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的艺术性

外交的艺术性

如果从个人层次来分析，外交官对外交的成败起着重要作用。因为优秀的外交不是一门可以通过标准训练即可掌握的技术，而是一门非常高超的艺术。外交家需要根据情势的变化，在以下这些问题上作出判断和选择。

第一，直接谈判还是间接谈判？

直接谈判的优点是可以避免中介等第三方引起的误解。首先，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本来就很容易被扭曲。其次，万一第三方有意浑水摸鱼，那么谈判双方肯定有人要吃亏倒霉。1858年大沽炮台失守后，沙俄使华全权代表普提雅廷在清廷直隶总督谭廷襄请求“调停”之时，一方面写信告诉英法联军司令葛罗，只有“施以强大的压力和采取突然行动”，才能迫使中国人让步；另一方面单独会见谭廷襄，表示如速按俄国条款定议，就可向英法“说合”。结果，沙俄几乎不花一分本钱，就顺利地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分了英法的好处^[15]。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直接谈判的速度一般比间接谈判快，而且直接谈判本身也是一个更好更强的信号。所以，如果情势紧急，国家一般会首选直接谈判，以求引起对手重视，尽快缓解问题。

间接谈判也并非一无是处。因为有时候，有些国家之间存在极其对立的关系，它们不愿意以直接谈判的方式给予对手合法性。比如以色列就总是不愿意承认巴解组织的合法性，长时间不和巴解直接谈判，所以以巴谈判长期是以美国作为中间人来进行的。在1971年基辛格“破冰之旅”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长期通过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国向美国传达信息，基辛格秘密来华即取道巴基斯坦。间接谈判还有一个好处——即使本国的建议被对方拒绝，也不会使本国外交面临窘境，不至于太丢面子。

第二，高层外交还是低层外交？

在外交过程中，担任外交任务的部门层次越高，或者出场的外交人员官职越大，就说明事情更重要，可以引起相关国家的重视，提高谈判和沟通的效率。如果是由一国最高领导人亲自进行外交，那么说明问题肯定是非同小可。所以高层外交背后隐含的信息往往会受到对方的重视。即使国家主席和外交部长发表同样内容的对美政策讲话，其影响力也不可同日而语。

低层外交的优势则在于可以避免国家反应过度和保持灵活性。相比高层外交而言，低层外交可以释放“试探气球”，若是效果不好的话还可以由更高级的官员来否认。比如说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国家主席极少对一个具体问题表示意见，像台湾“入联公投”问题，由国台办主任出面谈话即可。美国也一般不会让总统花个半小时来谈台湾问题，而往往是由某个司局级官员公开发言就够了。其实，中美缓和之前的乒乓外交，可以说也是一种低层外交，这种外交方式甚至不正面涉及政府部门。

第三，使用威胁还是奖励？

奖励和威胁是两种让对手顺从自己意愿的外交手段，可以说是胡萝卜政策和大棒政策，也可以说一种是拿钱买货，另一种是持枪抢劫。按照“有枪便是草头王、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逻辑，威胁应该会比较有用。但在实际外交中，除非使用威胁的国家既有强大的实力又有动用武力的意愿，并且能让对方确定无疑地相信该国会使用实力，否则威胁不会产生实际效果。比如说，在台海问题上，中国大陆只有让台湾当局和美国相信，一旦台湾“独立”，大陆便会真的“不惜一切代价”，对方才会看重这个问题。

而且，外交中使用威胁的风险非常大。如果威胁不起作用，发出威胁的一方就会面临两难选择：如果不实施武力行动，就会被人认为软弱可欺，甚至被其他国家看成是虚张声势的纸老虎；而如果真的发动战争，胜利的话要损兵折将，付出一定的代价，失败了则会丧失更多的国家利益。古巴导弹危机中的苏联，想用古巴的导弹基地威胁美国本土，结果却不得不撤出导弹，颜面尽失。马岛战争中的阿根廷更倒霉，武力威胁弄假成真，最终惨败于英国之手。从历史上来看，威胁经常导致战争，不仅代价惨痛，而且后果很难预测。从某种角度说，一战就是各国相互威胁而引发的世界大战。

所以，很多时候，与发出威胁相比，提供奖励更能刺激对方做出符合自己心意的回应。像经济援助、贸易让步、国事访问以及其他有形或无形的奖励都有可能促使协议的达成。

当然，最好的外交是两者兼备，既用奖励去引诱，又用威胁去恐吓。虽然这种外交的难度很高，但历史上不乏成功的例子，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为了把米洛舍维奇送上国际军事法庭，一边对南联盟搞军事打击，另一边许诺给南联盟援助。100多年前，清政府为了从沙俄手上夺回伊犁，一方面曾纪泽承诺给予对方通商机会和赔款，另一方面左宗棠抬着棺材上前线准备打仗^[16]。

