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半岛核问题

第一节　朝鲜半岛核问题

后冷战时代东亚地区所遭遇的第一场重大安全挑战就是朝鲜半岛的核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发端于1990年冬，当时美国国防部和情报部门以其卫星照片和资料为据，认定朝鲜在平壤以北约90公里处的平安北道宁边地区增设核反应堆及附属设施，此反应堆使用过的核燃料“可分离出用于生产核武器的钚”。华盛顿认为，如果朝鲜获得核武器，首先将严重威胁美国在东北亚的驻军及其在本地区的两个主要的盟国——韩国和日本——的安全；其次，它将在核扩散方面引起连锁反应，韩国、日本甚至中国台湾都会试图发展核能力；最后，美国还担心朝鲜会向一些所谓的“无赖国家”转让核技术和核材料^[1]。有鉴于此，美国对这一问题高度关注。

1991年9月，布什政府公开谴责“朝鲜正在研制核武器”，声称必须对朝鲜核设施进行检查。面对美国和韩国的指控，朝鲜反复声明它没有制造核武器的打算和能力，表示不反对对朝鲜进行核检查，同时指责美国在韩国部署核武器威胁其安全，要求对韩国进行同样的检查，撤走美国部署在韩国的核武器。布什政府鉴于冷战后安全形势的变化，在提出朝鲜核问题的同时，宣布撤出冷战时期部署在韩国的核武器。1991年12月，韩国总统卢泰愚发表声明称，部署在韩国的美军核武器已全部撤完。同月，南北双方草签了《朝鲜半岛无核化共同宣言》，接着，朝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正式签署了核安全协定，并同意接受核检查，半岛的紧张气氛有所缓和。

1992年5月，朝鲜开始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检查^[2]，但是当年10月，韩、美方面以“核检查没有取得有意义的进展”为由，决定停止执行美军从韩国撤离的第二阶段计划，并重新恢复1992年曾一度中止的“韩美联合军事演习”。对此，朝鲜反映强烈，要求美韩方面撤销上述决定，并宣布冻结同韩国的对话和接触。接着，韩国也作出停止同朝鲜进行经济交流的决定。半岛局势再度趋紧。

到1993年2月，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对朝鲜进行了6次不定期核检查。检查结果表明，朝鲜的核技术尚处于低级阶段。但美国对此仍表示怀疑，认为朝“隐藏了核设施和核物质”，有的核设施“没有向国际原子能机构申报”等，宣称如朝不接受进一步的核检查，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实行强制性“特别检查”，若朝再拒绝“特别检查”，则将此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解决。朝鲜则一再重申：朝并未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漏报核设施，不能容忍以此为由对其与核无关的军事设施进行检查，并警告说，“若对朝采取不当措施，朝将采取相应的自卫性措施”。2月25日，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朝鲜在一个月内作出答复，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宁边地区进行“特别检查”。美国声称，若朝不接受“特别检查”，将进行经济制裁，甚至不惜动用武力。面对美国的强大压力，1993年3月12日，朝鲜政府发表声明，宣布退出于1985年12月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4月1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通过将朝鲜核问题提交联合国的决议。5月10日，联合国安理会作出决议，要求朝鲜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对其核设施进行特别检查，并重新考虑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决定。

为打破僵局，朝美于1993年6月2—11日就核问题举行第一轮高级会谈，双方在以下三原则上达成协议：双方保证不以武力相威胁，其中包括不使用核武器；维护无核化的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相互尊重主权，不干涉内政；支持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与此同时，朝鲜宣布暂不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7月14—19日，朝美举行第二轮高级会谈。美国表示愿意帮助朝鲜引进轻水反应堆以取代其石墨减速反应堆，朝鲜则表示将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及韩国对话；双方还决定在两个月内举行第三轮会谈，协商解决核问题和全面改善双边关系等问题。一度十分紧张的半岛局势重又趋于缓和。

