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发展的成与败

至今，印度已经有了五千年的漫长历史，它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面积居世界第7位，人口占全人类1／6，多民族，多宗教，自然地理条件复杂，文化多元。它在长达200年的时间里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巴分治后，两国曾经三次兵戎相见，并一直敌对。

印度地处南亚，是缩微版的世界，各色地貌与各色气候形态就像博物馆一样齐全：高耸入云、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映衬着棕榈丛生、白沙片片的海滩，中间游牧民族和蔓蔓驼铃四处可见。身处其中，一种游印度而知天下的感觉会油然而生。

印度丰富的文化遗产是一座题材宝库，印度的哲学和神学是深邃的灵感源泉。人们可以从中汲取素材，创作出真正面向全球市场的艺术及娱乐产品。印度的艺术和哲学被西方帝国主义统治及其遗留的影响压制，淡出世界舞台的中心已经太久。在西方文化出现审美疲劳的情势下，世界需要新的神话——印度文化具备了创造新神话的全部条件。

印度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发展中国家。印度企业正在全球各地，包括欧洲和美国，悄无声息地展开并购行动。印度正逐步成为许多大型跨国企业的重要研发中心。因外包业务而从欧美转移至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技术、生命科学、人力资源及企业管理职位有望在2015年增长至30%。到那时，美国的外包项目估计将涉及350万份脑力劳动工作以及总计1510亿美元的工资，而印度将成为承接项目的第一大国。^[1]

基于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当西方国家的商品和服务价格超出了世上大多数人的承受能力时，印度有望以全世界都负担得起的价格提供这些商品和服务。实际上，进入21世纪，大量私人投资正争先恐后地涌入印度，因为“印度既是市场又是一座人才资源库。我们完全相信印度已经开始燃烧。有文化的国民是燃料，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是氧气，而蒸蒸日上、有消费欲望的年轻群体就是火花”。^[2]

然而，历史的负担与现实的泥淖，仍然制约着印度大国崛起雄心的实现。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大国竞赛中的一个现象是：印度正被中国甩在后面——当然，人们对此判断会有不同意见。摩根大通的经济学家贾汉吉尔·阿齐兹认为，经济改革使印度改观最大的不是服务业，而是制成品，但在具有附加值的重工业领域，中国仍遥遥领先于印度。^[3]在2012年第一季度，印度的GDP增速仅为5．3%。里昂证券的报告显示，印度经常账户赤字占到GDP的4%，财政赤字占5．8%，并预计到2014年，这个比例会维持在5%以上。虽然在财政赤字问题上全球迄今没有统一标准，但按照欧盟规定，成员国财政赤字的GDP占比一旦超过3%，经济运行就进入危险区。

对此，有分析认为，印度政府过分强调刺激消费而忽视投资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而国内严苛的政治生态又令其难以在多重困境下做出迅速、有效的应对，最终导致刺激消费的引擎失控，在严重的通胀缠绕下丧失了经济自我修复的能力。^[4]

究其根本，除了印度实施的是半拉子改革，为私人部门和外国资本制造了很多障碍之外，还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印度前进的减速。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根治，印度发展的前景并不明朗，加之社会抵触情绪不断增加、社会忍耐接近极限，起飞的大象轰然坠地的可能并非虚幻。

一、人口红利与负担

印度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人口控制政策的国家，早在1951年，印度就起草了“全国计划生育规划”。然而，在现实中，印度人口仍然以较快的速度增长，生育控制不力。到2013年，印度人口超过12亿，并且以每年2000万的速度递增。2009年12月15日，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的报告显示，到2025年，印度人口将超过中国，成为世界第一。

《印度时报》曾发表文章称，印度的人口规模不是负担，而是经济发展的最大优势。高出生率使印度人的平均年龄只有26岁，在全球人口不断老龄化且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印度的劳动力资源及成本优势将对经济发展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印度的宗教对人口增加持鼓励态度。巨大的人口基数也使印度成了一个开放的、生机勃勃的国家。印度教、伊斯兰教、锡克教、天主教、佛教、耆那教、琐罗亚德斯教、犹太教和泛灵论，共同构成了多样化的印度。印度的官方语言多达22种，3．5亿印度人都会讲英语。实际上，巨大的人口是个正能量：任何事情到了孟买或北京，与在纽约或洛杉矶的规模是截然不同的。

同时，如前所述，印度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50%的印度人年龄在25岁以下。到2015年，印度的青少年将达到5．5亿。在欧洲、美国，甚至中国^[5]都将步入老年型社会之后，印度仍将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不会出现劳动力短缺或消费能力下降的问题。相对于中国都需在新的人口环境和发展背景下重新考量发展路径，印度却可以择善固执。

因为凡是不需要人员到现场操作的企业都可以共享资源，因此，印度已经成为廉价技术劳动力的供应大国——它有大批英语好、专业强的工作人员，他们在业务方面，特别是在科学技术领域，具备了一流的实力，工资却远低于欧美水平的同行。^[6]

人才流动方面也出现了有利于印度的变化。之前，“硅谷新成立的公司里绝对飘着咖喱的味道”，但是，随着印度国内高科技类工作机会的不断增加，向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人才外流已经开始掉转方向，变为人才回流。伴随着欧美公司纷纷涌入印度，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印度人、在国际商务领域有实战经验的印度人成了市场紧缺人才。高薪职位和美式设施齐备的私人住宅区在印度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越来越多旅居海外的印度人觉得，自己该回家了。据印度企业家协会估计，在21世纪初的一些年份中，有1．5万至2万印度人离开硅谷回到家乡。在班加罗尔的英特尔员工中，约有15%是从美国回来的印度人。^[7]无疑，印度的12亿居民以及超过2000万移居海外的印度人将会不断释放他们在文化和经济领域的实力。从美国和英国归来的印度人将构成推动家乡现代化建设的一股强大力量，他们对服务业的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并敢于痛批腐败现象，公开表达对基础设施发展落后的不满。

然而，在印度人口图景上，忧虑并不比亮色少。

人口是一种战略资源，但只是潜在的战略资源，需要转化成生产力才能发挥作用。印度人目前平均年龄低，充满活力，每年新增劳动力上千万。但印度以知识密集型产业为龙头的经济模式无法吸纳这些“年轻生力军”。比如，整个印度IT行业仅吸纳100万人口就业，有组织的制造业吸纳的人口数总共达600万至700万，而私有企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非常有限。这些浮躁不安的年轻生力军，如果无法转变成战略资源，反倒会成为引发社会动荡的因素，成为阻碍发展的负资源。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30%来自农业，全国有近70%的国民生活在农村，但印度只需要全国10%左右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如何创造5亿职位来安置那些即将退出农业生产、需要找工作的人，是对印度政府的巨大挑战。由此导致的另一个情况是，在有12亿人口的印度，只有3%的人交税。一种解释是：那里的农业免税，而2／3的印度人生活在农村。目前，印度经济相当大的部分是非正式的无组织劳动，难以收税。由此，许多人认为，如果能填补巨大的税收漏洞，就能一举解决印度财政面临的一些问题。

