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望冷战后的东亚

第一节　展望冷战后的东亚

1991年12月7日，是珍珠港事件50周年的纪念日。美国朝野以异乎寻常的热情迎接这一特殊日子的到来。广播、电视一个接一个的专题节目，报纸杂志连篇累牍的集中报道，还有大大小小的学术研讨会，各种各样纪念性的集会，将这一纪念日的气氛烘托到了极致。50年前的这一天，日本军队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给美军造成重大损失，美国遂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美国参加对日战争，不仅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败，而且也对战后东亚和太平洋的国际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与东亚的关系也因此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美国人来说，这确乎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但是在美国人的心底，对这个特殊日子的关注，与其说是因为50年前所发生的事件，不如说是由于现实世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冷战的结束和美日关系所出现的问题。

从1989年到1991年，世人目睹了冷战坚冰在东亚的逐渐融化。1989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中苏关系正常化。1990年，戈尔巴乔夫对日本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同一年，苏联和韩国建交。就在这一年，朝鲜半岛北南方在首尔举行第一次总理级会谈，次年，南北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并签订了“和解、互不侵犯际交流合作协定”。与此同时，中国与韩国的关系也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在经贸关系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双方在1990年达成在对方首都互设贸易代表处的协议，并最终于1992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回顾历史，亚洲冷战的进程自朝鲜战争始，本地区的冷战结构也一直以东北亚为重心。因此，对美国来说，东北亚局势的缓和无疑冲击着数十年来美国在本地区安全安排的基础，冷战的结束意味着美亚关系新阶段的开始。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詹姆斯・贝克（James A.Baker，Ⅲ）写道：“1991年结束时，我们看到美国在亚洲经历中几个悲剧性的和具有界定意义的插曲的终结，随着我们迈向21世纪，美国在本地区的参与掀开了新的一页。”^[1]

与冷战终结同样重要的是美日关系所发生的变化，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两国间的贸易摩擦所造成的。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贸易逆差直线上升。根据美方的统计，1980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为99.2亿美元，到1985年增加至461.5亿美元，到80年代结束的1990年已突破500亿美元。美国认为隐藏在如此巨大的贸易逆差背后的问题是日本市场的封闭性，因而从80年代初开始，美国政府和国会不断发动攻势，要求日本在调整出口政策、减少出口的同时，向美国开放市场并改变日本的货币金融体制^[2]。尽管每一次的日美摩擦差不多都以日本做出某种让步结束，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在整个80年代，日本对美贸易顺差越来越大，两国贸易摩擦领域不断扩大，程度不断深化。使贸易不平衡问题复杂化的是美日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1950年，日本经济总量只有美国的1/20，40年后，按汇率计算，日本经济已占美国的60%，人均收入超过美国。在8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年增长率接近5%，而美国只有2.5%，许多观察家预计，日本经济将在21世纪初超过美国^[3]。在美欧日三大经济体的力量对比中，已形成对美不利的5：5：3的局面。当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第三大制造品出口国，并在高技术的诸多领域处于公认的领先地位的时候，美国每年的财政赤字高达3 000亿美元，90年代初期的外债达10 000亿美元，科技的优势正在逐步丧失，教育质量更是大成问题。这种发展态势和力量对比的变化无疑加深了日美之间的经济矛盾。

经济矛盾的加剧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美日关系的其他方面。两国的政治人物越来越多地公开抨击对方，两国公众对对方国家的消极看法显著上升。1990年盖洛普公司在美国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52%的美国人认为日本比任何其他国家对美国更重要，而在1986年持这一观点的占61%；71%的人相信日本实行不公平的贸易措施，而认为欧盟这样做的只占40%；此外，60%的人相信日本的经济实力对美国关键的国家利益构成严重威胁，这一比例超过对其他任何“可能的威胁”的估计^[4]。正如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言：“美国认为日本在一个重要的实力领域威胁它的主导地位。”^[5]另一方面，面对美国的指责，日本朝野愈来愈感到不耐烦，人们倾向于认为，美国因为自己的经济缺乏竞争力而批评日本，这是不公平的。一些日本政界和企业界的头面人物一反日本文化的含蓄方式，公开表示对美国的失望和愤怒。石原慎太郎在他风靡一时的《日本可以说“不”》一书中称，日美贸易摩擦的背后是种族偏见。曾担任美国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忧心忡忡地写道：“曾经被称作美国唯一最重要的对外关系——这一关系对地区和平和全球繁荣至关重要——最近变得不健康甚至令人极不愉快。虽然远未达到破裂点，但美日关系越来越充满摩擦、憎恨和相互指责。”^[6]安全伙伴成为经济上的主要对手，这是冷战结束时困扰美日关系的主要问题。

