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相交的互渗性

四、阴阳相交的互渗性

中国古典哲学理论认为，虽然在任何事物之中都有阴阳之分，但又是阴无纯阴、阳无纯阳，而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此即言事物的不纯性。申而言之，人无完人，金无足赤，物无尽美，德无至善。万事万物之不纯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之性，纯而又纯的事物世间所无。但是，阳非阴、阴非阳、善恶难混、黑白分明，此又是于相对之中有绝对。此之所谓，是指某一具体事物的总体性本质，在有对比、有度量的情况下，对其本质性的一种认知与表述。

《易》经在多方面表述中，体现出了物无至纯的道理。其一，太极图所示。太极图将一元事物分作黑白两部分，用以表示阴阳的对立统一关系。但在代表阳的一部分中，画出了阴点；而在表示阴的一面中又画出了阳点。如此，在一个很直观的图形中，便体现出了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的哲学观点。其二，六十四卦编制原则和解释上的蕴含。六十四卦中除《乾》《坤》两卦外，其余都无纯阴爻和纯阳爻组成的卦画，然在卦象上，则都以阴阳而分其属性。并且，显示了“阳卦多阴，阴卦多阳”的编制原则。例如，《震》《坎》《艮》都是阳卦，在人伦上分别代表长男、中男、少男，在八经卦中，都是两阴爻一阳爻所组成，在六十四别卦中，都是四阴爻两阳爻组成；而《巽》《离》《兑》都是阴卦，在人伦上分别为长女、中女、少女的象征，在八经卦中全是两阳爻一阴爻所组成，在六十四别卦中，都是四阳爻两阴爻组成。

在《易》经中，只有《乾》《坤》两卦是由纯阳爻和纯阴爻组成的，但在哲学理论上则丝毫没有纯阴、纯阳的含义。首先，它是作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立天地之道曰阴与阳”这一哲学总纲而用的，它是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的一个核心。六十四幅卦画本身，就是一部最古老的哲学论著，论述事物变“易”及其规律，是这部哲学论著论述的主题。《乾》《坤》两卦，则正是这部哲学论著的核心性纲领。所以，阴阳所代表的，正是一元事物中，构成相反相成、对立统一体的两个组成部分，是作为一事物之内具有相比较而对立存在的两面而作释的。其所强调的是阴阳定位，是阴阳的相对意义，这自然没有事物纯阴纯阳的含义。其次，中国古典哲学由于是“天、地、人、时”四维一絷的哲学思想体系，在六十四别卦中要以《乾》《坤》两卦作为总纲而行统摄，如此《乾》《坤》两卦在形式上就要成为独立的卦画，各自作释。于是，就将爻位与数学结合起来，表现事物无纯阴、纯阳的道理。即以一、三、五、七、九这样的奇数为阳，二、四、六、八、十这样的偶数为阴，再以代表阴阳卦的“九”、“六”用以区分阴阳卦之爻位的总称。第一爻为初始之爻，故分别以“初六”、“初九”为称，最上一爻分别谓之“上六”、“上九”。如此，《乾》卦也和其他阳卦一样，从第一爻至第六爻，分别称作：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这样，“上”就成了卦画理论系统中事物性质的特殊的“度量”之称，超出了这个“度”，事物的性质就要发生变化。如“上九”之称中，其“上”表示了事物性质的最后极限，“九”是区分事物性质阴阳的一个总体性体现，“九”之后便是“十”，“十”为偶数，偶数是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中用以表示阴性事物的一个独特性语言。这样，中国古典哲学的卦画系统，就用爻位巧妙地表达了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物极必反的理论，准确地表述了事物中存在的客观自然规律。同时，《乾》《坤》两卦中，也就科学地表达了阴阳相对、物无至纯、量变引起质变、物至极必反的客观自然规律。

那么，为什么没有纯阴、纯阳的事物呢？这是由于阴阳异性事物之间都具有互相感应、互相吸引、互相渗透的客观自然规律而造成的。事物由阴阳互渗、互补，这就造成了事物客观上的不纯性，就会出现阴中有阳、阳中有阴的自然体现。为了将这一哲学理论说得更浅显明白一些，我们不妨稍举一点现实的事例，以作说明。

工业与农业，是对立统一体中阴阳相异、互相感应、互相吸引、相互渗透、互为补充、互作依赖、互为己根的关系，是因其性质相反而达成的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而不是黑格尔理论中所认为的，事物因性质不同便构成“矛盾”，而凡“矛盾”的事物之间，都存在斗争的关系。工业与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对于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认识、如何处理，就是一个治国方略。换言之，是根据阴阳互依理论为指导，还是按照“矛盾”、“斗争”之说为依据而制定发展工业、农业生产的政策，其结果就会大不一样。

按照中国古典哲学理论，工业与农业是阴阳之间异性相引的关系，处理之道是促成其互相感应、吸引、渗透、互动、互依关系的发展。使工业生产中增加越来越多的农业产品成分，使农业生产中吸收越来越多的工业产品成分，将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相互支援、互为依存的有机性互动关系体。也就是说，在重视发展农业的时候一定要注重工业生产的发展。使工业生产可以向农业生产提供越来越多、越来越好并且深受农民喜爱的农用机械、化肥、农药，乃至帮助农业生产单位建立起生产、维修农业机械的工厂，等等。只有当农业生产中通过吸收、消化，包含了越来越多的工业生产成分时，农业生产才能获得迅速成长、壮大和发展，才能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农业产品，提高农业生产向工业生产输出大量质优价廉的农副产品的能力。只有农业生产的产品，如粮食、水果、蔬菜、肉、禽、蛋、奶、棉、麻、丝等，越来越多地供应给工厂、城市，使工业生产有了充足的原料，包含了越来越多的农业生产成分时，其生产也就因此而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如果中国的农产品有三分之一实现了“规模化”、“工厂化”的生产，那么中国的农业生产就将产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大提高！

