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向美国记者采访开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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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8月5日，我国政府正式向美国15个重要的新闻机构发电，邀请他们派记者来华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但国务院立即回应，再度表明其强硬立场。同时又于20日批准了10名记者访华。在美总统亲自干预之下，美国媒体陆续致电我外交部，表示不能来华，或延期至美国大

中国如何向美国记者采访开禁

张晶晶

1956年12月22日下午六时，一架从莫斯科来的客机降落在北京机场，舷梯上走下两名美国中年男子，他们是《展望》杂志驻苏记者埃德蒙·史蒂文斯和摄影记者菲力浦·哈林顿。

美国记者渥塞

两天后的香港启德机场，一架飞机又载来了35岁的美国黑人记者威廉·渥塞。他下机后匆匆坐车前往九龙车站，再换乘火车赴深圳罗湖口岸，于次日（12月25日）抵京，开始了为期四十一天的中国之旅。

就这样，上述三人成为冲破美国国务院禁令，首批赴新中国采访的美国记者。

得益于我国外交解密档案的开放，中美关系史上这一非同寻常却长期被忽略的往事终于浮出水面。

1956年8月，中国首邀美国记者来华

早在1949年上半年，毛泽东就设想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提出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有别于旧政权的、新的外交关系。为了与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划清界限，新中国成立伊始，即对外国在华机构和人员进行了清理，除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机构和记者以及西方部分左派政党的党报记者之外，尚未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的通讯社和记者基本停止了在华活动。

美国摄影记者哈林顿

美国方面，1950年代初期受极端反共的麦卡锡主义和朝鲜战争的影响，一度将中国视为危险的敌人。但美国人对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中国满怀好奇，高度市场化的美国新闻媒体为迎合受众的需求，早已不满足于被动地等待和转发第三国采写的关于中国的报道，一旦政治环境松动，他们便纷纷试叩进入中国的大门。据我国外交部新闻司统计，从1950年初至1956年4月底，申请来华采访的美国记者共有82起（65人），代表美国27家新闻机构（包括报刊、通讯社和广播公司）。其中1950年至1953年仅有9人，1954年底麦卡锡主义破产，当年有16人提出申请，1955年陡升至35人（其中7人为再次申请），1956年仅1至4月就有22起。这些记者有的致函我外交部，有的通过我驻南、捷、匈、印（度）使馆和驻英代办处申请，也有的直接给我领导人写信。

对于我国而言，“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却并非长久之计。1950年代中期，我国做出了缓和中美关系的尝试，1955年8月开启了后来持续17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正如周恩来总理1956年12月访问印度时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自从万隆会议以来我们一直在尽最大的努力来改善和美国之间的关系”。这一真诚愿望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取消不准美国记者入境的禁令，并且争取互派记者。当年的一份“绝密”文件——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于1956年6月7日上报的《关于允许美国记者来华的建议》，清楚地表明了我国在这件事上的外交考虑：

美国报刊、通讯社、广播公司等曾经先后要求我国允许他们派记者前来采访报导。对于这些请求我们都搁置未理。最近这类请求似又活跃起来。

中美关系正常化一时尚难望实现。我们如能从民间接触、文化交流方面逐渐打开通道，扩大影响，推动各方面的进展，不失为目前较为现实可行的途径之一。我们对英法记者即已基本上开放，对更重要的美国，特别是今年大选，而美国目前正处于外交困境。我们在有关中美关系方面需要增加压力和影响的时候，如能适当地让一些美国记者来我国进行第一手的采访报导，可能收到比较好的效果。通过这些记者，我们还可以灵活地运用，更多影响美国，效果将比通过我们自己的新闻或广播机构大，也比通过英法的间接影响为大。

当然，批准美国记者入境采访并不是一夜之间做出的决定，而是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准备。根据已解密的外交档案，至少从1956年1月开始，外交部新闻司就有选择地对申请来华的美国记者本人和所属新闻机构的情况进行详细调查，包括记者简历、影响力、最近言论、政治立场等。7月间，外交部新闻司召集记者联谊会、公安部、中指委（中央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外交部美澳司等单位商讨接待美国记者的方案，并确定了组织和分工：记者的生活问题（如食宿汽车等）由国际旅行社负责解决；从外交部、外文出版社、旅行社、外语学院抽调译员干部15名协助翻译工作，配备水平较高的英语译员，集中学习政策一星期；召集北京各大报刊，讨论准备工作；由中宣部和中指委发通知给有关单位，动员做好接待美国记者这项重要的政治工作；拟请国务院同意拨给新侨或其他饭店住房15间及小汽车5辆，由旅行社掌握，专供美记者租用。

