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英国反对援蒋保台与美国的弃蒋弃台
当然，英国此时对台湾问题保持低调，也与整个中国和远东局势还有待进一步观察有关。在英国对中国共产党政权可能采取的政策尚未最后确定之前，其对台政策也必然带有这种不确定性。然而，到1949年下半年，一系列新的因素促使英国开始改变其在台湾问题上追随美国的立场。
一是美英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抵制。在美国1949年4月15日正式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之前，已获悉美国这一意图的国民党方面抢先于1949年3月由刚离职的前外交部长王世杰在台湾发表公开讲话，宣称台湾是“收复失地”，不是“军事占领区”，中国对该岛的内政外交拥有绝对主权。王世杰指出，自中国对日正式宣战以来，《马关条约》已经失效。自那时起台湾在法律上就已归属中国，到战争结束时再从日军手中实际收回。他要大家对“帝国主义实现直接或间接控制台湾的企图”提高警惕。考虑到中国的舆论反应以及王世杰的声明，5月18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电美国驻广州代办克拉克，希望克拉克转告驻台公使不必再“顺便”与陈诚提此事，因为这涉及更广泛的考虑，如果蒋、陈予以公开将会适得其反。[34]美国关于“台湾地位未定论”暂时到此为止。1949年5月30日，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驻英使馆致函英国外交部，指出英国有关台湾地位的言论引起了中方的疑虑，因此“有必要指出这样的历史事实，即台湾一直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国人一直居住在那里。尽管1895年中日战争后台湾根据《马关条约》被割让给日本，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它回归中国，只是再次确认了那一历史事实的延续”。要求英国外交部正确理解这一历史事实，在回答议会质疑时就台湾地位问题做出澄清。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所拥有的广播电台也连续广播反“台独”的文章，指责“台独”运动受外国势力的操纵，表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35]
二是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英国承认新中国的立场日趋明确，英国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拉开距离在所难免。到1949年8月底，英国内阁已讨论准备承认新中国的文件，对台立场便趋于明朗，所以9月9日，英国远东事务助理次官丹尼与美国东亚事务助理国务卿麦钱特就台湾问题进行磋商时，不仅对当时美国有条件地援蒋表示疑虑，而且对所谓的“台湾再解放联盟”表示怀疑。丹尼认为:“尽管这是一个非共产党和非国民党的致力于台湾独立的组织，但是该运动的领导人非常令人讨厌。”至于由台湾人向联合国呼吁举行公民投票或建立由联合国托管的可能性问题，他认为非常渺茫，特别是在蒋介石仍然控制台湾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最后，丹尼正式向美国阐明了英国对台立场的四点意见:1.估计中国国共两党都将继续对台湾提出主权要求；2.未经四大国协议无法改变目前台湾的法律地位；3.不大可能将台湾问题提交联合国，这样做弊大于利；4.谁控制台湾要看国共斗争的结果，台湾落入共产党手中的可能性很大，很难阻止，只有希望共产党占领该岛时不要引起太大的破坏。[36]
1949年9月22日，英国外交部发言人对外宣称:“即使中国共产党控制了台湾岛，台湾仍然是中国的。《开罗宣言》要求将台湾归还中国，而且战后这一领土已经交给了中国当局，尽管这一交还尚需得到对日和约的最后确认。”发言人同时指出:“英国政府负有将台湾交还给中国的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对将台湾交给任何类型的政府都负有责任。”此话意在表明，英国并不负有一定要将台湾交给中共政府的责任。[37]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英国事实上承认新中国并准备在法律上正式承认新中国，其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更趋明确。