此外，印度也存在长期饥饿和营养不良的问题。全球40%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印度，其中包括全世界1／3营养不良的儿童。印度还是世界上辍学学生数量最庞大的国家。实际上，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今天印度吃得好的人与吃不饱的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印度为信息技术领先、经济势头强劲而自豪，然而就是在同一个国家，还有数量庞大的居民在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相似，甚至更糟的条件下勉强度日。

更不利的是，人口的快速增长给基础设施建设带来很大压力，每年扩宽的马路仍然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需求。印度的总人口比中国少，但人口密度是中国的2倍多。美国《福布斯》杂志2009年评选出的20个全球人口最稠密城市中，印度就占了5个。巨大的人口数量和落后的基础设施，使得印度的火车大部分时间都跟中国春运一样拥挤。

不过，有证据显示，近些年来，印度部分人群的生育观念逐步在发生着变化。比如，一些中产阶级家庭有了两三个子女后便会主动采取节育措施。2009年12月15日，就在美国人口普查局公布报告的同一天，印度卫生与家庭福利部部长古兰·阿萨德宣布，国家将制定政策，稳定和控制人口。的确，只有控制住印度人口的爆炸力与持续力，国家的未来才会有更多亮色。

二、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

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民主，作为一种巨大的软实力资产，也是调节公众失望情绪的天然安全阀。在印度，某些社会不平等状况在过去几十年内已经逐渐得到了改善。某些历史上一直以来处于不利地位的团体（尤其是低种姓群体）已经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种姓歧视中最为丑恶的部分正逐渐消失。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主制度却正在被极大恶化的经济不平等状况所撕裂。作为一个迅速发展的国家，印度存在着严重的经济不平等现象。在金字塔的顶端，极少数的人富可敌国，如塔塔；金字塔的底部是8亿日生活费不足两美元的极贫人口；中间是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而且，人们（甚至某些穷人）普遍认为富人之所以致富是因为他们确有过人之处，接受过教育并掌握了某些技能。地区差别也很明显。比如，克拉拉邦的预期寿命是72岁、每千人中的婴儿死亡率只有17人、妇女识字率甚至高于中国多数省份；而北方邦、拉贾斯坦邦、中央邦和比哈尔邦等的情况则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在消除不平等上，民主的作用过程很复杂，并不全是正面的。个人选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与他人的关系以及国家和其他机构的行为，受社会环境和公共政策的影响和支配。实际上，生活的贫困不仅指某个人确实身处穷困状态中，而且包括缺乏真正的机会——由个人环境和社会限制造成——去选择其他生活方式。

目前，几乎在所有民主社会中，那些鼓吹社会歧视的团体，会因为政治不正确而流失选票，并逐渐失势。但是，经济不平等并不因此而减弱。实际上，由于经济上的马太效应，在政界大佬和富商巨贾花费大价钱雇佣议会游说团体的庇护下，不平等将长期存在，甚或愈演愈烈。进入21世纪，随着选举花费的不断攀升，这个趋势可能会加强。因为，政治家们将日益依赖那些富有者的资助以进阶上位。获得权利后，政客需要进行利益输送，制定一些为富有者利益服务的政策，从而固化社会阶层的差距，使底层上升的通道板结，一代穷世代穷。

这种阶层的对立，会造成很多恶果。比如，要摆脱发展中国家陷阱，改善教育功不可没——它可以带来创造更多职位及提高生产力等显而易见的好处。但现实是，贫困儿童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在印度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某种程度上，根源在于富人正逐渐远离公共设施。他们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私立精英学校，在私立医院就医，同时居住在拥有专属保安和其他服务的封闭小区里。另外，如今的大型企业都拥有自己的发电厂、道路以及许多内部服务。随着富人们脱离了社会其他成员所依赖的公共设施，那么要他们为自己不再渴望或者需要的东西交税就越来越难了。与此同时，原有的那些维护工人权益的补偿机制（比如工会）也逐渐被新技术和全球化所腐蚀。

在印度，更宏观意义上的社会公平意味着目前依然处于次要地位的社会团体开始进入政治和经济精英圈子。问题是一旦实现了这一点，这些人不仅不会尝试改善穷人的处境，还会全盘接纳精英价值观并着手操弄族群身份政治符号——这个老伎俩依然能吸引选票（民主化后的南非现实就说明打破经济隔离是多么困难）。

尤其是，印度在用反馈式的民粹主义来安抚由日益增加的经济不平衡所导致的动荡局面。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会导致其他恶果，如：减免穷苦农民的贷款，但因此削弱了银行；对水、电和公共交通价格进行管制，但因此破坏了政府预算，并损害了在这些领域的长期投资预期；以及借助腐败且低效的公共分配系统分发高额补贴食品。与此同时，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反政府主义者无法帮助建立任何对穷人有利的投资机制。

作为世界上的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必须找到一个渠道，将民众对经济不平等的愤怒转化成为生产性投资，使富人意识到改善穷人的状况对自己也是有利的。如果印度能克服这个最常见的不平等状况，就能重振自身的民主制度和经济。

三、居住是大问题

作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印度和中国的居住环境一样，都面临高房价的问题。“在上海、北京对高房价望而兴叹的人们，到了印度的孟买、新德里，就只能望而生畏了。”^[8]

孟买印度股票交易所的历史已经超过120年了，现在的市值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毫不奇怪，孟买是印度高房价的典型代表。在孟买南方临海的富人区，看上去普普通通的房子，经常要卖到十几万人民币一平方米。近30年来，孟买不少地段的房价涨了600倍。不过，孟买的房子基本都贵在地理位置上。孟买地价是南贵北贱，南方临海属于富人区，富商巨贾、宝莱坞明星聚居于此。越往南走地皮价格越高，房价越贵，因为那里是老城区，古建筑多，设施完备，而且没有土地可再开发。北边是新开发的城区，相对便宜，再往北更远处的郊区房价更便宜，是许多中产白领的首选。

