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末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而言，垄断资本的发展所带来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的转变主要体现为“强权政治”。一方面，“强权政治”的核心特征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就表现为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国家权力的不断集中以及由此所造成的国家内部矛盾激化的后果。在19世纪中后期的德国，真正作为大工业产物的工人阶级所占比例并不高。与此同时，社会上同样存在着受尽剥削的农民、手工业者，共同的命运促使这些人成为德国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军。由于受到来自资本主义与封建地主的层层剥削，德国的无产阶级力量虽然弱小，却具有最坚决的反抗特征。但是，正如德国学者古茨曼所说，“德国的工人组织，在内容上是理念化的(为了未来的社会)，但在本质上、形式上则是政治地、民主地组织起来的”。[20]这些实际上也反映出，由于其复杂的、特殊的国情，德国无产阶级从最初就具有坚决的革命性，同时也暗含了民主的特质，这对后来以考茨基、卢森堡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重视利用民主以进行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是有一定影响的。而到了19世纪60年代，随着俾斯麦担任普鲁士王国首相以及一系列新政措施在德国得到推广和实施，俾斯麦的“铁腕政策”以及由此在德意志确立起来的统一政治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德国很快跻身垄断资本主义强国之列。然而，社会经济的繁荣并不能掩盖德国有产者剥削劳动者的事实。19世纪70年代《反社会党人法》(德文原文为“Gesetz gegen die gemeingefährlichen Bestrebungen der Sozialdemokratie”)的推出，就赤裸裸地反映了德意志对当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镇压。此外，19世纪80年代，德意志政府虽然陆续推出了所谓的有利于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政策，但这些政策也无法掩盖国家在本质上压制社会的事实。普鲁士的这些社会政策遭到了时任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国外出版的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的伯恩施坦的强烈批判。在《国家帮助吗?》一文中，伯恩施坦批判当时颁布的《工人保险法》，认为它是有利于将工厂主们从麻烦的赔偿责任中解脱出来的“法律”;另外，伯恩施坦针对当时普鲁士德国铁路、邮政、烟草等行业国有化的趋势提出，这些政策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剥削”的事实;随后，伯恩施坦又相继在批判“曼彻斯特主义”“讲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批判了那些借反对自由主义、宣传社会主义而实际上推行国家专制、混淆视听的行为。伯恩施坦为此揭露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取决于资产者的统治，因此，当时普鲁士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政策在本质上必定是有利于资产者阶级的，它并非是真为无产者利益着想的，并非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伯恩施坦在这一时期所发表的一系列揭露普鲁士政府欺骗性的文章在当时得到了恩格斯、倍倍尔等人的高度评价。此外，卢森堡在写于1898年的《关于斯图加特党代表大会》一文的开篇，也同样明确指出了当时德国社会存在的主要问题，除了来自国外的竞争压力，“封建容克对劳动人民实行掠夺，玩弄面包涨价的阴谋对付劳动人民”;[21]“所有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向工人阶级的基本政治权利，向国会选举权实行进攻”。[22]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当时处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德国尖锐的社会矛盾。
另一方面，“强权政治”的核心特征在世界范围内表现为以金融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垄断势力对不发达民族国家的殖民统治，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激化，进而导致战争的危险。如同后来发生的美西战争(1898)、英布战争(1899)以及中国战场上的日俄战争(1904—1905)一样，充分反映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由于攫取超额利润而产生的利益矛盾，但同时这三场争夺殖民地的战争也开启了资本主义列强在落后民族国家展开的殖民扩张活动。帝国主义只知享受资本积累所带来的利润，却忽视了被压迫民族国家的人民群众在殖民统治中受到残酷剥削之痛。第二国际理论家希法亭在研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中，将垄断资本在政治上的表现形式称为“帝国主义思想体系”。通过论述垄断资本主义中存在的“保护关税”“卡特尔”等新现象，希法亭提出，帝国主义在世界范围内以卡特尔企业联合组织的形式不断向外扩张、控制世界市场。这种根本上的经济扩张行为，即建立更大的经济区的欲望，便衍生出了帝国主义在国际政治层面的殖民主义行径。帝国主义为实现其自身的贪婪欲望，将那只无形的却浸透了普通人民劳动的汗水、泪水和血水的手伸向了无辜的欠发达地区。在此基础上，希法亭进一步预测了“种族主义”的趋势，“垄断的经济上的优越性，反映在别的民族必须归附于自己民族的优越地位上”，[23]因而“这个”民族就被误认为是优于其他民族的民族，“既然征服别的民族是靠武力即靠完全自然的方式进行的，所以，统治民族显然是把这种统治归功于自己的特殊自然性质，即归功于自己的种族性质”，[24]甚至所谓的“种族主义”思想得到了自然科学的庇护。从客观角度而言，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关于帝国主义民族观念以及“种族主义”的论述预测了后来“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及其所导致的世界战争的发生。
而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也深刻感受到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层面发生的实质变化，卢森堡最初并没有使用“帝国主义”一词，而是代之以“世界政策”来描述当时的世界政治特点。卢森堡认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世界政策”不仅体现在殖民战争给被压迫民族国家造成的巨大破坏方面，更体现为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世界市场而逐渐出现的“军国主义”趋势。正如她在1898年所做的《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中就军国主义在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必然性所指出的，“第一，它是正在竞争的‘民族’利益反对其他民族集团的斗争手段;第二，它无论对于金融资本或工业资本都是最重要的投资形式;第三，它是用来反对劳动人民的国内阶级统治的工具”。[25]当然，正是注意到帝国主义在世界政策、殖民主义、军国主义方面所反映出的三位一体的趋势，以及未来世界战争的可能，卢森堡号召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资本主义制度的统治或许还要长久保持下去”，[26]“但是总有一天，丧钟迟早会敲响，为了使我们能在决定性的时刻担负起伟大的任务，全世界无产阶级有必要通过不断的国际行动为这一时刻做好准备”。[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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