不仅如此，就连工业、农业产品的成本、价格、利润，也是互为影响、互为渗透、互为制约的，不是良性互动便是恶性循环。比如说，在制定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政策之中，如果不是将农业生产的发展看成是工业生产发展的根本命脉，而是当作工业生产发展的一块垫脚石，以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获取高利润，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而保证工业生产的发展，提高化肥、农药、农用机械、农用塑料薄膜等工业产品价格，那就必然要导致农业生产成本的提高；农业生产由于成本的提高，缺乏扩大再生的必要资金，会导致生产能力下降，反过来就又影响到工业生产。因为，这必然导致来自农业生产方面的工业原料的贫乏，使工业生产失去后劲，达不到应有的发展，甚至工业生产还会因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根本而自行消亡。“三年困难时期”，就是因为要保证“钢铁元帅升帐“而使农业生产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于是，粮、棉、油、禽、蛋、奶、肉等农副产品普遍地大幅度减产，这就迫使一些轻、重工业不得不进行“调整”，使许多工厂、矿山停办，一些重要建设项目纷纷“下马”，导致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这是“计划经济“中政策失误的历史实例。在“市场经济”中，这种工农业生产的互依互存关系同样不能够改变。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首先在农村实行了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本内容的经济改革，大大地激发出广大农民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各类农产品迅速增长，工业生产由于获得了丰富的生产原料及解放出来的劳动力等，其生产也迅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势头。

在一个国有企业中，这个企业的整体利益即为“公”，它以企业的总资产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为标志；而工人的个人劳动收入就是“私”，它以工资、奖励等多寡和增加速度、幅度为标志。整个企业的行政管理便是调整“公”、“私”关系的关键性机制。在正常情况下，工人以其劳动成果合法获得工资收入，向企业这个“公”进行渗透，即工人为了获得个人利益而付出给企业的劳动工时越多、工效越好，则企业的产品生产就越多，产值就越大，所获得的利润就越高，企业的这个“公”也就越来越壮大。当工人从实践中认识到，企业的这个“公”共利益正是个人“私”利赖以存在和扩大的根本，便会努力增加生产，千方百计降低原材料消耗，处处爱护设备，爱护公物，积极提合理化建议，并为提高产品质量进行发明、创造。也就是说，工人为了获得更多的私利，向企业渗透的私利性劳动贡献越多，则企业这个“公”共利益的蛋糕就越大，在同行业中竞争的能力也就越强。企业的管理者如果明白了公私互依的哲学道理，将工人的切身利益这个“私”视作企业这个“公”发展壮大的根本，那么就必然会千方百计地提高工人的思想水平、劳动技能，鼓励工人多劳动，以增加工资收入。并且会制定奖励发明创造的条例予以实施，以及伴随着企业利润的增加而及时提高工人的工资，始终保持对工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相反，如果广大工人都将“公”与“私”看成是“水火不相容”的对立事物，根本不把企业这个“公”看作自己“私”利赖以存在的根本，那么他们在生产之中，也就不会关心产品的质量，不爱护公共财物，见到损公肥私的行为也不会与之斗争。其结果是，当企业这个“公”随着大、小“老鼠”们的不断啃咬而变得千疮百孔后，其工人们的个人“私”利也就越来越小。企业倒闭之日，也就是所有这个企业里的职工“私”利死亡之时。同样，如果工人将企业视为自己利益的命根子，而企业的管理者则以“批私”、“灭私”为指导思想，在企业管理中，不是以不断更新设备、实行产品更新换代、节约原材料的消耗、降低产品成本等措施，来提高市场竞争能力，而是处处以牺牲全体工人的利益为代价，降低工人工资，或者用转嫁企业因管理不善造成的亏损，强迫工人“集资入股”、“以产品推销”代发工资以及拖欠工资等手段来保企业这个“公”，则工人在企业这个“公”失去了对他们的吸引力之后，不是消极怠工，便是愤而离去，致使这样的企业最终不得不走向破产。

从人类社会发展进步这个角度来说，人类的智慧就表现在，既要尊重个人的利益，更要注重公共的利益。在实际生活当中，在思想教育中，提倡“去私立公”、“公而忘私”是正确的。因为人的自私之性是同其社会生存直接相联系的，是人类的一种本能的自然体现，不进行社会公德教育，只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生产管理上正确地处理公私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否则就会使人类社会变得物欲横流，社会公德败坏，犯罪率增加，社会便无以维持正常的秩序，人们的社会生活便不得安宁。但社会公德教育属于“依德治国”的范畴，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生产管理等，则属于“依法治国”的范畴。“德治”与“法治”也是阴阳互依的关系，缺一不可，不能互相取代。正如古人倡导并提出的“刑德相养”的论点那样：“天德皇皇，非刑不行；穆穆天刑，非德必倾；刑德相养，逆顺乃成。刑晦而德明，刑阴而德阳，刑微而德彰。其明者以为法，而唯道是行。”^[24]

阴无纯阴，阳无纯阳，这是客观自然规律的体现。现在，我们提出了依法治国和依德治国的口号，正是中国古典哲学中关于阴阳平衡、中正治国的一种科学体现，是同中华民族文明始祖轩辕黄帝“刑德相养”的哲学观点相一致的，这也正是中华民族在一个崭新的时代自觉地成熟起来，并终将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