印度高房价背后，隐藏的是它的土地制度。印度宪法规定：一切公民均享有在印度领土内自由迁徙、在任何地方居住和定居的权利。这意味着一个印度人，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与所在地的居民享有一样的公民权利：求职、子女教育、医疗等方面权利均等。同时，印度法律还规定只要连续使用一块土地10年，就自动获得这块土地的所有权。

同时，印度法律精神表现为：只要政府没有规定不能住，那就可以住。从上世纪6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印度农民开始进城随意划地而居，贫民窟随之壮大成型。由于这种划地而居的权利，贫民窟的居民自称为“贫民窟主”，即贫民窟的业主，并为政府和城市原住民所认可。印度的贫民窟举世闻名，甚至成了一些旅游者来印度观景的一处“胜地”。贫民窟的规模正在无声地蔓延，悄悄地蚕食着城市。来自《印度时报》的报道曾预测，截至2011年底，全印度城市贫民窟人口将达到9306万。十年间增加了1780万。

虽然贫民窟以垃圾成堆、卫生条件恶劣、缺乏公共厕所、治安问题突出著称，但当有开发商或者政府提出拆迁或购买土地，这里的主人却不愿意。究其原因：首先，改造会砸烂这些人的现有生计，他们的手工作坊、垃圾回收站、小商铺等产业无法安置在公寓里，而他们一向赖此为生；其次是印度包括孟买的公共交通设施还较差，拆迁意味着他们要搬到更远的地方居住，会使这些人远离工作地。

在印度，没有强拆的做法。不要说开发商，连政府也不敢强拆贫民窟。一方面，当诉诸法律时，因拆迁问题打输官司的几乎总是开发商和政府；另一方面，贫民窟主尽管处于社会底层，但他们数量众多，手握选票，是任何一个政客都不敢忽视的强大政治力量；第三，印度实行土地私有制，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太多发言权，印度属于政府的土地只有30%左右，在孟买、新德里这样的大城市份额会更少。

图1－1　印度的贫民窟

不过，普通人在印度投资房产，转手卖掉，坐地升值也没有那么容易。主要原因在于不动产税是印度一项很重要的税收，私人拥有的土地、房屋，甚至院子里的树都要交不动产税。不动产税的税费很高，但里面打折的名堂不少，对于穷人和有钱人，税收政策有很大差别，不过可贵的是，这种税是偏向穷人的。

如果房价暴涨，政府会立即调整不动产税率，越是高档住宅，税率增长幅度越大。例如在2010年，新德里地区的房价急剧上涨，当地政府便将高档商品房的不动产税率在原来1%至3%的基础上调高至5%到20%，而普通居民的自住房还是继续保持在0．5%左右。印度不动产税上还依附有很多税种，比如饮水税、下水道税、卫生税、照明税等，这些税都是根据房地产税来估价征收的。

此外，交易税和空置税也抑制了人们的炒房欲望：在卖掉房子一年时间里，如果没有再买房或用于其他投资，就要交纳全部赢利的33%。

四、物质环境恶化

时任印度卫生部部长的贾伊拉姆·拉梅什（Jairam Ramesh）曾透露说，印度每年大约有40万到50万5岁以下儿童死于痢疾，这是由糟糕的卫生状况所导致的。然而，同印度有6亿人在露天场所大小便这一丑陋现象相比，其他物质环境问题更严重。

能源危机四处蔓延。能源危机反映的是深刻的社会结构和国家制度问题。2012年7月30日，印度北部发生大面积停电事故，印度半个国家陷入瘫痪。

问题背后的真正症结在于：印度电力行业的账务状况堪忧。印度煤炭公司和印度天然气生产商等发电燃料供应商的产能满足不了发电站的需求。于是电力企业只得求助于进口，而进口燃料的成本相当高昂，从而直接推高了投入价格；另一方面，消费者支付的电价是有上限的，这就意味着电力企业不得不赔钱卖电。难怪印度国有电力企业的负债额高达3万亿卢比（约合540亿美元）。

正常的电力供应对任何经济体来说都至关重要，对印度更是如此。假如没有大刀阔斧的改革，印度国有电力企业的亏损仍将迅速增加，印度人民随时可能陷入黑暗。

水资源捉襟见肘。印度人口占全球的17%，而淡水储量却只占4%，水资源已经不堪重负。由于地下蓄水层供水的速度超过补充水的速度，滤出的砷、氟化物等危险化学物质都进入剩余的地下水中。未经处理的污水、工业废水、流入地下的农药也对印度的水源造成了严重污染。

同时，气候变暖也导致了淡水供应的不断减少。冰川是地球上最大的淡水库，全球70%的淡水被储存在冰川当中。根据科学家的研究分析，在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下^[9]，在温室气体和大气棕色云的综合作用下，作为印度河和雅鲁藏布江两大河流的源头，喜马拉雅山的冰川日渐缩减，正在以超出预想的速度融化，对印度农业至为关键的降雨模式或许会因此而被改变。这将使得生活在南亚近20亿人面临着失去水源供应的危险。

水资源减少引发的争夺也导致地区安全形势恶化。中国在雅鲁藏布江建筑大坝的传闻，在印度引起很强的反响。印度担心，此计划一旦实施，可能导致流入印度境内的水量减少，从而对下游部分印度人的生活造成影响。

图1－2　本图上下两部分是“绿色和平”组织分别于1968年和2007年考察喜马拉雅山脉时拍下的图片，上下形成鲜明的对比。

实际上，对此的担忧即使不是空穴来风，也属于捕风捉影。2013年3月28日，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表示，中国在布拉马普特拉河（中国境内称雅鲁藏布江）上的工程项目没有妨碍河水流入印度。他说：“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判断是，无论西藏境内的布拉马普特拉河流域在进行什么样的活动，这些从本质上都属于径流式工程（即基本不调节径流，按来水流量发电的水电工程），因此我方无需担心。”同时，辛格表示自己向中国最高层提出了布拉马普特拉河问题，中方表示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以及下游国家的利益。同时，印度借助卫星图像也证实，有关中国建坝引走雅鲁藏布江河水的计划会影响下游的印度和孟加拉国的报道不实，中国建坝并没有引走河水。

通过建立有关跨界河流的联合机制，可以减缓下游国家对可能造成流量损失的担心。但稍有不慎，因水引发国家冲突也并非杞人忧天。一直以来，印度媒体就不断对中国在雅鲁藏布江上游建坝发出质疑之声，并因之导致两国关系紧张。

另外，气候变暖也是地区性灾难。与北方温带地区相比，这一趋势给南方热带地区带来的负面影响将会大得多。如不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变暖，海平面上升将是可以预见的后果，到那时，单是在印度西孟加拉邦以及相邻的孟加拉国，就可能有6000万人被迫离开家园。

