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战争及其影响

第二节　三十年战争及其影响

有关三十年战争的论著很多，故不再赘述战争本身。这里所叙述的是这场战争从宗教动机向政治目的转变的背景及主要参战国的外交活动。

一、三十年战争的起因

历史学家戴维斯写道：“三十年战争可以看作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与其境内诸侯之间历时已久的冲突。但是，就当时的历史背景而言，更应该看成是天主教与新教在整个欧洲范围内的宗教战争，同样也可以把它看成是席卷了欧洲大多数国家的政治权力之争。”^[14]在1610—1614年期间，信仰新教的国家趋于结成同盟，而跟随神圣罗马帝国的天主教势力同样倾向联合。1617年6月6日，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与未来的波希米亚国王斐迪南签订了一项旨在划分世袭领地的秘密条约，并把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也包括在这一瓜分计划中。这一秘密条约泄露后，新教国家对天主教国家更加担心和敌对。历史学家维奇伍德写道，犹如古希腊的伯罗奔尼萨战争一样，三十年战争的起因实质上是由于双方相互恐惧。而这一恐惧在狂热的宗教矛盾激化下，便演变成不可扭转的军事冒险，最后导致了毁灭性的全面冲突。

当然，最直接导致新教和天主教国家之间战争的原因，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抛出窗户事件”（Desfentration）。1618年5月23日，波希米亚新教徒因为反抗天主教的迫害和对国王选举结果的不满，把两名帝国的官员从窗户扔到了大街上，并随之爆发了“布拉格起义”。起义的规模其实有限，根本动摇不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真正统治。但天主教势力决心借此机会惩罚新教肇事者，以便削弱日益活跃的新教国家的势力。对此，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旁支立即表示赞同，并很快提供了只有同盟关系才能给予的军事援助。

冲突一开始，波希米亚人立刻去英国求援，并签订了联盟条约。而神圣罗马帝国也很快得到西班牙的支持，决定联手共同镇压叛逆的波希米亚人。战争就这样在中欧地区爆发。这一局部的宗教冲突，很快就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多国参战的欧洲战争，并对整个中欧地区的经济、社会结构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历史学家们根据各国在战争中的作用及其参战的动机与背景，把三十年战争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帕拉丁阶段（1618—1623）、丹麦阶段（1625—1629）、瑞典阶段（1630—1635）和法国—瑞典阶段（1635—1648）。^[15]其中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不仅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最后结局及战后和约的主要内容，而且清楚地表明这场战争已经从宗教动机完全转向了政治目的。

二、三十年战争中的外交

参加这场战争的主要国家有：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荷兰（或称联合省）、丹麦、瑞典、法国、德意志君主国及某种程度上的英国，还有名义上参战的奥斯曼帝国。主战场就在德意志境内。最初，英国的参战不仅程度有限、时间很短，而且是象征意义上的。出于当时国内的压力，只是在战争的第二阶段，它才扮演了调停者的角色。

这场战争总体上划分为四个阶段，而各国的外交活动也在不同阶段，密切配合着其政治、军事目标进行活动。外交史学家莫沃特认为：在这场历时三十年的战争中，外交活动与战争的进程是同步的。^[16]随着战争的进展，外交从旨在调解各方的分歧，转向完全为战争效力。外交谈判虽在进行，可是谈判的代表们不是在寻求相互妥协，而是把自己君主的最后胜利作为首要目标。但是，由于战争给交战国所带来的难以忍受的消耗，或是由于某一方在战场上还没有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他们又不得不恢复外交谈判。期望通过谈判来早日结束战争，并为重建战后秩序作准备。

1.“帕拉丁阶段”及“丹麦阶段”的外交

的确，外交与战争的关系总是相互影响的。中国外交家顾维钧是这样描述的：“外交是智慧的较量，与战争一样，必须估计对方及自身的实力。”^[17]实际上，人类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个道理，即没有实力支持的外交会导致笑剧，而忽视外交配合的战争则会导致灾难。1620年，当天主教国家同盟在白山战役中取得了胜利，这意味着波希米亚的独立即将夭折。新教国家联盟抵抗帝国的决心也因此备受打击，一些君主甚至宣布退出同盟。1621年5月的“海德堡会议”正式宣布了新教同盟的解体。