8月5日，我国政府正式向美国15个重要的新闻机构发电，邀请他们派记者来华作为期一个月的访问。这些记者包括《纽约时报》三名，《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纽约邮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圣路易斯邮报》、《生活与时代》杂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危机》杂志、国际新闻社、合众社、美联社、全国广播公司、《商业周刊》各一名，自由投稿者一名。

消息经美、英、法通讯社报道后，立即引起轰动：次日（8月6日）有10名记者来电申请访问我国，但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怀特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国记者到中国访问是“违反护照法的”。7日晚，美国国务院发表正式声明，提出只要在中国仍有在囚美犯，美国人赴华访问就不能被认为是“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的”。美国国内舆论一片哗然，其中尤以被批准记者所属报社的反对最为激烈，纷纷发表社论攻击国务院的这一决定，美国报纸编辑协会新闻自由委员会主席和一些重要新闻机构的代表，去电或去函国务院提出抗议。但国务院立即回应，再度表明其强硬立场。美国的报社老板们认识到国务院的态度已相当坚决，转而想各种办法钻美国法律的空子，争取来华。如美联社驻香港记者来电询问，鉴于国务院不发护照，没有护照是否也可以取得访华签证。时代生活出版社则让一个英国人来申请，以防万一美国记者不能来华的情况发生。

随着我国批准美记者入境期限日近（8月20日），美国记者已开始在香港集中，其中有记者6名特从第三国抵港，准备入境。我外交部原拟考虑同意记者不用护照而用外国人入境证入境，但为了更有利于今后的工作，外交部没有立即允诺，在19日复电给来电询问的两名记者表示同情他们的困难而延长他们的入境期限，在期满时再放他们入境。同时又于20日批准了10名记者访华。

20日，即美国记者可以入境的第一天，美国国务院代理国务卿小胡佛发表声明说：“总统（艾森豪威尔）已经授权国务院表明，总统完全同意国务院在1956年8月7日就前往共产党中国问题所发表的政策声明。”在美总统亲自干预之下，美国媒体陆续致电我外交部，表示不能来华，或延期至美国大选后再来。

叩开了中国大门的美国媒体本处于兴奋状态，却被美国政府迅速而强硬的反应兜头泼了桶冷水，虽然他们也进行了抗争，但只能无奈放弃，被迫止步。由此看出，麦卡锡主义虽然落幕，但它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从艾森豪威尔之后的几届美国政府在对华问题上一以贯之地采取僵硬政策。记者访华代表中美关系的某种缓和，这更是共和党与民主党在竞选期间极力要回避的。

我国自8月5日发出批准电后，中央和各地有关单位都把接待美国记者的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看待。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还亲自去上海，对上海及广州方面的工作做了安排。各地在接到指示后都已着手准备，有的已经成立了接待办公室，集中了翻译人员进行学习。为了接受美国记者的访问，外交部就中美之间的敏感议题，准备了材料给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备美国记者提问时进行回答。

为了继续争取美国记者来华，至9月4日我国又向一批记者发出了批准电，但他们都未能如期前来。而我方的准备工作仍没有松懈：新闻司的接待美国记者办公室暂不解散，继续准备材料；翻译人员仍集中在办公室继续学习；美澳司的同志暂回原岗位工作，但随时待命。

三名美国记者冲破禁令来华，被撤护照

1956年底，34名曾获准访华的美国记者中，有三名不顾美国国务院禁令，重新提出了访华的要求，他们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渥塞、史蒂文斯和哈林顿。

渥塞（William Worthy）是美国两份黑人刊物的常任记者，一是在巴尔的摩出版的《非洲族的美国人报》（美国最大的黑人报纸之一），一是在纽约出版的《危机》杂志，同时兼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无线电新闻部的代理记者。他很有才华，而且不吸烟不喝酒，对工作勤奋认真。他曾采访过朝鲜战争、亚非社会党会议、亚非会议，在万隆见过周恩来总理两次。1955年下半年去苏联采访，并曾在莫斯科电台向美国作新闻广播。他从反对白种人压迫有色人种的观点出发，反对美帝侵略亚非二洲的政策；支持尼赫鲁路线，主张“非暴力”等“和平主义”的立场。