艾滋病控制不力。印度艾滋病感染人数已经超过南非，2008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报告显示，印度是世界上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最多的国家，可能有570多万，而因为没有有效的方法可以了解到确切数字，实际的数字可能还要高很多——但此种说法遭到印度政府的强烈反驳。

这种可怕疾病的传播，会给国家经济造成重创，形成国家性灾难。2006年印度国家应用经济研究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认为，艾滋病肆虐的代价是耗去未来十年印度年经济增长量的0．86%。^[10]

在2005年时，联合国抗击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全球基金会执行主任理查德·费彻姆，针对印度的艾滋病疫情表示，除了对艾滋病的普遍忽视和深刻偏见之外，相对高昂的抗艾滋病药品价格也是造成印度艾滋病传染难以控制的原因。他说：“在非洲获得印度生产的橘耐里克药比在印度本国买便宜得多。这种令人愤慨的情况必须得到改变。”他警告说，艾滋病在印度的传染速度还在加速，印度必须清醒过来，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如果不采取措施，“以百万计的人口将由于艾滋病而死去”。^[11]

前景并非一团糟。印度官方报告显示，由于抗逆转录病毒疗法等抗艾手段的普及以及政府采取的各种措施到位，印度艾滋病死亡人数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成年人艾滋病发病率从2000年的0．41%降至2009年的0．31%。新增艾滋病感染者数量在2000年至2009年的10年间也大幅下降56%。

但是，尽管防艾、抗艾取得了一些成绩，印度全国范围内艾滋病发病率呈下降趋势，但是，印度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绝对数字依然不小。目前一些原本发病率不高的邦却出现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患者增多的情况。此外，女性性工作者的艾滋病发病率下降了，但是其他高风险人群如男同性恋者、依赖药物注射的吸毒者以及单身男性移民等病毒传播的桥梁人群中，感染和发病人数却出现增加趋势，使得印度未来艾滋病防控面临不小挑战。

恐怖袭击频发。由于训练不力和资源缺乏，印度的安全部队并不具备抵御袭击的能力。印度仍被视为恐怖袭击的“软目标”。而且，即使在被多次袭击后，恐怖主义的危险依然没有得到政府的充分重视。印度总理辛格也承认，频繁恐怖事件后，印度已采取一些革新措施，但国家安全系统依然存在弱点。

在诸多的恐怖袭击中，“11·26事件”引起了世界的瞩目。该事件是指孟买于2008年11月26日发生的连环爆炸案件，造成数百人伤亡。此后，印度政府成立专门机构，致力于调查恐怖袭击、加强海岸巡逻、支持智囊机构，并雇佣更多的安保人员。

图1－3　11·26孟买特大恐怖袭击中，泰姬玛哈酒店浓烟滚滚

2010年时，掌管印度国内安全的最高官员透露，政府于2010年共新招募了9万名警察，但仍有60万岗位空缺，且至少7年之内这个空缺不会被填满。印度警力的严重缺乏可见一斑。据人权监察站2009年公布的数据，印度平均每1037人才能配备一个警察，而这一数字的国际平均值是233人。

当然，导致印度恐怖袭击不断，且一发生就影响恶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2]：

首先，是教派之间的利益冲突。上世纪50年代印度建国后，宪法规定国家实行世俗主义政治，但这一规定执行起来却步履维艰。早在1947年印巴分治后，印度的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就形成了两大利益集团。伊斯兰教与印度教的差异是如此之大，从双方的建筑上就可以一目了然：伊斯兰教的建筑当中，完全没有雕刻而成的；印度教则大异其趣，简直就是雕刻出来的舞蹈。这种基本的不同，导致了两教极难求同存异。同时，在现实中，穆斯林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处于劣势，无论在议会的席位数还是在担任公职的人数方面，都远远低于其人口比例。穆斯林抱怨他们的处境不如印度教徒，但许多印度教徒却认为，政府给了穆斯林太多的优惠政策和太多的资源。一些印度教徒认为，穆斯林不实施计划生育，人口增加过快，抢占了资源。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关系紧张，导致了很多恶性恐怖事件的发生。

其次，是克什米尔等地的分离组织对印度政府不满。这些组织认为，听任印巴关系正常化，不利于实现它们追求的克什米尔独立的目标，因此必须通过制造恐怖事件，挑起事端，引起印巴相互猜疑乃至冲突，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同时，活跃在印度中部和东部布哈拉、恰蒂斯加尔、贾坎德、奥里萨等邦的“毛派”武装已对印度国内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俄罗斯之声》观察员谢尔盖·托明认为，他们实际上已在印度热带丛林建立了“国中国”。当局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所有尝试都遭到了失败，他们于2009年举行的“绿色猎杀”运动成为号召规模最大的一次，号称要永远地清洗掉“印度热带丛林毛分子”。然而广泛宣传和动员没有获得显著的效果，事实已经很清楚，印度安全武装部门没有经验和好的方法去战胜几千名经过良好训练的、有着足够机动能力的武装分子，后者在丛林中就好像水中的鱼。2013年，时任印度总理莫汉·辛格和印度国民大会党领袖索尼娅·甘在恰蒂斯加尔邦评论最近的一些重大事件时，二人把非法武装分子的活动称为“向民主价值观的进攻”和“国家内部安全的主要威胁之一”。^[13]

再次，印度全球化外交可能也是遭恐怖袭击的原因之一。孟买大学政治学教授罗斯·乔治分析认为，某些原教旨主义者可能是幕后主使，他们想打击印度经济。因为印度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日益密切，经济接触更是增多，某些人反对这样做，他们想阻止印度参与全球化。伊斯兰恐怖分子也可能发动袭击，他们不能容忍印度和美国亲密的关系。

同时，印度国家发展极不平衡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印度领土面积较大，但自独立以来，由于多种原因，各地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经济落后引起一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对政府不满，并导致民族矛盾加剧和武装冲突时常发生。仅在印度东北部地区，各类反政府武装组织就超过30个，有的在印度独立时就建立了，有的成立于10年前。这些组织经常从事暴力活动，有的想使自己所在的地区获得更大自治权，有的想使自己所在的地区实现独立。据印度报纸统计，仅在阿萨姆邦，20年来就有1万多人在暴力活动中丧生。

此外，印度长期以来形成了大社会小政府的局面，政府没有财力解决国家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导致社会管理松散，政府往往难以对付藏在暗处的各类恐怖组织，致使恐怖事件有增无减。