此时的英国便成为欧洲新教国家最寄予希望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持者，况且，还有6000名英国士兵驻扎在帕拉丁。但是，政治上一向谨慎的伦敦政府更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冲突。^[18]这首先是因为英国的根本利益并没有受到严重的威胁，所以在战争初期，它的表现并不积极。第二是由于财政上的考虑，英国只能有限地加入欧陆战争。特别是保守的英国下院认为，英国的参战是巨大的财政浪费和无效地延长战争。因此，他们更愿意通过经济支持，来找到一个信奉新教的君主去领导新教国家与天主教同盟进行对抗。他们寄希望的那个君主就是丹麦国王克里斯什四世（Christian IV）。当时的丹麦不仅是北欧海运贸易发达的强国，还有着令人羡慕的经济实力和军事能力。此外，其国王还是个虔诚而坚定的新教徒。丹麦的参战对新教国家来讲，无疑是个巨大的鼓舞和支持。

17世纪的北欧国家如丹麦和瑞典，它们的安全考虑与经济利益，主要集中在北欧和波罗的海地区。但是，宗教改革运动让它们与欧洲的新教国家在政治上有了认同感。1623年，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去世前派遣当时宫廷中最有威信的外交代表安斯特鲁泽（Robert Anstruther），前去说服丹麦国王加入正在酣战中的新教国家联盟。但由于双方的要求相去甚远，没有能够达成协议。1624年英国又派斯班思（James Spens）前往瑞典。此时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Gustavus Adolphus）正积极建议形成英、荷、瑞三国同盟，以便在军事上对抗天主教国家。虽然英国没有下定决心走出这关键的一步，但詹姆斯提议在海牙召开一次新教国家的全体会议，并许诺，如果丹麦出兵攻击天主教国家，英国愿意每月提供三万英镑的援助。1625年的9月，英国率先与荷兰签订了《南汉普顿条约》。该条约规定，英国与其他新教国家联合建立对抗西班牙的“攻守同盟”。^[19]在外交努力和经济诱惑下，1625年12月，英国、丹麦和荷兰在海牙结成了新三国同盟，而瑞典因内部意见分歧没有加入。此时的英国表示它的军队作战区域只限于海上。因为只有海上军事行动，英国议院才会批准并拨给有限的援助款额。

后来的结果表明，尽管丹麦军队在战场上奋力拼杀，小有斩获，但由于英、荷的军事配合行动有限，故成就甚微。到了1628年8月，丹麦军队已是强弩之末，根本抵挡不住由沃伦斯坦指挥的帝国军队的凌厉攻势，甚至丹麦本土也遭受了入侵。庆幸的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决策层还算清醒。考虑到其他新教国家，如瑞典，有可能加入这场战争去支持受挫的丹麦，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决定宽待丹麦，以期早日结束战争。于是双方开始了谈判。1629年5月，孤单的丹麦决定退出战争并与神圣罗马帝国在吕卑克达成停火协议，其中包括不割地条款,丹麦同意退出战争并不再支持德意志新教同盟。至此，在整个中北欧地区没有任何国家似乎能够挑战帝国的势力。哈布斯堡王朝的西班牙王室与奥地利王室两支，准备向波罗的海地区推进，并声称策划称霸这一地区的“哈布斯堡海洋计划”（Habsburg Maritime Design）。^[20]关于这个计划，基辛格作出了颇有争议的解释。他说：“在1629年，哈布斯堡王朝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让宗教狂热战胜了现实的政治考虑，而同时个人的优柔寡断又耽搁了战机。”^[21]这就是说，“哈布斯堡海洋计划”让瑞典感受到威胁，但哈布斯堡王朝又根本没有实施的决心。

2.瑞典参战前后及“瑞典阶段”的外交

此时西欧的新教国家，如英国正处于国内矛盾激化的前夕，而荷兰又正与西班牙侵略军厮杀。德意志地区的新教国家只能将期待的目光投向北欧的瑞典，作为他们唯一的希望。法国政治家黎塞留大主教（Cardinal de Richekieu）已看到时局发展的趋势，准备利用瑞典的力量，来遏制哈布斯堡权力的过度膨胀。对于“哈布斯堡海洋计划”，骄傲的古斯塔夫更是不能接受。1629年7月，瑞典与德意志境内的新教国家签订了为期20年的同盟条约，旨在保卫整个北欧和波罗的海地区免受西班牙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威胁。但是由于瑞典—波兰战争（1621—1629）陷入了胶着状态，古斯塔夫实际上没有更多的兵力可投放到德意志战场上去，这也是该战争后来拖延如此之久的原因之一。

