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与采访对象

第四章　记者与采访对象

【新闻案例】

敬礼娃娃出现心理障碍^[1]医生建议市民莫再前往探望

“敬礼娃娃”郎铮来到西安后，很多热心市民前往探望。记者昨日从唐都医院了解，郎铮出现了心理障碍，医生已开始对其进行心理疏导。

唐都医院心理医生刘睿说，目前郎铮的情绪不是很稳定，老是想房子垮塌的情景。郎铮不喜欢说话，很恐惧，不愿离开母亲、不愿接触陌生人。郎铮来到西安后，很多人前往看望他，导致他没有足够的休息时间，也不能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对他的情绪也有一定影响。从昨日开始，他已开始对郎铮进行心理辅导。

刘睿说，希望关心郎铮的市民不要再来探望他。给他一个安静的休养环境。

这是一条让媒体和记者汗颜的新闻。在四川汶川5·12大地震中被救出后向解放军行礼的北川3岁男孩郎铮被电视新闻报道后，感动了无数中国人，他也成了媒体关注的焦点。无论他到哪里，媒体都追踪到哪里，重复地问同样的问题，令他一遍又一遍地回忆地震发生前后的经历，一遍又一遍地回复千篇一律的问题，直到把他“折磨”得出现心理障碍以至于医生呼吁媒体不要再去打扰这个受伤小孩为止。有网友忍不住质问:“我们被这个废墟上的敬礼感动了，我们从中获得了巨大的生的勇气，这就够了，何必一次次地追问这个几岁大的孩子，你为什么要敬礼?你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又何必时时刻刻把这个小男孩放在聚光灯下反复打量?”有评论指出，“敬礼娃娃”的心理障碍该让舆论脸红^[2]。因为媒体的过度关注让他心烦。这种过度关注反映了媒体浮躁之气，也反映了记者不懂得或不尊重采访对象的心理，只顾完成自己的采访报道任务，不顾采访对象的内心感受，显得很残酷。

这种现象在对灾难受害人的采访中非常普遍，易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有人把媒体对灾难受害人的集中采访称为灾难的“次生灾害”。例如——

专家指出:频繁采访加重当事人心理负担^[3]

本报讯被埋废墟里，9岁小学生唱着歌等着被救;面对媒体频繁采访，孩子却情绪失控，在医院里大喊大叫。昨日，赴川心理救助的武汉心理专家施琪嘉教授呼吁:对获救人员的采访要有节制。

在成都一家医院里，施琪嘉见到这名又哭又闹的小学生。他来自重灾区汶川映秀镇映秀小学，地震发生时整个班级被埋，大部分同学在废墟里没等到救援，只有少数孩子获救。这名小孩获救时唱着歌，由于胳膊折断，被紧急转运到成都医院。

得知消息，媒体赶到医院采访，小孩子一遍遍讲述当时情景，情绪逐渐失控。终于，小孩子变得十分惊恐，开始大喊大叫，拒绝所有人接近。更令人担心的是，孩子的父亲在地震里去世，母亲情绪一直低落。

在绵阳市中心医院，很多医护人员来自重灾区北川县，他们家属多有伤亡。救治伤员任务繁重，这些医护人员对家人安危无暇顾及。一批批媒体赶到这里采访，记者不停追问他们:“家人去世了坚持工作，有什么感受?”

施琪嘉说，绵阳是灾区伤员救助的重点地区，医护人员没有办法休息，一直连续工作。媒体追问不仅耽误这些医护人员的工作，而且加重他们的精神负担。他曾与一名护士长交流，这名地震中失去亲人仍坚守岗位的护士一边说“没事”，一边泪水长流。

施琪嘉呼吁媒体，别用频繁采访加重当事人心理负担。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必须了解采访对象，选择恰当的采访方式，在尊重采访对象的基础上获取信息。记者与新闻媒体不能只顾自身“知”的权利，却忽视了采访对象出于自身需要也有“隐”的权利。对于特殊的采访对象，如果记者不顾对方心理感受，“穷追猛打”，不但不能获得好的采访效果，反而会恶化同采访对象的关系。

采访是记者与采访对象打交道、与之交流的过程，是记者与采访对象之间发生的以收集与提供新闻信息为主要内容的互动过程。既是互动，就必须认识采访对象，学会正确处理与采访对象的关系，才能顺利地实施采访活动。

一、认识采访对象是采访的前提和基础

新闻采访主要是指新闻工作者为了报道新闻而进行的对客观事实的调查研究活动。新闻采访的目的是为了进行公开报道，采访的主要过程则是记者通过同采访对象的交往所进行的调查研究活动。美国新闻学者杰克·海敦说过:“新闻事业是一个跟人打交道的行业。大约有99%的新闻是部分或者全部以访问——也就是向人提问题——为基础写成的。”^[4]因此，采访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访对象，取决于采访对象能否提供恰当的新闻信息。

什么是采访对象?“凡是记者在采访活动中向之索取情况和意见、或者那些以各种方式(不只是语言)向记者提供情况和意见的人，都可以称之为采访对象。”^[5]采访对象不仅包括主动向记者提供信息的人，也包括被动接受记者采访的人;采访对象不仅能提供新闻线索、介绍新闻事实，还能发表意见、解释背景或者现象。

在西方新闻著作中，一般使用“消息来源”表达采访对象的相近内涵。美国学者麦尔文·曼彻尔说:“记者是在这样大的程度上依靠消息来源，以致有这样一句格言:没有一个记者能够超出他的消息来源。这些消息来源包括官员、发言人、事件的参与者、文件、原始记录、录音带、杂志、影片和书籍等。记者报道的质量取决于消息来源的质量。”^[6]

(一)采访对象的作用和地位

一次好的采访不是记者单独完成的，而是由记者与采访对象共同配合才完成的。“好记者+好采访对象=成功的采访”。^[7]

以往，谈起采访对象，人们往往从信息收集的角度将采访对象当做记者采访活动的客体来认识，记者被视为采访活动的主体，采访活动是采访主体与采访客体互动的过程。当我们从信息提供的角度来认识采访对象时，就会发现，采访对象不再是客观，他们是信息提供的主体，记者是接受信息的客体。从新闻信息传播流程来看，记者与采访对象共同构成了新闻信息的传播主体。虽然采访对象并未参与新闻稿件的写作，但其提供的事实信息和意见信息是记者进行新闻信息传播的重要素材，经过记者筛选和组织，再向受众传播。即使从新闻采访过程来看，采访对象的主体地位也必须得到明确的认识。