1993年8月31日至9月4日，朝鲜同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的磋商因双方对核检查的立场分歧而未能取得进展。另一方面，朝鲜试图通过核问题打开对美关系。11月11日，朝外务省第一副外相姜锡柱提出解决核问题的一揽子方案，内容包括：美采取实际行动放弃对朝的核威胁和敌视政策，朝则继续留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内，并全面履行核安全协定，使核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克林顿政府对此作出积极反应，提出了一个“彻底全面解决”问题的方案，但前提条件是重开南北对话和遵守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保障协定。1994年2月15日，朝鲜在同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几次接触后，正式表示同意开放7个核设施接受“全面检查”。美韩在欢迎的同时，又提出新问题。一是关于对朝没有申报的两个设施进行“特别检查”的问题，美方强调朝美第三轮会谈应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朝就检查问题达成协议后才能进行。二是朝韩互查问题。韩国称，朝接受国际全面检查还不够，还必须接受南北互查才能彻底解决核问题。三是美国宣称，只有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全面检查”顺利进行后，美才会停止1994年度的“协作精神”联合军事演习和重新考虑“爱国者”导弹的部署问题。四是要求朝鲜重返《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接受条约所规定的经常性检查。经过协商，美朝于2月25日就核检查问题达成协议：美朝第三轮高级会谈定于3月21日在日内瓦举行，美打算中止1994年美韩“协作精神”联合军事演习，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的核检查将在按早些时候双方达成一致的时间内开始和结束，朝鲜北南方将就互派特使问题恢复工作及接触。半岛局势再次得到缓解。

1994年3月1日至15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朝鲜的有关设施进行了全面检查，但各方对检查结果的评价大相径庭。朝方认为在检查过程中，朝积极协助了检查团的工作，检查团圆满地进行了2月15日维也纳协议中所规定的所有活动，经检查，“可以充分证明核物质没有被移用，核安全的连续性得到了切实保证”。国际原子能机构则认为，朝“拒绝对宁边地区的放射化学实验所的检查”，因此“到目前为止不能确认朝是否把核物质转用于军事目的”。美国宣称，朝鲜“没有给予完善的帮助与合作”；重申核检查和互派特使仍是朝美会谈的两个前提条件；表示将取消原定于3月21日举行的第三轮朝美高级会谈，并考虑恢复已经宣布终止的1994年度“协作精神”联合军事演习。朝鲜强烈谴责美提出前提条件是违反朝美协议，称“美若坚持这两个前提条件，朝美协议将自动失效”，朝美会谈将“被视为决裂”，朝将不再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检查，并不再举行北南工作代表接触，不参加第三轮朝美会谈等。朝鲜还接连两天在平壤市举行防空演习和实行灯火管制。

美国和韩国方面的反应则是加大对朝鲜的压力。3月21日，美国国防部长佩里（William Perry）扬言将把大约160枚“爱国者”导弹运往韩国，如联合国决定制裁朝鲜，美还可能增加在韩国的驻军。美韩还就加强联合防卫体系达成一项协议，一致要求朝鲜允许国际检查人员对其可疑的核基地进行“全面充分的检查”，否则将提交安理会进一步采取行动。在美国的敦促下，3月25日，联合国通过关于朝鲜核检查问题的决议草案，“敦促朝鲜按照双方2月15日达成的协议，让检查人员完成检查活动”；要求朝鲜和韩国恢复谈判，以执行1992年发表的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区的共同宣言；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完成对朝7个核设施的检查之后，那些同朝进行旨在解决核问题的对话的国家将对话继续下去。

就在对核基地的检查问题陷入僵局之际，朝鲜又走了一着险棋——更换“核燃料棒”，此举引起轩然大波，并使核危机达到高峰。这一事件的背景是，1994年4月下旬，朝鲜多次向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要更换宁边5千瓦核反应堆燃料棒，并邀请该机构派遣人员到现场监督，但国际原子能机构在表示谨慎欢迎的同时，要求朝鲜接受该机构对其核设施及运作过程的“全面检查”，其中包括对核燃料棒进行抽样检查，并以书面形式予以确认。在朝方表示难以接受后，国际原子能机构拒绝派人前往朝鲜，并反对朝在没有国际监督的情况下更换燃料棒。在双方意见难以取得一致的情况下，出于核能安全考虑，朝鲜于5月14日宣布自行更换燃料棒。消息公布后，在国际上引起极大反响。美日韩通过电话会谈及在纽约召开三国紧急会议磋商后，一致同意在联合国范围内分阶段对朝实行经济和军事制裁。安理会发表声明呼吁朝在核检查上予以合作。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决议，宣布中断对朝每年约25万美元的援助。面对各方面的压力，朝鲜针锋相对，于6月13日宣布立即退出国际原子能机构，并拒绝进一步接受国际机构保障核安全连续性的检查。自1992年以来试图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国际努力眼看就要付诸东流。