渥塞能成为第一批访华的美国记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本人的执着和坚持。外交部保存的渥塞申请来华的电文来函、我驻苏联大使馆与外交部的来往电文、外交部内部的请示批复等档案显示，他从1953年4月起就通过我驻苏联大使馆多次申请访华，前两次我方并未置理。1955年7月11日他在莫斯科给周总理写信，并表示如果美国务院拒绝发给他来华护照，他准备在美国联邦法院和国务院打官司。1956年8月5日，我方批准他访华，当时他在非洲采访，没有及时接到电报而耽误了时间，接着他获得了尼曼奖金（全球历史最悠久的新闻从业人员进修奖学金——笔者注）赴哈佛大学进修，只好暂时作罢。11月27日，他再度来信表示想利用寒假访华，要求我方再给他签证。1956年12月12日，时任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的徐晃在呈交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的请示中写道：渥塞作为第一个访华的美国记者是有一定缺陷的，因为他本人代表性不强，影响不大，他所代表的报纸也是一个小报，读者范围有限。但考虑到，他是一个黑人，反对种族歧视，也主张“和平主义”，估计他来华后还是可能写些有利于我们的报道。12月15日，外交部新闻司批准渥塞来华做一个月的采访，24日渥塞在广州领得另纸签证入境。

记者史蒂文斯（Edmond Stevens，1910—1992）和哈林顿（Phillip Harrington，1920—2009）供职的《展望》（Look），是柯尔斯报系的一份图画双周刊，1948年美国大选时支持共和党内较开明一派。该刊在艾奥瓦州出版，以刊登形形色色的广告图片、体育消息、医药卫生、家庭生活和人物介绍为主，并巧妙地穿插一些政治性的文章，每期行销200万份左右，特别畅销于美国中西部地区，是美国最大的图画周刊《生活》杂志的竞争者。史蒂文斯是该刊驻莫斯科的记者，时年46岁。据我国驻苏联大使馆了解，他长期在苏联，表现不坏，颇有才能，在美国新闻界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他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通讯报道一般是比较客观的，较少主观猜测和造谣污蔑。哈林顿是摄影记者，时年36岁，为《展望》工作已经八年多，许多封面照片出自他手，未发现有什么歪曲污蔑的镜头。他们两人于1956年8月29日申请，9月4日获得我外交部批准，我驻苏联、瑞典使馆发给他们一次入境另纸签证。

所谓“另纸签证”，根据我外交部1955年10月《驻外使领馆办理外国人入境过境签证暂行办法》第四章第十二条的规定，发给同我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国家的人员签证时，都不在其护照上签证，而是单独签注在一张专用纸上。这种做法主要是说明我国还不承认这些护照。我国对法、日、西德等未建交国记者也是这样办理。

入境后，史蒂文斯和哈林顿并不想声张行踪，试图避开其他在京外国记者和使节，但路透社记者漆德卫仍于12月26日报道了他们来华的消息。渥塞则毫不隐蔽，他来京后即与英代办处和印度使馆来往密切，24日外电已有报道。

对此，美国国务院的反应是逐步加强的：12月24日仅表示“遗憾”，到28日则发表公报撤销三人护照，并威胁要根据“资敌治罪法”冻结三人在美存款。

渥塞在29日晚上听到美国国务院已经宣布撤销他的护照以后，表示自己一点也不着急，待回国后慢慢打官司争取护照。他还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这样做很愚蠢，对美国政府不利，美国新闻界会同情来华记者的。史蒂文斯和哈林顿接到杂志社老板的命令要他们立即离华，他们的情绪因此受到影响，但还是顶住了压力，尽量拖延回去的时间，继续采访。

据知情者分析，渥塞来华前经过长时间的周密准备，事前分别征求过他的报纸老板、“美国民权保障联盟”和尼曼奖金负责人的意见，均得到了支持，对美国国务院可能采取的经济方面的措施他也是有准备的。但史蒂文斯和哈林顿则不同，他们是驻外记者，护照吊销后就无法在国外工作了。

