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

西汉初年，中国的中原地区出现了文景之治。在汉文帝、汉景帝之前，多年战乱导致社会经济凋敝，汉文帝、汉景帝政府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减轻人民负担，在汉文帝二年和十二年，分别两次“除田租税之半”，文帝十三年，还全免田租。同时，对周边敌对国家也不轻易出兵，通过协商，化解矛盾，维持和平。汉文帝生活俭朴，不添加新衣，不添加新车，帷帐不施绣，更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国家节约开支，贵族官僚不敢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文、景二帝重视农业，曾多次下令劝课农桑，根据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人员，并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生产，奖励努力耕作的农民，告诫百官关心人民。每年春耕时，他们亲自下地耕作，给百姓做榜样。文、景二帝在治理国家时，重视“以德化民”，使得社会安定，百姓富裕，国家的粮仓丰满起来了，国库也充实了。

随着生产迅速发展，中国出现了历史上从未有的稳定富裕的景象，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汉朝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呈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奠定了中国中原地区发展坚实的物质和文化基础。

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外物质贸易和文化交流发展的需要，在大约距今2100多年，汉武帝派遣特使张骞出访中国西部以西各国，探索东亚国家对中国以西地区的国家进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路线，寻找贸易之路。由此可见，中国在历史上是热爱和平的国家，当中国强盛时，对内追求繁荣和稳定，对外追求贸易发展和文化交流，以促进周边国家共同富裕。

公元前139年，张骞由古城长安向西出发，先后到达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东部）、大月氏（逐步向西迁移）、大夏（今阿富汗）、身毒（今印度次大陆），经历13年的调研，于公元前126年回到长安，完成了汉武帝刘彻交给的伟大使命。其在印度市场上发现了大月氏生产的毛毡，中国四川生产的竹杖和蜀布，古罗马生产的海西布，推断一定有一条从中国四川出发，通过印度到达古罗马的贸易和文化交流之路。

张骞一心想验证自己的推断，汉武帝刘彻也要更全面的了解中国西部各国文化和风土人情，推进贸易事业的发展，因此在公元前119年，任命张骞为中郎将（中郎将是次于将军高于是校尉的统兵武职名称，相当于现在的准将），第二次出使西域，历经4年时间。张骞和他的副使先后到达乌孙、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等国家和地区。通过张骞对西部国家和地区访问，西汉政府对西域的地理概况、风土人情有了更深了解，同时也加深了这些国家对中国中原地区文化的了解，为更好的发展丝绸之路贸易和沿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刘彻为了方便特使张骞出使中国西部地区的国家和地区，加强中国与西域的贸易和文化交流，招募了大量商人，由政府提供货物，到西域诸国经商，这同时也向西部地区的国家展示中国中原地区的工农业产品和文化，相当于中国在中国西部国家巡回举办中国中原地区工农业产品和文化展览。这些汉武帝招募的随张骞出使西域的商人，后来多数成为富商，从而吸引了很多人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对边贸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进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原地区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由此可见，汉武大帝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伟大帝王，创造了“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巡回展览，促进了中国和世界的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并且由张骞的团队实施，带动了汉朝对外贸易。当前中国政府的“一带一路”建设规划在全球贸易、文化交流等方面，比汉武大帝的策略更全面、更伟大。图2.1是汉武帝刘彻派遣特使张骞出访中国西部地区的国家和地区路线参考图，由于历史久远，仅供参考。

图2.1　汉武帝刘彻派遣特使张骞出访中国西部地区的国家和地区路线参考图

从公元前2世纪起，汉朝加大了与西域的联系，并慢慢开始与贵霜、安息、罗马等帝国发生直接或间接的人员和贸易联系。而在汉代，比起北方的草原之路和南方的海上之路，中部的绿洲之路在东西方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东往西，这一路线的主要走向是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至玉门、敦煌，由疏勒越葱岭后经大月氏和安息至地中海东岸，即狭义上的“丝绸之路”。同样的欧亚内陆交通干线又在中国隋唐时期将萨珊波斯、拜占庭等帝国及其相邻的突厥等游牧民族连接起来。伊斯兰教兴起以后，阿拉伯人不断开疆拓土，改变了西亚、北非、中亚、南欧的地缘政治版图。通过战争，阿拉伯人在极短的时间内征服了萨珊波斯，并占领了拜占庭帝国地中海东岸和北非的大片领土，从而切断了拜占庭通往东方的贸易路线。由于阿拉伯人先后建立的倭马亚王朝（即“白衣大食”）和阿拔斯王朝（即“黑衣大食”）都是横跨欧亚非大陆的强大帝国，使得大食帝国成为丝绸之路西端的实际主导者。

根据贞元年间的宰相贾耽记载，唐代与大食帝国有着交流往来，主要借由“安西入西域道”和“广州通海夷道”两条路线，而这也大致是古代海陆丝绸之路的主要干线。具体而言，“安西入西域道”从长安经河西走廊，沿天山南麓西行过葱岭，再由中亚怛罗斯西进，经波斯到达大食的首都缚达（即今巴格达）。据9世纪晚期的阿拉伯地理名著《道里邦国志》记载，沟通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陆上通道即著名的“呼罗珊大道”，从巴格达向东北延伸，经哈马丹、木鹿、布哈拉、撒马尔罕、锡尔河流域等丝绸之路上的著名驿站抵达中国边境。“广州通海夷道”自广州出发沿海岸而行，经由南海、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到波斯湾，再由两河河口上溯至大食都城。

在唐代，长安与巴格达都是国际性大都市，两地对外辐射大，串联起了唐朝与大食两大帝国之间广袤土地上很多的驿站和城市。盛唐时期，天山南北各绿洲城镇市场兴旺，西州、伊州、庭州商胡杂居，贸易往来频繁；安西四镇成了重要的商业城镇；敦煌、吐鲁番、喀什、费尔干纳、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城市由于成为了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地而繁荣一时。中亚地区的康、安、米、何、史、石、曹诸国人来到唐朝，即所谓“昭武九姓”，以善于经商著称，在沟通中原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方面有很大贡献。大量的大食、波斯和中亚各族商旅的东来，促进了中东、中亚物质和精神文化在中原的传播。

中国的张骞两次通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但丝绸之路实是沿线各国共同促进经贸发展的产物，是各种文化交流发展之路，是商人和文化交流者用双脚踩踏出来的道路。

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丝绸之路从西安东边经过中国中原地区伸展到地中海，到达波兰、德国、法国、荷兰，然后经海路到达英国等地，向西北经过俄罗斯，到达芬兰、瑞典、挪威，向东北到达韩国庆州。丝绸之路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