1949年11月，英国外交部助理次官梅休(C.P.Mayhew)两次在下院就台湾问题表明政府立场。14日，梅休称:“英皇陛下政府在淡水设有领事馆，由英皇外交部的正式外交人员负责。他们和控制该岛的中国国民党当局保持联系。只有最后签订对日和约，才能使台湾的法律地位正式改变。但不管最后如何解决，这都不是英皇陛下政府所能单独解决的事情。”21日，有人在下院质询梅休:“基于什么条件或其他文件或有约束性的宣言，英皇陛下政府承认中国当局目前对该岛的控制?”梅休答称:“唯一有关的声明就是1943年《开罗宣言》。那时美、英、中三国元首宣称，日本从中国窃取的领土，包括台湾在内，应归还中国。1945年苏联亦参加了《波茨坦宣言》，重申了《开罗宣言》。根据《开罗宣言》，中国当局在日本投降的时候对该岛加以控制并在此一直行使着对该岛的控制。”[38]1950年1月6日，英国政府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即宣布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关闭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馆，但在台湾淡水仍保留了领事馆，处理地方事宜。不过强调“只与台湾省政府保持事实接触”，而不与国民党政府的“中央机关”发生联系。[39]
由此可见，英国虽然不愿明确承诺将台湾交还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仍与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保持事实上的联系，但是它明确坚持《开罗宣言》的原则立场，承认台湾是由中国人在治理的事实，也无意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这一趋势。
由于英国立场的日趋明确，美国寻求对台湾实行国际托管的努力难以实现。英联邦国家和法国的态度也与英国基本相似。在中国国共双方反对、英联邦及主要西欧国家不合作的情况下，美国要搞对台湾的国际托管只有美国自己亲自出面，而这又违反了美国对台政策中所确定的不能单方面、公开地进行分离台湾行动的精神，所以，诉诸国际托管的计划最终不了了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党残余势力退守台湾，人民解放军也同时逼近福建和浙江沿海。一方面，随着1949年12月7日国民党“政府”迁台，美国任何绕开蒋介石、分离台湾的可能性不复存在。美国政府被迫重新回到援蒋保台的路线上来。12月中旬，美国政府正式决定在外交上与国民党政府保持关系[40]，同时加大对蒋介石的援助力度。另一方面，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预测，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占领和控制，“台湾可能在1950年底落入共产党的控制之下”，而且在最近的华盛顿会谈中，英国已经明确表示共产党最终控制台湾不可避免，英国不可能建议采取任何措施阻止这一趋势。[41]至此，由于国民党的失败已覆水难收，而先前美国分离台湾的行动也一再受挫，美国对继续支持蒋介石，不在军事上大规模卷入的情况下保住台湾的信念产生了严重的动摇。美国对台政策面临新的抉择，要么不惜以军事上卷入与中共冲突的代价坚决保住台湾；要么面对现实，准备放弃支持蒋介石，放弃台湾，美国国内对台湾政策的重新评估和争论一时再趋激烈，其政策自相矛盾与摇摆不定的特点一度非常明显。
以军方和国会亲蒋势力为代表的一派主张援蒋保台，认为恢复援蒋可能保住台湾，并再次提出实施对台“有限军事行动”的动议。1949年12月23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参谋长们联名致函给时任国防部部长的路易斯·约翰逊(Louis Johnson)，要求援蒋保台，认为:“一个规模适中、指挥得当，并得到美国严密监督的对台湾反共政权的军事援助计划将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对台湾国民党政府采取适宜的军事援助，将能很好地配合美国对台正在进行的政治、心理及经济行动。”它建议国防部下令美国远东总司令(麦克阿瑟)在第七舰队司令部的协助下，立即调查防守台湾所必需的军事援助，提出具体援助方案。[42]国会内蒋介石的支持者公开要求美国采取直接的行动保卫台湾。12月，人称“台湾参议员”的威廉·诺兰也访问台湾，要求派遣军事顾问团到台湾，同时，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和前总统胡佛也明确建议政府在台湾建设海军基地。[43]
