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时过境迁，黛安娜王妃的香消玉殒仍然是“全球化巅峰状态”的一个案例：迷人的前英国王妃及其埃及男友乘坐配备荷兰引擎的德国产轿车，因司机醉酒致车祸而香消玉殒。司机是位痴迷苏格兰威士忌而喝高了的比利时人。骑着日本摩托进行追踪的意大利狗仔队将他们逼到一条法国隧道里。车祸发生以后，抢救者是美国医生，用的药则来自巴西……
当然，全球化并非如此简单，绝非像中药铺子，各取一点就可以药到病除！它对于每个自然人的观念、意识、生活状态，以及每个国家体制与社会底色的变革才是最重要的、需要思考的层面。
一、“全球化”的理论认知
早在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就论证了全球化的进程，主张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代替阶级社会和民族国家，先进生产力和市场全球化必然导致这种结果。总体来看，“全球化”一词源于英美语系，渊流包括：
麦克卢汉的“地球村”与“部落化”概念
地球村和部落化是麦克卢汉的伟大预言，其在1964年的《理解媒介：人的延伸》一书中，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地球村”（global village）概念：印刷媒介使人类世界彼此疏远，而电子媒介却使他们更加相互依赖，把世界塑造为“地球村”的形象。借助电子媒体的力量，世界各地的人们几乎在同时可以收看、收听到内容相同的重大新闻，并因此共同参与到同一事件中。电视正在补偿我们，将人类从单个的民族国家变成一个“地球村”。“地球村”是指信息的高速传播压缩了广漠的空间，消除了人类视觉和听觉的畛域，地球变得踱步即至那样小了。
“地球村”和“部落化”概念所要强调的共性，是一体化和整体化，是同步的、瞬时传播的世界。“共鸣”是个重要概念，它意味着瞬时传播、即时卷入。这样的世界，已经不仅仅是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外在客观，而是我们与之融为一体的有机实在。当然，“地球村”和“部落化”的概念并非完全一致：“地球村”强调的是瞬时传播的方面，在这个世界里，空间和时间的差异在电视、喷气飞机和电脑的作用下已经不复存在。而“部落化”则强调，在即时卷入方面，部落意志是由全体成员用交感的方式同时作用表现出来的。他们的关系千丝万缕，彼此卷入的程度很深。
传播革命改变了人的感官尺度，世界的巨变将从这里开始，但“地球村”不等于“全球化”，它只是全球化的起点。
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理论
“意识形态终结”的理论是与全球化的发展互为作用的。随着冷战结束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世界联系日益紧密，越来越多的人对“意识形态”这个概念避之不及。正如英国哲学家汤普森所言：“今天，很少有人会宣告自己是‘意识形态家’，而许多人却会毫不犹豫地宣告自己是保守派或社会主义者、自由派或民主派、女权主义者或生态主义者。意识形态是别人的思想，是除了自己以外某人的思想。把一种观点称为‘意识形态’，似乎就是已经在含蓄地批评它，因为意识形态的概念似乎带有一种负面的批评意义。”[1]
“意识形态终结论”最早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提出来的。恩格斯在1886年写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最早提出了这一观点。他在这里所特指的是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传统阶级社会的意识形态。他认为这样的意识形态将会被“终结”，被科学的“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所取代。[2]很明显，恩格斯在这里并没有将自己和马克思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作为一种科学。此后，这一主题便不断被人提起。
二战结束以后，第一个使用“意识形态终结”提法的是法国社会主义党人阿尔伯特·卡莫斯。他在1945年批评法国社会主义党的“绝对的乌托邦主义”时指出，意识形态是一种“欺骗”，已经宣告终结。这与西方社会二战后因形势所迫而产生的最新变化有关。意识形态的基础是它代表阶级利益，而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阶级差别、阶级矛盾和阶级革命并非主要矛盾。丹尼尔·贝尔甚至认为，在西方社会，产业工人阶级迅速萎缩，其经济身份不再明确。社会日益成为一个由性别、年龄、宗教、教育、职业等众多因素构成的“多元社会”。种族身份将变得越来越重要，种族的、语言的、宗教的路线冲突将成为文化和政治身份的根源。如此，社会问题诉诸技术层面的方法就可以解决。