从新闻信息的源流关系来看，采访对象手中掌握着新闻事实的第一手材料(当事人、目击者)或第二手材料(知情人)，他们成为新闻信息的“源”。也因为如此，采访对象被称为消息来源。没有采访对象作为消息来源，新闻报道就成为无源之水了。与采访对象相对应的记者在采访中就处于信息接收者即客体的地位，记者采访是通过采访对象对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实进行认知，然后再进行传播。当然，记者并非仅仅处于信息传播客体的地位，因为记者是根据自己对目标事实的判断和认知视角的选取，选择不同的采访对象，以获取全面而准确的信息，其思维水平、认识能力及综合素质直接影响新闻报道的水平，其信息传播的主体地位显而易见。

从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来看，采访对象是新闻事实的叙述者、阐释者，也是意见信息的表达者。也就是说，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都是采访对象提供的，记者的采访就是寻找恰当的采访对象获取这些主要内容。新闻采访的主要过程是进行信息搜集，获得信息的途径有多种，记者可以亲自到新闻现场，通过观察获得现场信息，也可以借助资料、文件、报纸等途径获得信息，但更多的是通过对采访对象的采访获得。毕竟记者不可能出现在所有可能报道的事实发生的现场，必须借助更多的事实当事人或知情人才可能采写更多的新闻报道。所以，即使记者错过了事实现场，采访对象也能把所见所闻告知记者。记者通过对不同对象的采访，尽可能全面客观地还原事件的真相。采访对象不仅向记者叙述事实的过程，也向记者阐释事实发生的原因、后果、意义等。不仅如此，采访对象还可能针对新闻事实发表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即对新闻事实进行评价，这也是新闻报道的重要内容。

从新闻采访的认知关系来看，记者的一切采访活动都围绕采访对象进行，受采访对象影响。记者的采访首先要确定采访对象，要找到有情况、愿意说、善表达的采访对象。其次，记者要顺利地实施采访，必须弄清采访对象的心理状态，以有效地把握采访进程和掌握采访的局面。采访对象是否愿意接受采访，是否真实地提供事实信息等，都需要记者想方设法去了解和引导，否则，采访就可能失败。

可见，采访对象在采访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必须得到充分地重视。记者必须充分地认识采访对象，掌握与采访对象打交道的技巧，为顺利地实施采访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采访对象的特点

认识采访对象，首先要了解采访对象的特点。记者面对的采访对象并不固定，千差万别，既有学识、修养等差别，也有性格、心理等差别，因而非常复杂。总的说来，采访对象具有繁杂性、代表性、能动性等特点。

1.繁杂性

采访对象的繁杂性主要是指采访对象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记者采访范围的广泛性决定了采访对象的广泛性。这种广泛性既指行业、地区的广泛性，也指身份地位、文化层次的广泛性。任何采访都不可能把采访对象局限在某几类人身上，只要是具有采访价值的人，都能够成为记者的访问对象。采访对象可能拥有较高的社会身份和地位，比如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也有可能是普通百姓，比如工人、农民、商贩;采访对象的个性可能是开朗善言的，也有可能是孤僻寡言的，还有可能是多疑的;采访对象还有男女性别差异，还有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学生、儿童等年龄差异。有人按不同的划分标准把采访对象区分出很多类型:

按社会地位分，既有党政领导、政府官员，也有普通市民、农民、个体户，上至国家元首下至黎民百姓都可能成为记者的采访对象;

按社会分工分，既有公、检、法、司、税等司法行政部门工作人员，也有工人、农民、教师、医生、文化工作者等;

按社会影响分，既有社会名流、贤达、权威，也有鲜为人知的“小人物”;

按文化程度分，既有专家、学者、科学家、艺术家，也有文盲、半文盲;

按政治态度分，既有党内同志，也有民主党派，还有敌对势力、敌对分子;

按关系生熟分，既有老朋友、老熟人，也有生面孔;

按年龄性别分，既有老人、中年人，也有青年、儿童;有男性，也有女性;

按报道性质分，既有肯定、表扬的采访对象，也有批评、揭露的对象;

按采访关系分，既有密切协同的对象，也有消极对抗的对象，还有公开阻止的对象;

……^[8]

这些只是从类型上的划分，实际情况远比这种类型划分复杂得多。属于同一类型的采访对象，也因各种原因而具有不同的特点，因而对其实施采访也不能固守同一种方法。

处于不同事实之中、在同一事实中处于不同关系中的人们，对于记者的采访，其态度会有较大的差别。比如，某单位取得一项重要的科研成果与某地区发生一起重大的安全事故，面对记者采访，其相关负责人的心态、对于采访的态度是大不一样的。同样，一起煤矿安全事故中的受害人家属、同事、矿主及当地政府官员，对于信息公开的心态不一样，对于记者的采访要求自然也表现出主动与拒绝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这种态度不光是主动与被动、接受与拒绝的差别，还表现在提供真实信息还是编造虚假信息的差别上。

同样是指导创办大学生创新团队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有的指导老师会主动联系记者予以报道，也有的指导老师表示只做不说，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他们对待记者采访的态度就完全不一样。如此等等。

总体说来，采访对象的繁杂性要求记者在采访过程中，针对不同采访对象的特点，制定灵活的采访策略。

2.代表性

采访对象的代表性是指记者选择的采访对象是可以提供新闻信息的某一类人中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一位或几位，不是遇到哪位找哪位。

无论遇到何种情况，也不管报道对象是人或事，记者都会事先初步确定某一类或几类采访对象。这里的“某一类”或“某几类”是采访对象所属的范围或类型。具体的采访对象的选取就是在这些范围内确定。如当事人、知情人、负责人、相关领域的专家等，在这些类型的人群中，记者会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作为具体的采访对象。记者选择张三而不是李四，就是因为张三作为采访对象更具代表性，更能体现其所在群体的突出特点，所提供的信息更具所在群体的一般特点或强烈的个性特点(如反差)。

以大学生求职难为例，记者往往会选择那些投递数十份(或更多)简历仍未成功的大学生作为采访对象，因为他们对于反映大学生求职难这一主题而言更具有典型性。从他们的求职经历中我们可以审视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大学生求职难。记者也可以选择那些屡遭挫折但锲而不舍终获成功的学生作为采访对象，通过他们的求职故事反映大学生求职过程中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精神。在反思大学生求职经历反映出哪些问题时，记者可选择大学里的老师和用人单位的相关负责人作为采访对象，但大学里的老师中谁最有资格对此发言呢?学生辅导员比教授们更有发言权，因为他们与学生联系最紧密，也最了解用人单位的想法和要求。在学生辅导员中，记者应选择那些对学生工作很投入，既了解学生特点又跟用人单位打交道、了解用人单位要求的辅导员作为采访对象，他们还必须善于与记者沟通，乐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样，对用人单位的采访，记者会选择愿意表达自己对刚毕业大学生的看法(包括正面评价和负面评价)的单位负责人作为采访对象，通过一些否定意见可以看到大学生的素质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差距，也可以透射出大学教育存在的问题，并找到问题的症结和今后改革的方向;同时，通过一些肯定意见也可以看到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身上所拥有的契合社会需要的东西。对于用人单位的选择，还应考虑有影响的企事业单位，他们的意见更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

