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力使力，驱蒋下台

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是一个具有很大政治抱负的军阀集团，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在北伐以来的表现让李宗仁有了彼可取而代之的信心，而宁汉分裂事实上又为李宗仁驱逐蒋介石提供了客观条件。

据陈公博说，在“四一二”政变前夕，汪精卫在上海时曾与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新桂系巨头单独交换过对时局的意见，李、黄、白等人的答复是：“只要汪先生答应分共，对于蒋介石可以请其下野。”［46］

当武汉国民政府方面“东征”讨蒋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候，李宗仁于4月下旬派第7军参谋长王应榆赴武汉，向汪精卫等人陈述他的意见：“双方均承认既成事实，大家分道北伐，待会师北京，再开会和平解决党内纠纷。”［47］李宗仁的主张，既是为了避免宁、汉直接火并造成同归于尽的结局，也是显示他们与蒋介石不同的政治主张。

当时，武汉国民政府方面大体同意了王应榆转述的李宗仁的意见，但仍有一些将领力主武力讨蒋，其中尤以朱培德的态度最为激烈。朱氏曾致函蒋介石的心腹大将、东路军总指挥兼第1军军长何应钦，历数蒋介石褊私狭隘、市私恩、图独裁等各项罪状，劝何应钦也加入反蒋阵营。何应钦将朱培德的这封策反信先交蒋介石阅，后又出示李宗仁。李宗仁从朱培德的来信中悟出了某些信息。当时，李宗仁的第7军正准备渡长江开往苏北，如武汉果然“东征”，李、朱将直接与武汉方面的“东征军”在战场上相见，这当然是李宗仁最不愿意见到的场面。于是，他决定亲自出马与朱面晤。

5月12日，李宗仁由芜湖乘轮西上，朱培德乘船东下，两船在江西马当交会，李宗仁即到朱培德的船上会晤。［48］两人见面寒暄后，耿直的朱培德即痛诋蒋介石，说他不该另立中央。待其发泄之后，李宗仁讲了下面一番话：“此一问题的是非曲直极难辩明，何况南京国府已经成立，欲罢不能。目下当务之急，不是辨是非，而是解决实际问题，如何避免宁汉双方的军事火并，然后再缓图彻底解决。”李宗仁还强调说：“如果武汉方面真要‘东征’，从地理和军队位置说，当然以他（引者按：指朱培德）的第3军为先锋，则首当其冲的便是现驻安徽的第7军。试问以第3、第7两军自相砍杀，武汉方面有无制胜的把握呢？如两败俱伤，岂不是替北方军阀造机会，使宁汉同归于尽吗？……为今之计，只有宁汉双方承认既成事实，将错就错，暂时相安，并于津浦、京汉两线分别同时北伐，直捣燕京，内部问题，再缓图解决。”［49］

朱培德同意李宗仁的意见，双方达成君子协议：“以国民党的团结统一为重，不要蹈洪、杨覆辙，应该分途一致继续北伐。以湖口为界，汉方代表朱培德保证上游军队不往下游开，宁方代表李宗仁保证下游军队不往上游开，避免冲突。”［50］李宗仁告辞后，朱培德将他们会晤的情况电告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

5月16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21次会议上报告了朱培德的来电，并得出这样的结论：“由此可见他（引者按：指李宗仁）同蒋介石还不是一气，并无觊觎武汉的野心。朱同志又晓以大义，大概至少可以使江西方面的形势缓和。至于李宗仁的言论能否贯彻，又是一个问题。总之，他们内部已经起了分化的趋势。”［51］

李宗仁提出的分头继续北伐的建议，实际上被武汉国民政府方面采纳了，就连讨蒋呼声最高的唐生智也“主张坚定不移地进行第二期北伐，只要取得北伐的胜利，要收拾蒋介石也不难”。［52］