领土纠纷不断。当宗主国英国从印度退出的时候，留给他们一份不小心或者随意绘制的地图，这是一份危险的遗产。印度和中国因为边界问题时有摩擦，两国不断有紧张对峙的情况发生。

当然，争议最大的当属克什米尔地区，巴基斯坦和印度对该地都有着竞争激烈的主权要求。1947年克什米尔独立时，许多印度穆斯林决定脱离印度教。一位对当地一无所知的英国公务员承担了这项工作，划下了一条分属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边境线。印巴两国曾多次为此大打出手。

这些问题导致的政治暴力充斥着印度的近代历史，它曾一次次承受着各派力量的撕扯。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层面失控，都可能危及印度强劲的发展势头，使整个国家陷入内乱或引发地区冲突。更何况，除了世界上普遍的恶，印度自身还有一些人间最恶劣的压榨现象：契约仆役、妇女和儿童的非法性交易、使用童工及弑婴等。不根除这些问题，印度独立时的梦想将一如既往般虚幻缥缈，印度大象的起飞只是幻想。

五、忽视农村带来恶果

通常来讲，农村地区的发展会产生经济盈余，从而推动农村地区和城郊地区的轻工业发展，并最终促进城市区域的工业化，促进在新技术上的再投资，并为有更广阔基础的发展释放出人力资源。印尼在1966年、中国在1978年、越南在1989年都遵循这种模式。

印度一直以来就对农村重视不够、投资不足。尽管印度官方崇拜甘地，但对他以农村为中心的发展模式颇不以为然。作为印度宪法的设计者，安贝德卡的话很有代表性：“农村是什么？不过是地方主义的温床，不过是无知、狭隘思想和共产主义的滋生地。”实际上，大多数印度的精英们都在谈话中认为，农村是没有进步可言的。

这种对农村的忽视，已经严重阻碍了印度的进一步发展。近15年来，印度自杀的农民、农业工人已超过25万。沉重的债务以及生态、经济、社会方面的种种压力使农民丧失信心，印度各地的自杀率也持续攀升。20世纪60年代印度绿色革命的发源地旁遮普邦也深受其累。女权主义激进作家兰詹娜·帕迪的新书《遗孀》把视点聚焦于这一地区。帕迪在书中写道，债务、歉收、农业成本增加、健康问题、高昂的嫁妆、缺乏其他谋生手段等因素，给农民及其社会结构带来一个又一个严峻的挑战。女人的未来尤其堪忧。很多农民家庭身陷“债务旋涡”，不得不出售土地、脱离务农的生活方式，甚至自杀。导致“债务漩涡”的因素很多，例如杀虫剂、种子、化肥等农业成本增加，农民收入相对减少，医疗费用的增加，高昂的嫁妆等。这些都产生了一定影响。那些耕地较多的人变卖土地后还能勉强维持生活或是进行其他的投资，但多数农民拥有的土地面积小、较为贫瘠甚至根本没有耕地，他们的生活就难以为继。1991年，旁遮普的农业人口为50万，2001年则只有30万。也就是说，这一地区在短短10年内就有20万人无法再以务农为生。更严重的是，在旁遮普，年轻人的吸毒率很高，几乎达到了70%。^[14]

农村凋敝的情况在印度很普遍。农村的闭塞，使得占印度国民70%的农民无法接触可能带领他们脱贫致富的全球网络：89%的农村家庭没有电话，52%的家庭没有电力供应，20%的农村居民只有部分或者完全没有安全饮用水供应。

同时，印度农村地主治理的能力也不足。乡村一级民主机构的薄弱显示，尽管独立已经很久，但在印度，中央集权的长期传统影响很深。寻根溯源，这种传统可回溯到英国殖民时期——对殖民政府来说，等级集中制至关重要，它使得由一些外国人管理一个庞大而具反叛潜能的国家成为可能。独立后，印度继任政府的改良措施并不明显，农村的结构并没有大的变化。另外，由于识字水平和基础教育水平不高，农村的政治参与度增长缓慢。识字显然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机构体系的运作、主动与政府部门沟通、清楚自己的权利边界、能够理解和处理社会发展带来的与以往不同的新问题以及获得对本地政治有影响的其他重要能力。另外重要的一点，即印度的地方民主经常被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所破坏（当然，印度许多部落社会相对内聚的性质，使得他们在政治上可以采取各种集体活动，包括从环境保护到反对强迫转移等）：在乡村一级地方代表机构中，妇女的参与率相当低；在多数地区，地方政权掌握在来自特权阶层高等种姓的男子手中。这些人经常是傲慢和不负责任的，他们不仅社会责任意识淡薄，更是公权私用，把公用设施私有化成赚钱的手段。难以理解却并不鲜见的是，有些把持农村政权的当权者，不仅对本地公共设施的改善漠不关心，更有甚者，还阻碍其扩展，阻止提升弱势群体生存能力的公益行动。比如，在印度北部地区，尤其是北方邦，一些乡村有势力的地主仍在强烈反对创办乡村学校。

要打破农村凋敝的宿命，就必须进行社会—经济秩序革命，要打破现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建立的基础是对劳动的剥削、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它以牺牲劳动者的利益为代价使利润最大化。要建立新的社会秩序，使工人阶级能占有一席之地，能决定自己的生活，不再被动地接受当权者的决定。在这一点上，没有捷径可走，仅仅实现民主或是把权利归还给人们是远远不够的。

六、学校教育堪忧

教育的赋权和再分配的作用不可替代，基础教育是社会变革的催化剂，是一种肯定性的社会工具。教育的传播有助于克服传统的种姓、阶级和性别的不平等。

识字不仅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成就，而且对推动其他成就起重要作用。斯宾塞曾言，教育是为完满生活做准备。在一个经常伴随书面媒体而相互作用的社会，识文断字是进行自我保护的基本手段。如果不识字，一个人便无法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无法获得银行贷款、无法利用日新月异的新技术、无法争取稳定工作、无法搭乘正确的公共汽车、无法参加政治活动，等等。一句话：识字才能参与现代经济和社会。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印度文化人口的比例为62．8%，其中12%受过高等教育。有专家估计，到2025年，印度文化人口比例将达到90%，其中30%将受到高等教育。而且，印度的高校投入较大，占国家教育支出的18%，知识资源优势明显，将会超过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优势，从而意味着印度对地区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吸引力强于中国。