采访对象的代表性对记者选择采访对象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采访对象选准了，采访就可能变得顺利。反之，采访对象选得不好，采访就可能很不顺利，甚至可能失败。

3.能动性

在采访活动中记者是索取信息的一方，通常具有主动性，采访对象是被要求提供信息的一方，具有一定的被动性。一般来说，采访顺序是记者找到采访对象，提出采访的要求和问题，采访对象接受记者的采访。记者要有效地实施采访，一般都是有备而来，事先做足了采访准备，包括采访计划、问题设计等，采访对象并不知道记者具体会问些什么，因而采访对象接受采访呈现出一定的被动性。

然而，采访对象也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记者的采访，不是完全被记者牵着鼻子走，他们在与记者的交往和交流中表现出一定的能动性。

首先，记者采访的过程是记者与采访对象双向互动的过程，如同记者观察、了解采访对象一样，采访对象也在观察和了解记者，从而决定应对记者采访之策:是否说、说什么、怎么说。

采访对象选择是否说、说什么、怎么说，取决于其对事实的认识和对记者的认识和判断。有些事实在他看来能够说、应该说，如无涉保密、有利于自我宣传，对于记者的采访要求，他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些事实在他看来不能说，他就会选择或拒绝接受采访，或虽接受采访但只说一些非核心事实，对核心事实守口如瓶。面对不同的记者，采访对象也会有不同的选择。比如记者的言行是否得体、提问是否恰当、是否让采访对象产生信任感等，都会影响采访对象选择是否说、说什么、怎么说。一位长期行走在农村田间地头、反映农民心声的记者，因其形象朴实、能与农民真诚对话，能走进农民的心里，所以在其日常采访中，农民会主动反映问题，说出自己的心里话。而一位“临时客串”跑农村的记者，如果言行中透出与农民的距离感，会让农民产生一定的心理排斥，从而做出不利于记者采访的态度选择。同样是采访临刑前的罪犯，有人愿意向记者吐露心迹，也有人不愿向记者吐露半字，这里既有记者提问的问题，也有当事人的心态问题。这些都反映出采访对象的能动性。

其次，采访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可引导记者采访的方向。记者采访总是希望通过与采访对象的交谈，让采访对象说出自己希望得到的新闻事实等信息。然而，在很多时候，采访对象接受记者的采访也有其目的，有些是主动约请记者，主动向记者提供信息，有些是记者提出采访要求后接受采访，但怎样与记者交流，主动权是掌握在采访对象手里的。采访对象向记者提供哪些信息、提供多少信息，直接影响着记者的采访效率，甚至引导采访的方向，决定采访的成败。比如，采访对象不仅向记者提供完整的事实信息，还能提供一些对事实的科学分析、可进一步采访的对象等，就使记者的采访在通往成功的道路上加快步伐。反之，采访对象提供的事实信息加入自己的理解，尤其是带有偏见的理解，或者是虚假的信息，都会将记者的采访带入失败的深渊。

采访对象的能动性，对于记者采访来说，是一把双刃剑。要学会把握和利用采访对象的能动性，是一门艺术。

(三)采访对象的选择

采访对象能够向记者提供所需的新闻材料，但是，不同的采访对象，由于其身份不同、在事件中所处的位置不同，能够提供的信息也不尽相同。因此，采访对象的选择直接影响采访的质量。

首先，要选择最接近信源即新闻事实的人。离新闻事实越近者，其掌握的信息就越全面、准确。随着信息传播层次的增加，信息的损耗和变异就可能增加，新闻的价值就会打折扣。许多学者及新闻从业者都提出记者应选择权威的采访对象，因为权威的、有代表性的采访对象能够保证所获素材的新鲜性和准确性。那么，谁是权威的采访对象?最接近事实来源的人当然是权威的采访对象之一。采访对象一般包括新闻事实的当事人、目击者和知情者等。当事人就是与事实有着密切关系的人，他是新闻事实的主体，也是事实的参与者，亲历事实的完整过程，是事实的体验者，他不必接收任何外来信息，其获得的信息对于他本人来说就是第一手材料，因此他作为采访对象最具权威性。目击者是通过自己的观察，接收到相关的信息，其所获得信息的真实性也较高，但他们作为旁观者，对事实过程缺乏完整的体验，因而在信息的权威性方面有所降低。知情者通常情况下是通过他人的传播所获得的信息，他们成为信息传播中的第二级或者第三级接收者，其所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就更进一步被削弱。

其次，要选择与事件相关的、具有公信力的机构或者专家作为采访对象。权威的采访对象也包括具有事实认定权威的机构或个人。具有公信力的机构通常情况下是党政机关、官方认定的权威组织或者事业单位，其发布的消息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可信性。例如，每年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媒体都会从当地的消费者协会获知当年的消费者投诉情况，并且公布质量信得过的品牌，公开假冒伪劣产品。每一次地震发生后，媒体会在第一时间采访国家或省市地震局，获得有关地震的震级、成因等方面的解释，这主要是因为国家或省市地震局是地震信息的唯一权威发布机构，只有从这里发出的信息才具权威性。而对于专家学者的采访，一般会选择在与事实相关的专业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作为采访对象，其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力构成其意见信息权威性的基础。比如，媒体在报道2009年日全食现象时，请天文学家对日食的成因、形成规律等方面的问题进行解释，就显得有说服力。在对2008年汶川地震中劫后余生的人们以及参与救援的人们出现心理问题进行关注时，请到过灾难现场的心理学家对不同群体的心理问题及如何抚慰等问题进行解释，才显得有说服力。需要注意的是，专家的权威性仅体现在其研究的专业领域之内，有些媒体只注重学者的名气，不论什么问题都固定地请某个“专家”品评一番，其观点的权威性也大为降低。