此后，李宗仁、白崇禧多次顶住了蒋介石要求西征的压力，迫使其放弃西征的念头。

在武汉方面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宁汉双方在反共问题上已没有分歧了，逐渐有妥协的趋势。冯玉祥也居间大力调停，几次发出劝和的通电，主张宁汉方面举行会议以解决分歧。7月24日，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武汉政要复电冯玉祥，表示愿意“和平统一”，并准备迁都南京。但武汉方面又力主倒蒋，汪精卫因吃蒋的亏太深，很怨恨蒋，一心要赶蒋下台，一则可以泄愤，二则可以使自己成为正统领袖。唐生智主张倒蒋，则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企图取代蒋介石军事领袖的地位。因而，武汉方面东征军事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加紧进行。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起义部队主要有：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所属的第20军（军长贺龙），第11军第24师（师长叶挺）、第10师（师长蔡廷锴）；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团长朱德）一部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一部。总兵力2万余人。南昌起义后，张发奎率第二方面军余部南下回广东。这样，武汉方面原计划用来东征的主力之一——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基本上瓦解了。但是，唐生智所部3个军以及程潜的第6军（被蒋介石解散后在武汉重建）等部继续沿长江东下，何键的第35军占领安庆，刘兴的第36军直趋芜湖。南京为之震动。

一年多来，蒋介石对李宗仁不愿甘居人下的性格已经有了察觉，他认为：“与广西将领之妥协，只能算是一时的权宜，由于北伐之必要上而构成，毕竟未能长久。”［53］

新闻记者的观察则说：“宁汉互哄，李、白拆台，使蒋介石不能不出于弃兵下野之途。”［54］

宁方北伐军此次在苏皖的大溃败，使蒋介石这位总司令的处境更是雪上加霜，并由此萌发了以退为进的想法。据陈铭枢的回忆，蒋介石从徐州败退回南京的列车上即起草了下野通电，以示引咎。［55］蒋介石的贴身机要秘书陈布雷在回忆录中也说：“八月间宁汉分裂之迹更显，蒋公命余先期为准备辞职宣告，愿行退让贤以促成团结。”［56］这些都说明蒋有知难而退的意愿。

蒋介石回到南京的当天后急电在安徽芜湖的李宗仁回南京，试探他对其下野姿态的反应。李宗仁见蒋介石军事上陷入了绝境，认为驱蒋时机已成熟，遂准备“藉武汉之势力以去蒋”。［57］

8月6日，李宗仁从芜湖回到南京，到蒋的总司令部后才知道蒋已去了南京郊外的汤山温泉，于是掉转车头，向汤山疾驶而去。根据李宗仁的回忆录，李、蒋见面后，他们有如下的一段对话：

一见面，他便说：“这次徐州战役，没有听你的话，吃了大亏。我现在决心下野了！”

我闻言大吃一惊，便说：“胜败兵家常事，为什么要下野呢？”

蒋说：“你不知道，其中情形复杂得很。武汉方面一定要我下野，否则势难甘休，那我下野就是了。”

我说：“在此军情紧急时期，总司令如何可以下野？这千万使不得。现在津浦路上一再失利，你下野必将影响军心民心。武汉方面为什么一定要你下野呢？他们现在也分共了。站在反共的立场来说，双方已殊途同归，不过我们早走了一步罢了。大家既已步调一致，便应捐除成见，既往不咎，恢复合作。”

蒋仍旧摇头说：“你不知道内幕，情形复杂得很。”

我说：“你最好派员到武汉去疏通，多说些好话。我也派人从旁斡旋，以免同室操戈，为敌所乘。”

蒋说：“交涉疏通是无补于事的。我是决定下野了……”说着，他便拿出一张拟好的初稿文告，说是他下野的“通电”。

我说：“现在津浦线上，我军已溃不成军，局势十分紧张。敌人已进逼蚌埠，旦夕之间即可到达浦口，威胁首都。武汉方面又派兵东进，如何部署江防实为当务之急。我看，你无论如何要顾全大局，不要下野！”

蒋说：“我下野后，军事方面，有你和白崇禧、何应钦三人，可以对付得了孙传芳。而武汉方面东进的部队，至少可因此延缓！”