值得一提的是，渥塞返美后，两位知名律师曾帮助他打官司，向政府追讨护照，但以失败告终。随后，这位“不安分”的记者在没有护照的情况下，竟成功进入了古巴、越南、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等国采访。直到1968年他才重新取得了护照。

三记者在北京获周总理接见

史蒂文斯、哈林顿和渥塞抵京后，到外交部办理了外国记者登记手续，分别自1956年12月27日和30日开始在京采访活动，又先后于1957年1月21日、2月2日离京飞往莫斯科。在华期间史蒂文斯、哈林顿二人曾前往上海、苏州、无锡采访九天，渥塞去上海十天，其余都在北京。

初来乍到，史蒂文斯表示中美间很久没有来往，美国读者对中国很陌生，他们作为第一批来新中国的美国记者，希望能全面报道一下中国。他们提出要求见毛主席和周总理，表示如果毛或周要向美国人民讲话，可以通过他们发表。还要求去东北和南方，采访长春汽车厂、钢铁厂、煤矿、农村，要和教授、学生、农民等普通人谈话。

渥塞更想获取一鸣惊人的独特新闻。他提出要见美国犯人，了解教会、教堂、教徒和外国传教士的情况，去东北和上海参观我国的工业建设，去福建证实国民党飞机是否常来骚扰，他还提出要求见周总理，谈谈中美关系的问题，并且一再奔跑邮电部和广播电台，要求对美国做新闻广播。

他们的采访“野心”部分得到了满足。获得我方的同意后，渥塞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取得了联系，在12月29日上午10时对美国作了第一次广播。内容包括两个问题：关于《人民日报》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评论和关于在华美犯问题。他认为，《人民日报》文章的发表，打破了西欧关于中国会走铁托路线的猜测，而中国则以这篇文章表明了他们已经抛弃了东西方和平共处的论调，把美国当成是共产主义的头号敌人。渥塞由此得出结论：“共产主义时时刻刻是要消灭我们的。”关于在华美犯的，他大胆推测可能被提前释放。他又说，根据周总理在印、缅等国对记者的谈话和中国政府过去宣布的允许美犯家属探望的声明，他作为记者是可能被允许去访问美犯的。谈到目前情况时，他说：“目前正在通过日内瓦中美会谈和在北京的外交途径，不断地对周恩来总理施加压力，要他释放这些犯人。”

在京期间，三名记者在国际旅行社翻译的陪同下，游览了故宫、颐和园、长城、景山、中山公园等名胜古迹；参观了天主教北堂、基督教公理会、石景山钢铁厂、国棉一厂、荣宝斋、象牙雕刻生产合作社、第三玉器生产合作社、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学院、儿童医院、中医针灸门诊部、妇幼保健实验院、第五幼儿园、中级法院（旁听审理离婚案）等单位；访问了画家齐白石、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政协委员翁文灏、《大公报》名记者朱启平和几位在华的美国教授和留学生等人；观看了电影、京剧和舞蹈演出。

他们在参观采访中，比较关注的问题有：解放台湾问题，美犯情况，我国留学生回国后情况以及对美国的反映，人民生活水平，工资待遇如何，有否休假规定，各部门党、团员比例，以及中国人对美国的看法。

陪同翻译发现，史蒂文斯、哈林顿随身携带了一本已翻阅得很旧的法国《现实》画刊，这本画册是1955年年底法国记者古塞夫妇来华采访后出版的中国专刊，内容大部分强调我国落后现象。受此影响，一开始史蒂文斯、哈林顿表现比较拘谨，心里有很多疑问，但不敢主动提问题，但每当翻译提到一个问题时，他们就一再追问。

红色中国的许多事物都让他们倍感新鲜。外交部新闻司的报告记录了史蒂文斯、哈林顿二人一些有意思的表现：

1.他们对古画、古物非常感兴趣，进了古玩铺就不想出来，并一再追问能不能出口。他们在24日和26日两次就买了古玩古画共值200多元，他们还一再抱怨80年以上的文物不能出境的规定。

