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印度的崛起

客观而言，在世界话语权领域，也存在着中心与边缘的鸿沟。与经济领域里世界多中心化趋势不同，在思想文化的控制和全球公共议题的掌握上，西方世界仍处于绝对中心位置，而非西方国家仍处于边缘地位。亚洲很尴尬地在边缘位置中，与自己的体量相当不称。尽管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收入和经济总量已经处于工业化国家行列，但对全球话语权的影响微乎其微。

欧美国家在思想文化和话语权中心的这种控制地位会赚来很多现实利益：通过议题制造和传播来引起边缘地区的内部动乱，并利用其内部复杂的社会、宗教和文化矛盾来达到经济利益上对边缘地区的控制。而由于不掌握对等的话语权，边缘地区往往处于被告者的弱势地位，中心地区往往处于控告者的强势地位。不过，这是一场不公正的司法格局，律师、陪审团、检察官和法官都站在强权者一方，来控告话语权处于弱势的群体。这样，非西方国家从一开始就是输家。握有强势文化符号的西方世界利用话语霸权实现了从符号到利益的全面控制。如果不能打破这种局面，亚洲的未来仍是镜花水月。要打破这种局面，亚洲各国不仅要自强，还要联合自强，才能在数百年的困厄后迎来复兴。

印度是一个庞大而令人费解的国度。忽略印度的代价，任何人都承受不起。它是世界的缩影，浓缩了当今世界面临的所有重大决策性问题。研究印度媒体及其变化，对于理解该国的变化来说必不可少。

一、雄心与实力

印度对大国地位的追求一以贯之：从独立前国大党领袖尼赫鲁要做“有声有色”大国的理想，到1998年起执政七年的印度人民党领袖的“21世纪超级大国”的梦想，再到之后的国大党辛格政府要建立“印度世纪”的张扬，莫不体现了印度人基于历史光荣而生发的对未来的梦想。

世纪之交，印度的崛起早已不是智库的趋势判断，而是数字与实力对比揭示的现实状况：印度自身规模条件筑就的权势基值、衡量大国地位的关键性指标数据，都无可争议地揭示了这一点。印度有巨大的人口规模，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数据显示，到本世纪中叶，印度人口将保持增长，最晚到2025年超过中国，在2050年将会攀升至16．5亿。更重要的是，到2035年，印度人口大部分仍为50岁以下，其工作年龄人口与非工作年龄人口之比将会达到最大值。^[13]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启市场经济改革以来，印度经济连年调整增长。而同时，它还是亚洲地区接触全球贸易循环最少的国家之一，其国内消费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大于投资的作用。

当然，要实现雄心，成为像历史上英国和现实中美国那样的国家，崛起的指标应该是多样性的，经济、文化、军事、技术和制度等硬件与软件都应该是首屈一指的。印度正在不断接近这个标准，尽管可能不为所有人所认知：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1年12月号发表的题为《2011年未引起关注的事件》中，“印度军力扩充”名列第二。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2011年发表的一份报告，印度当年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进口国，2006年至2010年间占全世界国际军火交易总额的9%。据华盛顿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估计，到2015年，印度将在军事现代化方面花费约800亿美元。除了与巴基斯坦的长期紧张关系和由克什米尔分裂分子以及反叛分子制造的叛乱活动之外，印度的军事规划者越来越担忧印中军事敌对情绪的前景，因此把发展海上力量作为新的重点。

印度一贯的大国地位追求意愿，连同战略现实主义的治国方略信仰，为它提供了追逐权势的一大动力。同时，冷战后国际格局的重大变更和当代世界的基本潮流又为它现今和未来崛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二、现实与前景

尽管每个国家都有问题，但印度身受的内外制约尤为严重，因而在相当大程度上成为它强劲崛起的障碍。^[14]

从现实图景来看，在很多层面和诸多领域，印度依然是“镶着金边的抹布”。比如，虽然以首都新德里为代表的大都市有宏伟、漂亮的地标建筑和革故鼎新的宏图大志，但更多的是类似比哈尔邦那里的破烂的中世纪图景。鸿沟横亘，两者反差强烈。此已为甚，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却更是触目惊心。在印度12亿人口中，最富有的100名巨贾的资产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在这层光环的内层，是8亿多穷困潦倒、无依无靠的农民，很多人因为每日生活费不足50美分而苟延残喘，甚至因负债累累而自杀。

经济方面的问题也让改变这种状况的努力缺乏后援。

其一，印度经济复苏乏力以及缺乏清晰的改革措施，引发了投资者的悲观情绪。在2013年上半年，包括穆迪、里昂证券和花旗集团等在内的多家国际投行和评级机构纷纷下调了对印度经济增长的预期。摩根士丹利在一份报告中指出，印度宏观经济环境正在持续恶化。印度政府需要立刻采取刺激措施遏制经济增速继续放慢。报告认为，财政赤字激增、基本工资上涨和私营经济投资意愿减退都对印度经济增长构成不利影响。

其二，海外投资机构和本地投资者对印度经济失去信心，印度资本市场阴霾笼罩。目前印度正在经历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糟糕的“IPO年”，包括国内最大的电话搜索引擎企业Just Dial　2013年6月进行的规模为1．66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在内，印度2013年上半年共有三家企业通过IPO筹资2．34亿美元，创2009年以来最低水平。

其三，印度很多问题依然是根本性的。首先是印度落后地区糟糕的基础设施，缺乏电力以及交通设施使得印度的某些区域仍然不适合经济发展；其次，联邦政府的政策决定并不能在地方得到有效实施；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受民粹主义影响、朝令夕改的政策，这样的政策环境非常不利于外商投资。

