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狱及其影响

第四节　文字狱及其影响

清廷在文化上实行的专制主义，还表现在大兴文字狱、销毁禁书等举措上，以强化封建专制统治。宁波曾是南明政权的重要据点，抗清斗争异常激烈，涌现出钱肃乐、张煌言、王翊等抗清名将，成为朝廷防范、打击的重点。加之，宁波又是教育发达、藏书丰富的文化之邦，“笔墨忘议”之事在所难免，因而，各级政府对宁波的文人甚为顾忌。

一、宁波的“文字狱”

早在顺治初，清廷就对遍布宁波的“西湖七子”、“西湖八子”、“南湖九子”、“南湖五子”、“鹤林七子”、“不波航”等诗社加以严厉镇压。例如，“西湖八子”中的毛聚奎、陆宇伙同张梦锡、华夏等儒生聚谋起事，但被清兵迫害致死。这些诗社的成员更多地将反清复明的情绪寄托在诗文中，“其所郁结，皆见之诗古文词”，其结果也是遭清廷迫害，诗文受到禁锢、销毁。又如，发生在顺治十八年（1661）的“通海案”，株连者不计其数。其中慈溪人魏耕亦冤屈致死，其著作《息贤堂诗》则被查禁。

康熙、雍正年间，文字狱更是“此起彼伏”，先后兴起很多大案，多数发生在浙江境内，例如，汪景祺《西征随笔》案、查嗣庭科题案、庄廷《明史案》以及吕留良、曾静案等。当时，宁波慈溪人裘琏也因少时戏笔而招祸。裘琏少年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其中有两句话为时人所传诵，一句是“欲定太子，莫若冀太子；欲冀太子，莫若贤太子”，另一句是“行狂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康熙末年，裘琏已年过七十，但他还是考中进士，后致仕返乡。雍正七年（1729），突然有人告发他少时戏代张良所作的招贤信是替已废太子出谋划策，莫名其妙地被捕入狱，时年已是85岁，可怜老人暮年不得享受安静生活，冤死狱中。

乾隆即位后，初期倒是力矫前朝严政，显示其宽仁，但大约乾隆二十年（1755）之后，朝廷对汉人的疑虑又日益加深，由此又恢复了以文字之过惩治世人的凶政，其声势可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乾隆利用修《四库全书》的机会，大量收缴、查禁图书，销毁不利于统治的书籍。当时，浙江被查禁的书是全国最多的，据汪启淑《水曹清暇录》记载，自乾隆三十七年至三十九年（1772—1774），全国共查禁书籍13781部，其中浙江最多，达4588部。又据《宁波通史》统计：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1774—1781），浙江省先后24次收缴、查禁、销毁禁书，书籍达538种，共13862部。^[20]像张煌言的文集《冰槎集》，诗集《奇零草》、《采薇吟》，皆被清廷视为禁毁之书，严禁抄写、阅读。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也遭到禁毁。鄞州籍学者李邺嗣编写的诗、文集皆因忌讳，被列为禁书。

二、对文化教育的影响

文字狱的兴盛使宁波府、县学受深受其影响。例如，吕留良死后，雍正曾撰文驳斥吕留良学说，并将该案中的湖南籍生员曾静等人表示悔改的供词和历次谕旨印成《大义觉迷录》，颁行全国，作为儒生必读之书。宁波地方政府积极地向府、县学大力宣读《大义觉迷录》，迫令士子阅读，以示警戒。慈溪儒学还把康熙、雍正的“上谕”、御制碑文以及《御制朋党论》、《刺钱名世诗集》作为学生必读内容。象山县学也以《御制训饬士子文》、《御制圣谕万言广训》、《刺钱名世》、《大义觉迷录》等书籍作为主要教学内容。通过这种手段，清廷加强了对宁波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

以上专制而愚蠢的政治手段，不但控制了人们的思想，摧残了学术文化，而且也伤害了士子的身心，埋下了使清廷日后走向腐败衰落并遭受西方欺凌的隐患。就文字狱对宁波文化教育的影响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①文化典籍遭到很大的破坏。②学术思想遭到禁锢，以至于迫使人们为规避风险，抛弃清初曾涌动的“经世致用”思潮，而走校勘、考据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