尽管冷战落下帷幕，美日关系今不如昔，美国与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联系的纽带在二战后的近半个世纪中却大大地加强了。美国同本地区的5个国家保持着安全同盟关系，在这里部署着135 000人的兵力。华盛顿认为，美国在本地区的安全存在“使美国成为关键的地区平衡者，促进了地区的稳定，提升了美国的外交影响力，并有助于形成一个有利于美国经济利益增长的环境”^[7]。经济方面，1991年，美国与亚太地区的贸易总额为3 100亿美元，而与西欧的贸易额是2 010亿美元，跨太平洋贸易超过跨大西洋贸易的近三分之一。美国对该地区的出口为1 300亿美元，创造了260万个就业机会。90年代初，美国企业在该地区投资超过610亿美元，而亚洲在美国投资超过950亿美元。美国与东亚联系的最密切的纽带是人数不断上升的亚裔美国人——在90年代初已超过700万——是美国增长最快的移民群体^[8]。有鉴于此，1992美国国防部提出的美国亚太战略报告称：“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美国是一个在亚太地区有着持久的经济、政治和安全利益的太平洋大国。……我们在这个充满活力的地区的利益和利害关系是巨大的，并且仍在不断增长；我们的未来依赖于跨太平洋纽带的程度绝不低于对跨大西洋纽带的依赖。”^[9]

正由于美国在亚太地区不断增长着的利害关系，冷战的结束并未减少美国对该地区的关注。当公众还沉浸在冷战终结的欣喜之中的时候，美国的战略分析家们已经开始思考下列问题：亚太地区新的战略环境和未来十年的发展趋势如何？面对急剧变化的亚洲，美国该设计怎样的地区安全战略？

大多数美国分析家们相信，亚太地区的战略环境总体上表现为“非对称的多极”。所谓“多极”是指本地区的5个主要大国——俄印中日美——在地区政治与安全事务中拥有不可忽视、不可取代的重要性和影响力；“非对称”则是指这些大国力量对比的不对称性，如日本的经济优势和美国政治、经济、军事的总体优势^[10]。对90年代亚太地区的发展，人们普遍持比较乐观的看法。首先，亚太地区经济增长的势头将保持下去，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亚太尤其是东亚的重要性会继续上升，与此同时，地区内的生产和贸易将进一步分散化。随着经济关系的发展，亚洲化的进程将会加快，亚洲各国之间在各个层次上的联系会更趋密切。政治上，各国间的关系将进一步改善，中苏关系将实现完全的正常化，两个朝鲜的关系会进一步缓和，而柬埔寨问题的最终解决将使印度支那各国关系趋于正常。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在国际政治与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进一步上升。“但是未来10年左右，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将在国际事务中保持相对低调，他们的政治野心也可能在这个时间框架内（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得到抑制——如果美国继续在亚洲保持军事存在的话。”^[11]安全方面，冷战的结束使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印度支那问题以及俄日领土争端的希望上升。在东北亚地区建立信任措施和推进军备控制与裁军的机会增大。亚洲安全将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一系列灵活的、特定的政治与防务安排，解决安全问题的多边手段正在出现。由于安全环境的改善，冷战时代的安全同盟模式将逐渐消失或发生重大变化。这些同盟的排他性和庇护者与被庇护者的支配模式必须让位于更加平等的伙伴关系。在不远的将来，东亚的冷战结构肯定会消失，这对美国在本地区的安全投资会产生很大影响。有人甚至预言，“在90年代末——如果不是更早的话——在日本或任何其他西太平洋或东亚的外国土地上不会再有美国驻军。”^[12]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战略家们在预测东亚中长期的发展趋势时，对日本因素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们认为，由于日本在经济上迅速赶上（在某些领域已经超过）美国，两国之间的战略平衡很可能很快要重新界定。对美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来说，眼前不对称的安全关系是不合理的。美国作为日本的领导者的讨价还价的砝码和信用正在减少。在东京和华盛顿，人们越来越频繁地质问：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经济大国在安全上还要依赖世界上最大的负债国，这种情况还要维持多久？

尽管意识到日美关系的变化不可避免，但是美国的分析家们对这种变化的前景缺少把握。日本由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将意味着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但是日本积极参加国际事务的后果之一，将是日本的外交政策同美国外交政策进一步拉开距离。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接受一个更加自信和自主行事的日本将是困难的，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把日本看作是最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上的小伙伴。此外，由于日本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专注于经济发展，加之其政治体制使其无法推进协调一致的对外政策目标，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将是一个不可预测的因素。在安全方面，华盛顿自80年代以来即要求日本增加国防费用，但一些人士指出，美国的这种做法是目光短浅的，因为就长期后果而言，它有可能对日本的东亚邻国产生不稳定的影响。当这些国家鉴于日本大幅度增加防卫开支而提高自己的军事能力的时候，日本所产生的不安全感又会加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力量。同时，日本的军事能力的增强会导致东京的外交政策更加咄咄逼人，最终会与美国的政策相左^[13]。