2.他们在参观采访中提问题不多，也比较一般，主要活动是照相。他们拍的照片一般还可以，但对落后的镜头也很感兴趣。如一次在路上史蒂文斯看见小脚女人很奇怪，急忙叫哈林顿去拍，哈林顿表面上故意不拍，但实际上早已把小脚女人拍进了镜头。在儿童医院他们还拍了不少门诊部忙乱的情况和又病又瘦的小孩子。他们对中医很感兴趣，听说中药可以治绦虫，哈林顿表示他的朋友的儿子有绦虫，一直治不好，向院方索取了一包药。

3.他们在国际书店和东安市场看到斯大林的画像和斯大林的著作感到很惊奇，并说苏联在十月革命节都不挂斯大林的像了。

4.他们在英国代办处门口看到有很多抗议英法侵略埃及的漫画和标语很感兴趣。

经过参观访问，史蒂文斯、哈林顿对我国的初步印象是：商品比东欧多，人民愉快，有效率，并很“习惯于”组织起来。史蒂文斯对于我国知识分子有无“独立思考”的自由有所怀疑，对于我们的思想一致甚感担忧，对我们的人口增长率也有所疑虑。他们表示要了解中国，一个月的时间太短了，但他们一定要把所见所闻据实报道。据中指委办公室1957年1月23日的工作简报记载，他们对北京的反映如下：“北京充满了生气和色彩”；“想不到国棉一厂竟是这么好，这么大”。看到国棉一厂托儿所后，表示从来没见过这么胖这么可爱的小孩；认为我们大规模地接种卡介苗和牛痘的做法是正确的，美国还没有这样做；认为中国的物价比苏联便宜；在中级法院旁听审理离婚案时，对审判员是个女青年感到“惊讶”，详细地问了她的学历、经历，并表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年轻的法官”，似乎怀疑这样的法官能否正确地审理案件；对故宫“不开放的地方太多”表示不满；对我国的舞蹈、手工艺品都很赞赏，但是，对现代的农村妇女、少先队员和解放军的塑像则表示不喜欢，认为“很难看，很低劣，是在中国看到的最不值钱的东西”。

1957年1月18日晚，作家谢冰心、萧乾、郭小川、冯亦代请哈林顿和史蒂文斯晚餐，席间主要谈家常，气氛比较融洽。作协送给他们最近一期的英文版《中国文学》。哈林顿表示《中国文学》宣传性太重，全部都是农业合作化的文章，他表示希望看一些别的东西。他一再说，如果中国作家要把他们写进文章里去，不要把他们写成受压迫的工人，他说他们工作很愉快，生活得很好，还超额完成了工作任务。

三名记者在京采访活动的高潮是得到周总理的接见。1月3日下午在机场，总理和史蒂文斯及渥塞握手时，哈林顿在旁照了相。得知和总理握手已摄入镜头时，他们很高兴。1月6日傍晚，总理在龚澎的陪同下，分别接受了他们的采访。

渥塞围绕“在华美犯”、“中美会谈”、“台湾问题”和“美记者访华”等敏感议题，向总理提出了八个问题。其中，他问道：

“美国政府要满足哪些条件才能使美国犯人立即获得释放？”总理的回答入情入理：“不是什么条件，而是美国对日内瓦协议的执行。从两国在对方的侨民而言，美国的侨民要回国，任何时候都可以得到中国政府的批准；但是，在美国的几千名留学生却很难得到自由回到大陆来和家人团聚，他们还受到种种法律限制。至于犯法的人，中国从万隆会议以后就已经释放了44名犯人中的34名；但中国在美国的犯人一共有多少，我们都不知道；且到去年年底只放了一个中国犯人。从这两种事实来看，这是非常不公允的。现在的问题是美国首先要执行日内瓦协议。”

针对史蒂文斯、哈林顿提的七个问题，总理也一一回答。以下是外交部新闻司关于《展望》报道的中译稿：

如果不跟中国的高级领袖之一谈话，对中国的概述，不管它如何简短，都是不完全的。史蒂文斯和哈林顿在到达中国两星期以后，周恩来总理请他们去他在北平的简朴的一层楼的家里喝茶。下面就是他对他们所提的书面问题的答复：

关于中美关系：“我认为对中美关系带乐观的看法是有某些根据的。中国政府曾经多次表示愿意改善两国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感到遗憾的是：美国政府没有采取相应的步骤。我们希望这种情况会有所改进。”

