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问题产生的缘由

一、主体性问题产生的缘由

每一时代重要的哲学问题产生于时代需要与哲学内在逻辑的交叉点上。主体性问题之所以成为哲学研究关注的重点，既是哲学自身发展的必然，又是社会发展提出的客观要求。为此，有必要从更广阔的时代背景与哲学内在逻辑的结合上考察这一热点问题兴起的原因，并使这一研究真正适应时代发展的脉搏，同时推进哲学自身的发展。

重视主体性问题的研究与反思，这是当代社会发展提出的重要课题。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的问题、主体性的问题日益突出。这一问题，首先是由西方社会发展的文化危机和社会危机引起的。19世纪20世纪之交，资本主义基本上完成了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历史转变，垄断所造成的危机逐渐影响到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自由经营原则的消解，传统家庭结构的瓦解，垄断制度、金融资本、官僚机构的壮大等。面对这一切，人们惶恐不安，因而出现了盛行西方的“世纪末病”。尤其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更是加重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及其西方社会的危机感，同时也使人们失去了对自己命运的把握。这种不信任感和失望情绪在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曾经得到充分的体现。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是一种文明的危机，对旧的人道主义和文化传统的复活不能抱有幻想。斯宾格勒最后从历史循环论的立场出发，把西方社会危机看作天运所致，从而在历史的循环中找到一些慰藉，以摆脱对西方文化的绝望所造成的痛苦。另外一些受进化论和生命哲学思想影响的社会学家，则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首先是价值体系的危机，如果代之以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危机是可以避免的。这种“文化危机”论对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影响甚大，他们热切希望通过“文化革命”来消除社会的不正常状态，实现人的解放。

其次，这一问题是由现代科技革命的发展及其后果引起的。一方面，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对自然的改造和控制能力大大增强，人的主体作用日益凸显；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又给人自身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如科学技术的盲目使用所造成的环境破坏，直接威胁到人的生存；空前地加强人对自然的统治，尖锐地提出了为后代保存家园的问题；现代生物学的发展，尤其是遗传工程的出现，提出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和道德问题，等等。这双重后果无疑加剧了人对自然命运的责任感，促使人们对主体性问题进行严肃的思考。

再次，这一问题是由现代化的推进引发出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已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主题。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效果并不理想，这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有增长而无发展”。也就是说，虽然经济增长了，但是社会发展并不顺利：人的需求并未受到全面重视，经济增长并未带来分配公正和社会正义，社会进步并未得到切实推进……正因如此，许多学者提出，这种发展模式仅仅局限于以增长─资源─环境的相互关系为出发点，其立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为它把人与社会、文化、价值、体制结构等极其重要的关系和因素排除在研究之外。实际上，在增长─发展─进步的关系中，人的发展与人的价值起着关键的作用，它是决定减缓或加速增长以及检验增长目标是否合理的基础。因此，要使发展真正有利于社会进步，必须重新确立一种新的发展观，这种发展观的中心就是突出人的发展。所谓突出人的发展，就是指发展不仅要使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而且要使人的自由和自我价值得到充分实现。这样，现代化的问题与人的问题便紧紧地连在一起。

主体性问题的凸显，除了这种国际背景外，也与我国社会的改革、发展直接相关。要解决过去经济发展上的“动力短缺症”，使经济发展富有内在活力，最根本的办法是改变长期形成的僵化经济体制，使劳动者真正成为经济行为的主体；要使经济和社会发展能够顺利进行，既要充分注意提高发展主体——人的各方面的素质，又要使发展的成果能够惠及人民；要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最主要的内容和最根本的途径就是要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能动性，使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目的和途径也是要提高全民的精神素质，并通过全民精神素质的提高，使主体的发展能够有一个更为有利的环境。总之，人民群众是改革的主体、发展的主体，也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主体。要保证社会主义全部战略目标的实现，不能不从理论上加强对主体性的认识。哲学责无旁贷地要承担起弘扬主体精神，引导主体健康发展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