德国新闻电视台称：“印度的经济就像一部记忆中的宝莱坞大片。”耀眼的光环掩盖了巨大问题。代替民主、年轻的形象的是贫困和经济衰退。印度在很多方面还像贫穷的非洲。有人认为，“缓慢”将成为这个国家的代名词。

三、印度能否成为榜样

印度雄心勃勃，号称要做“有声有色”的大国，到2020年底，要跻身发达国家行列。

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和恐怖主义的威胁，包括印度在内的民主国家的有识之士一直在思考一个紧迫问题：民主制度能否让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公民真正享有自由、发挥各自的潜能？

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曾说：这是一个大富的时代。但是，美国在缔造有利环境、消除不平等现象等方面的努力是失败的，其将大企业利益置于普通公民和小企业利益之上的做法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数以万亿计的美元聚集在极少数人手中、数以亿计的大众却还在艰难地维持生计。美国对环境的损耗触目惊心，美国的繁荣建立在过度消耗全球资源的基础之上——占世界6%的人口，消耗了地球30%的资源，排放了占全球25%的温室气体。

面对贫富悬殊、环境与健康危机带来的沉重压力，印度不能允许庞大人口中的一小部分按照美国人的方式生活。更加不利的是，面对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经济危机，印度如何应对，令人质疑。《金融时报》就表示，印度由那个“一炮走红的国家”似乎一夜之间变成了“一败涂地的国家”。其专栏作家戴维·皮林评论道：不久前，人们流行把印度比作乌龟，把中国比作兔子，认为“印度龟”将会凭借其民主体制优势和有利的人口优势超越“中国兔”。现在则有一种更恰当的比喻：印度越来越像一只被闪耀的车灯吓住的小鹿。另一个相映成趣的比喻是：整个亚洲都在中国车前灯的照耀下。

如果印度的世纪博弈失败，政局混乱、局部战争、环境失控、疾病肆虐等都可能发生，届时，中国也难独善其身。而如果印度模式成功，它将以事实告诉我们如何拯救环境，如何在难以掌控的多极世界中维持生存。

印度的现代化任重而道远。印度政治家兼作家沙希·塔鲁尔（Shashi Tharoor）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模仿了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关于法国人及他们的奶酪的说法，他问道：“谁能决定曾经是四大主要宗教、十几种不同传统舞蹈、85种主要政治党派、300多种土豆做法发源地这一不老文明的未来？”然而，骄傲是无用的奢侈品，现实中的印度仍然是个“一半感到骄傲，一半感到耻辱的国家”，能否扬长避短，将决定它的成败。

四、改革者辛格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引领人民的却是少数几个伟人。在印度的发展史上，辛格就是能够引导人民的伟人。

即使现在印度陷入复苏泥潭，也掩盖不了总理曼莫汉·辛格的光芒。

2013年是辛格这位81岁的大国总理执掌印度的第九个年头。在就任总理之前，辛格曾担任过印度央行行长和印度财长。2012年7月，辛格以总理之身重新兼任财长。

在1991年辛格接任财长之前，印度经济千疮百孔处于崩溃的边缘。辛格上任后力主进行经济自由化改革，打破了多年来束缚印度经济增长的种种枷锁，为印度经济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使印度经济步入高速发展的轨道，经济增长率每年都在6%以上。辛格本人也因此而被誉为“印度经济改革之父”。

2004年，当辛格接替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出任印度总理时，印度国民期望这位“印度经济改革之父”能再现奇迹，将印度经济推向高速增长轨道。而辛格不负众望，不久之后就推出印度制造业国家战略，改善国内基础设施，并对进口关税体系进行全面改革，推动了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的高速发展。

“印度的经济发展状况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我们的经济正在以一个良好的、超过8%的步伐迈进。”辛格当时毫不掩饰地评价自己的施政成绩。事实的确如此，凭借创新能力高超的企业、科技的商业应用和技术转让率，印度在2005年、2006年全球竞争力排名中连续上升，领跑金砖四国并远超中国。这一优势一直保持到了全球金融危机来临前。

金融危机爆发使得印度各银行流动性吃紧，出口需求减弱，甚至连最耀眼的创新增长模式“IT外包业”也失去了光泽。

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辛格采用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财政和货币手段来保持经济增长，而没有追随中国和澳大利亚所推出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但随着调动的公共支出越来越多，以及税收下降，印度的预算赤字出现激增，其占GDP比例目标由2．5%飙升至7．5%。

从2009年以后，印度经济滞胀导致其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中持续下滑。辛格期待用改革之手将印度重新拉回到复苏道路上。从2012年起，辛格开始了一系列政策调整以提振经济增长，包括允许外国公司在印度投资的零售、航空和广播公司持有更多股份。同时印度政府还着手简化令投资者不满的税收法规。

新的改革带来了新的改变，印度的企业研发开支增加，国内失业率小幅下降，科技领域获得了更多投资，电脑、互联网和宽带用户的数量都有令人瞩目的增长。但仍有一些改革遭遇到阻力，比如印度的许多邦自主权大，它们不遵守允许外商在其所投资的印度超市占有更大比例股份的规定；旨在简化税收体系的法案也尚未获得印度国会的批准。

面对低迷的印度经济和艰难的改革步履，辛格承认改变现状需要持久的时间：“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仍是低收入国家。我们需要近20年的快速增长才能让印度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由于自然的原因，辛格不可能再领导印度20年以保证快速增长，但他的思想精神和治国理念却可以保佑印度顺利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