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上医到大医

我从上医到大医

钱振超

在　上　医

1947年我18岁，从江苏省立苏州中学毕业，以优秀成绩考入了我一心向往的国立上海医学院（上医），开始了医本科的学习。受到了上医校训、学风的熏陶，特别是解放战争形势和革命学运的启蒙教育，使我一边学习，一边逐步参加革命，并加入了上医地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枫林社”，经历了黎明前的黑暗，迎来了上海解放的曙光。

上海解放后，上医迅速复课。1949年7月9日，我们敲锣打鼓，列队欢迎上海市军管会的军代表崔义田来接管学校，并在礼堂内召开了庆祝接管大会。“上医从此属于人民”、“上医庆新生”等标语、口号和欢呼声不断。在军管小组引导下，同学们参加了“反银牛”（这是上海解放后进行的取缔银元贩子，稳定金融秩序的首次社会政治活动）等政治斗争。我迸发出极大的政治热情，学政治、学业务，参加革命实践，并首批入团。我心中十分明确，学习是为了更好的革命，而革命要求我更好的学习。时间上的矛盾是存在而突出的，那就要抓紧时间，苦学、巧学，在实践中学。为了解放台湾，解放军在练兵中染上了血吸虫病，我班也提前突击学习了寄生虫病学，着重是对日本血吸虫病的实验室诊断。1949年冬，我被派往20军59师后勤处医疗小分队做粪便卵检3个月。虽然对各种肠道寄生虫的粪检已十分熟练，但血吸虫卵的检出率十分低。我用军毯隔建一培养室，煤炉加温人工控制，基本保持实验室恒温，首次从粪便孵化出了毛蚴。军中血防工作结束时，我荣立三等功，并于1950年11月3日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时，抗美援朝运动刚刚开始，上医也在组织志愿医疗手术队和志愿防疫检验队，我班报名要求参加的都未被批准，学校领导要我们好好学习。1950年12月初，团中央、全国学联发出青年参军、参干号召，上医学生会（当时的主席是何轮）单独承担了上海学联交给的“一二·九”全市青年参军、参干誓师大会。大会在人民广场召开，上医学生会发动全校同学，“进驻”位于人民广场对面的基督教青年会，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这可以说是建国初上医学生的一次“壮举”。

1952年春，美帝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发动了细菌战，华东人民政府卫生部让上医办公室秋沁主任带领李焕娄、葛天膺和我迅速到沈阳参加全国反细菌战培训班，由苏联专家组讲课并到安东（今丹东）参观实习。看到鸭绿江对岸新义州的断垣残壁，置身安东人民同仇敌忾、如火如荼开展的爱国卫生运动中，受到了一次现实而深刻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

为了充实医学，尤其是基础医学的师资队伍，我们全班被分配到国内部分院校承办的许多高级师资进修班学习。“服从组织分配，把一切交给党安排。”这是我们那个时代毕业生的信念。我被分配到大连医学院（大医）生理高师班学习，我觉得到老解放区大连进修生理确是很好的。

在上海医学院学习的5年，是我业务和思想牢固奠基的年代，母校留给我使用终身的宝贵精神财富。母校的培育和党的教诲令我终生不忘！

到　大　医

1952年9月，我和韩济生、吴新智三个同班同学一起来到卫生部委托大连医学院办的高级师资进修班报到。韩济生和我师从吴襄教授，吴新智师从吴汝康教授。吴汝康教授是留美归国博士，著名人类学家，时任大医解剖科主任。当时大医还有一个微生物学高师班，导师是来自上医的国际知名微生物学专家魏曦教授，他在大医任细菌科主任并兼大连生物制品研究所副所长。