再次，从不同角度选择具有代表性的采访对象，丰富新闻报道内容。记者在采访中往往是根据报道的角度不同而选择不同的采访对象。比如2010年7月下旬，湖北汉江洪水持续暴涨，为确保武汉安全，湖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计划在7月28日新的大洪峰到来之际在湖北仙桃的杜家台实施分洪，此前已组织这一地区的2万多名居民转移。29日，洪峰惊险而过后，分洪计划取消，转移出去的居民陆续返回家园。媒体在对这一过程进行报道时，有的选择对政府领导决策与指挥过程进行报道，有的选择对分洪区居民的生活及心理进行报道，报道视角不同，选择的采访对象自然不同。当然，不管选择哪个报道视角，选择的采访对象理应具有代表性。从不同的角度选择代表性人物，能够避免新闻报道的“雷同”，找到不同的“新闻点”。

从不同的角度选择采访对象还指采访对象选择的平衡性。由于事件的发生发展往往是复杂的、多层面的，大量的报道某一方面的信息就容易忽视其他方面的信息。这种平衡也应该体现在对采访对象的选择上。由于新闻事实的当事人或相关人对事实的立场态度不尽相同，所以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就应该在采访对象的态度和立场上做到平衡:对于有争议的报道不仅要采访持赞同观点的采访对象，也应该采访持不赞同观点的采访对象;在事件中处于矛盾的双方不能只采访其中一方的意见，而是应该采访其他各方的意见。

最后，要选择愿意说、善表达的采访对象。无论选择谁作为采访对象，都是为了获得有关新闻事实的信息。前面提到的几类采访对象都属于“有情况”的采访对象，记者之所以把他们列为采访对象，是想从他们那里获得事实的相关信息。但是，并不是每个“有情况”的人都能向记者提供情况。如果他们不愿意说，或者愿意说但说不清楚他们知道的情况，记者的采访目标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因此，理想的采访对象当属愿意说且善表达的人。这其中，应特别注意采访对象的心理状态。对于那些处于特殊心理状态的采访对象，记者应该尽量避免问及过于敏感的问题或者暂不进行采访，比如本章开头的案例中，媒体只想到了“敬礼娃娃”的新闻价值，频频将其曝光，却对一个从地震中死里逃生的小孩子的心理阴影不闻不问，最终导致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心理问题。

二、采访对象的类型

记者的职业特性决定了采访对象的繁杂性，上至国家元首、下至黎民百姓，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性别、阶层的人都有可能成为记者的采访对象。采访对象的繁杂性要求记者在面对不同采访对象时，了解采访对象的态度，选择最合适的采访策略。

由于采访对象与记者采访之间存在不同的利益关系，采访对象对采访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根据采访对象对待记者采访的态度，可以将采访对象分为三类:积极配合型、对抗阻挠型、态度冷漠型。

(一)积极配合型

“积极配合型”采访对象是指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能主动提供新闻线索、告知新闻事实，或者发表意见、观点的人。

积极配合型采访对象，通常情况下同记者采访的立场是一致的。记者的采访符合采访对象的需求，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给采访对象带来某种好处。

采访对象积极配合记者采访的情况是多样的:有可能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理想或心理需求，提供线索、发表言论以起到警示社会的作用;有可能是自身碰到了困难，希望借助舆论寻求帮助;有可能是出于社会责任感，揭露一些丑恶现象;有可能是党政机关或者企业的宣传人员借助媒体，以提高其知名度和美誉度;还有可能是采访对象就是记者要宣传或者表扬的对象，等等。

俗话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积极配合型采访对象将线索、事实主动提供给记者，为记者提供了方便，省时又省力，自然是记者采访时求之不得、最愿意遇见的采访对象。然而，由于采访对象的繁杂性，要求记者面对积极主动配合的采访对象，保持清醒的头脑，要在甄别信息的真伪、保证新闻的客观性上下一番工夫。

首先，要防止用感情代替理性，对配合型采访对象提供的信息也应保持理性，分析其真实性与客观性。采访对象能配合记者采访，主动提供新闻事实，为记者采访提供便利，先在情感上就赢得了记者，其提供的信息易得到记者的充分信任。如果此时记者放松警惕，易被采访对象牵着鼻子走。因此，记者对于配合型采访对象必须在给予充分信任的同时，保持一份清醒的头脑，客观审视采访对象提供的信息。

其次，要揣测采访对象的说话意图，判断新闻事实的合理性。不管属于哪一类型的采访对象，其面对记者的行为意图都各有不同。意图不同，其提供信息的态度和方式就会有所不同。如有的采访对象为了迎合记者的报道意图而选择性地提供事实信息，只提供某一些事实信息而对另一些事实信息予以隐藏和掩盖，让记者得到的不是完整的事实;再如有些采访对象为了引起记者的关注，会夸大其词地介绍某些事实，甚至捏造事实，等等。基于此，记者采访时应揣测采访对象的说话意图，根据其接受采访的意图判断其提供信息的可能偏向，进而主动审视采访对象所反映事实的合理性，避免被采访对象所误导。

一旦记者对配合型采访对象提供的事实信息有了疑问，就可以通过多种途径验证其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否则，记者就可能被蒙蔽。比如，2007年8月22日，《大河报》以《弟弟被大学录取哥哥徒步数百里返家(引)磨穿的鞋底，透出浓浓亲情(主)》为题报道了郑州新密籍男子李某为见到求学成功的弟弟而徒步从安徽亳州赶到郑州落难被救助一事，稿件见报后反响良好，不少市民被李某的兄弟情谊所感动，拨打报社热线要求捐款解决其家庭困难问题。但是，也有市民看到报道后指证说，根据照片显示，李某是一个骗吃骗喝的职业流浪汉，一直待在郑州，根本就没有从亳州徒步数百里的事实!整个报道就是一篇假新闻。^[9]从整篇报道上看，记者虽然也采访了巡防队员深夜发现李某落难等情节，也有目击的事实，记者对一些事实提出过质疑，李某却都能自圆其说，但主体部分仍是李某的一家之言，缺乏强有力的佐证。如果记者对于李某这位配合型采访对象的警惕未放松，多采访一些人以互相验证，假新闻是可以避免的。

(二)对抗阻挠型

“对抗阻挠型”采访对象是指接受采访时与记者的报道立场出现冲突时，会报之以对抗的态度甚至阻挠记者正常采访活动的人。

在新闻采访中，当记者的采访会危及采访对象的切身利益(声誉、经济利益等)时，采访对象一般不接受采访，对记者的采访活动抱以对抗的态度，有些人甚至想方设法阻挠记者的采访工作。

