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问题”的产生和第一次危机

第一节　“东方问题”的产生和第一次危机

一、“东方问题”的产生

1.“东方问题”的实质

所谓“东方问题”，其实质就是：奥斯曼帝国一旦解体，如何本着均势的原则，在欧洲大国之间对其庞大的遗产进行瓜分的问题。^[1]由于领土和地缘政治的原因，早在近代欧洲国家体系形成之初，奥斯曼帝国就已经卷入欧洲政治角逐之中。1535年的法国就与当时的奥斯曼帝国结成军事同盟。后来，在黎塞留时期，法国又纵容和支持奥斯曼帝国进攻神圣罗马帝国。直到1683年，这个穆斯林帝国对神圣罗马帝国所构成的威胁才被解除。

到了18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仍然地跨欧、亚、非三洲，统治着从波斯湾到布达佩斯、从里海到北非的广阔区域，并控制着地中海、黑海和红海。但是，这个强盛了长达三个世纪的欧亚帝国国势日怠，成为欧洲列强觊觎的目标。到了19世纪，随着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强加速向外扩张，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及其东南端的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两海峡，日益成为欧洲列强争夺的战略要地，尤其是两海峡地扼黑海出入地中海的咽喉。因此，控制奥斯曼，打通黑海通向地中海的战略通道，成为历代沙皇追求的目标。于是，这个“衰亡帝国”，便从威胁欧洲转变为困扰欧洲。

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预言“东方问题”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一个无穷尽的困难之源。^[2]1839年7月，法国政治家、历史学家基佐（Guizot）在国民议会解释法国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时说：“正确的政策就是保全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目的是维持欧洲大国之间的平衡。但由于外部力量的作用，或是意想不到的事件的出现，这个帝国的肢解随时可能发生。而我们的正确立场应该是：首先，应确保新分裂出来的地区能转变成为一个新独立的主权国家。同时确保他（们）能在民族之家中有一席地位。我们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加入欧洲的‘均势体系’并在其中起作用。但是，如果奥斯曼帝国不复存在，‘均势体系’必定要取而代之。”^[3]均势体系实际上意味着不容许任何国家垄断性地继承奥斯曼帝国的遗产。基佐的这个解释准确地阐明了法国的态度。但以后的事态表明，在“东方问题”上，列强的态度并不一致，致使问题悬而未决，深深地影响着欧洲大国之间的关系。

2.“东方问题”的第一次危机

第一次“东方问题”危机，起源于希腊独立问题。而这一问题，最初是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上由沙皇亚历山大提出的。当时，四大国对此提议有分歧：奥地利希望保证奥斯曼帝国的完整，英国支持奥地利的立场，而普鲁士表示对“东方问题”无兴趣，但俄国极力支持希腊人的独立要求。由于处置战后法国的问题仍未彻底解决，沙俄不想有过激的行动，希腊独立问题便暂时被搁置起来。时隔六年，1821年，第一次“东方问题”危机产生了。

1821年3月6日，曾在俄国军中服役的希腊人亚历山大·乌斯兰，组织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西亚地区的希腊民众起义，武装反抗土耳其人的统治。这次起义深得希腊民众的拥戴。希腊人的反抗斗争进行得较为顺利，1822年，他们不仅起草了宪法，还选举出了总统（亚历山大·马夫罗柯达托斯），并设立了立法机构。同时在伦敦、巴黎、日内瓦以及美国纽约等地的希腊人居住区，他们还建立了争取希腊人民解放事务委员会等海外宣传机构以扩大影响和募捐。

此外，那些曾在古典人文学院学习过的英国政治家，欣赏古典希腊文明，从而对希腊人的现代处境深表同情。在知识精英的影响下，西方的舆论倾向于支持希腊的解放事业。英、法两国的民众，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的呼声日益高涨，巴黎市民甚至要求法国政府组织讨伐土耳其异教徒的“十字军”东征。这表明19世纪公共舆论开始明显地影响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

二、欧洲列强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

1.欧洲列强在“东方问题”上的立场

当时的法国政府，希望尽可能地保全奥斯曼帝国的完整，因为这有利于欧洲的稳定。并且法国政府认为，如果奥斯曼帝国解体，他的北非和埃及部分应该在法国的保护之下，毕竟，地中海和北非沿岸对法国的安全利益非常重要。

在“东方问题”上，英国的一贯立场是：希望保全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以免受任何一个欧洲大国的支配。以小庇特为首的英国政治集团认为，英国与近东的关系密切，一旦奥斯曼帝国分裂，会影响英国在近东的利益，特别是对印度的安全构成威胁。因此，英国要采用一切手段，来阻止俄国控制君士坦丁堡。在维也纳会议后，以卡斯里奇为代表的英国外交政策决策层，就经常向奥斯曼政府陈述俄国的战略意图，意在提起他们的注意。