我还是坚持请他不要下野，而他则一再说，他已下了决心，非他下野，则宁汉之局不易收拾。这样便结束了我们的谈话。［58］

李宗仁表面上劝蒋介石不要下野，却又力言南京形势危急，主张非与武汉政府合作不可，意在让蒋自动下野。

8月8日，即由李宗仁领衔向武汉发出求和的“齐”电。“齐”电在恶毒攻击共产党后，承认南京方面“卤莽从事，过举极多”；在武汉方面“明令共党全退出党部，则党之只有整个善后，并无两派争执，开一中央全会，以促大会之进行，早望彻底整理，自亦宜之。染南京会集，汉上同志早有决议，翘请汉上同志及早莅临，以践夙诺。故今之对共党，已无问题。军阀未歼，大计乃在北伐，只须执监委员凑集一堂，忠实同志遍培养于全国，海内既定，即党国之进行不难矣。弟等愕喜交集，聊驰贡见，不仅百一，敬候明教”。在这个电报上署名的还有白崇禧、何应钦、蒋中正、胡汉民、李烈钧、张人杰、钮永建、蔡元培、吴敬恒、李煜瀛，共11人。［59］

从这份电报的署名可以看出，宁方向汉方求和解的工作是由桂系主导的，蒋中正退居第四，表明他是宁汉分裂的始作俑者，不宜再来主持求和工作。

耐人寻味的是，宁方由李宗仁领衔的求和电发出的第2天，即8月9日，汉方任命的东征军总司令唐生智发表措辞严厉的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以军治党，以党窃政”，操纵党权、军权、政权于一人之手，以反共为名，叛党抗命，自立政府，屠杀异己的种种罪行，要求海内忠实同志“共起而平乱”。［60］同时，武汉方面并放言：“一切均可磋商，对蒋氏个人，绝对不能相谅。”［61］

蒋介石鉴于自己受到内外夹击，处境艰难，看来只好一走了之。在下台之前，蒋介石再次找李、白试探说：“我想乘此休息一下。”白崇禧首先回答：“总司令如果真需要休息，我也赞成，否则徒然在政治上掀起一个大风浪，那就大可不必了。”李宗仁则表示，请蒋“自决出处”。蒋介石碰了大钉子，甚觉难堪，于是又说：“余唯有以中央执监委员之主张为依归。”言罢拂袖而去。［62］

一贯拥蒋捧蒋的国民党右派老政客——“长衫佬”吴稚晖等知道蒋介石之所以要下野，是因为“武装同志”李宗仁、白崇禧存心拆台，于是连忙出来调停，企图挽回局面。在吴稚晖的主持下，宁方党政军要人于8月12日举行会议，商讨应付局势的办法。会上，吴稚晖等“长衫佬”力主蒋介石留任，李、白则一言不发。据说连蒋介石的嫡系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也没有挽留的表示，更让蒋大失所望。［63］

万耀煌认为：“当时要是何应钦能坚决支持，李、白也不致反对到底，所以从此蒋先生对何的信任也就打了折扣了。”［64］

蒋介石见李、白、何3位总指挥都不挽留他，只好表示：“我完全服从监察委员会，愿与中央监委同进退。”结果当场遭到李宗仁的驳斥：“总司令应大权独断，何以须随监委为进退？”［65］至此，蒋介石认识到桂系已经坐大，容不下自己这个总司令了，局面到了无法挽救的余地，遂正式决定下野。

关于这次蒋李交接的过程，见证人黄郛的夫人沈亦云在她的回忆录中有如下简要的介绍：“原来在京到蒋先生处，正是桂系在外间，蒋先生在里间，何敬之、张岳军2人代表双方中间传话，蒋先生决定下野；此即世传所谓桂系逼宫。此日在外面者何人？中间人传话几次？所传何话？膺白（引者按：黄郛字膺白）均未提过。”［66］