这种对抗阻挠型的采访对象一般出现在记者进行批评监督类报道的采访过程中。此时，记者与采访对象的利益、立场、观点都是根本对立的，记者要通过采访寻找揭露对方问题的事实材料，采访对象则想守住阵地并伺机反攻，双方的矛盾不可避免。这类采访对象不愿配合记者的采访，不仅不会如实回答记者的提问，而且对于记者提出采访其他相关人员的要求，也会予以拒绝。这种对抗的态度意在不让记者挖掘到与己不利的事实材料。当这种对抗的态度不能让记者退却，采访对象就可能反攻，阻挠记者的进一步采访。

这类采访对象既可能是个人、企业人员，也可能是政府官员，其行为都是为了掩盖自己的不正当行为。阻挠记者采访的方式各种各样，既可能是语言攻击记者，也可能是殴打记者、抢夺采访器材、阻止记者进入采访区域。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更有甚者，通过警方将记者拘留、通缉，则是阻挠记者采访的极端做法。

因连续报道浙江丽水上市公司凯恩股份关联交易内幕，2010年7月23日，《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被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警方以涉嫌“损害公司商业信誉罪”网上通缉。接着，《经济观察报》发表声明，声援报社记者，表示将采取一切合法手段捍卫采访报道权。7月28日，此事经全国各大媒体相继报道后，引起社会广泛而强烈的关注。7月29日上午10点半，丽水市公安局电话告知经济观察报社，对仇子明的网上通缉已经撤销。下午4点半左右，经济观察报社收到丽水市公安局传真过来的新闻通稿:“经调查核实，遂昌县公安局日前对本报记者仇子明因‘涉嫌损害商业信誉罪’采取刑事拘留的决定不符合法定条件，责令遂昌县公安局立即撤销对仇子明的刑事拘留决定，并向其本人赔礼道歉。”

类似的记者采访受阻挠事件还有很多。

对于对抗阻挠型采访对象，记者一方面要坚持自己的立场，不要被对方的粗暴言行所吓倒，另一方面也应采取恰当的策略。一般情况下，记者不要用言语激怒对方，尽量不要用一种侵略性或者急迫的语气说话，保持平和冷静的态度，从不同的侧面逐渐逼近问题的重点，让对方在问题的巧妙设置中露出破绽。同时，记者要做到胆大心细，制订周密的采访计划。既要达到采访目的，也要充分地保护自己。

(三)态度冷漠型

“态度冷漠型”采访对象是指对记者采访漠不关心、不情愿接受记者采访的人。这些人不主动配合记者的采访，也不与记者的采访工作进行激烈对抗和阻挠，而是对记者的采访采取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不太愿意参与其中。

采访对象对于采访态度冷淡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有的可能是记者采访与采访对象之间没有任何利益关系，采访对象认为没有必要接受采访;有的可能是采访对象担心采访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还有可能是采访对象对记者存有偏见，认为媒体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等。

记者在采访中遇“冷”，如果采访对象是一般的旁观者，记者可以选择再另找他人;如果采访对象是新闻事件中的核心人物，记者就应想办法说服对方接受采访。

对于那些比较紧张的人，记者可以通过闲谈的方式，营造随意聊天的氛围，缩短与被访者之间的心理距离，从而消除对方的紧张感，自然而然地接受采访。

对于那些比较冷漠的人，记者需要调整自己的角色定位，诚恳地用心与他们交流，赢得他们的理解，才能使采访变得顺利。下面是一位女摄影记者在艾滋病村采访的手记——

进村时，我不敢把相机拿出来，一只手紧握衣服口袋里的小傻瓜相机，想伺机偷拍。尽管每一位患者都有一部心酸的故事，但出于本能，艾滋病人都不愿接受采访，更别提拍照了。

一位40多岁的中年妇女忧伤地坐在门槛上，她不住地干咳，我拉着她的手，满脸同情地把随身带的草珊瑚含片送到她口中，然后用还沾着她唾液的手指也同样剥了一片含到自己口中，这时她的眼泪顺着脸慢慢地淌了下来，向我诉说了她的故事:

“我已是艾滋病毒感染四期了。1993年，为了让孩子读书，我和孩子他爹都去卖血，共抽了几百针呢，挣了4万多元。谁知近年来，我和孩子他爹一直拉肚子、发烧，精神越来越差，我们没救了……”

说着，她不禁失声痛哭。我到了她家，正巧，武汉大学的桂教授正在他家给她男人看片子。脸色黑黄瘦弱的中年男人端出一个大白碗，盛着满满一碗水，碗底厚厚一层白糖还没化开。桂教授端着一口气喝完。看着这对中年夫妇发亮的眼睛，我实在不忍心拒绝他们的盛情，也喝完了。^[10]

采访那些对记者存有偏见的采访对象，只要对方开口讲话了，记者就不要放弃。对待这类采访对象需要足够的耐心，通过倾听来化解他们的不满或者自责。记者没有必要暴露出自己的目的，没有必要一定要赞成对方的观点，但是可以对对方表示理解，以缓和对方的情绪。保持同采访对象的交流，用不同的方法触及问题的重点，最终获得有效信息。

三、记者与采访对象的矛盾及协调

在采访活动中，采访对象是最主要的消息来源。要顺利地实施采访，必须处理好与采访对象之间的关系。采访对象与记者之间是一种供求关系，双方处于供求链的两端:记者希望从采访对象那里获得新闻事实，采访对象手里拥有记者所需的事实信息和意见信息。在这种关系中，以报道新闻为职业使命的记者往往处于积极主动的状态，希望花最少的成本得到最多的信息，而采访对象一般来说处于被动的状态，缺乏接受采访的利益驱动，更不愿提供于己不利，甚至会威胁到己方利益的信息，双方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供求矛盾。记者与采访对象的所有矛盾都源于这种供求关系和矛盾，具体表现为“取与予”的矛盾、“深与浅”的矛盾以及“真与假”的矛盾。

(一)取与予^[11]的矛盾及其协调

“取”与“予”的矛盾是指记者向采访对象索取信息，采访对象“无偿”地向记者提供信息所产生的矛盾。取与予的矛盾准确地概括了记者与采访对象之间关于新闻信息的供求矛盾。

记者采访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材料，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主动性;采访对象是新闻事实的相关者，可能掌握着新闻事件的第一手资料(或第二手材料)，却没有义务向记者反映情况，在采访中往往是被动的。取与予的矛盾贯穿于采访过程始终，是记者与采访对象之间最基本的矛盾。张征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采访对象接受采访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一是访问需要占用采访对象的时间成本;二是访问需要耗费采访对象的精力;三是采访通常不付费，采访对象得不到任何报偿;四是接受采访要承担风险成本。^[12]采访对象接受记者的采访，本不是必须履行的义务，费时又费力，这种“无偿性”供给带来的利益不均衡，是导致矛盾产生的原因。