在美国战略家们的眼里，亚洲的另一个大国中国更多地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不是安全问题。由于1989年春夏之交在北京所发生的政治风波，人们对90年代中国发展的主要关切是老一代领导人退出政治舞台所带来的权力交接问题，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压力，以及在北京的政治风波和苏联东欧的政治剧变后中国能否坚持改革开放的问题^[14]。但是有些分析家表达了这样一种担心，如果中国在90年代保持高速经济增长，以及顺利收回香港，中国将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中表现得更加自信，把更多的注意力转移到地区事务中来，并觉得没有特别的必要与美国合作。这种分析认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和日本可能会再一次有了明确的战略合作的基础——对付中国^[15]。回过头来看，这种分析被证明是有远见的。事实上，随着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走出“六四”风波后的低谷，从1992年开始迎来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对一个崛起的中国的担心使美国和日本在90年代中期而不是21世纪初期加强和调整了双边安全合作的基础。

在展望亚太地区的发展趋势的同时，美国的战略家们更关心的是90年代有可能出现的对地区稳定与安全的挑战。在他们看来，这些挑战包括^[16]：

（1）朝鲜为摆脱冷战结束后的不利处境而加快发展核武器。

（2）南中国海的岛屿争端有可能使东南亚很多国家卷入一场地区冲突，并影响到穿越南中国海的主要航道的通行。

（3）中国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将导致“台独”势力的膨胀，从而引起台海两岸关系的紧张，这将挑战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

（4）随着日本成为政治大国的意愿明朗化，日本在本地区的战略作用问题将更加尖锐。日本军事力量的增长将使一些东亚国家感到担心，特别是如果日本被认为是在日美安全框架之外独立行动的话。

（5）某些东亚国家向南亚和中东地区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6）一些国家如中国、越南、缅甸有可能出现的政局不稳。

（7）美日经济竞争加剧，并导致两国安全同盟关系的破裂。

将上述预测与20世纪90年代亚太局势的演进相印证，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分析家们对某些问题表现出了较强的洞察力。事实上，朝鲜半岛的核问题，台湾岛内“台独”势力的上升，日本谋求更加活跃的安全政策，这些已成为影响亚太地区安全的重要因素。

与此同时，美国的分析家们也认识到，由于形势的变化，美国在90年代处理美亚关系方面将面临一系列的挑战。

首先，美国战略家们意识到，亚洲在90年代将向美国提出与以往大为不同的挑战。这种挑战既来自历史遗产，也来自现实的变化。本地区的军事威胁——长期以来这种威胁决定了什么是最重要的问题，也使美国及其盟友建立了一个同盟网——已经下降到这样的水平，从而使得冷战安全结构或者完全过时，或是迫切需要进行新的调整。亚洲现在所提出的挑战是政治和经济上的，但长期而言也与美国的安全利害相关^[17]。

其次，美国未来的安全政策必须考虑到全球和地区形势的巨大变化，现实的和潜在的威胁的性质的变化，军事技术革命和调整美国安全日程轻重缓急事项的必要，等等。美国的安全政策必须呈现出更强的多边成分，像核扩散和战略武器出口这些问题将被置于国际日程上^[18]。

最后，在跨入20世纪最后10年时，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虽然增加了，但担任该地区领导的潜力却有所下降。其原因是：苏联威胁的减少使美国不再有理由仅以双边安全利益为基础来领导该地区；亚洲各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成长在西太平洋造成了多样化和地区性大国兴起的条件；美国的某些极为显著的弱点，如美国许多工业部门的工业基础都不如几个亚洲国家的有关部门效率高、竞争力强，从而使美国在该地区的威望下降；民族主义正在多数亚洲国家迅速发展，这突出表现为对超级大国的更大的独立性和期待自己的国家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19]。

分析美国战略家们对90年代亚洲的展望，可以看出3个明显的特点。一是过高地估计了日本。由于日本经济在70—80年代的卓越表现，美国的分析家们对90年代日本经济增长的前景作出了过于乐观的预计，夸大了日本所构成的威胁。他们显然没有意识到8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高速发展所蕴含的巨大风险，以及制约日本经济进一步增长的体制性障碍。二是忽视了中国经济的崛起。虽然少数战略家注意到中国在90年代的发展有可能影响到东亚的战略格局，但绝大多数观察家们忽视了这一点。究其原因，可能与他们过于关注日本经济的挑战，以及受到1989年中国所发生的政治风波的影响有关。三是对美国自身缺乏信心。尽管美国赢得了冷战，困扰美国40余年的安全挑战一朝化解，但面对日本、德国这两个经济巨人的崛起，以及国内堆积如山的经济与社会问题，美国人在展望下一个10年美国与世界上最富有活力的亚太地区的关系时确实感到有些迷茫。冷战结束了，但美国人并不感到轻松，这是90年代初弥漫在美国精英中间的一种有代表性的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