“杜鲁门政府‘虽在不立即着手军事上长期经营台湾防务做准备’上达成共识，但文官们对军方提出的‘美至少应在台作武装力量存在部署’的‘政治上的可行性’与‘战略上的合理性’提出质疑。”[44]以艾奇逊为代表的行政当局基于对中国内战形势的判断，对扶蒋和保台都失去了信心。艾奇逊认为台湾最终可能会在1950年底以前落入共产党手中，而且有情报估计，共产党可能于1950年3月进攻台湾，最迟也不会超过当年的夏天。在共产党的宣传中，不断出现马上“解放台湾”的信息。美国获得的情报显示，大陆沿海地区有部队调动，附近港口集结了大批帆船和小船。美国国务院不想因为拖延不决而卷入到与中共的军事冲突中，在军事上承担不适当的义务，认为这样做不仅于事无补，而且祸患无穷:首先，它将使美国的尊严在又一场失败中受损，更重要的是激起中国人民举国一致的痛恨，让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中谴责美国，在整个亚洲人民的面前将落个支持腐败透顶的蒋介石政权的恶名。如果付出这样的代价能够换取一个对美国的防御至关重要的岛屿也值得去冒险，问题是即使台湾丢失也不一定就会破坏美国的防御。[45]艾奇逊的看法在他1950年2月9日就台湾问题回答众议院外委会的质询时有更为全面的表述。他说:“如果美国政府希图通过驻日盟军总部、通过联合国，或者通过远东委员会所监督之下的公民投票，在台湾建立一个非中国人的行政当局，这就会被中国大陆以及全亚洲几乎一切的人解释为本政府违背了它的保证，并背弃了我们一向尊重中国领土完整的政策，而试图使台湾脱离中国。”“中国政府(指国民党政府——作者按)目前所在地是台湾，该岛和海南岛是该政府控制的仅存的大块领土。没有证据表明，中国政府会接受任何一项替代办法以自取灭亡。不但如此，如果中国政府拒绝同意，就会产生用军事力量去执行所建议的行动方针的问题。而且如果任何一个建议实现了，还有用军事力量去保卫该岛的问题。当然，联合国是没有军队的，任何对该岛的防御都要落到美国身上。”[46]11月初，艾奇逊使整个国务院的看法达成一致:“不能通过军事手段或者通过作为台湾自治政府的代理的托管安排来寻求台湾的管辖权的办法来把台湾同中共控制的大陆分离。”[47]由于美国国务院不想在台湾问题上卷入过深，与中共发生冲突，因而准备弃蒋弃台。于是，美国官方开始对外声称，让共产党夺取台湾不一定对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地位造成严重影响。该岛为共产党控制既不可能对美国与日本的关系、也不可能对菲律宾等邻近地区在一段时间内构成重大威胁。[48]
来自英国的压力也促使美国杜鲁门政府检讨其对台政策。在1949年10～12月间，当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在是否弃蒋或是否保台之间意见不一、对台政策摇摆不定之时，英国不断对美国施加压力，反复游说美国放弃对蒋介石的军事援助。这让美国国内主张对华采取现实政策的一方一时占据上风。此时英国外交部一方面为美国准备弃台的信息所鼓舞，更加坚信应该放手让中共解放台湾，认为“如果美国都不愿意插手改变台湾的局面，英国更不能去做这些事情，也不可能取得任何成功。尽管无法预测蒋介石将在台湾固守多长时间，但台湾迟早会变成共产党的天下”[49]。另一方面，英国政府不赞成美国支持已经迁台的国民党政府抵抗新中国，对美国继续援助国民党，尤其是继续向台湾提供武器忧心忡忡。11月上旬，贝文与艾奇逊在巴黎会晤时讨论过这一问题。12月6日，英国驻华盛顿使馆又向美国国务院呈递备忘录，谈到大量坦克和B-25轰炸机正从美国海运到台湾，英国认为，这些装备不仅无助于国民党阻止共产党夺取台湾，而且会有助于共产党在解放台湾后把这批装备派上用场。[50]12月8日，弗兰克斯大使与艾奇逊讨论台湾问题，再次表达了英国对美国军事援台的关注。他表示如果这些武器落到共产党手里，会被用于进攻香港，而香港并没有对付中型和重型坦克的武器。艾奇逊只好同意调查这一问题，并表示如果出口许可证没有签发的话，或许可以想些办法。[51]1950年1月2日，助理国务卿腊斯克通知英国，美国不准备为防守台湾承担义务。国民党仍然有经费用来购买军备，但美国将不允许蒋介石购买一旦落入中共手中可能用来攻打香港的轰炸机和重型坦克。[52]
1949年12月至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带来的冲击，也使美国希望通过改变对台政策来尝试离间中苏关系。
