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草原丝绸之路的发展

清代设绥远将军驻归化城（内蒙古呼和浩特），既有为军队在外地提供军需服务的随军商人。康雍时期，因与蒙古准噶尔部战事迭兴，清政府的随军贸易做得就更为庞大。随军商贾除了为部队贩运军稂、马匹等军需外，同时还兼做当地的民间生意。他们把从中原地区购买的茶叶、布匹、粮食以及草原牧民所需的生活日用品运往草原，而换回草原牧民的牲畜、皮毛等畜产品之类。人们即把这些随军流动经商的商贾称作“旅蒙商”。当时旅蒙商的流动经商活动主要以骆驼为运输工具，一般都是沿历史上的古驿站栈道和明代蒙古腹地盟旗进行贸易，足迹遍布漠南、漠北、漠西广大草原和中亚、俄罗斯。

康熙三十年（1691年），漠南、漠北蒙古各部的王公贵族在多伦诺尔会盟，献“九白之贡”，蒙古王公一致向康熙帝上书，请求政府派遣更多旅蒙商贾深入蒙古地区进行贸易。康熙帝应允了他们的请求，但考虑到当时北方的威胁还没有完全消除，所以清政府对旅蒙的商人设定了严格的限制。规定凡是去漠南、漠北蒙古各部的商人，必须得到特定衙门的批准，从规定的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等指定的关口进入到指定的蒙古地区进行贸易，不准前往未经指定的地区经商。当时在蒙古地区的贸易区主要划为前、后、西三个营地。旅蒙的商队出关时，必须在经商许可证上注明商队人数、货物品种和数量以及起程和返程的日期等诸多内容，到达蒙古地区后，也必须要在当地官吏的监督下进行贸易。清政府尽管对旅蒙商人给予种种限制，但毕竟入蒙地经商已成合法化，所以中原商人，特别是山西、直隶等地商人蜂拥而至。于是内地通过长城沿边道口，循着中原通往蒙古地区的驿道，由近及远，逐渐深入漠北的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及至更远的唐努乌梁海，以及漠西的古城、迪化、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的厄鲁特蒙古地区。这样通往漠南、漠北、漠西的驼道逐渐拓展延长。雍正时期，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对双边贸易进行了规范，1729年开边立市，旅蒙商的商贸往来进一步向俄罗斯和中亚、欧洲拓展。

乾隆中期以后，蒙古准噶尔部得以平定，清朝“一举拓地两万里”，北部边疆更便于统一管理，政府对蒙地“封禁”政策和对旅蒙商入蒙地的限制也随之进一步松弛，蒙古地区的商业贸易日趋兴旺，旅蒙商人在蒙古地区开始设立永久性的商号。特别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军平定青海、新疆占领伊犁后，旅蒙商人开辟了一条由前营到后营、到西营的“营路”，于是从归化和内地到土默特以及走外路（库伦）与西路（哈密）做蒙古生意的汉族商人，都争先恐后到归化城、二连浩特及北部草原地区发展经贸。

由于草原丝绸之路上的经贸活动进入繁荣阶段，其商道上站段固定，线路畅通，遂成为我国中原内地与西北蒙地以及中亚、沙俄商贸的最大经济命脉。据《蒙古与蒙古人》一书记载，光绪初年归化城每年的茶叶输出量为10余万箱，主要是砖茶。其中24块一箱者主要供应土默特地区的蒙汉民众，每年销售4万箱；39块一箱者主要运往乌里雅苏台，每年约3万箱；运往古城的主要是72块或110块一箱的砖茶，木墩茶和白毫茶（红、绿茶）主要则销往伊犁和东土耳其斯坦以及俄国的维尔年斯克、塔什干、鄂木斯克、托木斯克等地，每年销量3万箱～3.5万箱。这一草原茶路，贯通了中原内地与漠西、漠北草原，以及中俄边境的贸易交流，形成了蒙古地区一个自成体系的庞大商业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