但是，由于倚重精英学校、忽视早期教育，印度被视为“人口红利”的青年优势并不能转化为现实竞争力。究其原因，主要是最弱势群体在印度制定公共政策时仅有微弱的影响力，难以制造支持基础教育的政治压力；而支持加强高等教育的压力集团在社会上更具主导力，在给予高等教育优先权上形成强大力量——可以认为：对识字率和基础教育的忽视，在很大程度上与给予发展高等教育特别优先权有关。印度沿袭的精英政治文化和宗教传统加重了这个政治问题。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不同程度上相当倾向于宗教治国论。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报告认为，印度每年有800万青年加入劳动力大军，其中只有被挑选出来的一小部分人是训练有素的。印度软件和服务业企业行业协会（NASSCOM）报告认为，只有15%的印度大学毕业生有资格从事呼叫中心和技术公司等全球产业中高增长率的工作。

这使得印度青年的能力与未来前景比较暗淡，不仅在灵活性、创造力和毕生学习的激情方面，甚至在基础技能方面都落后了。同时，庞大的文盲和半文盲人口不仅会牵制印度吸引新投资的能力，也会制约它将其经济牢固嵌入全球供应链的能力，而正是全球供应链推动着亚洲其他国家的繁荣。

从历史上看，印度的教育赤字既源于政府囊中羞涩，也因为政府致力于缔造高等教育领域里的一流中心而非全民扫盲。独立之初，印度侧重高等教育而非初等教育。借此，印度得以发展起来若干所一流大学，包括印度理工学院（IIT）和印度管理学院（IIM）等，并打造出一批技术精湛的工程师和博士，全球各大公司对这里的毕业生都十分青睐。但是，虽然跃过龙门的人可以得到超一流的教育，但它们的录取率只有1／60。

在印度，不仅政府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政策乏善可陈，政党、商会、革命组织和其他社会运动也起不到推动的作用。究其根本，有几个思想观念上的原因需要关注：禁止低种姓的人拥有知识、妇女受教育会变成寡妇等保守思想在高种姓人中还有市场，认为知识对低种姓的人不重要；对甘地的“识字本身不是教育”^[15]观点的曲解；某些激进地区相信现有的教育体系是压迫下层阶级的工具或殖民地时期的残余，等等。

随着1991年以来的自由化，印度经济增长迅速，国库充盈。然而，此时的印度政府并没有认识到教育提供者角色所应采取的行动。它往往只是选择往破败的体制中注入更多资金，并弄出各种效果不彰的繁冗规则^[16]。结果，截至2001年，印度的识字率是61%，仍落后于大部分东亚国家。

考虑到当代世界广泛认同基础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印度明显忽视基础教育的做法显得非常惊人。基础教育的覆盖率低、质量差使得印度很难从有限的活跃行业发展成东亚地区已有的、彻底的、可共享的先进经济。

国家大部分地区的民众普遍不能读、写或计数，看不懂印制或手写的说明，在现代工业社会无法安居乐业。经过社会传导，基础教育的不平等转化为更深层的利用新经济机会的不平等。不夸张地说，教育的落后与分配上的无效率，限制了现代技术生产的整体扩张。只有迅速而坚决地发展普遍而平等的基础教育设施，印度才能在根除教育贫困方面取得快速进展。

七、治理制度效能不高

一个国家要在相互依存的全球化经济中取得成功，就必须依靠全球化和善治。后者并非印度长项：政府处于国会的领导下，众口难调，在面对取消管制与控制以及市场取向改革的必要性和政治合法性问题上，常常是进退维谷，处于两难处境。在很长时间里，印度都被称为是“牌照的世界”。建办公室、申请电话、国外汇款等均需要牌照。希布拉尔必须直面最大的敌人——效率低下的政府，一年才能拿到审批表，两年才能买一辆车，银行要花10天时间才能将汇款汇出印度。

印度政体效仿英国实行内阁制，总统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和军队统帅，平时行使职权须依照总理及内阁的建议，权力十分有限。印度历届总统大多处事内敛，没有实权，其中不乏作家、学者及科学家等非政治家出身的当选者。女总统普拉蒂巴·帕蒂尔更是为人低调，在印度被人亲切地称为“大嫂”。她在任职的五年里采取超然立场，几乎从不干预政府的决策。

印度及其人民的天性就是谨慎而不急于求成，印度政府倾向于建立共识而非冲动行事，而建立共识的过程需要时间——这与中国“在需要出现之前先行投资”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以印度国内零售业的博弈为例。在印度，零售业是仅次于农业的就业部门，为印度8%的人口提供工作。在印度约1200万小商贩中，96%为夫妻店，每家夫妻店占地小于500平方英尺——这使得印度成为全世界人均零售店密度最高的国家。在印度的民主制度中，小商贩有很多选票，地方政客们为了当选，经常是宁可损害社会进步，也要支持效率低下的销售体系，而反对更为有效的现代零售和批发模式。

2011年底，印度政府曾允许国外多品牌零售商在印度持有合资公司最高51%的股份；单一品牌零售商企业可持有印度子公司100%的股份。但该政策不仅遭到在野党印度人民党和共产党的强烈反对，一些执政联盟成员也公开批评这个重要的开放政策。政策发布几周后被迫撤销，零售市场的开放举措也随之搁浅。

就企业而言，与印度运转缓慢、反复无常的官僚体制打交道很艰难。中国和西方企业对这种担忧有同感。尽管印度计划2013至2018年期间在基础设施上投入1万亿美元，这对世界制造业都是巨大的吸引，但是印度烦琐的劳动法规和薄弱的基础设施，会掣肘任何积极进取的企业。

印度人对公共服务感到绝望。在需要政府推行法律和秩序，提供教育、卫生和自来水时，它的表现总不理想。在不需要政府时，它却太过活跃，用繁文缛节束缚着人们。对于私营部门的成功和公共部门的失败，人们讽刺性地总结为：“印度经济在晚上政府睡觉的时候才会增长。”印度近期的经济增速放缓表明，它可能已经达到了在黑暗中增长的极限。^[17]

党派之间的互相牵制所带来的低效政治，使印度在改革路上举步维艰。反对党在议会召开中退席的事件时有发生，导致一些本该落实的重要法案和决定最终无法落实。实际上，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印度党派间的关系已经变得支离破碎。较小的政党纷纷企图脱离由大党领导的政治联盟，因为这样可以增加他们此后在政治上的谈判筹码。经济减速和腐败丑闻已使国大党渐失民心，最大的反对党印度人民党及其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也很难获得多数支持。

在20世纪90年代，印度曾出现这种情况，最终导致该国在1996年后的三年内先后举行了三次大选，产生过五届政府，政局动荡不安。而对于改革转型的国家，政府的引导作用是巨大的。