美国力图在中苏之间打入一个楔子的想法可以追溯到1948年的苏南冲突。1948年6月，苏南冲突的发生曾使西方世界大受鼓舞，“铁托主义”很快成为共产主义世界分裂的代名词。一些美国人也开始将中国共产党即将赢得的胜利与铁托和斯大林之间的矛盾联系起来。如美国驻苏大使和驻华大使均认为:“铁托和毛有着许多相同之处”，建议华盛顿抓住机遇，促使毛泽东走铁托的道路。[53]1948年9月，国务院政策设计室的备忘录(PPS/39)对离间中苏的楔子战略所做的全面分析认为:“如果南斯拉夫事件有任何指导意义的话”，那么“莫斯科在试图完全控制中国共产主义方面就将面临相当艰巨的任务，即使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毛泽东取得政权的时间是铁托的十倍”。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是“尽最大可能阻止中国变成苏联政治军事政权的附庸”[54]。随后出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1号文件(NSC41)也明确指出:“在目前情势下，美国关于中国的首要政策目标应该是防止中国变成苏联的附属。”[55]10月，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乔治·凯南对海军学院的学生说:“我今天无法告诉你们铁托主义是否将在欧洲蔓延。”但他又说:“我几乎可以肯定，它将在亚洲蔓延。”凯南及其国务院的许多同僚在这一点上一直坚持此观点。[56]
尽管离间中苏的想法由来已久，但美国决策者对旨在分裂中苏的楔子战略并非有着一致共识，重视程度也并非始终如一。它对美国对台湾政策的影响也需要具体分析。在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提出“一边倒”方针以前，美国观察家大多依据不同的迹象推测中苏关系的发展走向。一些观察家往往依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各种场合发表的亲苏言论，断定中苏是意识形态的盟友，不可分离。而另一些人则依据中国的所谓排外传统与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冷淡态度，推断中共具有铁托化的可能。但大多数的官方观察家强调，美国应利用一切机会促使中苏分裂。1949年1～5月间，美国新闻媒介对中苏关系及中国铁托化的可能性几乎不断地加以讨论。[57]所以这一时期美国的对台政策力图平衡“不让台湾落入中共之手”和“防止中共成为苏联附庸”这两个互相矛盾的政策目标，这也正是杜鲁门政府选择私下分离台湾的手段的原因之一。在前面的论述中，艾奇逊已多次阐明，试图在台湾发展分离主义将使美国在中国大陆面临更广泛的领土收复主义的潜在威胁，他坚持认为:“在我们试图利用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付苏联，特别是当中国向苏联收复其在满洲和新疆的失地时，我们要特别避免引起由美国造成的民族统一主义(领土收复主义)的幽灵，我们无法承担因为公开显示的对台湾的明确的兴趣而导致美国在中国的地位受到危害的后果。”“在我们的思路中非常关键的是，如果要想使我们现行对台政策有任何成功的希望，我们必须小心隐藏我们希望把台湾同中国大陆分离的愿望。”[58]自中国共产党政权公开宣布“一边倒”的外交后，美国对分裂中苏的现实可能性表示怀疑，离间中苏关系的考虑对美国对台政策的影响不是很明显。
1949年底到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再次引起美国政府内部关于中国是否会出现铁托主义的激烈争论，中苏谈判的进程也直接影响着美国舆论的变化。毛泽东访苏之初，美国官方和非官方的观察家推测，中苏会更加亲近，对中国铁托化的可能性表示怀疑。由于中苏谈判初期的进展缓慢，国际社会盛传毛泽东在莫斯科遭到冷遇，有关中苏分裂的各种猜测和流言四起。[59]这些传言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关于中苏分裂的观点重趋活跃。凯南甚至认为，苏联可能扣留毛泽东以削弱他在中国的影响。驻北平总领事柯乐博也认为毛泽东在莫斯科可能遇到了麻烦。他报告说反苏倾向正在中国上升。[60]尽管国务院内部对此存在尖锐的意见分歧，但至少高层官员都认为，美国应当为中苏最终不和而努力，[61]而公开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将削弱在中苏之间打入楔子的努力。