同样，“哈布斯堡海洋计划”也引起了英国朝野的担忧，特别是英国驻奥斯曼帝国的罗依大使（Thomas Roe）。虽然在君士坦丁堡期间，他未能说服奥斯曼帝国去进攻奥地利，而只是威慑维也纳。但他在1628年从君士坦丁堡返回英国的途中，与丹麦国王克利斯什四世举行会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绝不能由哈布斯堡王朝控制北海航路。到达伦敦后，他立刻起草报告，告诫英国国王：西班牙、奥地利及其北德地区的天主教盟国有垄断波罗的海地区贸易的危险，其后果必然是严重损害英国的商业利益与安全。阅毕报告，查尔斯国王立即派罗依再度前往欧洲，设法调停瑞典与波兰之间的战争，以便让瑞典集中力量抗衡日趋强大的哈布斯堡王朝，并确保波罗的海地区的贸易和航运对英国自由开放。^[22]

1629年8月，罗依到达波兰境内的波罗的海城镇艾尔宾（Elbing）。此时欧洲国家之间的外交联系和往来已相当密切，来自法国、荷兰和勃兰登堡（即后来的普鲁士）的外交代表已先期到达。他们可谓是殊途同归，为了共同的使命而来，那就是调停已历时八年的瑞典—波兰王朝战争。调停瑞典和波兰之间关系的外交努力值得历史学者们注意。特别是法国大使查纳斯（Charnace）所表现出的能力和技巧，他被后人称为“近代法国外交风格的开创者”。查纳斯作为波兰一方的代表，而罗依作为瑞典一方的代言人，两人多次往返于两个对立的阵营之间。他们既把各自所代表的瑞典和波兰的意见转达给对方，又凭借自己的个人智慧，耐心地劝解双方考虑共同的利益，以便达成妥协。尽管当时的物质条件极差，人身安全又得不到基本保障，但是两人的执著努力与娴熟的斡旋，终于让瑞典和波兰在1629年9月25日签订了停战协议，根据这一条约，波兰同意割让拉脱维亚。由此，交战双方得到了六年的和平。这一事件表明了外交在战争中的作用和外交谈判所需要的素质，它包括谈判能力、耐心和相互妥协的心态。后来的学者把谈判过程解释为：主动、耐心和妥协，并拥有相应的军事实力作为谈判的后盾。^[23]

这样，在英国陷入1640年的国内战争之前，罗依成功地解决了瑞典参战的问题。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在停止与波兰的争端后，举全国之力投入了德意志战场。作为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军事大国，瑞典的参战直接影响了三十年战争的进程。因为，当时德意志境内的天主教势力已达到强盛的地步，如果“哈布斯堡海洋计划”再能够得以实施，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力量几乎垄断了波罗的海的贸易，控制了北海通道及其战略要地。1629年战争的结果已表明，神圣罗马帝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如果按既定计划再在波罗的海建立一支海军的话，哈布斯堡王朝的影响和实力，就会很快威胁到整个北欧地区。

由于哈布斯堡王朝内部的争权夺利而导致其政治分歧，瑞典军队在初期获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在某些天主教会势力的影响下，1630年10月，法国政府曾考虑是否继续支持反对帝国的新教国家，然而，法国国王表现出相当的犹豫。此时主政法国的黎塞留大主教拥有很大的权势和影响，他决意遏制哈布斯堡王朝的扩张野心。同时，老谋深算的他也意在保持欧洲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为此，1631年，黎塞留与巴伐利亚大公马克西米连签订了《枫丹白露条约》，以便阻止他与哈布斯堡势力结盟。同年，法国与瑞典签订了带有攻守同盟性质的《巴瓦尔德条约》，以针对日趋构成威胁的哈布斯堡王朝；同时法国与威尼斯也签订了类似性质的《圣让·毛利恩尼条约》。

法国与瑞典两国签订的条约规定了双方结成为期五年的同盟。作为盟友，他们共同的目标是：确保波罗的海开放，以及该沿海地区的贸易自由；确保神圣罗马帝国境内的诸国人民有选择宗教自由的权利。^[24]由此可见，这时的欧洲国家已经很少在意识形态上划分敌友，而大国参战的动因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经济等战略上的考虑。特别是双方根据同盟条约，法国承担了瑞典的战争费用。就连教皇乌尔班八世（Urban VIII）也赞同这一同盟计划，因为这是遏制哈布斯堡王朝在欧洲追求霸权和政治野心的最佳手段。很快瑞典投入了3.6万人的军事力量，并长驱直入天主教势力范围的腹地，战场的局势发生了变化。为此，历史学家维奇伍德这样写道，“哈布斯堡王朝的侵略野心和所拥有的实力驱使着教皇和天主教的法国相互同情并与新教国家结成联盟，战争初期的宗教痕迹已不复存在，此时的政治考虑取代了宗教和精神因素”^[25]。