到20世纪50年代，“意识形态终结”的思潮在西方学术界已经成为一种浩浩荡荡的思想潮流了。以拉蒙德·阿隆、爱德华·希尔斯、李普塞特和丹尼尔·贝尔等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这一思想。这一时期“意识形态终结”的主要原因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理想的幻灭：社会主义国家一系列的“集权主义”和“霸权主义”行径，幻灭了左派知识分子的憧憬；美国在越南、科索沃、中东地区的许多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双重标准的做法，也让自由主义的信徒充满愤怒。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意识形态终结”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主要代表人物有塞缪尔·亨廷顿、弗朗西斯·福山、约瑟夫·奈等。在这些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家看来，苏东解体、冷战结束，是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寿终正寝、西方文化价值观彻底胜利的实证：人类政治发展中的所有问题已经被自由民主制度所终结，真正有实力的挑战者恐难再现，历史就此终结。在这其中，弗朗西斯·福山1992年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影响最大。该书是根据他1989年发表在国际事务期刊《国家利益》上的论文《历史的终结？》扩充而成。福山在书中提出，西方自由民主制的到来可能是人类社会演化的终点，是人类政府的最终形式。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核心思想，在于宣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理想”，并且这种终极理想已经变成事实。
布热津斯基的“网络外交”
1969年，布热津斯基（后来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两代人之间的美国》中，正式提出“全球化”一词。他指出，从政治、经济等涉及社会结构的层面而言，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和法律体系的去民族化（denationalization）过程，这是服务于美国称霸全球野心的。随着世界正在向全球化社会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那一套已没必要再谈，美国处于全球化的中心：美国的传播网络最多，遍及全世界，是未来社会的原型。今后解决世界冲突的外交战略将不是“大炮外交”，而是“网络外交”，这种模式更加灵活和实用。布热津斯基还设想，在美国国务院之外再开设一个全球事务院，与前者平起平坐。
在布热津斯基的大脑中，“全球化”与“美国化”可以等量齐观，通过非意识形态化，即淡化一个国家原有的意识形态，传播和强化新意识形态，以“不战而胜”作为将美国的政治模式和社会生活方式推向世界的新手段，使不同民族的国家都和美国“化”在一起，消失在它的政治容器里。布热津斯基主张非意识形态化，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美国上层人士的观点，实际是以淡化意识形态的手法强化新的意识形态，即不战而胜。起初，布热津斯基的观点没有赢得西方学界和政界的响应，整个70年代，关于“全球化”的议论悄然沉寂。
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
1980年，阿尔温·托夫勒在其著作《第三次浪潮》[3]中，提出了“全球化意识”的概念，认为“第三次浪潮促使那些更大的利益集团纷纷兴起。这些集团正在宣传全球主义意识形态”。托夫勒预言：全球意识带来的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三次浪潮”将导致国家意识的消亡，曾经是“第二次浪潮”支柱的民族国家正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双重冲击。
托夫勒为全球意识的出现勾画了三个条件和三种趋势。第一，随着国家本身被迫建立超国家组织，民族国家的作用进一步削弱。民族国家这个“第二次浪潮”时代关键的政治单位，正受到像钳子一样上下压力的夹攻，有些力量试图把政治权力从民族国家转移到次国家的区域和集团中去，又有一些力量则试图把权力从国家向上转移到跨国性的机构和组织中去。这两者加在一起，促使技术高度发展的国家崩溃，变为较小也较少权威的力量单位。第二，跨国公司已经发展得如此庞大，具备了民族国家本身具有的某些特点——拥有自己的准外交使团和高效的情报机构，没有一个国家能管理它。它向跨国通货发展，这种通货不是单一的“世界货币”，而是各种通货或“变相货币”，即以各国货币或商品为基础。它的意识形态不是放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是全球主义。国家主义过时了。第三，人们还看到跨国行业性组织和政党组织的出现。例如基督教民主党人和社会党人，都在谈论组成超越个别国家的“欧洲党”。大约有几千个超政府组织不停地穿越国境线进行活动。如果联合国是“世界组织”，那么这些团体实际上是“第二世界组织”。它们通过联合体、工作组、委员会和特别工作组不断保持横向联系。所有这些非政府组织都朝着同一方向前进。最后，托夫勒预言，当许多穷国正在竭力争取建立一个国家的历史性时刻，那些超越工业化的富国却在削弱，国家的作用贬低了。从经济、政治组织到意识形态，人们都看到第二次浪潮文明的支柱——民族国家，已遭到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毁灭性打击。可以预期，“为了建立能够公正地代表国家消亡前后世界人民新的全球机构，将会因此发生争斗，搞得今后几十年难以安宁。”托夫勒预言，“全球意识”的终极就是国家消亡的意识，在欧共体和世界组织的迅速发展中似乎正在朦胧地显现。[4]