关于台湾问题：“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我们正在努力实现台湾的和平解放。这种可能性正在不断增长。我们正在考虑举行高级会谈来讨论和缓和消除中美两国在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这是国际会谈。两者会谈的性质不同，但可以平行地进行。”

关于日本：“日本迟迟不能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是由于美国政策的阻挠。现在的日本内阁表示在两国恢复正常关系之前先从贸易和其他方面改善关系。我们是赞同的。中日两国间的关系是会发展的，这种愿望是任何外来势力所不能阻挡的。”

关于在中国的美国犯人：“因为美国犯人的释放要根据中国政府屡次的声明，根据他们的表现和其他情况，而更重要的是根据美国对日内瓦协定的执行情况，即关于中国在美国的犯人的释放而定。因为1955年万隆会议以来，我们已经释放了44名美国犯人中的34名。而中国在美国的犯人，根据美国政府所提供的情况有30多名，其中只有一名被释放，而他还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这次谈话三星期后，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被关在美国监狱中的34名中国犯人中，十名已被假释，二名要求回台湾，另一名根据他的志愿，已被送回红色中国；其他犯人选择在美国服完刑期。在声明中还提到：“国务院重申，如果任何一个在美国的中国人希望回共产党中国而自以为受到阻挠的话，那么他应该马上直接找国务院或通过印度大使馆联系；他马上会得到回去的便利。”

结论必然是在这个问题上，或者在任何其他问题上，周恩来的话是不可相信的。但是，这并不能缩小他的辽阔的国家，以及在那里发生的，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的巨大意义，也不能缩小中国在世界事务的这一紧要关头同美国隔绝的悲剧的重大意义。

该报道仅根据美国务院事后的声明就得出总理的话不可信的结论，把造成中美隔绝的责任推给了中方。有意思的是，《展望》杂志于1957年3月28日把这篇报道寄给了周总理，请求总理就这一报道发表评论。

在上海探视美国犯人

史蒂文斯、哈林顿和渥塞分别于1957年1月7日下午和1月15日夜间到达上海。他们在上海的最大收获是获准探视了美国犯人。

1月7日和10日，公安部给上海市公安局两次发来“特急”电报，对记者见美国犯人的有关事项进行了严格规定。

上海市公安局随即着手准备，并于14日进行了演习。

史蒂文斯、哈林顿二人于15日下午3时到达上海市监狱，经办理登记和宣布接见规则后，3时25分与美国案犯分别谈话，3时55分结束。史蒂文斯会见梅保罗，哈林顿会见格类斯，主要了解犯人在狱中的饮食起居、健康情况和家属及外界的联系情况，是否“洗过脑”（如是否每天上课，能否看到些书报杂志，是否知道国际上发生的事件，能否祈祷）等，也问到其他犯人情况。梅保罗和格类斯按实际情况各自做了答复。史蒂文斯对美犯的健康、狱中生活（吃得好，能听音乐、旅行）表示惊奇，并说：“美犯在押期间的旅行比美记者在中国旅行的地方还多。”哈林顿评论说：“从格类斯能吸乐根牌美国纸烟看出，美犯能接到国外包裹。”

整个会见过程都严格按照事先的规定进行。但史蒂文斯、哈林顿对不能照相一点很引以为憾，曾再三要求，甚至要求由我工作人员代照，最后史蒂文斯站在监狱门口由哈林顿照了一张像，作为采访美国犯人的证明。史蒂文斯、哈林顿当晚发往巴黎电讯一则，上海市公安局的报告称该电讯“内容一般尚可，但不完全符合实情”。

渥塞搭乘的航班由于天气原因延迟，到上海时已过了规定会见日期。我方破例准许他于16日下午会见美犯梅保罗，渥塞十分感激，写信向外事处致谢。渥塞所问问题与史蒂文斯相仿，只是更详尽些。他还送给梅保罗从上海国际书店买得的三本英文古典小说。最后问了梅保罗对中国宗教问题和对中国政治经济情况的看法，问他是否有了“转变”。公安局的记录中说“梅保罗的回答仍然很好”。

会见当晚渥塞就向国外作了广播，并九次向国外发出电讯，报道内容大致符合实际情况，口吻比史蒂文斯的报道和缓，并推断说，中国政府批准会见是提前释放美犯的象征，并想借此来影响美国舆论。