来自国会和公众舆论的压力促使杜鲁门政府决定就台湾问题进行公开表态。美国国务院于1949年12月23日发出的旨在尽量缩小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性、以便为美国放弃台湾做舆论准备的内部文件被泄露出去后引起轩然大波。参议员诺兰等人要求把全文和草拟这份文件的人员的全部名单公布出来。[62]在12月吴国桢任台湾省主席之后，共和党参议员亚历山大·史密斯敦促美国政府开始与吴国桢谈判，安排美国占领台湾。诺兰、塔夫脱、胡佛等共和党议员也纷纷提出从派军事代表团到以海军“保卫”台湾的军事行动方案。艾奇逊疲于应付。国会中期选举在即，政府的对华政策不可能不在公众中进行辩论。在这种情况下，艾奇逊认为政府方面应在台湾问题上及早决断，尽快公之于众。艾奇逊在回忆录中说:“当我把圣诞节这一周的大部分时间浪费在设法同休会期间的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安排一次会议来澄清我们对台湾的意图时，中国共产党却指责说美国即将占领这个岛屿，并引证了塔夫脱—诺兰—史密斯—胡佛的建议。总统决定他必须立即发表讲话，而且要讲得十分干脆和坦率，以制止进一步的宣传和揣测。”[63]
基于上述原因，美国政府试图改变已陷入困境的对台政策。政府内部再次就对台政策展开辩论。国务院主张完全放弃台湾。12月29日，艾奇逊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关于台湾问题的辩论，反对协助蒋介石保台。他承认中苏分离不可能很快发生，但美国应从长计议，不是6至12个月，而是6至12年。中苏关系中不可避免的冲突的种子已经播下，美国不应当“代替苏联成为对中国构成威胁的帝国主义”，美国无论如何都不能“把俄国人为他们自己弄成的那种不光彩的位置抢过来”；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是被腐败弄垮的，台湾也会因为内部的腐败而丢掉。即使美国向台提供军援，最多使台湾推迟一年陷落，而这样做会激起“中国人仇视美国人的情绪”。这个代价并不值得，因为即使失去台湾也不会危及美国在远东的防务。对此军方持不同意见，认为中国在将来出现铁托主义的“希望渺茫或前景遥远”，把政策建立在未来的铁托主义基础上是“愚蠢的”。军事部门主张以少量军援助蒋拖一段时期。艾奇逊最终说服杜鲁门接受国务院的意见。最后双方暂时达成共识，对台湾的政治考虑优于军事考虑。[64]
1950年1月5日，在英国正式承认新中国的前一天，美国总统杜鲁门正式就台湾问题发表声明。他首先宣称:“美国传统的对华政策，亦如门户开放政策所证明的，就是要求对中国的领土完整予以国际尊重。”接着他重申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关于台湾归还中国的规定，表示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承认中国在对该岛行使主权。最后他明确指出:美国对台湾或任何其他中国领土都没有野心。在目前，美国不想在台湾谋取特别权利或特殊利益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无意使用武装部队来干预当前的局势。美国政府不会采取导致卷入中国内战的方针。美国政府将不再向台湾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军事顾问。[65]尽管声明中的“目前”为后来的政策变动埋下了伏笔，但这是美国政府自1948年底以来第一次明确表示将遵守历次有关台湾问题的国际协议，决定不干涉台湾事务的一项政策声明。
当天下午，艾奇逊奉杜鲁门的旨意举行新闻发布会。除了确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美国政府绝不使用军事力量夺取该岛、不会向岛上的中国军队提供军事物资或军事顾问的基本原则外，艾奇逊还特意对杜鲁门讲话中的“目前”的含义作了说明。艾奇逊说，这一限定只是认为:“在发生我们在远东的军队受到攻击这种不大可能和不幸的事件时，美国必须有完全的自由在任何地区采取保卫其自身安全所必需的任何行动。”[66]
1月12日，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题为《亚洲的危机——对美国政策的检讨》的演讲。他从争取亚洲人民的好感和离间中苏关系的角度为美国现行的对台政策寻找依据。他认为中国发生的事情属于亚洲方兴未艾的民族运动的一部分，蒋介石的倒台不是因为美国贻误战机、支持不力或不喜欢所致，也不是被中共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被中国人民所抛弃。由于“苏联和共产主义是与亚洲民族主义的利益背道而驰的”，所以美国“决不能去抢占俄国人为他们自己准备的尴尬位置，决不能把中国人民对俄国人的义愤和仇恨转移到我们身上”。“我们必须维持我们的一贯立场:谁破坏了中国的完整，谁就是中国的敌人，就是违背我们的利益”。[67]