比如，国大党政府2004年上台不久后铸下大错。在索妮娅·甘地及其国家咨询委员会的影响下，该党得出结论：改革只帮助了富人。于是，政府将重心转向福利支出。它的重点不再是修筑公路，而是提供廉价食品、能源和不必要的、人为创造就业的工作岗位。这导致了高通胀、低增长和赤字。

八、结构性问题与国内政治碎片化

无疑，印度当属全球化时代的一个典型。长期以来，印度一直是经济上自给自足、文化上孤芳自赏的亚洲国家，直到1991年经济改革后情况才有所好转，全球化带来的好处到处可见。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度在2006年的人均所得为3800美元，是1991年1400美元的两倍多。广义上的中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超过了2．5亿人。在2012年，印度每月购买手机的人数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印度以极大的热诚与活力，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以服务业为龙头，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扩大了中产阶级，大幅度降低了民众的贫困程度，使亿万民众脱贫。但是，受结构性限制和政府碎片化的影响，印度式喧闹而缺乏问责的民主并不能保证社会的平等以及克服诸多严重障碍，未来印度的发展仍是不稳定的，尤其是国内因素，如土地分配和教育上更大的不平等使印度的不平等程度在世界上位于前列。虽然印度没有定期收集收入分配的数据，偶尔的预测也显示其衡量收入不平等标准的基尼系数不比中国低，而全球饥饿指数显示，印度与邻国孟加拉国不相伯仲。因此，就穷人的社会指标，如基本健康和教育水平来说，印度低于与其收入水平相当的各国平均值，这些都导致其在2011年公布的一份有关187个国家各项数据的榜单中，在人类发展一项排名第134位，比其在人均收入一项的排名落后10位。

印度权力阶层必须认识到，印度民主的主要生命力来源不是资产阶级，而在于贫苦大众的积极参与。然而，任何一项计划都会激起众怒，如果政府通过终止对中产阶级的补贴来更快地减少贫困，那么媒体会迅速传播中产阶级的抱怨，政府可能不得不经受一场政治风暴。在可预见的未来，社会和政治的许多不确定因素依然笼罩在印度的地平线上。

那些雄心勃勃、身为中产阶级或即将跻身这一行列的年轻人承载着印度的希望。他们占据该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十年后将占据总人口的一半。他们的选票无处可投，因为没有政客谈论公共产品或治理。现有的党派将选民视为贫穷、无知的大众，只需在选举时用民粹主义的施舍加以抚慰即可。他们困惑为何在印度可以享受巨大的宗教和政治自由，却享受不到经济自由。在五分之二人口从事个体经营的印度，开办企业却要花42天。拖沓推诿的官僚作风和无处不在的腐败，令企业家深受其害。印度的“经商便利指数”在全球仅排名第132位。到头来，印度改革进行得偷偷摸摸，因为各党派懒得解释“支持市场”和“支持企业”之间的区别。人们的印象是，自由化改革主要令富人受益。他们不理解，支持市场即相信竞争，从而有助于降低价格，提高产品质量。支持企业意味着让政客和官员保留经济决策大权，从而滋生裙带资本主义。这也能解释印度为何未能发挥出全部潜力。印度存在着应由中右翼世俗政党填补的政治空间，现有的政党无法填补这一空间。对于雄心勃勃的印度，唯一的答案恐怕是出现一个相信市场而非官僚、注重制度改革的自由主义新政党。这个政党或许无法迅速赢得选票，但它可以将治理改革推向舞台中央，并逐步向选民证明，开放市场和信奉规则的政府是提高生活水平、实现共同繁荣的唯一文明方式。在西方经济体及其行事方式遭受质疑之时，在自由市场和民主推动下获得成功的印度，将成为一股积极向上的力量。

印度的精英阶层应该意识到，任何政策变革都会产生赢家和输家，但如果没有短期的动荡和风险，永远不可能获得长远的潜力。同时，他们应该能够或愿意用充满吸引力的语言把经济改革和全球化的观念推广给国内选民。然而，治理困境导致的政策瘫痪和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激发了民粹主义，政治碎片化不断加剧，对立的各方经济拒绝妥协，这对政治体制来说决非好兆头。有评论认为，印度已经不再光彩夺目，它于2011年在外国直接投资国内零售业上的倒退，暴露了它软弱无能的治理已经妨碍了印度全球化的进程。有很多迹象表明：在2012年，印度已经从全球化的典范变成了主要新兴经济体的落后者——在2008～2009年，它引人注目地战胜了金融危机，人们期待它为21世纪的商业活动开辟道路，但在2012年太阳升起的时候，印度经济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却在思考前方动荡不定的寒夜。

的确，在印度竞争特别激烈的民主体制下，由于缺乏国内善治，即使非常明显的、必要的经济改革和政策变革也会遇到各种困难，难以娴熟地与公众沟通，难以控制谣言和夸张性言论。比如，印度虽然是过去20年全球化进程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但印度社会的很多阶层仍然对外国投资疑虑重重，过于相信一些怪异的阴谋论：2011年12月初，某些公众人物，包括在2011年印度反腐败运动中一举成名的甘地派积极分子安纳·哈扎尔，把沃尔玛等品牌零售连锁店比作东印度公司^[18]。结果在太多政治压力及政治利益的抢夺下，印度开放零售市场、允许国外品牌进入国内的改革措施遭到了国会部分内阁成员以及零售业协会等多方的强烈反对，政策在发布后数周即被撤销。如果印度授权体系内的政治纷争没有一个有效的解决机制与程序，印度仍无力解决一些重大的、引起利益纷争的问题。

在一定程度上，印度的全球化进程受阻，全球化利益也得不到公正分配，它不能坚持不懈地打击既得利益集团，与腐败低效做斗争。实际上，由于寡头集团有关电信频谱分配、土地和开采权的争夺以及经济恶化和环境破坏等种种丑闻的爆发，政治人物采取补贴、施舍和贷款减免等形式的短期民粹主义治标术的压力越来越大。然而，尽管这些措施是以帮助穷人的名义实施的，最终仍然是相对富裕的人获利最多。比如，旨在为拖拉机和卡车提供的柴油补贴最终流向富人的豪华轿车，化肥补贴则主要流向了最有钱的农场主，很大一部分粮食补贴则流向中间商和非目标群体，等等。另外，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不足，影响了发展。