史蒂文斯、哈林顿在上海期间，除会见美国犯人外，第二个要求就是采访农业生产合作社，了解农民生活情况。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外事处安排他们去虹星农业生产合作社采访，他们花了近一天的时间，深入了解了该社的总收入、社员的平均收入、农业税和收入的比例，地主富农参加合作社的情况，产品能不能由农民自由出卖、卖给谁、有无机械耕作，社内党组织及社主任（党员）本人入党经过等问题。但访问之后，他们认为这个社离城市太近，而且是“官方”介绍的，想另外找寻“真正的农村”，因此要求坐汽车去苏州、无锡。路上他们四次停车，随机访问沿途农村，采访正在修路或挖河的农民，询问农民对合作社的看法等。

史蒂文斯、哈林顿还参观了妇女教养所、药水弄居民委员会、曹杨新村、第五装卸区、上海体育学院、人民游乐场、海员俱乐部和天主教帝王堂，访问了荣毅仁副市长、申新九厂私方厂长吴中一，观看了越剧演出。在与荣的谈话中，除了解城市建设的一般情况外，着重询问了荣的个人情况，如有多少财产，这些财产将来会怎么处理，当市长后是否还兼管企业，另有多少职务等，又询问了关于申新九厂的公私股比例、董事会中公股占多少、盈余怎样分配等。访吴中一时，主要了解为什么资本家拥护旨在消灭资本家的总路线，国营、合营为什么比私营好，定息取消后资本家怎么办，私人财产是否也要归国家所有等等。虽然吴中一深入浅出地做了说明，但史蒂文斯、哈林顿仍然表示不能理解。他们对吴本人过去受国民党排挤压迫的情况很有兴趣。史蒂文斯还要求采访一位居委会的女干部，后来采访到药水弄居委会主任委员（女），了解了居委会的性质、组织、职权、任务、工作人员是否领薪、当地居民的生活及主任本人的情况等。

他们曾请求当面采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宋庆龄，宋未同意，但就他们的提问作了细致的书面答复。这些问题包括：请宋对美国人民说几句话；中国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有什么变化；中国妇女对节育的看法；宋在海外的亲属有无与现政权和解的可能。最后一个问题颇具难度，但宋的回答尤为巧妙：“我无从知道。不过我确实知道那些已经回来的人们，对解放以来中国人民在复兴我们国家的事业中所取得的巨大进步，是给予良好的评价的。”

史蒂文斯、哈林顿还在上海的街头巷尾到处拍照，上海的外事部门给予了他们最大限度的自由。但在食品公司时，工作人员过于紧张，居然不许他们为水果照相。

渥塞除采访美犯外，还参观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市劳动局、上海音乐学院、中国福利会幼儿园、少年宫、儿童用品商店、徐汇天主堂、慕尔堂、国际书店、越剧院、上海制药三厂，访问了永安公司总经理郭琳爽，并在某些公共场所和街道上录音。

渥塞与劳动部门谈话，原是想了解中国的劳动介绍所的情况。他认为我们失业问题严重，介绍所门口一定排了很长的队伍，结果并非如此，所以只了解了一些基本情况，如失业人数、原因、解决办法。与郭琳爽谈话主要问资本家为什么愿意跟着共产党走、郭是不是共产党员等，谈话后由郭陪同参观了永安公司，郭对货物价格、与进口货的比较做了介绍。

渥塞访问上海电影制片厂主要是了解影片生产和翻译情况以及演员、导演、剧作家的收入和生活，最后要了一份曾在中国放映过的资本主义国家影片的名单。渥塞对宗教问题颇感兴趣，接触了许多宗教界人士，除问到中国教徒情况、是否还有人领洗、为什么外国传教士都离开中国、目前与外国宗教界的联系、是否欢迎美国宗教代表团来访问、政府对宗教活动是否干涉、是否有津贴、教徒是否被强迫学习马列主义等等外，还问了中国的社会、政治情况，如中美关系何时能恢复、上海市有多少区、公费医疗制度、粮食计划供应、居民委员会的组织与任务、公安局的工作以及选举制度等。

作为第一批访问新中国的美国记者，他们的采访所得在美国将有极大的新闻价值。因此除了会见美犯之外，他们采访的方针似乎是有闻必录。比较说来，西方世界对新中国关注最多的民主自由问题和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这些都是他们注意的中心。