吉登斯确定全球化的评价指标
英国社会学家、全球化研究专家安东尼·吉登斯总结归纳了全球化的四个基本特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传统的民族国家基于地域关系的政治格局的调整、国际军事安全保障体系的建立及覆盖全球的信息传播网络。由是观之，全球化意味着一种传递方式，即权力和传播伸展到全球各地，压缩了时空，重构了社会关系；它是一种关系模式，是随着社会和经济联系延伸到世界各地而产生的，世界上的不同人群、地区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不断增长。
客观而言，全球化的概念，从物质形态看，指货物与资本的越境流动，经历了跨国化、局部的国际化以及全球化这几个发展阶段。当然，货物与资本的跨国流动是全球化的最初形态。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相应的地区性、国际性的经济管理组织与经济实体，以及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精神力量的跨国交流、碰撞、冲突与融合。
在此过程中，将出现两种重要的全球化形式。一是信息与文化传播的全球化。丹尼尔·耶金指出，全球化“就是24小时相互联系的、极度活跃的、剥夺睡眠机会的，并受电子邮件推动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各国政府对本国的影响力将减弱”。[5]网络传播的世界性增进了各国经济与文化的联系，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神经，也作为政治全球化的“激素”推动国家间和地区间的接触和沟通。世界各民族文化正在接近，但不是亨廷顿提出的西方文化一统天下，而是各民族先进文化的互融。其二是政治上的全球共同体。一些理论家提出，全球化要求用法和正义性来代替任意性的强制权力，依据民主方式建立公共强制权力。其基本含义是：适用国家信念和民主信念之上的民主制度用于全球和平的和法的制度，为各种力量的自由活动提供空间。在这个制度中，借助于经济的、科学的和文化的竞争，促使各种社会和个体发展起来，带来巨大的物质、文化和思想的财富。全球化要反对经济主义，警惕和避免“经济宿命论”，但依然鼓励个体和群体的创造性、自由竞争和经济进步。
总体而言，全球化是一个以经济全球化为核心，包含各国各民族各地区在政治、文化、科技、军事、安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多层次、多领域的相互联系、影响、制约的多元概念。
如上所述，因为全球化进程在许多领域弥漫，研究全球化、透析其后的运行逻辑与深层结构，就必须综合使用多种学科方法，包括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农业到商业领域等。关于全球化，存在着不同演进路径的对立和冲突，存在“多种全球化”之争。全球化对个人、家庭、民族和世界到底是好还是坏，这样的争论不胜其数。在一些悲观主义者看来，相互依赖状态的日益增强是非常具有破坏力的趋势，而乐观主义者视之为获致更加多样化、更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有些人认为，当今世界并没有比在大英帝国逐步没落的时候更加全球化，但也有人认为，信息革命在历史上无与伦比，影响广泛。
二、关于全球化的认知
总结起来，对于全球化，学者间有四种不同的观点：
（一）全球化是复杂的、不可避免的
当代全球互动的结果是复杂多样而无法预测的，通过制造新的全球社区和共同利益，对本土文化产生了不易控制的后果。全球化的后果是复杂的，当下的好处未必是未来趋势的投影，日益增进的整合并不会只产生好处。全球交流的加速绝不必然意味着宽容、健康，也不意味着全民经济受益。全球化的未来既充满希望，也不乏威胁。
无疑，全球化是一套复杂的过程，它攫取了地方社区的权力、复兴了本地文化的抱负，在国内和跨国范围内创造了新的经济与文化区域。吉登斯并不认同世界的更加全球化会导致民族国家失去权力的说法，认为民族国家依然强大，政治领导人在世界上的作用依然很大。不过，他相信国家、家庭、工作和传统等已经改变，相应的组织已经无法完成需要应对的任务。全球化不是一个受人类集体意愿驱动的全球秩序。相反，它呈现无政府的、危险的形式，各种影响都有。因此，全球化的复杂性在于：对人类生活来说，它不是偶发的，是生活环境的变革，是人类的生活方式。
同时，如同正在来临的数字化时代一样，全球化是一个正在发生的现实，关注现实的研究者对有关世界整合与全球化网络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宏观与微观、不同国家与地区、历史与现实，无所不包。
当然，从全球性的联系与互动而言，全球化由来已久。美国学者钱安达（Nayan Chanda）在《绑在一起：商人、传教士、冒险家、武夫是如何促成全球化的》一书中认为，全球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并不是像电脑一样对日常生活有着不可预知影响的新奇事物。中世纪欧洲人对香料的喜爱或阿拉伯人对瓷器和香水的痴迷，创造了跨越海洋和沙漠的经济联系，并导致了政治和社会的巨大变化。中亚的丝绸之路为佛教（Buddhism）和摩尼教（Manichaeism）的传播并最终为伊斯兰（Islam）的胜利提供了通道。17至18世纪日益上涨的对糖的需求导致了加勒比群岛的转型和跨大西洋奴隶交易的形成。