12日晚，蒋介石将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3位总指挥负责后，即与他的金兰兄长、上海市长黄郛（黄氏12日从上海来南京述职并请示，恰巧碰上盟弟被迫辞职的一幕，遂立即辞去上海市长，以示与盟弟同进退）乘坐晚间列车离开南京前往上海。当天正是农历中秋节，一路上看到家家烧香，在车上，参佛的黄郛以佛语宽慰特别失落的盟弟。［67］13日，蒋介石在上海发表通电，正式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蒋在宣言中埋怨“武汉同志不察，异议所加，集于中正一身”，声称“今日认中正一退，可解纠纷，中正固无时无刻或忘归隐者也”。宣言向宁汉双方指出三点希望：（1）武汉同志克期迁移东来，共同集合于南京；（2）分驻湘鄂赣各地武装同志，并力北进，会同津浦线作战之军队，一致完成国民革命；（3）鄂赣湘诸省彻底清党。［68］

蒋介石的下台，是基于新桂系的隐性拆台，这是毫无疑问的。时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后任蒋氏侍从室副主任的周佛海追忆说：“（民国）16年六七月以后……南京国民政府，也发生了暗潮。当时广西第7军，好像是驻在蚌埠（应为芜湖——引者注）一带。蒋因为环境所逼，遂不得不于8月下野。”［69］

蒋介石发表的《告中央各执监委员书》也明确指出：“本年七八月间，察知一般军人多不能认识党，不愿尊重党。……中正以为情势至此，若再恋栈，即非党所任命之总司令，而将成为武力之傀儡。中正决不愿如此，故决然引退。”［70］

蒋介石的这个说法，还可以从吴稚晖当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得到印证。吴在《弱者之结语》一文中记述当时的情况时写道：“到8月12，听见他走了，于是又开政治会议，武装同志都说蒋先生要歇歇，照唐生智那种气势汹汹，我们两面受敌不了，蒋先生暂且歇一歇也好。”［71］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逼宫”的意思是“旧时指大臣强迫帝王退位”。显然含有以下犯上、大逆不道的意思。正因为如此，一贯自诩为“忠厚”的李宗仁对别人说他和白崇禧对“逼宫”特别反感，晚年在他的回忆录中用很长的篇幅澄清他和白崇禧并没有“逼宫”，说是别人造谣“冤枉”他。［72］

其实，我们如果从另外一个来看这个问题，李宗仁就大可不必唠唠叨叨地一再为自己辩护洗刷。因为在那个世事抢攘，一切未成定局的情况下，有野心、有抱负者抓住机会要一试自己的身手，并非是不可见人的事。何况李宗仁所逼的那位总司令蒋介石也是靠一连串的“逼宫”（一驱许崇智，二赶胡汉民，三逼汪精卫等）才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在国民党内异军突起，从一个无名之辈到总揽党政军大权的总司令。既然蒋介石自己对“逼宫”心安理得，李宗仁也大可不必对自己偶尔的“逼宫”行为感到不安。

桂系此时逼蒋下野，还有着复杂的因素。蒋桂之间矛盾由来已久。两广统一时，蒋介石为防止桂系实力扩大，不顾广西有两个军实力的事实，坚持只给广西部队1个军的番号，这引起了新桂系首脑们对蒋氏的不满。在财政问题上，广西是个穷省，希望财政统一，得到广东的支持。但广东政府迟迟不同意财政统一，作为广东政府重要领导人的蒋介石对此问题也持暧昧态度，更增添了李、白、黄等对蒋氏的不快。

北伐战争发动后，第7军的军费仍然是由广西负担，直到该军进入江西作战时，才由中央统一负担。此时集党政军民财大权于一身的是蒋介石，桂系首脑们不能不把怨恨记在蒋介石身上。蒋介石其人褊狭，私心自用，在军饷及武器装备等问题上常对其嫡系第1军照顾有余，对其他各军则漠不关心。桂系参加革命阵营，参加北伐，本就是为发展其集团的势力，蒋介石这么做，必然会引起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江西战场胜利后，第7军曾于12月发生过1次闹饷事件，就是这种矛盾和冲突的反映。

在部队编制问题上，唐生智的第8军在攻克两湖后，实力迅速膨胀，提出了扩编为4个军的要求。蒋介石因其嫡系第1军也在大力扩充实力，无辞驳回唐生智的要求，竟然同意。此后，第4军、第3军也先后扩编为两个军，而同样战功赫赫的第7军却始终没有扩编。这种情况使李、白等人尤为不满，并发展到对蒋氏的怨恨，最后导致了逼蒋。