在对待俄国的近东政策上，奥地利政府与英国的态度较为一致，首相梅特涅极为关注近东政局的发展。奥地利驻君士坦丁堡公使也常给奥斯曼政府以忠告：既不要给俄国以干涉之口实，也不要姑息俄国的势力在近东铤而走险。事实上，俄国对多瑙河流域的扩张，已让奥地利惊讶不已，而现在沙皇的步步逼近，势将造成奥斯曼帝国的解体，故维也纳政府不能坐视不管。^[4]

俄国的“东方政策”既有来自历史上的影响，也有地缘现实的考虑。自彼得大帝以来，历代沙皇无时不以寻求南下海港为目标。鉴于奥斯曼帝国已处于衰势，1768年，俄国蓄意兼并波兰和控制克里米亚半岛，从而挑起了俄奥（斯曼）战争。但奥军不堪一击，在沙俄的利诱与威胁下，1774年7月，君士坦丁堡接受了《库恰克-卡拉齐条约》（Treaty of Kuchuk-Kainardji）。根据此条约，俄国得到了黑海沿岸包括亚速夫城，准许克里米亚为独立国，在君士坦丁堡设立接受俄国保护的东正教堂。在当时西欧列强的要求下，俄国退还了所占的奥斯曼的领土（如多瑙河大公国）。而条件是，奥斯曼政府承诺改革地方政治，并在法律上保障基督教自由。由于俄国与奥斯曼双边关系中的不平等地位，特别是在1776年至1783年间，英、法等欧洲国家卷入了北美独立战争，沙俄政府乘机加紧削弱奥斯曼帝国，并于1783年单方面吞并了克里米亚地区。^[5]

2.《库恰克—卡拉齐条约》后的俄国扩张政策

英、法和奥地利都认为《库恰克-卡拉齐条约》是奥斯曼帝国安全的一大隐患，俄国在近东扩张的出发点源于此，“东方问题”中的许多争端亦潜伏在此。

《库恰克-卡拉齐条约》缔结之后，俄国进一步逼压奥斯曼作出更多的妥协，从而导致1787年奥斯曼帝国对俄国宣战，以期收复克里米亚并遏制俄国的扩张趋势。但是，奥地利加盟俄方（1788年初），并很快在巴尔干半岛击溃奥斯曼的抵抗。虽然维也纳政府于1791年单方面退出战争（此时的法国已成为欧洲政治的焦点），但沙俄却趁着法国大革命所造成的动荡，威逼奥斯曼政府在1792年签订的《雅西条约》中承认俄国对克里米亚的兼并。然而，这两个专制帝国的关系很脆弱，而拿破仑战争的进展又加剧了他们相互间的恐惧与不稳定。

1806年11月，俄国突然入侵属于奥斯曼帝国管辖的多瑙河流域的两公国——摩尔达维亚和瓦来西亚，从而引发了长达六年的俄土战争。虽然在英国海军的协助下，俄军占有了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的绝大部分，但是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迫使沙皇同意与奥斯曼政府签订《布加勒斯特条约》，退还已占领的多瑙河两公国、高加索以及黑海地区的北部；只保留比萨拉比亚（今天的罗马尼亚的一部分）和部分摩尔达维亚。同时奥斯曼政府承认塞尔维亚人的自治，并答应尽快从摩尔达维亚地区撤军。^[6]

拿破仑战争以及战后的维也纳会议，确立了俄国为欧洲五大强国之一的地位。之后，沙皇更是急于以克里米亚为依托，支配里海和小亚细亚地区，并开始影响多瑙河流域。例如，俄国对摩尔达维亚和塞尔维亚所行使的保护权，常给他以干涉奥斯曼政府内政的口实。同样，沙俄政府还自认为是奥斯曼帝国境内东正教信徒和斯拉夫族群的当然保护者。而奥斯曼帝国境内的革命党人，尤其是塞尔维亚及希腊民族主义领袖，常把俄国作为反抗压迫的基地，并接受俄国政府的资助和训练。他们从事各种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活动，包括武装斗争。1821年的希腊起义，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发生的。

三、“东方问题”第一次危机的出现及解决

1821年，希腊起义爆发后，俄国当时没有公开支持反抗奥斯曼统治的民族革命，主要是因为其他欧洲大国，特别是英国、法国和奥地利对奥斯曼的命运十分关注。因此，沙俄对此持慎重态度，不敢轻易谈及对奥斯曼的战争，以免与其他大国发生冲突。

1.英国积极的外交活动

1825年，希腊革命的局势出现逆转时，正值沙皇尼古拉一世继位。这个年轻骄狂的新沙皇，与欧洲老一代政治家，如梅特涅等人，并没有私人交往，也无治国经验。他一改前沙皇亚历山大的“静观”策略，公然转向积极的俄国外交政策——削弱甚至肢解奥斯曼帝国。沙俄公然支持希腊革命的借口是，奥斯曼政府没有真正执行1812年的《布加勒斯特条约》的第五款——奥斯曼帝国从摩尔达维亚撤军。