近代全球化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世界的扩展相联系的：15世纪的航海大发现、18世纪的工业革命、世界范围的殖民主义和销售市场，助推了人类全球化的实践。当代世界的相互联系有着更加深厚的背景，有裹挟人类全部历史的趋势。其进入当代的物质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交通、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政治背景是冷战的缓和与结束、东西方对峙的瓦解；经济背景是许多曾经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转向市场经济及WTO的扩容。
虽然人们的日常经验是本地的，但通过大众传媒，全球性事件开始塑造和影响这些本地经验和接受模式。与此相平行的过程是，文化传播只有采纳本土化的形式，才可以在全球化进程中收到成效。
（二）全球化是富有意义的现实
全球化的意义可以分为具体与宏观两个方面。就具体层面而言，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情况。
以印度为例，全球化主要为其带来如下物质层面的利益：（1）有利于印度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印度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至2012财年上半年，印度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金额为191．36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74%。（2）促使印度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印度独立后至20世纪80年代，为保护国际竞争力较弱的民族工业，一直奉行进口替代策略。由于全球化资本的流入、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和印度本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印度出口商品结构有所改善，制成品出口的比重大幅增长。（3）有利于印度吸收外来的实用技术、管理经验和企业创业精神。在高新技术产业化的今天，技术的重要性日益增加，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印度国家经济的发展。在全球化后，印度能花较小的代价获取更多、更好的技术。有效的管理经验也使印度的企业逐步走上了规范化经营的道路。（4）有助于解决印度剩余劳动力就业的问题。有资料显示，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近十年间印度的就业人数年均增长了14%以上。（5）有利于印度产业结构的优化。1980年以前，印度产业结构主要以第一产业为主，第二产业不发达，第三产业发展不快。同时，基础产业的瓶颈现象也十分严重。印度在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契机后，根据国内和国际市场的需要，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6）有利于印度大型企业兼并与强强联合，提高印度企业经济效益。跨国公司通过兼并收购的方式进入印度国内市场，进行直接投资，一方面给印度企业带来了雄厚的资金支持、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遍布全球的外销渠道，对于提升印度企业的运行效率，推动印度产业结构升级、技术水平提高、培养高层次的管理人才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在兼并国内企业后，外资将在国内形成生产能力，对国内原有的同类产品生产企业造成较大的冲击，引发国内市场份额的激烈竞争和重新组合。
下面看宏观方面的意义。
不断增加的文化共享和相互联系富有意义，是进行变革的催化剂。全球化其实是为分享工作、知识与娱乐提供了一个平台。这个平台上的一个铁律是：如果你觉得它全好或全坏，那你就得不到它。在信息无限增长的时代，任何工作流程都不能够完全避免不愉快的意外，而且总会有新挑战。吉登斯认为，考虑到全球市场上的经济总量，全球化不仅是新的，而且是革命性的，它借由传播技术的进展而加速，是有政治、技术、文化及经济影响的；在其中，传媒是个子系统。
有诸多研究表明，全球化是一种融合本地／全球动力的协同作用：全球的本土化或全球化。在此过程中，世界文化体验不是整齐划一、按统一标准向一个方向移动的，而是一个双轨道的进程，包括非西方文化对西方的影响。进入21世纪，世界进入了一个加速全球化与文化融合时期，内向型文明不断衰落，由多种要素组成的跨本土文化走向前台。结果，即使在世界的某些部分有种族、宗教复兴主义等的恋旧式增长，世界还是变成了一个多种文化混合的地方。
