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

从丝绸之路上贸易商品种类的角度出发，海上丝绸之路又有“茶叶之路”、“陶瓷之路”、“白银之路”、“香料之路”、“宝石之路”等不同的称呼；从航线的角度，又有东洋航线、西洋航线、南洋航线等不同的说法。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一般意义上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指从中国东南沿海的广州、泉州、宁波等港口出发前往南海和印度洋的贸易航线；20世纪后半期，国际学术界也常常把中国到东北亚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琉球群岛的贸易航线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的人民网2014年5月20日《自宁波开往日本长崎的宁波船》一文中记载，韩国曾发现唐代长沙窑青釉褐彩贴花壶，上有“卡家小口，天下有名”的字样，因此，如果从东方向西方去，韩国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东方的起点。但这个起点，是中国商品从海上出口的港口之一。中国学者梁二平也在《丝绸之路》2015年第7期上发表了《新罗，海上丝绸之路的天尽头》一文。

海上丝绸之路由中国的广东、福建沿海港口出发，经中国南海、波斯湾、红海，将中国等国生产的产品运往欧洲和亚非其他国家，又将欧洲和亚非其他国家的商品运输到中国、韩国等。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使得亚洲对外贸易兴盛一时，同时加强了古代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由“陆上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在中国各地游历，然后又由“海上丝绸之路”返回本国。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随着商品的种类和贸易规模的不同，海上丝绸之路的线路也有所不同。战国秦汉时期，南越国有十分繁盛的海上对外贸易，这在南越王墓等得到了证实。南越国（又称为南越或南粤，在越南又称为赵朝），是约公元前203年至公元前111年存在于岭南地区的一个国家，国都位于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全盛时疆域包括今天中国广东、广西的大部分地区，福建的一小部分地区，海南、香港、澳门和越南北部、中部的大部分地区。输出品主要是陶器、漆器、丝织品和青铜器，出口产品正如古文献所列举的“珠玑、犀（牛）、玳瑁、果、布之凑”。主要的贸易港口有番禺（今广州）和徐闻（今广东省徐闻县）。

汉代，海外贸易又得到进一步发展，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说明“海上丝绸之路”在汉武帝统一南越国之后，规模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东汉（尤其是后期），航船已使用风帆；罗马商人第一次由海路到达广州进行贸易；中国商人也到达了罗马。这标志着横贯亚、非、欧三大洲的真正意义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在汉代，种桑养蚕和纺织业大大发展，丝织品成为当时中国的主要输出品。

孙吴政权在黄武五年加强了南方的海上贸易，到了东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对外贸易涉及15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包括东南亚诸国，而且西到印度和欧洲的罗马。商品贸易的各类已经十分丰富，丝绸依旧是主要的输出品，输入到中国等国的商品主要有珍珠、香料、翡翠、孔雀、金银宝器、象牙、犀角、玳瑁、珊瑚、棉布、斑布、金刚石、琉璃、珠玑、槟榔、兜銮等。

唐宋时期以迄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进一步发展，总体而言，当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往外输出的商品主要有四大宗：丝绸、瓷器、茶叶和铜铁器（含铜钱）；进口的主要是金银器、宝石、象牙、犀牛角、玻璃器、白银、香料、珍禽异兽等。中国官方对外海上贸易在明初郑和下西洋时发展到巅峰。郑和之后的明清两代，由于实施海禁政策，航海业有了一定的衰落，进入西方大航海时代以后，西方人进入东亚贸易圈，中国海外贸易航线逐步被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等西方国家所代替，从亚洲的中国出发，为东西方交往做出巨大贡献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退出贸易历史的舞台。

大唐中后期与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发达昌盛与中国、东南亚、南亚、西亚地区诸多国际港口的繁荣密不可分。从唐代开始，广州、扬州等地已经是高度国际化的贸易中心，聚集了大量贩售珠宝、香药的大食和波斯等各国的商人。9世纪中后期的阿拉伯著作《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提到“广府是船舶的商埠，是阿拉伯货物和中国货物的集散地”，广州是“阿拉伯商人荟萃的地方”。自隋开通大运河以后，扬州地处南北大运河与长江入海口交汇处，使得唐代扬州成为中国南北漕运中转大港和南北物资集散中心，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内地联系的枢纽。

相比较于宋元时代中国官方经营海外贸易的积极性，大食诸国对开展与中国等地的东方贸易亦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宋代，海上贸易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政府对贸易港的经营也变得更积极。继唐朝在广州设市舶司（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官府机构）后，宋廷又陆续在杭州、明州（今宁波）、泉州、密州（今胶州）、温州、秀州（今上海松江）、江阴等地设置，共计九处。宋代，最重要的市舶司在广州与泉州，这也与宋代海外贸易主要面向东南亚、西亚等地息息相关。大体而言，在北宋时，广州在各贸易港中居于首位。

南宋定都临安后，靠近政治中心的泉州快速发展，到南宋末年已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港，也是东方第一大港。据记载，迄于元末，泉州始终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大商埠，马可·波罗东来时即曾亲眼目睹泉州港的盛况，“大量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在海舶极盛的宋代“广州通海夷道”上，三佛齐（唐称室利佛逝，今印尼苏门答腊）和故临（今印度奎隆）是中国与阿拉伯地区之间最重要的两个贸易中转站，“中国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临易小舟而往”。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另一端，一些著名的贸易港口也长期繁荣。阿拉伯商人苏莱曼观察到，“货物从巴士拉、阿曼以及其他地方运到尸罗夫（Siraf），大部分中国船在此装货”。可以说，这些以海洋贸易为主要财富来源的阿拉伯城市的繁荣，也正体现了海上丝绸之路对于西亚地区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