吴襄教授是我国知名的生理学家，他一贯重视教学，总是亲临教学第一线，讲课深入浅出，富有启发。特别是他努力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和巴甫洛夫学说，系统改写《生理学大纲》，内容丰富、观点新颖、文笔流畅、通俗易懂，深受学生欢迎和国内同行好评；他为人耿直，爱护青年。这些都使我受益匪浅。生理高师班第一学期系统学习生理学理论，并亲自做全套的生理学实验，包括教学实验和高级实验，参加生理学的备课、试讲，学习教学法等。寒假与大医老师（包括吴襄教授、张毅教务长等）一起集中到尚未启用的新校舍（现大连医科大学校本部）突击进行俄语速成训练。第二学期就进行教学实践，参加大医本科生的生理学教学全过程，实际上是担任助教工作，还要求设计新实验，做读书报告，参加学术讨论等。大医高师班结业，我留校，正式在吴襄老师指导下做生理助教，并于1956年起调到新成立的病理生理教研组工作。可以说，高师班的一年培训，为我独立进行教学、科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大医是我的第二母校。

参与创建大医的上医人

大连医学院是新中国建国前我党在解放区办的第一所正规五年制综合大学——大连大学的医学院。关于创办大连大学的建议，是1947年沈其震同志（原新四军卫生部部长、中央军委卫生部第一副部长）从香港秘密来到大连，经调研考察后向中共中央周恩来副主席汇报工作中提出的，得到了中央的重视与批准。1949年1月，大连大学正式成立，沈其震任大连大学医学院院长，并继续为大连大学延聘老师和科技人才努力。他立足香港，在那里创办了一家“京华进出口公司”，为党筹集了大量资金，建立了香港、大连或天津的海上运输线，面向国统区的上海、南京、杭州、青岛等重点城市，通过党的地下组织及科技、教育、医卫界的有关人士，特别是其胞弟沈其益（原中央大学进步教授，与吴有训合作创办进步学术团体“中华自然科学社”，任总干事）、严希纯（中国致公党主席）、杨国亮（上医教授）等，秘密招聘了一大批向往共产党、愿意到解放区工作的优秀人才，分批秘密到香港，再从香港乘船到北朝鲜然后经沈阳到大连，天津解放后则经天津到大连。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大连大学又直接派出人员去招聘老师、医师并开始招生。经过近一年的努力，大连大学医学院的教师队伍迅速扩大，并于1950年独立为大连医学院。这对大医的正规化建设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据初步统计，在解放前和建国初期，通过不同渠道奔赴大连，参与创建大医的上海医学院毕业或工作的教师、医师、护师在30名以上，约占师资总数的1/4。正如1982年上医55周年校庆大会上，重庆医学院院长钱惪教授代表上医校友发言中提出的“大连医学院是上海医学院在解放前、建国初期大力支援的第一所兄弟院校。”在这批上医人中，有张毅（上医1932届毕业，大医药理学主任，一级教授，大医教务长、副院长）、魏曦（上医1933届毕业，大医微生物学主任，一级教授，1952年参加美国细菌战罪行调查团，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1955年被评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方侃（上医1934届毕业，大医肺科主任，一级教授，附属一院院长）、乔树民（上医1937届毕业，大医卫生学主任，二级教授，流行病学专家，副教务长，副院长）、叶兴杰（上医1939届毕业，大医外科主任，二级教授，胸心外科专家，大医副院长）等均为上医前9届毕业的老前辈和医学教育专家，大多是1948年冬、1949年春秘密绕道香港来到大医的；特别是叶兴杰教授，时任国民党国防医学院教授，其夫人虞月娥曾任上医红十字会第一医院手术室护士长，他不仅坚决拒绝迁台，而且秘密串联该校和上医的高级医护工作者10人，巧妙地离沪转香港，再由沈其震院长安排登上挂巴拿马国旗的“宝通号”北上天津，再辗转到大连。接着投奔大医的还有一批年富力强的上医高中级医教人员，包括郑成光（上医1942届毕业，神经解剖学教授）、陈世聪（化学教授）、黄惠民（化学副教授）、沈雨侬（生物学副教授）、张芳（生物学讲师）、祖德培（高级护师）、陈廷祚（上医1943届毕业、大医微生物学兼职副教授）、路苏容（上医1944届毕业，微生物学讲师）和上医45届的朱德球（X光科医师）、黄汉兴（外科医师）、顾又芬（儿科医师）等。特别是一大批经过解放战争时期革命学生运动洗礼的1947—1949届的上医年轻医师，包括陈锵（偕夫人黄素回）、傅永潜、沈乃球、张棣鸿、朱锡龙、胡汝彬、杨德耀、武荣光、徐兰屿、夏元洵、朱维继、叶绪英、吴文斌、金永熙、张先灼和建国后毕业的赵仰胜、孙惠伦、王俐文（药科）、易宁育（药科）等，他们或秘密投奔或公开应聘来到大医。诚如沈其震老院长于1985年夏回大医时所说：“回顾一下过去，1948、1949年那时来的许多同志是向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来的，都是怀着一种救国建国的崇高理想到解放区来的，都是我国知识分子中的革命派，先进人物。”