目前，全球化出现三种趋势：首先是一体化的规模和速度的极大增长。目前，全世界的商品出口额超过生产总值的20%，而在1913年（上一轮全球化的尾声时期），这一比例只有8%，甚至在1990年，这个比例也只有15%。在更为根本的层面，“中国、印度以及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表明地球人口的更大一部分正在（至少是潜在地）融入全球经济”。[6]其次是劳动力国际分配的转变。高收入国家曾出口制成品，换回大宗商品。现在，发展中国家有能力生产及出口高收入国家制造的东西。第三个新现象，是制造业和服务业内部“分工贸易”的增长。数字革命使生产的分工达到空前程度。认为服务无法贸易的传统假设已经过时了。那些可以被转变为“比特”的东西，比商品更具贸易潜力。
由此可见，不管观点如何分歧，全球化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经济课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课题。重要问题之一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朝着更为一体化的全球经济迈进的步伐出现倒退的可能性有多大。不幸的是，历史表明，全球一体化并非必然：经济学可以提出建议，但决定权却属于政治学的势力范畴。
（三）全球化带来均匀化的恶果
全球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经济与文化的匀质化。通过源自西方的技术的、商业的和文化的共同作用，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一致和标准化，全球性与现代性密不可分。
作为世界第一大国，美国也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借助柏林墙的倒塌和世界的扁平化，美国的生产商与服务商、电影制片商、歌星、服装设计师、艺人和快餐连锁企业等，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占据了有利位置，获取了最大利益。他们跨越了政治与地理边界，不可避免、无法阻挡地使文化出现同一化趋势，全球化越来越有美国面貌、美国表情和美国趣味。
于是，均匀化（Homogenization）的理论认为，在国家全球化的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会压倒一切——它丰富了生活，也抹去了地方和文化的特性。比如在一些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和地区，本国特色建筑和自然遗产饱受摧残，而决策者却不以为意。
这导致了若干重大的后果：正是全球化的商品一体化令工厂增加，间接对环境造成影响，例如加剧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继而加剧全球暖化，甚至影响生物的栖息地，使生态受到了灾难性的、不可预期的负面影响；同时，全球语言加速减少，土著人群濒临消失，传统手工艺变成了世界旅游者的廉价玩物，有些区域和国家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成了“下落不明的国家”。非洲一些本应富裕的地区，如尼日尔三角洲，在经历骚乱之后，面临着崩溃的可能。许多年前，颇受争议的V．S．奈保尔（V．S．Naipaul）声称，像刚果那样的国家，即使处于比利时的恐怖统治下也要比它现在与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20世纪70年代，在奈保尔写作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遭到毁坏，而现在却已经是一片狼藉，大部分国民不仅生活在贫困中，而且也无法与外界接触。在这里，全球化影响的结果是让一个巨大的国家退回到了前现代化的状态。这不是个案，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处于结构性的恶化状态中。
全球化不断加快的步伐，最终能让其神奇的繁荣惠及这些不幸地区吗？至少在目前，全球化不可避免的阴暗面尚未展示这种可能。
（四）全球化是不真实的，不是人类的真实需要
全球化是个具有煽动性的词。批评者认为这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断言全球化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贫困、战争甚至文化灭绝。同时，对全球化是一个现实存在的现象还只是一个说法，仍存在学术上的讨论。
无疑，“全球化”一词已经被广泛使用，但是一些学者认为这个现象在其他的历史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另外，很多人注意到，那些令我们相信是处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现象，例如国际贸易增长和跨国公司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它们开始被建立的时候并不是被定性的。因此有很多学者更喜欢使用“国际化”而不是“全球化”。简单地说，它们两者的区别在于国家的角色在国际化中更重要。也就是说，全球化程度比国际化要深。所以，这些学者认为国家的边界还远没有达到要消失的地步，因此，完全的全球化还没有开始，也可能不会开始——从历史上考虑，国际化从来没有变成全球化。著名的依赖理论提出者萨米尔·阿敏指出“全球化是一个反动的乌托邦”，并且对全球化给拉美和亚洲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更有论者认为，“全球化”所反映的现象不过是旧体系即资本主义的无规制扩张——在这个体系中，国家依旧同邻居做生意。更有论者认为，全球化的结果是让地球资源重新排列和组合，这是强盗合法化的一种新的变通。它是以全球高耗的代价换取垂死资本主义的残喘，它是以全球生存环境的代价降低了本应当获得提升的生活。