3.《布拉格条约》的签订及“法国阶段”的外交

1632年11月16日，吕森（Lutzen）战役打响，交战的结果是瑞典军队大获全胜。但古斯塔夫的阵亡既暴露出战争的残酷性，也表明交战双方都已到了精疲力竭的地步。而曾率军攻入丹麦的沃伦斯坦，重新执掌帝国军队的指挥权，更让北德新教君主们极度恐惧并产生了分歧。实际上，他们心理上并不热情欢迎瑞典人，只希望一旦恢复宗教自由，便放弃对抗皇帝和天主教势力的斗争。例如，萨克森大选侯约翰·乔治，不仅不愿意与瑞典人再续盟约，还私下与皇帝代表进行谈判，并在1635年2月28日接受了双方停火协议草案。在这种缺乏领袖人物凝聚力的背景下，新教国家代表与帝国代表最终于5月30日签订了《布拉格条约》。条约的前文是这样写的：“该条约的目的，就是要尽快结束由交战双方,包括外国雇佣军的介入，在我们敬爱的德意志祖国的土地上所造成的极大破坏、贫困和不幸。”^[26]

《布拉格条约》的签订，实际上标志着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军事僵局已被打破，也可以说是这场宗教性质的战争接近结束，并让部分新教国家（如路德教派）享有宗教自主权利。人们也许会问，为什么1635年的《布拉格条约》最后未能阻止战争呢？回答是简单而明确的，那就是：1618年引起战争爆发的原因主要是宗教方面，但是随着战争的深入和波及范围的扩大，最初的原因不仅没有完全消除，而且还在战争中出现了掺杂政治、经济因素的新矛盾，并且每年都增加更难以解决的问题。同时，已经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战争，让人们几乎放弃了和解的希望，或根本不知道如何解决战争中出现的空前复杂的问题。

1635年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当时有三个因素远比简单的宗教原因更有影响。第一，瑞典统治者的作战目标和决心。新首相奥克森斯梯叶纳（Oxenstjerna）是一个有魄力但不愿接受妥协的政治家。他决心实现古斯塔夫所追求的目标，即确保瑞典在波罗的海地区拥有宗教、商业和军事上的安全优势。而此时，这一目标尚未完成。第二，西班牙的势力已经扩张到了莱茵河流域，它的军队占领了帕拉丁，并控制了尼德兰地区，在这样的军事胜利面前，西班牙是不会轻易地放弃战争中的既得利益的。第三，各国对领土的追求使他们的扩张野心日趋膨胀。17世纪的欧洲，领土的多少已经开始标志着一个国家力量的大小，因此成为国家较量中的重要考虑因素之一。交战的国家，特别是大国，都希望借战争机会来扩大自己的疆域，同时又削弱潜在对手的领土和资源。这一点在战争的第三阶段已尽人皆知。欧洲交战国家已不再沿用他们所熟悉的谈判筹码，也不只是着眼于局部利益。例如，黎塞留一直积极追求法国的国家利益与安全，竭力把西班牙遏制在比利牛斯山脉以南，并保持德意志、意大利地区的分裂状态。后来在其政治遗嘱中，黎塞留承认这是他在职二十多年中，为保证法国在欧洲的地位所追求的最伟大的政治目标。

长期的战争给交战双方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但是，仅战争本身的破坏并不能迫使民众起来反对战争。当时的欧洲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道德文明水准，都是很低的。而低下的物质与精神生活，能让当时的人们接受或忍受由战争的消耗、战争的破坏所带来的灾难。特别是当战争已经进行了近二十年时，深陷浩劫的交战国民众，都已经麻木地适应了这种不正常的战时状态，而把它看作是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

然而，三十年战争期间，欧洲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并没有被排除。当时有三个国家试图通过外交来结束这场噩梦般的战争。首先是教皇国。教皇乌尔班八世（Urban VIII）派遣教廷特使去调停交战国的厮杀。但由于教皇提出的条件太笼统，加上各国参战的目的已经世俗化，没有哪个大国对教皇的提议予以认真的考虑。第二是英国。英国代表罗依不懈斡旋并初见成效。他在写给伦敦的信中提到，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同意考虑和谈的条件。但在帕拉丁的归属问题上，西班牙拒绝妥协，这就让交战双方难以达成协议。第三是法国。当英国的外交努力没有任何实质性进展时，法国的建议以及它在外交中所发挥的作用，就被后来的学者们作了解释。