正是在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下，于全国解放前后，在沈其震等相关同志的筹划、组织、引导下，一大批上医人与来自祖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海外归来的学者、专家、教师、医师等，先后汇聚于老解放区海滨城市大连，齐心协力参与了大医的创建。继上医“正谊明道”之校训，树大医“团结、严谨、求实、创新”之新风，拼搏向上，和衷共济，为大医的迅速发展，为党和人民的医疗卫生、教学、科研事业努力作出贡献。1952年11月院长沈其震调北京先后任中央卫生研究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首任院长。1954年，大行政区撤销，大连医学院改归中央高等教育部领导，由中央卫生部管理；同年，大医首届五年制医疗专业本科生（49级春班、秋班共219名）毕业。在创办几年后，大医在师资队伍、教学质量等方面就跃居全国医学院校的前列。从1954年起每年招生400余名，进入蓬勃发展的阶段。

为复办大医而奋斗的上医人

大医有着光荣的创建历史，也有着曲折的发展历程。“文革”前夕，为了“大三线”建设，大连医学院“整体”南（内）迁到遵义，以干打垒精神新建一所遵义医学院。从1965年接到国务院通知，当年选址遵义即获批准；经3年多筹建，在“文革”动乱中，于1969年4—6月，仅80天时间就用专列完成了搬迁。

大医人在创建遵医过程中克服了种种困难，在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遵义为贵州人民服务，创造了骄人的业绩。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启动了原大医人从遵医回调复办大医的酝酿、呼吁，经过多渠道的努力，最终得到了落实。1978年批准复办大连医学院。

在大医复办过程中，参与创建大医的上医人，一如既往，与全体大医人在一起，继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张毅教授力主复办大医，惜患癌症于1980年11月30日病逝，终年78岁，未能回迁。1980年12月乔树民教授（留大连未迁遵义）勇挑重担，任复办后大医的副院长；叶兴杰教授于回调大连后也任大医副院长、顾问，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并于71岁高龄时实现了他多年的愿望，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特别是上医49届毕业生夏元洵教授返回大连后于1983—1986年，临危受命，任复办后大医的首任院长，并曾主持一段党委工作，为重振大医打下了较扎实的基础。他于1991年11月离休，因多年卧病，不幸于2002年病逝，享年77岁。1994年大连医学院更名大连医科大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我受到上医、大医两所母校的培养、教育，从上医到大医后，大半辈子在大医从事医学科教事业，对大医有着深厚的感情。对母校上医也有着与年俱增的怀念与牵挂。2007年，是母校上医创建80周年，也是“五·二○”革命学生运动和我1947年进入上医的60周年，又是我第二母校大医建校的甲子纪念。那些创建大医的老一辈上医人均已仙逝，当时年富力强从上医到大医的我的师长或学长们，有些调往别处，缺少联系，情况不明，现仍留在大医的有傅永潜、徐兰屿、朱钖龙、胡汝彬、朱维继、叶绪锳、金永熙、张先灼、赵仰胜、王琍文等人，也均已达耄耋之年，离退休多年，有的仍在临床发挥余热。而我这个1952年统一分配到大医高师班毕业留校的上医学子，也已77岁，于2000年离休。值此两母校双庆之际，谨表祝贺，并以此文向上医、大医两母校汇报，同时深切怀念参与创建大医的上医人。

作者钱振超，大连医科大学病理生理学教授、肿瘤生物治疗研究所所长。1953年3月毕业于上医医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