同时，集体行动在印度这个异质性极其明显和冲突不断的社会里一直都非常困难。随着曾经具有代表各方利益色彩的全国性政党的衰落，它们越来越多地依靠中央的不稳定联盟，地方性政党和各邦在日常的协商中要求关照其特殊利益，这些往往会牺牲长期政策的稳定性。反对党会阻挠那些即使自己上台也要推行的改革。所有这些都得不到政党之外的力量来帮助：印度的非政府组织非常活跃，但关注议题狭隘、单一，很难达成妥协。

因此，有分析人士认为，之前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还是享受上世纪90年代初辛格当财政部长之后推出的经济改革措施，而后印度基本再没有出台更为有效的、适应国内外经济环境的措施，支持印度快速发展所需要的条件已被消耗殆尽了。但是，媒体和学界积累起来的关于印度经济奇迹的神话经过不断重复，已经获得某种权威性，这使人们并不能清醒地认识到真正的挑战。而且，印度媒体一天24小时耸人听闻的报道夸大了所有的冲突，转移了人们对更大问题的关注。

九、改革敌不过党争^[19]

印度素有“党派大国”之称。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印度，国内党派的数量达上千个，林林总总，令人眼花缭乱。然而，“人多了乱，龙多了旱”。众多的党派，只不过以民主的名义，对改革行掣肘之实。

2012年，印度经济接连碰壁，不但财政赤字飙升到国际警戒线以外，一季度的经济增速也滑落至9年来的最低点，低于2011年同期近4个百分点。面对卢比贬值高达两位数的通胀压力，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和惠誉一致将印度信用前景评为负面，标准普尔甚至威胁要将其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为垃圾级，这成了新德里的奇耻大辱。而7月底波及18个邦、影响多达6．8亿人口的大面积断电事件，更使印度陷入了“10年来最黑暗的时刻”，国家形象遭受沉重打击。

尽管前途千难万险，但1991年开启的改革正在腐败僵化的官僚机构、嘈杂争吵的政党政治以及意识形态的重重围堵剿杀下，渐渐失去活力。

2011年底以来，已经有外国投资法案、国内税制、养老金、土地、农业及燃料补贴等数项改革计划遭遇搁浅，无法推行。阻挠相关改革的，既有来自反对阵营的势力，也有执政联盟内部的力量。与国大党若即若离的草根国大党就是其中一个。该党领导人、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玛玛塔·班纳吉带头参加反对政府提高燃料价格的游行；当时任铁道部长、党内同僚德尼斯·特里维迪决定推行火车票涨价计划时，她斥之为“蓄意敌视穷人的计划”，并将其赶下了台；对于辛格政府的大部分改革，班纳吉几乎都唱对台戏，并以不支持执政联盟为要挟。正是依靠这种民粹主义路线，班纳吉及其政党声势鹊起。2004年联邦议会大选时该党仅获两席，5年后增至19席。2011年在西孟加拉邦的议会选举中，草根国大党又把在该邦连续执政34年的印共（马）赶下台，夺得了地方大权。

班纳吉及其草根国大党的崛起，是新德里特殊社会境况的投射。尽管经济增长快速，但时至今日，印度仍有约1／3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农村人口更高达72%。如此大面积的农村人口和贫穷人口，使得任何政党都不得不贴近乡土，反市场化的各类补贴因此能长期顽固生存。其结果是，任何市场取向的改革计划都变得畏首畏尾，唯恐被扣上忽视弱势群体利益的大帽，经济改革越来越成为政治贴身缠斗的焦点和意识形态化的对象。

印度政党多达上千之众，其中40多个怀有全国性抱负，其余都将地方权力的争夺视为目标。这些政党深耕基层，为获取选票极力凸显地方和族群特色，一朝当选，就敢于向联邦主体叫板。地方政治由此成了积累政治资本和衍生表演秀的大舞台，三大女性政治领袖班纳吉、马雅瓦蒂以及泰米尔纳德邦的首席部长、前影星贾雅拉莉妲的高人气即得益于此。不过，这也加剧了这个国家的政治碎片化进程，让政治越来越受限于褊狭的地方利益和短期利益。

印度的政治陷入冗长的拉锯战当中，变成了比拼耐性和精力的肥皂剧。陷入民粹与党争的新德里，在远离效率和长远规划的道路上渐行渐远。就国内改革而言，各个党派争吵不休，致数项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改革计划搁浅。对于印度而言，为弱势群体争取权益永远只是政治碎片化的一个注脚。印度28个邦，国大党目前在其中的11个邦单独或联合执政，而国大党反对党印度人民党也影响日微，目前只握有6个邦的大权。除此之外，则全部由地方性政党掌控各邦权力。印度政治中碎片化和权力过于分散的特点降低了决策效率；相较之下，同样作为大国的美国的两党制既能保持竞争，又能防止权力过于碎片化。只不过，正如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当中所讲，印度式的民主，深根于其权力分散的历史。从这个角度去看，或许我们对印度能够有更多的“同情式理解”。

火山已经冒烟，印度的改革也已经步入深水区，而非短暂的困难时期。处理不好，这将是光辉岁月的消逝。鉴于印度尼西亚2011年GDP增速为6．5%，公共部门赤字占比仅为2%，国际社会一种声音认为：应该由印尼代替印度成为另一个“金砖国家”。

当然，人类社会历来如此：伴随着变革，挑战总是无处不在。当初，甘地能够成功地将西文法治与印度传统文明相结合，提出一整套的政治哲学思想和行动方略，打开了印度通向现代化的大门。在一批印度开国领袖的带领下，印度完成了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并保持甚至发扬了自己的民族性。

现在，印度政府的改革已经使大象起飞，如果能够妥善处理由此带来的社会变迁，使经济发展普惠于民众，消除印度历史上一直存在的社会极端不平等以及高度分裂，那么，印度富强之路，必将是平衡而畅通的。而且，如果印度能够在这个过程中保持传统的平和与友善，它的发展，就会像迅速普及并彻底大众化的瑜伽那样，广受欢迎。

张维迎在《未来10年的中国与美国》一文中认为，过去200年，世界经历了一个巨大的变革，从大分离（great divergence）到大趋同、大融合（great convergence）。数据显示，在200年之前的漫长历史中，一个国家人口和GDP的相关系数基本是1。在19世纪之后，两者的相关性剧烈下降（大分离），20世纪70年代达到最低水平后又逐渐恢复到21世纪初的0．55左右（大融合）。这种大整合的趋势能否继续下去将会影响国际关系的领导格局。

从这个角度来看，印度是一个潜在力量没有发挥出来的国家。目前，其女性参与正式经济活动的比率不足40%，青少年入学率也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印度的未来，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