然而，美国对台政策的转轨并不干脆利落。首先，它不是基于美国政府内部的一致共识，而是在两派观点相持不下时由杜鲁门总统进行裁定的。一旦形势变化，这种微弱的平衡很容易被打破。实际上，杜鲁门1月5日的声明发布后，美国国内反对放弃台湾的各种势力因为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而获得了新的改变现行政策的动力。[68]其次，美国政府奉行的在台湾问题上脱身的立场并不坚定，留下了日后反悔的余地。艾奇逊在1月5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对“目前”的含义所做的解释，更是预示一旦远东有事美国就会推翻前面的承诺，这些都为后来美国政策的演变埋下了伏笔。再次，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对台政策声明发表后的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动摇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现实主义政策的基础。这些发展变化包括1月14日发生的中国政府“征用”美国在北京的兵营地产事件；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英国承认新中国后中英建交谈判进展缓慢。特别是自2月份麦卡锡主义出笼后，各种反共援蒋因素互相勾结起来，使杜鲁门政府的现实主义对台政策面临巨大挑战。
更重要的是，美国对台政策的大的战略背景发生了重大变化。突出表现是冷战初期美国对苏遏制政策的设计师、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乔治·凯南被保罗·尼兹(Paul H.Nitze)替换和1950年4月NSC 68号文件的出台。1949年12月，尼兹接替凯南，尼兹上任后的第一个重大使命“就是根据杜鲁门1950年1月31日所下达的总统令要求，对美国在和平和战争时期的目标以及对美国战略计划中实现这些目标的有效性进行重新审查。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长期战略的思路与界定。”尼兹主持的这项重大战略政策研究任务的直接成果就是1950年4月7日提交杜鲁门的NSC68文件(草案)。[69]根据加迪斯、张曙光等学者的研究，该文件提出了“全面、无差别遏制”作为美国长期的战略选择，强调在世界范围对任何源自苏联的现实的与潜在的威胁美国安全利益的地区进行包括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综合遏制，因此该文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偏离了凯南所提倡的“有选择、突出重点”地保卫美国安全利益的遏制思维框架。[70]根据王立新的研究，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NSC68)的出台也表明“两极思想和遏制无所不在的共产主义开始主导美国对外战略，美国外交战略从冷战初期凯南的现实主义遏制转向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道德主义遏制”[71]。此后不久，杜鲁门对他的国防高级幕僚也进行了调整，邀请“老搭档、曾任陆军参谋长及国务卿的马歇尔将军”替换“难于与他人合作”的国防部长约翰逊以“执掌五角大楼”，让参与制定NSC68文件的罗伯特·拉维特(即洛维特)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另外，杜鲁门还任命了一名陆军将军瓦特·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主持中央情报局，指定原驻莫斯科的大使埃维尔·哈里门(即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为总统对外事务特别顾问。到1950年春末，杜鲁门还经常性地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及各军部参谋长们会面，了解美苏的战略对抗态势。“由于总统对军事战略的密切关注，使华盛顿的战略决策注入了新的‘动力’，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马歇尔、参谋长联系会议主席布莱德利及其他参谋长们也定期在JCS的‘作战指挥室’分析‘敌情’，研究对策。”[72]