第四，措辞精确还是有意识的含糊其辞？

“外交无小事”，任何一个措辞上的疏忽和问题都可能引发误解。所以大多数有关外交的教科书和畅销书都会强调措辞精确的重要性。但是有些时候，“难得糊涂”或许会给自己更多的回旋余地。

不管是口头表述还是书面文件，措辞精确都有利于防止参与国产生误解，而且表达明晰的承诺有更高的可靠性。个人和企业之间的契约都恨不得精确到标点符号上——那些说得不清不楚的合同，任何经理都不敢签。依此类推，国家间的条约更需要精准的表述。

但是，含糊一些有时也可以掩盖暂时无法调和的分歧，可以避免过分刺激对手和使问题严重化。比如说，中美缓和之时还无法就台湾问题达成完全一致的看法，于是在联合公报上用了一句极其含糊但很有水平的话：“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17]而1954年第一次台海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内部对于是否要协助蒋介石防守金门和马祖产生争议，最后国会通过的决议案对这个问题没有正面答复，只是说如果总统认为对金马的进攻是对台湾本岛进攻的前奏，美国才进行军事干预^[18]。

第五，运用语言还是行动进行沟通？

无论是发电报、打电话、发传真、快递文件还是网上交流，成本都很低，但相关的国家都能很清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而且，与实际行动相比，语言沟通的灵活性更大，在没有实际行动之前留有更多商榷的余地。不过，如果对手对你所表达的意思和立场不重视的话，不管采用什么语言形式，都不会起作用。朝鲜战争中，聂荣臻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前就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转告美国政府：“中国对美国突破三八线不会置之不理”，随后周恩来很快重复了这个意思。结果，美军把这句话当成耳边风，麦克阿瑟照旧北进，最终不得不和中国军队正面交锋^[19]。

所以，在关键时刻，特别是时间紧迫和形势严峻的前提下，通过行动发出信号更加引人注意。在重大的事情上，光靠笔杆子和嘴皮子，是很难奏效的。毛泽东1949年底去苏联谈判时，一开始受到冷遇，而且订立新条约的要求得不到苏方的回应。于是当苏联驻华大使罗申1950年1月1日奉命拜访毛泽东时，毛泽东声明因身体不适，“准备完全静养一周”，取消在苏联各地旅行的计划，“不想参观工厂，不想作报告，也不想发表公开演讲”，并且将提前一个月回国^[20]。在毛泽东这种“抗议”的压力下，苏方很快作出让步，中苏最终比较顺利地订立新的友好同盟条约。但是，明显的行动有时也未必能收到理想的效果。中日关系前几年一度进入低谷，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访日时因为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临时改变外交行程，取消和小泉原本预定的会面。这一举动在国际舆论引发轩然大波，但中日关系并未因此马上好转。

国家用行动进行沟通时，一般不会一步到位直接采取军事进攻，而是逐步升级行动的层次。比如从宣布部队进入警戒状态，到部署军队，到有限制地展示军事实力，这种逐步升级的军事行动体现出的信号是越来越强烈的，也意味着情况越来越危险。当然，在具体问题上，国家的军事行动未必会如此按部就班。台海局势一旦紧张到一定程度，美国一般会派出航母舰队到相关海域“执行任务”，而判断美国这种行动层次的，主要就看航母离台湾海峡有多远，越近意味着美国的反应越强烈。

第六，将外交问题与其他问题挂钩还是脱钩？

是一揽子解决问题、“毕其功于一役”好，还是逐个处理、避免问题相互牵连好？答案是见仁见智的。支持前者的人，认为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就不用拖泥带水，可以一劳永逸。支持后者的人，认为分开解决问题至少可以取得部分进步。比方说，在对中国的人权问题和最惠国待遇的关系方面，美国在克林顿总统任内终于采取了脱钩的政策，因为最终美国方面认为接触战略符合美国的利益，中国的市场实在太诱人，只为了中国的人权状况而和美国人民的收入过不去，似乎不是很划算。反正美国有的是对付中国的手段，先赚到钱，再用其他方式催促中国“改善人权”也可以。

第七，最大化还是最小化冲突？

当冲突已经发生或者很可能发生时，国家应该降低还是提高冲突的层次？按常理说，降低冲突的层次是正常的，因为提高冲突的层次、加剧相关国家反应的烈度很可能导致国家间关系的急剧恶化，甚至可能引来战争。但是，最小化冲突的做法可能会让对手认为本国示弱，从而得寸进尺，使自己陷于更加困难的境地。有时候，通过援引国家生死存亡、世界利益等大原则和大利益来最大化冲突，反而可以增加外交的可信度。比如说，支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往往会用气候变暖将影响全人类的生死存亡来说服那些不愿意改变生产方式的国家。

当然，上述分析只是为外交家处理对外事务提供了一些大概的原则和思路。如同明白比赛应该如何进行并不能确保比赛胜利一样，理解这些原则也不一定能保证外交成功。成功的外交还有赖于外交官长期的实践经验、个人的领悟能力，以及掌握必要的外交规则和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