从一开始，以黎塞留为首的法国政府，就密切注意着战争的进程，同时又故意推迟法国参战的日期。他精心设计了一个对抗哈布斯堡王朝的联合阵线，以便法国能在最佳的时机加入战争。在这一点上，政治家黎塞留对欧洲局势的掌控真是做到了审势、度势、造势的娴熟结合。^[27]法国鼓动新教国家继续进行战争，并在财政上支持像瑞典这样的国家先期加入战争。黎塞留认为，在战争期间，外交是不能被忽视的，更不能被排除。法国的人力、物力和外交努力一旦停止，他计划中的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国际阵线便会在顷刻间瓦解。为了避免这样的结果，法国与尼德兰、瑞典分别结成双边同盟，作为整个国际阵线的核心。三方相互保证，把战争进行到底，绝不单独讲和，并把政治和国家安全作为他们联盟的主要考虑因素。到了1635年，战争已经持续了近二十年，当哈布斯堡王朝有可能再次获胜时，法国决定参战。正如黎塞留坚信的那样，如果整个德意志地区被哈布斯堡王朝控制了，法国的安全也就不存在了。

因此，1635年标志着以德意志国家的宗教冲突为导火索的局部战争，升级为大规模的欧洲国家间的生死对抗，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历经三十年的欧洲战争和空前的社会浩劫。1629年，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就曾预言，到了战争的决定阶段，所有欧洲参战国家的动因都将化而为一，即为国家利益而战。法国也不例外。作为天主教大国，法国在这场大规模战争的最后时刻才决定参战，显然出于复杂的考虑。我们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第一，尽可能地削弱哈布斯堡王朝的两个分支——奥地利和西班牙，以防止他们在欧洲建立支配地位。第二，尽可能地扩大法国东部的领土和安全带，以防止在周边出现一个强大的国家或者国家联盟形成对法国有威胁性的包围。不管他们的政治主张和宗教信仰如何，法国的安全与利益才是其外交政策的最高目标。第三，法国应该选择在最佳的时机参战，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利益。^[28]

到了战争的最后阶段，即第四阶段时，法国的参战动机完全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的。为此，黎塞留提出了新的政治概念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即用“国家利益至上”（raison d’etat）作为法国加入反对神圣罗马帝国这场战争的理论依据。当时他是这样解释的：“国家在危险时刻所需要的并不是一个潜在的盟友或者共同的信仰，而是努力尽一切可能避免出现最直接的威胁。”那些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政治家被后人所记住的“不是他们的道德理念而是他们的行动所产生的后果”^[29]。因此，在对外政策上，法国始终支持新教国家，而不受宗教信仰的支配。虽然黎塞留并没有活到战争的最后结束，但是他的继承人马扎然忠实地遵循其前任的外交方针，并坚持到1648年战争结束，从而确立了法国在欧洲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地位，营造了有利的周边环境。的确，黎塞留是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他常被视为马基雅维利思想的杰出实践者之一。基辛格曾称黎塞留为冷酷的现实主义者，誓言追求国家利益至上。但同时，黎塞留本人很重视外交的作用。英国学者贝利奇认为，黎塞留认真地把“外交看作一个持续不断的进程。在整个谈判中，外交人员必须善于‘知己知彼’和保持良好的信誉。在事关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必须善于抓住任何一个可能的机会来为国家服务”^[30]。

三、三十年战争的结束

1641年，法国谈判代表杜·沃柯斯（d’Avaux）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全权代表鲁左（Conrad von Lutzow）在汉堡会晤后，决定举行一种“双轨”性国际会议，即会议在威斯特伐利亚地区的两个邻接小城奥斯纳布鲁克（Osnabruck）和闵斯特（Munster）同时举行。交战国同意将这两个城镇作为中立区。由于神圣罗马帝国既与天主教的法国交战，又与瑞典等新教国家为敌，所以，交战国决定在这两个地点同时举行和谈。一边是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的代表会谈（天主教会场），另一边是以瑞典为代表的新教国家与帝国的代表会谈（新教会场）。在经历了反复的磋商后，终于在1643年7月11日召开了“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但交战国在和会上的谈判时断时续，因为各方都想以实力地位谈判，以求得到最大的利益。因此，实际上拖延到1648年1月和10月份，双方才正式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

三十年战争是由宗教原因直接导致的欧洲大战。但是，在其宗教原因的背后却有着复杂的历史、经济、王朝争霸和个人野心等因素。如此旷日持久的战争，对旧的欧洲秩序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挪威学者克努成认为，三十年战争彻底摧毁了中欧地区的经济和政治结构，并在这场战争的铁砧上锤打出了一个开始整合的、轮廓清晰的、新的国家体系。^[31]因此，学者们通常把三十年战争视为近现代国际关系的始点。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战争的结束是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为标志的，而这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和约，明确地规定了一些我们至今仍然信奉和遵守的外交关系理念、机制和国际法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