采访对象接受记者采访，必然会占用其一定的时间，会打断其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安排，这就是他们为接受采访所付出的时间成本。也许一次采访双方交谈时间并不长，但从记者预约采访时间到接受记者采访，其间采访对象为采访所做准备所花去的时间远多于采访时双方面对面交谈的时间，况且为接受采访还得调整一些工作或生活安排。随着生活和工作节奏的加快，忙碌的人们对于时间的看重越发强烈，因而对于为接受采访所付出的时间成本也越发看重。当这种时间成本的付出换不回任何具体的回报，对于采访对象来说，就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了。

采访对象接受记者采访，还要付出脑力劳动或者体力劳动。记者向采访对象提问，很多时候都是有备而来。他们提出的采访问题，有些是要求事件当事人或目击者回忆事实经过的，有些是要求知情人介绍他所知道的相关事实，有些是对非事件类事实进行概括总结的，有些是要对一些事实进行分析、发表看法的……面对记者抛出的一个个问题，采访对象要进行细致的思考，要考虑是否全面还原了事实，措辞是否恰当等，要付出一定的脑力劳动。同时，采访对象接受记者采访还可能要付出体力劳动。比如要带记者到事件发生的现场，要克服道路、天气等不利条件等。这些付出对于采访对象而言，一般来说是没有任何回报的。

采访对象接受采访，还有可能会承担一定的风险。这种风险是多方面的，比如接受采访时可能因为某一句话表述不当，被报道后给自己的生活或工作带来困扰;采访对象在接受采访时所表达的非常完整的一番话可能被记者断章取义，扭曲其本意;采访对象对事实信息的提供可能引起上级领导或相关人员的不快;采访对象对一些事实的披露和指证可能遭到报复，等等。这些都是采访对象在接受采访之前顾虑较多的。尤其是面对电视直播的镜头，采访对象的顾虑更多:语言是否流畅、观点表述是否清晰、对记者的问题应对是否自如都可能使采访对象成为受众诟病的对象。例如，2010年6月21日晚，江西省防汛办副主任平其俊接受央视新闻频道一段3分钟左右的电话连线采访，让其一度处于舆论的漩涡，对于其他媒体的采访要求，他一直感到后怕。

6月21日18点30分，江西省抚州市境内的抚河唱凯堤决口，威胁到下游临川区5个乡镇10万人口、京福高速公路、316国道以及12万亩粮田的安全。当天23点42分，平其俊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24小时》栏目3分钟左右的连线采访。之前，当央视的导播打电话过来时，正在忙碌的平其俊希望过一会儿再接受采访。导播告诉他，马上就需要连线。平其俊表示，需要等溃口情况的材料整理好后才可以。“材料出来后，省防总领导审阅，并给了我。”针对采访内容，平其俊和央视的导播进行了简单的电话沟通，“我把材料上的内容讲了一下，并强调，溃口发生不久，第一时间告诉大家党和政府已采取措施，正在组织群众转移，让大家放心。她说:你可以简单一点。我说:可以”。几分钟后，电话连线采访正式开始。

主持人:唱凯堤位于抚河的什么位置?这次的决口面积有多大?

平其俊:……针对这次溃口，省委书记苏荣、省长吴新雄非常重视，多次打电话指示，苏书记当即提出了6条指示，最主要就是要求我们全力以赴，不惜任何代价，保护好群众生命安全……(被主持人打断)

主持人:现在下游的群众是否会受到威胁?

平其俊:……国家防总副总指挥、水利部部长陈雷也作出了重要指示。正在江西指导抗洪抢险的国家防总秘书长、水利部副部长刘宁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我们省防总副总指挥、水利厅厅长孙晓山，大批水利专家赶到现场抢险并……(被主持人打断)

第二天，平其俊接受央视采访的视频见诸各大网站，标题多为《主持人多次打断官员讲官话、套话》。“马屁精”、“最牛官话样板”、“讲官话不顾百姓死活”的批评铺天盖地而来。甚至他的家人的生活也深受干扰。平其俊反复看了这段视频，感觉自己没有讲错话。“主持人问我当地群众有没有得到安全转移。我回答:正在组织转移，正在组织抢险。因为刚刚决口，无法进行统计。”

撇开平其俊的表达是否恰当的争议，他作为采访对象接受电视采访的这次经历让他“很受伤”是毋庸置疑的。可以想象的是，对于再次作为采访对象，他内心是排斥的，至少是不会主动的。

由此可见，采访对象接受记者采访，需要花费时间、付出精力，还有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这是他们为接受采访付出的成本，而且这种成本的付出是难有具体回报的。但是，取与予，作为一对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记者应学会促成这种转化，让采访对象愿意接受采访。

取与予之间矛盾的协调，对于记者来说，最重要的是与采访对象打交道的态度要诚恳，赢得采访对象的理解与支持。首先，要明确并向采访对象讲明采访的意图。记者与采访对象打交道之前必须明确自己的采访意图，需要采访哪些方面的情况，以便向采访对象讲明。如果记者事先都无法明确自己的采访意图，只是期待在与采访对象的交流中灵机一动去发现报道目标，会引起采访对象的不快。尽管记者在与采访对象的交谈中的确可能有新的有价值的发现，但事先对报道目的的确定是双方交谈的基础。记者采访的真实意图事先应向采访对象讲清楚，以便采访对象考虑自己的谈话内容可能会引起什么后果，并决定是否接受采访及接受采访的内容。这是对采访对象的尊重。如果记者抱着探讨问题的目的去采访，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题材，都可能打消采访对象的顾虑，引导其接受采访。以一些行将被处死的人为例，他们是否接受采访，都不会改变将死的结果，但他们愿意接受采访，是因为记者抱着探寻其犯罪轨迹、心路历程以警示后人的目的来采访和报道的。其次，要以良好的职业态度赢得采访对象的理解。采访对象之所以接受记者采访，不是靠行政命令接受任务，而是出于对记者职业态度的理解。这种理解要靠记者的职业态度做支撑。初次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采访对象通过记者的一言一行来观察和判断记者，形成对记者的印象。记者的专业修养、人文情怀等都在记者的待人接物一举一动中显露出来。当采访对象对记者的采访活动予以理解，就会从行动上“无偿地”予以支持，愿意接受采访。

(二)深与浅的矛盾及其协调

“深”与“浅”的矛盾是指记者在通常情况下与采访对象是只有一面之缘的浅层交往，但记者期待采访对象无所不谈所导致的矛盾。换句话说，记者为了从采访对象那里获得尽可能多的信息，总是希望能够和陌生的采访对象一见如故。这在很多时候是记者的“一厢情愿”，记者极力拉近与采访对象之间的距离，因为记者与采访对象的交往具有很强的目的性，而采访对象缺乏与记者交往的内在动力，双方交往的深与浅的矛盾就不可避免。

