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Babcock案及其影响
1963年美国联邦纽约上诉法院Babcock v.Jackson[5]一案，在侵权行为准据法上，掀起了选法理论的改革风潮，其中除了最重要牵连关系，或者称之为利益分析理论的选法改革运动外，另外一项重要的发展，便是区分跨国侵权行为案件中的行为规则（conduct-regulation）以及赔偿规则（loss-distribution），并适用不同的选法规则。[6]
该案是美国纽约州Rochester市的居民George Babcock小姐以及Jackson夫妇二人，在周末一同开车前往加拿大，车辆由Jackson先生驾驶，在加拿大Ontario省的高速公路上，车辆撞到路边石墙，Babcock小姐受到严重的伤害，返回纽约后，Babcock便起诉请求Jackson赔偿损害。Jackson援引加拿大Ontario省1960年《高速公路法》（Highway Traffic Act）第105条第2项规定，主张驾车当时并不是执行业务，因此无需赔偿乘客所受损害。
Fuld法官在判决中，虽然以利益分析为理论基础，论述本案准据法应选择适用双方当事人的共同住所法，而不是车祸发生地法。这虽然是判决中引人注意且影响深远的一项论证，但判决书中，除了本项值得注意的论证之外，还有一项论证也同样值得注意，即区别出行为规则与赔偿规则。Fuld法官认为加拿大Ontario省对于纽约州民是否应该赔偿纽约州民，并无适用其法律的利益，纵使事故发生的地点是在Ontario，当地的法律认为该行为构成侵权行为，也是如此。Fuld更进一步地阐述，本案主要的争点并不是Jackson先生驾车是否违反Ontario当地的道路交通规则（rule of the road）或者是行为准则（standard of conduct），而是Babcock小姐的乘客身份，可否导致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丧失。这项争点应该依照当事人的共同住所地即纽约州的法律，因为Babcock乘客身份的取得，是来自于与Jackson同住的纽约州，并不是来自于汽车行驶于加拿大的高速公路上。Fuld法官最后下结论，他认为并不是所有侵权行为法上的争点都必须适用行为地法，有关行为准则的争点，固然应以行为地法为准据法，但是行为准则之外的其他争议点，如恢复损害以及赔偿损害范围的争点，应该选择与该争点具有更强烈利益的法律，作为该争点之准据法。
在此案中，Fuld法官对于行为准则应适用行为地法，并不反对，甚至在结论中，也谈到应该适用行为地为准据法。Fuld的质疑，并积极采取不同于传统的选法规则，是针对损害赔偿的规则，即所谓的乘客法则。Fuld法官认为损害赔偿规则并不应该适用行为地法，而应该适用当事人的共同住所地法。[7]
在此之后的40年内，美国各州共计有42州采取与Babcock案相同的立场，区别行为规则与赔偿规则，分别采用不同的连结因素，选择适用不同的准据法。前者具有比较浓厚的属地性质，因此以行为地法为准据法。后者则通常以被害人住所地为重心，不再完全以行为地为连结因素。与此同时，欧洲各国也修正传统侵权行为选法规则。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85年的一项判决中，以双方当事人住所地法为准据法，并以此为侵权行为应依行为地法之例外。之后1999年德国修正其《民法施行法》，其中第40条第2项有关侵权行为的准据法，便规定“赔偿义务人与受损害人于事件发生时，有共同惯居地者，依共同惯居地法”。英国法院也在1995年的《国际私法法典（杂项规定）》中采取类似的立场。[8]欧盟于2007年7月间通过《非合同之债法律适用条例》（Regulation（EC）No.864/2007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f 11 July 2007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Non-Contractual Obligations（Rome II））[9]，其中第4条第1项规定“侵权行为之债依损害发生地法”，第2项又规定“被害人与行为人于损害发生时，有共同之惯居地，则依惯居地所属国之法律”，也采取类似立法例。意大利1995年《国际私法》第62条第2项也规定“侵权责任仅涉及同一国之国民，并均在该国设有住所，则依该国之法律”。不过，欧洲各国虽然采取比较弹性的侵权行为选法规则，但是否采取行为规则与赔偿规则区别之方法，则尚待观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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