北伐时期，第7军先后参加了两湖、江西、安徽等战场的作战，显示出极强的战斗力，立下了赫赫战功，李宗仁、白崇禧也为拥有这么一支“钢军”而自负。蒋介石酝酿“清党”反共时，其嫡系第1军内部不稳，是李宗仁、白崇禧令第7军布置在芜湖及南京外围，白崇禧还亲自坐镇上海指挥“清共”。可以说，桂系的支持是蒋介石得以完成其政变的最重要的保证。这也使得李宗仁、白崇禧在宁方身价倍增。在宁方第2期北伐时，李宗仁、白崇禧分别独当一面，率领3路北伐军中的两路，所向披靡，直捣鲁南。只是由于蒋介石指挥失误，既要调重兵南下，又不愿放弃徐州，企图投机取巧，才导致了徐州战败、丧师失地的结局。这使得蒋介石的威望受到严重挫折，各军将领对蒋普遍轻视，许多将还暗中同武汉方面私通款曲。而李宗仁、白崇禧的威望相对得以提高。李、白由此产生了同蒋介石一争高下，企图取蒋而代之的念头。蒋介石在兵败之后，为维持其总司令的威信，将战败责任推给第三路军前敌总指挥、第10军军长王天培。8月9日，王天培被蒋下令扣押，后来扣上擅自退却、勾结唐生智等罪名予以枪决。此举不仅使众将领寒心，尤其使李宗仁、白崇禧引为警觉，蒋介石如此不择手段地对付非嫡系势力，这对桂系绝非福音。为先发制人，李宗仁、白崇禧决定利用蒋介石处境困难、自己身价高涨之时进行逼宫。

8月12日，即李、白在会上逼蒋下野的同一天，白崇禧致电唐生智、张发奎，声称：“讨蒋事已设法解决，一二日内可以达到目的。”这封电报清楚地表明，李、白参与了逼蒋下野，而不是后来他们极力辩解的没有逼宫之事。

在桂系逼蒋下野的过程中，白崇禧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白崇禧同蒋介石的关系当时较为紧张。蒋介石心胸较为狭隘，刚愎自用，权力欲极强；而白崇禧也性格倔强，爽直，喜欢自作主张。这样，蒋白之间的合作时有龃龉。

北伐初期，蒋介石让白崇禧担任北伐军参谋长，并非爱其才，而主要是考虑利用白与各军联系，起沟通各军的桥梁作用。这一时期双方合作尚愉快。江西战场胜利后，蒋介石的地位已巩固，双方的矛盾就暴露了出来。白崇禧在马当收编孙军，缴获了步枪3万余支及大量弹药、枪械，考虑到各军，尤其是第7军在战斗中损失很大，白崇禧面请蒋介石将战利品分发一部分给各军补充，蒋介石不置可否。白崇禧以为蒋默许，遂通过各军前来领取，对第7军尤为照顾。但蒋此时露出了满面不悦之色，大不以白崇禧专命为然。此后他常说白氏“不守范围”。

江浙战场上，蒋介石命白崇禧出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让他指挥其嫡系第1军几个师。而各师都服从白的指挥，在白氏的精心策划下，打了一个又一个漂亮仗。但在蒋介石看来，白崇禧指挥其嫡系部队游刃有余，是对他的很大威胁，因而他对白氏更加疑忌。他在同诸元老的谈话中，常露出对白氏的不满之意。张静江曾试图调解蒋白的关系，但蒋介石却说：“白崇禧是行，但是和我总是合不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他。”

从白崇禧方面来说，其性格爽直，对蒋介石的无端猜疑，他从内心里也是鄙视的；尤其是蒋介石拙劣的军事指挥能力更引起对指挥作战颇为自负的白崇禧的轻视；再加上为扩充新桂系集团的势力而同蒋介石产生了利益冲突，这些使得白崇禧积极地参与逼蒋下野。而白氏的“逼宫”，使得蒋白关系宣告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