在美国遏制战略的大背景发生改变的氛围下，美国对台湾的战略考虑发生了变化:
其一，台湾的战略地位上升。此前支撑杜鲁门发布“一五”对台政策声明的战略考虑是:“华盛顿官方总体上认为既然苏联在最近的将来不能从军事上挑战美国的安全利益，共产党控制台湾至多是对美国安全的一种长远的威胁。只是在美苏之间发生战争、苏联能够利用它的情况下才能危及美国的安全。为了遏制这样一种长远的、不确定的威胁，在台湾地区动用武力将会带来很多的政治风险和困难。”[73]况且在当时的战略考虑中，美国认为军事实力有限，不能在相对次要的远东地区大规模用兵。然而保罗·尼兹与其前任乔治·凯南的看法不同，他并不认为苏联的威胁主要是长久的和政治、经济性质的，而是迫在眉睫的军事威胁。而且尼兹基于其所谓在美苏对抗中的薄弱环节(soft spots)理论认为，苏联可能对远东地区一些薄弱环节采取军事攻击行动，台湾可能就是其中之一。早在1950年2月他就说到，苏联当时正在巩固其在一些地区，特别是西欧取得的阵地。但是最近苏联的动向，特别是在远东的动向表明苏联开始觊觎一些薄弱环节，并利用一切机会或者充分利用每一次成功推进向真空地区扩张。苏联因原子弹试爆成功而大大增强的战略能力以及美国在西方进攻、东方防御的遏制战略让苏联产生的可以在远东地区放手大干的错觉更加大了苏联威胁的危险性，因而不惜以全面的军事手段，立即加强美国在全球各地，特别是包括台湾在内的薄弱环节的威慑能力以迎击苏联的威胁，也成为对台决策的基本思路。[74]以NSC68号文件精神被采纳达到顶峰的美国遏制战略的全球化，赋予了台湾象征性的重大意义。[75]到5月份，远东事务新任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更是声称现在该是在台湾画线的时候了，因为它象征着共产主义的持续扩张，因而如果不是战略上，也是在政治上具有重要性。[76]
其二，1950年春，不断有人提供各种苏军从军事上支持中国军队解放台湾的情报。在这些人看来，中共控制台湾就相当于苏联控制台湾。同时，对中共直接攻台的担心在华盛顿也与日俱增。1950年3月22日的一份中情局的情报估计，中共拥有在1950年攻取台湾的能力，并很可能在6～12月之间来完成此举。[77]
其三，美国军方在对台决策中的作用增强。1950年初，国防部与参谋长联席会议已经就美国是否直接或“协助”防御台湾及台湾海峡问题与国务院发生争论，但未占上风。可自4月以后，来自远东司令部要求协防台湾海峡的压力不断增加，“武装防卫台湾”的建议案出台。
5月18日，新近被任命为国务卿对日和约特使的杜勒斯向新任助理国务卿腊斯克和新任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的保罗·尼兹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提出了利用美国海军中立台湾的计划。备忘录指出:“如果美国宣布它将中立台湾，既不让共产党进攻台湾，也不让蒋介石反攻大陆，这将是既能保住台湾又不至于与苏联发生公开战争的决定。”[78]5月30日，腊斯克提出通过联合国托管台湾的计划，即让蒋介石向美国发出呼吁，然后美国支持。用他的话表述就是“准备舰队阻止任何可能被认为是对台湾的进攻，然后等待托管”。但到5月底，腊斯克放弃了这一计划转而赞成杜勒斯的中立计划。到6月份，“看来美国官方都觉得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来阻止中共解放台湾是当务之急”[79]。
此前极力主张避免卷入台湾事务的艾奇逊，其立场也发生了变化。6月5日，艾奇逊在与英国驻美大使弗兰克斯共进午餐时说，他和部下正在考虑台湾的未来问题，他对不采取军事行动而避免中共夺取台湾的想法产生了怀疑，他说:“我不想为防御台湾承担义务，但是台湾被共产党占领的前景令人不快。”“如果台湾陷落，对东南亚的影响将会很大。”英国驻美大使弗兰克斯认为艾奇逊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做，并推测美国国会已拨出了可以在台湾用于军事目的的军费。英国外交部常务次官斯特朗认为这里有麻烦的种子，英国使馆官员格雷夫斯也认为美国高层内部的政策正在发生变化。[80]
这些说明，美国政府现实的对台政策已产生严重动摇。实际上，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后执行的对台政策其实早在战前就已经基本酝酿成熟，而朝战则是促成这一政策转变的契机和标志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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