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相互渗透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不再是过去的面貌了。

——K.G.Subramanyan

东—西方是经典的文化划分，由此也产生了东方主义。指出东西方的跨界、交叉和融杂，就好像是在全球化的历史中，从最主要的文化缝隙当中抽取一块地毯出来。这种做法当然绝非创新，东方主义自身就是非常矛盾的，一半是迷恋其魅力，另一半是对它的鄙视和轻蔑，总在吸引和排斥中间摇摆(比如Baudet，1965)。

东西方相互借鉴、互吸滋养就像绵绵群山一般悠久，特别是自从近几十年的修正主义者的历史研究以后，如今对此的记载非常多，争议也越来越少。西方的埃及狂热症、有中国风格的物品、欧洲的土耳其风格的衣服、西方对印度的特殊兴趣、埃塞俄比亚主义，等等，都有大量的文件记载(Nederveen Pieterse，1994)。尽管如此，有的融杂为人所熟知，有的却不甚了了，总的来说，是西方中心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本章首先简述一下东—西方分类的谱系，然后再阐释东西方的影响是相互交织的，最后一部分着重探讨伊斯兰世界的问题。

东西方融合的话题非常有意义，因为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当然是它力求克服欧洲中心主义，并且发展了观察全球化历史的多中心视角。看待历史、现代性和全球化的不同视角仍然浸透着欧洲中心主义的各种假设，比如说世界体系理论以及它对“漫长的16世纪”的成见，还有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持的全球化是“西方现代性的结果”这一肤浅看法。第二，事实上，危险的并非是将世界历史去殖民地化，而是要表明，世界人民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揭示了当代社会的各种发展趋势。因此，如果亚洲的崛起不仅仅是崛起，而是一种回归和东山再起，那么这就把现在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各方面的趋势都纳入到了一种更深刻的视角。第三，它可以深化我们对全球化的理解，不要只从西方的角度出发，而要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认识。对于全球化的思考应该是全球性的。第四，揭开东西方关系的诸多层次，并且用超越现代的观点来看问题，这能够令我们对融杂的认识更加深刻。像许多别的事物一样，融杂的思想也深受现代主义之苦，但从长远来看，融杂会深化我们的洞见。

全球化的历史正时髦当道，然而欧洲中心主义的习惯还未消失殆尽，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贝利(Christopher Bayly)提出了一种全球化的分期，虽然他坚持全球化历史的看法，但他的全球化分期却是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根据贝利(2004)的研究，全球化的主要几个阶段是:16世纪的古代全球化;17到18世纪的早期现代全球化(伴随着欧洲—大西洋经济的兴起，1760—1830年的“第一个全球帝国主义”);自19世纪以后的现代全球化。这个分期实际上重复了欧洲中心主义视角的很多特点:分期的起点比较晚，这就赋予了欧洲很多特权与殊荣，把欧洲当作了世界的中心舞台和领导人，而且，时间的测算吻合了欧洲共同体主义历史的分类(早期的现代主义及其历史是欧洲共同体历史的中流砥柱)，还效仿了欧洲中心主义对1500年代之后——即“漫长的16世纪”的偏见。这种阐述忽视了、也完全避开了东方所发挥的作用，因为所有其他的贡献都只成了西方全球化的序曲或附带事件(重要的批评可参Nederveen Pieterse，2005)。“现代主义”也成了欧洲中心主义的一个类别。

而修正主义者的文献追随全球化的历史，批评欧洲中心主义，并且提出一个“东方在先”的理论，或者说是提出了与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化相对的“东方全球化”理论(参见Hobson，2004;Nederveen Pieterse，2006)。

在这个总的框架中，“早期全球化”指的是“原初全球化”，起始时间比前面提到的全球化时间要早得多。不同的时间和重点包括了以下内容:500—1000年(根据Hobson)或者1250年(根据Janet Abu-Lughod)，中心在中东;早期全球化的第二阶段是大约1100年前后(Hobson)，中心在中国和南亚;或者时间是1400年(Frank，1998;Pomerana，2000)，中心在南亚(Reid，1993;Gunn，2003)。表6.1总结了这个文献，提供了全球化的不同阶段，这个阐释简洁明了，是与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截然不同的。表6.2(下文会讨论)详细归纳了20世纪到21世纪的全球化。

东方全球化的命题纠正了传统的西方全球化的范式，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即便如此，比起建立几个核心和霸权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东、西、南、北的历史是相互联系、平行发展的(Lieberman，1999)。一个更激进的看法认为，亚洲的各项发展不仅可以看作是早期的全球化，而且还可以看作是“早期的现代化”(如Subrahmanyam，1997，1998)，但这个结论走得远了一点。追溯东—西方的融杂就是去理顺这些相互关系。

表6.1全球化的不同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