首先，社会角色的差异会影响记者与采访对象关系的深浅。

在社会生活中，每一个人都可能有多种角色定位，比如大学老师，面对学生时是老师，面对上级时是下属，在家里是丈夫或妻子，是父亲或母亲，还有朋友、同学，等等。采访对象接受采访时，往往扮演着特定的职业角色，在接受采访时其言语及行为都受到其角色定位的影响。比如记者要采访一位医生，采访对象呈现出来的是就是医生的角色行为;如果记者要采访一位教师，采访对象呈现的就是教师的角色行为。采访者与受访者，不同的角色使得双方关系存在一定的距离，尤其是在交往之初，这种距离使双方关系处于较浅的层次。这就要求记者能够揣摩对方的心理，通过言行赢得对方的理解，用真诚打动对方，从而拉近双方的心理距离，有效地实现采访互动。

记者与采访对象的交流互动往往要经过由浅入深的过程和层次。浅层次的心理认知互动是，记者主动地同采访对象进行交流，采访对象出于自我防备、或者不关注等原因并不愿意同记者进行深层次的交谈。中层次的心理互动是，记者采取各种语言和行为，努力激发采访对象内心的认知模式，使得采访对象融入到采访活动中来，将谈话由表层引导到较深层次的互动沟通。深层次的心理互动则表现为采访对象对自身的主体地位有了明确的认知，主动地参与交谈，从而使谈话进入更深层次。^[13]双方在交流的过程中，会仔细分析对方的语言以及非语言信息，寻找到双方的共同认知点，才有可能使得双方放下戒心，进入更为深层的交流。

角色的差异也对记者提出了主动调节角色位置的要求。角色差异在很多时候表现为社会地位的差异，这种差异会影响双方在采访过程中的交流。在采访过程中，记者需要根据采访对象的社会地位适当调节自己的角色位置，这就是记者地位的浮动性，其社会地位总是与采访对象平等。面对位高权重的采访对象，记者需要克服自身的畏惧心理，不卑不亢，做到对话双方的平等;面对处于社会底层的采访对象，记者切忌趾高气扬，要真诚、善解人意。平等是拉近双方距离的心理基础。

其次，心理距离会影响记者与采访对象关系的深浅。

“社会心理学指出，交往不仅仅是行为上的时空接触，它还表现为思想的接触，情感的交流。从一般的心理来说，人们愿意同那些在个性特征上和个性倾向上与自己有相似性或能为互补的人交往。”^[14]记者与采访对象最初接触时双方完全陌生，完全谈不上有任何了解，自然就存在一定的心理距离。这种心理距离是影响记者与采访对象深层交流的障碍。

这种心理距离的存在具有普遍性。无论采访对象身处哪个领域、社会地位如何、性格怎样，对于初次接触的记者，都有天然的陌生感。虽然记者希望初次见面就消除这种陌生感，希望对方能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陌生感意味着距离感，它的存在必然使采访对象存在一定的戒备心理。他们或者不愿意接受采访，或者虽接受采访但不能深入交流。这种矛盾需要记者借助一定的采访策略去解决。

拉近双方心理距离的方法有很多，比如寻找接近点、动情点、激将法等。根据采访对象的不同，记者会采取不同的方法拉近双方的心理距离。例如，清华大学有一位从台湾来的化学教授，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是当时最年轻的院士，并且是一位女性。但是这个女教授不接受采访。一位接受采访任务的女记者打电话给这位教授说:“在这个世界上，女性出来做事情很不容易，做得成功就更不容易。你作为一个女性，已经这么成功了，可是我作为一个女性，还远远没有成功，连采访你一次都不行，真是难啊!”经这个女记者这么一说，女院士竟然同意接受她的采访了。^[15]

影响记者与采访对象心理距离的因素有很多。记者的说话方式、行为举止甚至对于报道主题、采访对象的相关知识的储备等都可能影响采访对象对记者的判断，进而影响与记者心理距离。如若记者采访之前多做一些案头工作，多做准备工作，就会更多地赢得采访对象的好感，从而拉近双方的心理距离。

协调深与浅的矛盾关键在于让采访对象在交谈中获得愉悦，加快由浅入深的进程。第一，要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对于初次见面的陌生人，人们总是愿意相信自己的第一印象。“他的身份、打扮、仪表、言谈、举止等以‘第一印象’的方式反映在采访对象那里，采访对象也会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来反应记者的‘刺激’，双方的心理就形成了互相感应的局面。这种局面从访问开始到访问结束会一直延续下去，并由此构成了采访中心理活动的主线。”^[16]记者要想给采访对象留下一个好的第一印象，要做的“功课”有很多:穿着必须是适宜的，既不能穿得过于寒酸，也不能穿得过于时髦，必须与采访场合相适宜;言语与措辞是进行人际互动的最主要手段，“会说话”总能赢得对方的好感，拉近彼此的心理距离;说话的表情、动作等身体语言也影响一个人的第一印象，比如对对方谈话是否专注、对一些特殊场合是否过于敏感等，都影响采访对象对记者的第一印象。第二，寻找相似点，拉近心理距离。寻找双方的相似点使对方产生认同感，强化与采访对象之间的关系。这种相似点，既包括空间上的相似点，比如家乡、工作、生活的地方，也包括个人性格、爱好上的相似点，比如都喜欢音乐或者体育，包括年龄上的相似性，通常情况下同龄人之间不会存在代沟，交流起来更加顺畅，还包括性别、个人经历甚至是社会角色的相似性等。第三，学会“移情”，建立信任感。移情是设身处地地体味别人的苦乐与际遇，从而产生情感共鸣。它是在人际交流中发展和保持积极关系的重要条件。记者若能在采访中对他人的境遇表示出最起码的理解，准确地理解对方的思想和感情，并及时做出反应，就可能得到采访对象的积极回应。

(三)真与假的矛盾及其协调

“真”与“假”的矛盾指的是记者以采集真实信息为采访目的，而经由采访对象提供的过滤后的信息未必完全真实的矛盾。如前所述，记者与采访对象处于信息供求链中。作为需求方的记者对信息的最基本要求是真实、客观，不仅要求关于事实的总体信息是真实的，而且要求每一个细节是真实的。而作为“信息供应方”的采访对象所提供的信息都是经过大脑过滤的信息，说些什么、怎样说都是经过采访对象权衡了的，其间受到诸如个人或单位利益、认识方法等因素的制约，有意或无意提供一些虚假的信息。