在此形势下，克林顿政府面临的选择是：或以武力解决朝核问题，或通过制裁进一步向朝鲜施加压力，迫使平壤就范。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应国防部长佩里的要求，制定了袭击朝鲜核设施的应急计划：以精确制导炸弹攻击宁边的核设施，摧毁用来制造原子弹的钚，并将附近用来加工反应堆燃料的特殊建筑夷为平地^[3]。美国军方高层人士相信，美军可以以极小的伤亡发动这样一场袭击，同时，朝鲜的伤亡可能性也极小，释放进大气层的辐射量也微乎其微。虽然这些核设施摧毁后，朝鲜仍有可能重起炉灶，但这场攻击却可以让平壤的核计划倒退很多年。另一方面，佩里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沙利卡什维利（John Shalikashvili）也认识到，这样一场攻击很可能会刺激朝鲜去攻打韩国。虽然朝鲜最终会输掉这场战争，但它将造成几十万、甚至几百万的伤亡。基于这一估计，佩里决定暂时不向克林顿总统推荐武力解决的方案，而是同意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的办法，采取严厉的制裁手段向朝鲜施加压力^[4]。

根据这一思路，美国于6月15日提出一个两阶段对朝制裁方案，同时号召各国参与制裁活动，以迫使平壤就范。朝鲜愤怒地回答说，施加制裁是“战争行为”。为应付有可能出现的军事冲突，美军制定了增兵韩国的计划，该计划包括三个方案：一是先增兵2.3万，为后继40万大军的进驻提供保障；二是选派30至40架作战飞机进驻韩国基地，协助地面部队作战，同时，增派F117隐形战斗机进驻关岛，随时支援朝鲜半岛作战；三是在朝鲜半岛周围海域部署航母作战群，派遣更多的陆军和海军陆战队。6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白宫内阁会议室召开会议，讨论对朝增兵计划，佩里和沙利卡什维利先后介绍了上述增兵方案，等待克林顿总统做出决定。

就在克林顿政府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对朝增兵计划之际，美国前总统卡特（Jimmy Carter）正在平壤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就核问题举行会谈。卡特曾在6月1日致电克林顿，对美朝危机深表关注。他认为美国有必要直接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接触，要求亲自去平壤游说。对克林顿政府来说，卡特之行是一种赌博，因为卡特已经不在位，没有什么政治权力，但如果克林顿政府不放他去，白宫就会失去一个避免战争的机会，克林顿政府就会为此背上黑锅。克林顿总统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同意卡特前往朝鲜游说。为了掌握政策分寸，卡特在赴朝鲜之前曾同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安东尼・莱克（Anthony Lake）进行过协调。在平壤，卡特同金日成举行了两天的会谈，金日成同意朝鲜在美朝会谈期间冻结核计划，并表示，如果朝鲜过时的反应堆能够用现代化手段更安全地进行更换，朝鲜可以考虑永久冻结。作为一种交换，美国要保证不对朝鲜实施核攻击。卡特原则上同意了这个建议，并立刻给白宫打来电话通报这一消息。在获悉卡特与金日成会谈的结果后，克林顿总统决定推迟就美国增兵朝鲜半岛一事做出决定，并愿意恢复美朝高层会谈。朝鲜核危机峰回路转，又出现了一缕曙光。