但是，俄国在近东扩张的最大阻力来自于英国。而以小庇特和乔治·坎宁为代表的英国内阁强硬派认为：英国必须保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并支持希腊争取独立自由的事业。于是，英国政府面临着两个似乎不可兼顾的任务：第一是必须争取俄国同意，与英国一起支持希腊革命；第二是必须尽一切努力，阻止俄国采用战争手段来支持希腊人民。因此，英国政府不得不选择德高望重的惠灵顿将军，前往莫斯科进行谈判。

惠灵顿不辱使命。1826年2月，他抵达彼得堡时，俄国与奥斯曼的关系已十分紧张，战争一触即发。俄国不仅已经撤回了其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而且宣战迫在眉睫。这时，俄国的最后通牒正在送往奥斯曼帝国的途中。对于惠灵顿将军的来访，主战的俄国总理尼塞尔罗德，以最后通牒已经发出为理由，建议不接待任何来访。但是，鉴于英国的实力与影响，沙俄对惠灵顿特使必须予以外交礼遇。在会见即位不久的沙皇尼古拉时，这位曾击败拿破仑的老将军陈述了英国的立场并分析了一旦发生战争，对俄国产生的不利影响将包括：土耳其人煽动俄境内的穆斯林教徒起义，而且欧洲其他国家也不会袖手旁观。^[7]经过深思之后，沙皇转天明确告诉惠灵顿将军，俄国将准备与英国合作一道行动，以防止战争的爆发。

2.《彼得堡协议书》与《伦敦协约》

1826年4月4日，俄国与英国在彼得堡签订了《彼得堡协议书》。根据此协议，英、俄两国将以调停国的身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土耳其-希腊战争。如果奥斯曼君主接受英、俄两国调停，两国将确保希腊在获得自主后，继续向奥斯曼帝国交纳贡金；如果奥斯曼帝国不接受第三国调停的话，希腊自主和继续交纳贡金的建议，也仍然是未来和平安排的基础。

《彼得堡协议书》的内容，同时传给了巴黎、维也纳和柏林。英、俄两国希望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政府，与他们一起调解希腊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争端。但是，只有法国的答复是积极、合作的。

这样，1827年7月6日，《彼得堡协议书》正式以英、法、俄三国条约，即《伦敦协约》的形式出现。该协约中规定，如果奥斯曼政府拒绝接受调停，三国将向希腊派遣领事代表。与此同时，三国的海军也收到相同的指示，即在未来一旦发生战争，三国海军将合作解决争端，防止冲突扩大化。

3.英、法、俄三国的干涉及第一次危机的结束

但是，此时中东事态的发展犹如中国名谚所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希腊民族革命军在与土耳其人的战斗中，虽然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奋战，但防守雅典的起义军日渐不支，最后失去了抵抗的力量和意志。此时，希腊的起义危在旦夕。当时驻君士坦丁堡的英国大使坎宁，正在努力劝说奥斯曼政府接受三国调停。但由于奥斯曼军队正在胜利之中，说服工作无明显进展。奥斯曼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只答应命令禁止其士兵破坏希腊古文物遗址，可是仍不能保证前线军队接受调停。

在外交努力失败后，英、法两国海军的联合舰队即刻前往海峡地区。他们起初只是意在威慑君士坦丁堡，迫使其与希腊起义军和谈。但不久却演变成海上冲突，并在1827年10月20日的那瓦里诺（Navirino）海战中全歼了土耳其舰队。对此，米勒在其《奥斯曼帝国史》中写道：自1774年以来，奥斯曼帝国的海军从未遭受如此的惨败和羞辱。尽管如此，真正在陆上与奥斯曼帝国作战的只有俄国。因为那瓦里诺海战后，英、法两国仍坚持中立，奥地利和普鲁士更是反对俄国单方面扩大战争。他们的动机并非完全敌视俄国，而是担心沙俄的行为会引起其他欧洲国家反弹和失控。

1828年4月26日，沙俄政府正式对奥斯曼政府宣战，战事进展顺利。装备优良的俄军直逼亚得里亚罗堡（Adrianople），通向君士坦丁堡的大道终于打通了。随着军事上的逐渐定局，奥斯曼政府不得不求和。在普鲁士和奥地利两国的劝说下，1828年9月，俄国与奥斯曼签订了《亚得里亚罗堡条约》。根据该条约，承认希腊自治，塞尔维亚自治，对俄国赔款，拆毁在多瑙河河口的军事要塞，并准许一切国家的船舶自由通行达达尼尔海峡。此次军事行动后，俄国在近东的势力明显增强，并刺激了他日后的进一步扩张。而英、法、俄三国的干涉，实际上也成就了希腊的独立事业。

1830年2月3日，英国外相阿伯丁会见了俄国和法国驻英国的大使，以磋商如何解决希腊的地位问题。三大国在《伦敦条约》上签字，共同认可了希腊的完全独立地位。同时规定：希腊的君主不能是英、法、俄三国的王室人员；如果某一国的军队想要进入希腊的话，必须首先得到其他两国的首肯。^[8]至此，第一次“东方问题”所引发的危机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