“真”与“假”的矛盾也指采访对象希望记者能够客观、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记者误解或者故意歪曲了采访对象的意思所导致的矛盾。

采访对象无意中向记者提供虚假的信息时有发生，其原因在于:

(1)新闻事实的“重现”主要是依赖于采访对象的感知、理解、记忆与表达。采访对象往往是新闻事实的当事人、目击者或者知情人，掌握着事件的第一手资料或第二手资料。他们在向记者提供信息的过程中，充当了新闻的第一道“把关人”。采访对象通过感知、理解、记忆和表达，对客观事实进行回顾和“重现”，本身也受到了主观上的影响，“个人的情感倾向的选择、过滤、加工再造，对事实变值有很大的影响”。^[17]

(2)采访对象对待采访的态度会影响其对新闻事实的选择。前已述及，采访对象可分为积极配合型、对抗阻挠型和态度冷漠型三类。如果采访对象是积极配合的态度，在接受采访时，会适时调整自己的言行，希望能够使记者满意，因而会在潜意识中选择性地还原客观事实;如果采访对象态度十分冷漠，则有可能只谈大概，对于重要细节避而不谈，从而导致新闻失真或者失实。

例如，《兵妈妈认了176个兵儿子》被《新闻记者》杂志评为2007年度“十大假新闻”之一。在这则假新闻中，宣传了一对月收入从未上过千元的夫妻，25年献爱心达40多万元等虚假信息，编辑在点评这篇假新闻时说，“多年来普遍存在着任意拔高、随意放大、刻意求全的问题。作为被拔高放大者，出于种种考虑，当事人未必肯吐露实情”。^[18]

采访对象也有可能出于自身目的，故意捏造、夸大、隐瞒或者颠倒事实，主动提供虚假信息，其原因主要有:

(1)采访对象因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说谎。采访对象可能通过告知一些片面信息或不实信息给自己带来利益;如果记者是做批评、揭露性报道，采访会直接影响到采访对象的利益，对方则有可能通过说谎来掩盖事实的真相。

(2)因不希望卷入麻烦而不惜牺牲事实真相。采访对象害怕说出事实，对自己的生活带来不利影响，有意隐瞒一些重要事实。

(3)被人收买、利用，或者受到威胁等。

记者在报道中曲解采访对象本意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因为记者始终是从自己的立场、视角去理解报道对象，使得报道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主观倾向。采访对象向记者提供关于某一事实的信息，记者的习惯性思维会引导他对于事实的理解，进而出现记者的理解与采访对象提供的事实信息发生偏离和冲突，呈现出真与假的矛盾。另外，记者也有可能在报道新闻时为了某个事先设置的角度，故意歪曲事实，出现事实提供与呈现的“真与假”的矛盾。如记者为了吸引观众眼球，制造轰动效应，故意歪曲事实。“史上最毒后妈事件”就是典型的案例。2007年7月15日，江西上饶市某电视台报道了一个小女孩在病床上口吐鲜血的场面，她的身上满是淤伤，令人触目惊心，小女孩说身上的伤是后妈打的。此事被报道后引起网络跟帖，一时间，舆论纷纷谴责后妈的恶劣行径。然而直至公安部门介入调查后，才发现事实的真相是小女孩罹患血友病，被毒打的场景则是电视台记者一手策划的。还有的是记者为追求报道效果对采访对象提供的事实和观点进行断章取义地片断式报道，造成与事实不符，并导致采访对象的极度反感。

无论是采访对象提供虚假信息还是记者曲解采访对象的意思，都不利于记者与采访对象的交往和交流，不利于新闻采访的健康发展。

解决“真”与“假”的矛盾，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记者要充当信息“把关人”的角色，帮助采访对象正确地再现事实。记者对于信息失真的表现形式应该有一定的认知，对于采访对象提供虚假信息及其原因要有准确判断，避免出现新闻失实。另一方面，记者对采访对象提供的事实信息和意见信息要有全面而准确的把握，避免出现与事实相悖的虚假报道。

◎小结

采访对象是指“记者在采访活动中向之索取情况和意见、或者那些以各种方式(不只是语言)向记者提供情况和意见的人”。采访对象不仅包括主动向记者提供信息的人，也包括被动接受记者采访的人;采访对象不仅能提供相关线索、介绍新闻事实，还能发表意见、解释背景或者现象。在采访中，记者是否能认识采访对象的特点，处理好同采访对象之间的关系，是决定采访成败的关键。

采访对象具有繁杂性、代表性和能动性等特点。根据采访对象对采访的态度，采访对象可以分为积极配合型、对抗阻挠型和态度冷漠型。

作为新闻信息供求双方，记者与采访对象总是处于矛盾之中，表现为“取与予”、“深与浅”及“真与假”的矛盾。能否恰当地处理这些矛盾直接关系到采访能否顺利进行。

◎思考题

1.什么是采访对象?采访对象在采访中的作用是什么?

2.采访对象有哪些特点?

3.如何认识采访对象的分类?还可以将采访对象怎样分类?

4.如何选择具有权威性、代表性的采访对象?请举一例进行说明。

5.记者与采访对象之间存在着哪些矛盾?矛盾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协调这些矛盾?

【注释】

[1]《西安晚报》2008年5月28日，作者吕华。

[2]《现代快报》2008年5月29日A10版，作者赵勇。

[3]《长江日报》2008年5月20日，作者李艳梅。

[4]［美］杰克·海敦:《怎样当好新闻记者》，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23页。

[5]艾丰:《新闻采访方法论》，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197页。

[6]［美］麦尔文·曼彻尔:《新闻报道与写作》，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7]艾丰:《新闻采访方法论》，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200页。

[8]熊高:《采访行为学概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5～76页。

[9]杨青，许笑雨:《从几起报道看新闻失实的防范》，载《中国记者》2007年第9期。

[10]高宝燕:《和艾滋病人的“亲密接触”——一个女记者的采访手记》，载《中国记者》2001年第12期。

[11]艾丰:《新闻采访方法论》，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页。

[12]张征:《新闻采访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5～217页。

[13]靖鸣:《采访对象主体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225页。

[14]申凡:《采访心理学》，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225页。

[15]熊蕾:《怎样采访》，载《中国记者》，2002年第8期，第41页。

[16]刘京林:《新闻心理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页。

[17]申凡:《采访心理学》，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第307～308页。

[18]贾亦凡、陈斌、阿仁:《2007年十大假新闻》，载《新闻记者》2008年第1期，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