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现象。人们常说：世界上有了人就有了文明！这个说法既实际又不太准。所谓实际，就是它抓住了实质，即研究文明问题就是研究人的进化问题，文明就是人类社会生活进步状态的表现。但是，这个说法显得过于笼统。历史告诉我们，作为文明表征的“社会进步状态”，并不是同人类与生俱来的，而是人类进化到一定程度、与之相应的社会生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今，对于文明的主体即人类自身是地球文明的创造者和文明发展的推动者，国内外学术界并无重大分歧，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异议的；然而，作为文明主体的人，他们进化到了什么程度、社会发展具备了何种条件才能产生文明呢？学者们则众说纷纭。从“器物标志论”出发的人，在研究人类文明的起源或形成时，往往忽视了人的素质提升和人类组织的进化对文明发生的决定性作用；从“国家标志论”或“城市标志论”出发的人，在研究人类文明的起源或形成时，虽然注意到了人类社会组织变化的作用，但也往往忽视或缺乏对作为社会组织中的政治主体进化与发育状况的研究，难以使人看清原始社会的社会政治文明向国家社会的阶级政治文明发展过程中，政治主体所产生的伟大能动作用。一方面是人；另一方面是社会。社会不仅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而且还是人对自然界的劳动改造、对人们相互关系制度化成果和人对自身的认识成果的综合存在物。人（各民族的人、各地域的人、历史的人、现实的人，等等）是在各不相同的条件下发生交互作用的，从而是在各不相同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的。这就决定了人的进化有快有慢，社会发展有先有后。因此，反映在对文明产生的时间、空间和条件的认识上，出现众说纷纭的现象是十分自然的。基于此，本章在强调社会劳动推动人和人类组织进化的前提下，以其社会化过程使原始的社会结构或社会形态制度化，并成为原始文明产生的标志。这仅仅是笔者对文明产生的普遍性条件的认识，并以此对“原始文明”概念略作推呈。我们坚持从“制度标志论”出发，突出前国家时代社会政治主体的进化及其对原始社会政治文明产生的影响，以及从社会政治向国家政治发展过程中，时代对政治主体进化的要求等作一番论述，这显然是在一个新的领域里做一篇新的“作业”，其目的是打算将我们主张的“制度标志文明说”，在史学与政治人类学领域做一实证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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