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外事处1957年2月28日呈送给外交部的“（57）沪会外绝密二字第4号”报告，对三名美国记者在采访中的总体表现做了归纳：

……总的说来，他们在采访过程中表现得比较谨慎，不轻于表示意见和态度，他们没有多少敌意挑拨的言论，也不大和我们针锋相对地争论。对于我国建设的一些成绩，他们也表示承认。

在谈话中他们口口声声说“解放前”、“解放后”，渥塞甚至对翻译说：“过去我写文章写到‘北京’，报馆总把它改成‘北平’，这次广播录音中文仍然讲‘北京’，他们是无法改变我的声音的。”渥塞又表示他虽然不同意共产主义，但同意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他认为美国的禁运政策和不准美国人访问中国以及阻挠中国留学生回国都是愚蠢的做法。他们对我们市场的繁荣都有深刻的印象。渥塞说“上海比莫斯科更有生气”，史蒂文斯说“这小城市（指苏州）的商品比莫斯科的还要多”。参观工人新村时，翻译表示虽然建筑了许多新村，房屋问题仍然严重，史蒂文斯说“解决这样的问题是需要时间的”。

当然，他们也怀着疑虑和戒心。特别是史蒂文斯，似乎非不得已不接受我们“官方”的安排。史蒂文斯和我们谈日程时要我们介绍节目，而且一本正经地记录下来，但实际上绝大部分没有接受。他参观虹星社时因社里有人出迎，他说“他们是事先知道的”，因此一再问虹星社是否“典型”，过去有哪些人来访问过。

总的说来，三个记者对在上海的采访似乎是满意的。我们对他们的采访要求大抵都予以满足，而对他们的自由活动则没有加以干涉和限制。从他们已经发出的电讯看来，他们的报道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客观，基本上符合实际情况。

艰难推开记者互访的大门

渥塞、史蒂文斯和哈林顿不顾美国国务院的禁令来华后，美国国内重新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除《芝加哥论坛报》外，大多数主流媒体纷纷谴责国务院的决定。《纽约邮报》认为美国国务院的做法是“美国历史上一次最傲慢、荒唐的新闻检查的举动”，该报还向渥塞约稿，要他写五篇不少于500字的文章。与此同时，有20名美国记者继续申请访华。对此，外媒评论说，毛泽东成功地让美国新闻界去反对美国国务院。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1957年1月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声称中国邀请记者访华是“阴谋”，并重申“只要是目前至少可以说是半交战状态的情况仍然存在，只要是我们还没有承认那个政权，那么，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会颁发前往共产党中国的护照”。杜勒斯的声明反映了美国政界在对华问题上固有的冷战思维，他们担心，若在记者问题上让步，一来传教士、商人及游客就将步其后尘；二来国际社会将把这当作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信号。

针对美方的僵硬立场，周恩来总理1957年1月29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对记者说：“这证明美国老是希望别人让步，而自己却不想作任何让步，这就是不能达成妥协的原因。只有双方向前走，我们才能握手。但是美国却甚至在我们伸出了手的时候也拒绝握它。”

这种僵持状况从1956年下半年一直持续到1957年的年中，在此期间，美国新闻界及各界有识之士为打破禁令积极努力着。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美国政府终于有所松动。1957年8月22日，美国务院发表公报，准许24家新闻单位每家派一人，到中国进行六个月的“试行”采访，“如果这些新闻记者能在中国自由报道，届时可以延长期限”，但仍然强调美国人去中国大陆旅行是不符合美国政策的，或者说是不合法的，而且美国不打算给中国记者发放签证。

8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观察家评论指出，不给予互惠条件是有悖国际惯例的。次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换了一种说法：“我们从来没有绝对规定任何中国共产党人都不能到我国来，就我所知，并没有任何人申请要来……如果有谁提出申请，我们将根据法律加以考虑。”

随着杜勒斯的松口，互派记者之事显露曙光。我方即着手选定赴美采访的第一批记者，他们是新华社驻伦敦记者彭迪、《大公报》记者陈龙、《人民日报》吴文寿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杨兆麟等四人，并就他们向美方提交申请的方式途径也进行了设计。1957年9月3日，中宣部在送外交部党组、中央组织部的公函中写道：这四名同志“已经我们审查，政治历史上没有问题，可以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