作为历史和现实进程的全球化，并不能获取“理想的世界秩序”，甚至难以在现实当中看到国家主权和国家结构的削弱，甚至导致达伦多夫所称的“强大的反向发展趋势”：“有人坚决地转向追求比19世纪和20世纪的民族国家更加狭小的空间。它的主角不是加拿大，而是魁北克；不是英国，而是苏格兰；不是意大利，而是帕达尼。”更不要说苏联、南联盟和非洲多个国家或地区族群冲突和分离战争带来的惨剧。
还有许多来自西方的不同声音。在三卷本巨著《现代世界体系》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把全球化与现代世界体系的周期性扩张等同为同义语。约瑟夫·奈在其主编的《全球化世界的治理》一书中，则使用了“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全球化”、“1820～1914年间的全球化”等概念，并这样写道：“19世纪的全球化至少与今天的全球化一样令人钦佩。运输、通讯方面最具有革命性的突破在1900年以前已经出现了——如铁路、汽轮、电报和冰箱等都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技术进步。整个19世纪，运费一直在大幅度下降。‘英国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时期（尤指19世纪）’政治环境稳定，同时由于实行金本位制，货币环境也十分稳定。……这里不免要引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著名论述：‘这是人类进步中多么不同寻常的一幕呀……伦敦的居民可以一边在床上啜着早茶，一边通过电话订购全世界各种各样的产品……同时他还可以以同样的手段投资世界任何角落的自然资源和新企业。’”
美国考克莱尼斯教授也认为：全球化迄今还不是一种状态，而是一个不均衡的、并非不可逆的、有多种可能的、非线性的进程。农业的全球化几乎是伴随“工业化”而发生的，关键时期是从1789年到1914年的“漫长的19世纪”。当时，一系列技术创新伴以人的价值的相当程度的商业化，使得全世界的农业联系更紧密，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那样“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另据统计，19世纪末，西方国家的净资本流量（总输出减去总流入）即使到当代也没有被突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夜，已经有155个国家参与国际贸易，世界出口的价值占世界收入的16%～17%。此外，19世纪末列强在世界各地普遍建立军事基地，强权进入全球性争夺。
鉴于上述事实，乔姆斯基总结道：“从贸易、资本流动和其他措施来看，现在的经济并不比本世纪（指20世纪）初多么‘全球化’。”这些史实和关于它们的论述，或许都可以用来佐证全球化与现代化同步甚至本来就是同一过程。但是不要忘记，这种在大英帝国一国霸权支配下的全球化／现代化，在19～20世纪之交就已经遭遇强有力挑战。美国学者司马万以实例说明了当时自由贸易对德国农业造成的严重威胁，以及威胁如何助长了容克地主的政治影响。德国、日本、美国等后起的工业化国家对英国发起的各种形式的挑战，结果使英国人从“世界工厂”的辉煌业绩和维多利亚盛世的陶醉中惊醒，不仅是英国霸权的衰落和这一轮规模空前的经济全球化的终止，而且催生了规模同样空前的世界范围的“30年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中间有20年休战）——地球上几乎所有民族、所有国家都身陷其中的一次空前的人类大灾难。
综合以上内容，可以说，“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无所不在的支配性话语，一切关键词里最具关键性的词汇，数不清的各种系列丛书、论坛和研讨会的第一主题，从而也是最惹争议的话题。歧义百出的解说纷至沓来。细心的研究者指出了在全球化问题上的极端全球主义、怀疑论和变革论等不同流派，辨析了全球化与国际化、相互依赖、整合、普世主义、趋同等概念之间的差别。但也有许多著述在论及“全球化”时用语含混，甚至把它（以及与它有关的“现代化”）当作可以随意粘贴的标签，以至于保罗·克鲁格曼等人不客气地称之为“globaloney（全球胡话）”。例如说“21世纪的竞争将不会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一国之内所剩下的只不过是组成那个国家的人”之类，大概就属于这种“全球胡话”。[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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