朝方在金日成与卡特的会谈结束后，正式通知美国，将冻结其核计划的主要部分，允许检查人员继续留朝检查，并保证国际原子能机构设置的监控仪器的正常运转，保障核设施的安全连续性等。金日成还通过卡特向韩国转达举行南北首脑会谈的建议。美国立即表示将于7月初在日内瓦举行新一轮朝美会谈，朝韩也就7月25日在平壤举行南北首脑会谈事宜发表联合声明。虽然由于金日成意外地去世，南北首脑会谈被不定期推迟，但于8月5日至12日举行的朝美第三轮高级会谈取得重大进展，双方达成以下重要协议：

1.朝鲜准备用轻水反应堆电站取代石墨减速反应堆及其有关设施，美国准备作出安排，尽可能快地向朝鲜提供容量大约为200万千瓦的轻水反应堆，以及替代石墨减速反应堆的临时替代能源。得到美国这一保证后，朝鲜将冻结一座5万千瓦和一座20万千瓦反应堆的建设，放弃后处理并封闭放射化学试验室。上述各项将由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

2.朝鲜和美国准备在对方的首都互设外交代表机构，并减少贸易和投资壁垒，以作为走向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全面正常化的一个步骤。

3.为了帮助实现无核化的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美国准备向朝鲜作出不以核武器相威胁或不使用核武器的保证，而朝鲜仍准备执行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北南联合声明。

4.朝鲜准备继续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一方，允许根据这项条约实施其安全保障协议。

在此基础上，美朝双方于9月23日至10月21日在日内瓦举行第三轮会谈第二次会议，并于21日签署了美朝核框架协议。该协议的签字使纷扰经年的朝鲜核问题告一段落，美朝关系的危机暂时得以化解。

朝鲜核危机是后冷战时代美国在东亚面临的第一场严峻的安全挑战，它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克林顿政府对地区安全形势的认识和美国安全政策的调整。具体说来，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这场危机加深了克林顿政府对地区安全形势复杂性的认识。如前所述，90年代初朝鲜半岛所出现的缓和势头曾经使美国的战略家们对半岛局势的发展作出乐观的估计，但朝鲜的核问题以及围绕核问题所出现的紧张局势使美国的决策者不得不重新评价本地区的安全环境，重新思考美国的对策。他们在强调所谓“朝鲜威胁”的同时，提出美国不应进一步削减在本地区的驻军。于1994年出任美国国防部助理国防部长的约瑟夫・奈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朝鲜是一个明确的和现实的危险。其不仅接近于获得核武器能力，而且拥有一支110万人的军队，其中三分之二部署在朝鲜半岛的非军事区。不仅如此，它还在开发新一代的弹道导弹。去年10月克林顿政府与朝鲜谈判达成的框架协议冻结了朝鲜的核计划并要求消除该计划。随着时间的推移，半岛的紧张局势有望以和平方式解决。但是要使协议完全得到实施，需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前面还有许多陷阱。在这种情况下，从本地区撤军将是严重的错误。”^[5]由于朝鲜核问题的出现，布什政府先是在1991年11月宣布推迟实施第二阶段从朝鲜半岛削减美国驻军的计划，继而又于1992年10月决定停止执行该计划。克林顿执政后，五角大楼对美国的军事战略进行了“从下到上（bottom-up）”的评估，于1993年10月发表的评估报告建议，鉴于新的安全形势，美国应在东北亚保持大约10万人的驻军。

其次，朝鲜核危机也使克林顿政府认识到重新定义美日安全同盟的必要性。当美国为一场有可能在朝鲜半岛爆发的军事冲突作准备时，它希望在战时能够得到日本的协助，包括利用美在日本的军事基地，使用日本的医疗设施，日本自卫队提供后勤支持等等。但是让美方惊讶的是，由于日本宪法中相关条款的限制和冷战时期美日安全同盟主要定位为保卫日本，日本方面无论在法理上和实践上都没有做好这种准备。在朝鲜核危机的高峰期，华盛顿曾要求日本派出扫雷舰去支持韩国近海的美国海军，但东京对于这项要求没有答复，这使美方对美日同盟的状态深感不满。有鉴于此，克林顿政府认为有必要重新定位美日同盟，让日本承担更多的义务，使之适合美国在后冷战时代的战略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