用地，后者需要少则省政府，多则国务院的批准。

但在当时，马良学、马良海均未意识到协议的问题。当第一期四栋楼建设完毕后，马良海分得了一套房。之后，村里进行了领导换届选举，新上任的村支书搁置了“禁建”政策，宅基地自建一下放开了，一年内，大马寨村陆续修建了一百多栋楼。

“禁建”放开，老百姓欢欣鼓舞，但赵守强犯愁了。正因为“禁建”政策落实到位，群众无法在宅基地上建房，才会统一购买康泰社区的房屋，入住高层。现在不“禁”了，“谁想在宅基地建房就可以建了”，谁还会来购买社区房呢？社区房价值也一落千丈。几位购房者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当初以15万购入的社区房，如今八万、六万、五万都无法售出。

见此势头，马良海也想退了社区房，要回耕地重新翻修老宅基地。但协议在先，开发商坚持不退。马良海因病去世后，哥哥马良学继续为此事奔波，他始终认为，当初签订协议是因为“禁建”政策，老宅基地不让盖才行下策而为之。“当时想自己盖房，不让盖，就用地换了一套。但现在谁都盖了，俺不要他的房，不要不中，不要也不给你地。”

为此事，马良学三番五次找到政府、开发商，未果。他一家有五口人，弟弟去世后，妻儿父母还有六口人。他因残疾丧失了劳动能力，父母年迈也不能外出打工，他希望能要回五亩耕地，起码能维持一家生计。

原计划修建53栋高层建筑的康泰社区，先期四栋建筑完工后，后起的八栋高层建筑陆续烂尾。原计划盖楼的耕地，在荒废一段时间后重新种上了小麦，与远处的烂尾建筑形成鲜明对比。

风向变了，砸的钱却收不回了

看着眼前这八栋烂尾楼，赵守强点了根烟，深吸了几口，沉默了几十秒，仿佛在思索什么往事。“现在我呢，就从一个蓬勃发展的事业，搞成了一个人人头疼的烂摊子。”他瞥了一眼挂在办公室墙上还未来得及拆除的宣传规划图，“说句不好听的话吧，政府把你骗到坑里面，不管了，撂在这儿了。”

四栋先期建筑完工后，民间反馈良好，政府的催促一刻未停。看这势头，百德马不停蹄，又新起了八栋高楼。

“当时政府让加紧干，大力推，催着俺干，催得比较紧。”刘俊杰苦恼地说，“政府当时说，这还不够，盖的房子还不够，让我们大力盖。”

“风风火火”“如火如荼”，赵守强这样形容当时建设的鼎盛。这样的鼎盛也维持到了2015年年初。

2015年3月，封丘县王村乡人民政府又颁发了《关于调整王村乡康泰社区覆盖行政村的请示》。据请示，决定将包括大马寨村在内的8个村规划为康泰社区覆盖村，调整规划后，社区覆盖总户数达1871户，人口7619人。

“刚开始规划覆盖六个村，最后调整到八个村。”赵守强说，覆盖面积的扩大，也说明了当时政府建设的雄心壮志。

好景不长，2015年麦秋之后，资金撑不下去了，工程彻底停工，八栋未完工的高楼孤零零地屹立在一片麦田、平房之中。两年过去了，仍未有任何起色。

康泰社区的情况并非个案，在河南许昌、安阳、长葛、开封、焦作等地，都存在类似的新型农村社区，有的楼已盖好却无人入住；有的工期一再延长，成了“半拉子”工程；有的主体建筑已成型，却无后续施工。

赵守强说，其实一切早有前兆。

按照规划，政府会为康泰社区提供一系列的基础设施配套，赵刘二人拿出一摞文件，“这都是政府承诺给我们配的。”他一边说一边将一份名为“新乡市新型农村社区2014年项目建设谋划表”的文件取出放到桌上。

这份由新乡市农村改革试验区办公室于2014年3月颁布的文件，开篇便写道，“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市委、市政府的重点工作”，希望所属县市、单位在安排资金时，要优先考虑，实行政策倾斜，并强调“此项目将纳入效能监察范围，并作为年终考核的重要依据”。

而在具体的建设项目投资上，针对康泰社区列举了包括道路硬化、绿化、亮化、修建公厕、学校、幼儿园、卫生室、文化广场、便民超市等在内的规划建设项目。

“这都是新乡市当时承诺配套的公共设施。但这上面的东西，除了给我们修了几条路，弄了几盏路灯，啥都没实现。”刘俊杰指着上述文件，颇为无奈地说。“连绿化的树都是公司自己出钱栽的”，他又忿忿地强调了一遍，“公厕也没修，卫生室、便民超市、学校、幼儿园，（规划里）什么都有啊，结果一个都没建起来。”

承诺打水漂，配套没跟上，换来的是老百姓的不买账。再加上“禁建”政策的放开，老百姓可以在自家盖房，便没有了入住社区的需求。原来争抢着预定房源的，现在也不买了。

据赵守强统计，自“禁建”放开以后，一年内，村里新修了一百多栋楼。“老百姓觉得自家建的房子又大又宽敞，又有院子，他不管浪费不浪费（土地）。” 赵守强始终认为，建高层是大趋势，是节约土地的有效方法。

对于老百姓的“毁约”，赵守强也表示理解，“老百姓买的不是你这一间房子，老百姓自己会建房子，老百姓买的是你整体的配套。社区整体的、好的配套。”

按计划，赵守强准备将建好的四栋高层房源售出后收回成本，再继续接下来的建设工作。但现在，老百姓“毁约”不要房了。

钱收不回来，新建的八栋楼又才开工不久，撂在那儿还是继续修？赵守强选择了后者。“本来是这边（四栋楼）收了款，要往那边（八栋）贴的。这边收不回来了，但你那边已经建到一定程度，不可能不把它建好。怎么办？跟朋友借呗。”

赵守强向亲朋好友借了一千多万。“这儿的几十万，那儿的一两百万”。再把钱投入到工程里。

就在这拆了东墙补西墙的空当，赵守强借了不少高利贷。“现在还有四百多万吧，按月息算，有10%的、有8%的、有6% 的。你想什么概念，现在几年了，原来借一百万，现在都是两百多万了。”

赵守强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谁要有一点办法，一点点办法，也不会去拿高利贷。”据赵守强估计，前前后后百德公司一共投入六千多万资金，但回款不到三百万。

与赵守强遭遇类似，同样投身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商人不在少数。据他说，光他身边的朋友，就有四五个参与了类似的项目，最后都“亏得一塌糊涂”。

□  编辑  李克难  □ 摄影  王彦入  □ 美编  黄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